國史館 (清朝)

國史館，是清朝的國史修纂及研究機關，以修纂國史、史料整理、史料採集為主要任務。

歷史

非常設時期

國史館原本是非常設機構，曾先後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雍正元年（1723年）、乾隆元年（1736年）開設。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1690年），山東道御史徐樹谷奏請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獲清聖祖批准。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國史館正式開設，地點設在武英殿的東、西廊房。這是清朝修史的開端。大學士王熙充監修總裁官，下設總裁、副總裁、滿漢纂修官、提調、收掌、謄錄、翻譯等等官員。康熙朝，國史館共開設二十多年，主要是為清朝的開國功臣作傳。^[1]

雍正元年十一月（1723年），另派纂修官，重開國史館，以便彌補康熙朝有功諸臣列傳之不足，但是由於建置及工作機制有問題，導致纂修國史的成績不甚理想。^[1]

乾隆元年三月（1736年），議准禮部左侍郎徐元夢之奏請，續修國史。此次主要編撰了太祖至世宗的「五朝本紀」。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五朝國史編成，國史館再度關閉、停止修史。此次國史館開館期間，初步修成了天文志、時憲志、地理志、輿服志、衛志、禮志、樂志、兵志、刑法志、職官志、選舉志、食貨志、河渠志、藝文志等十四志，還編輯了順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九年（1744年）的《皇清奏議》。^[1]

常設時期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高宗再度開設國史館，此後成為常設機構。此次編修正式將列傳納入正史中，並且確立了纂修國史列傳之準則。清高宗提出撰述宗旨是「功過不隱、以備一代信史」，確定了修史的指導原則及國史體例，初步形成督察制，這為國史館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到嘉慶朝，擴大列傳的門類，並且儒林傳、文苑傳等傳的纂修方式取得突破。在全面恢復編撰帝紀、十四志的基礎之上，繼續編撰《皇清奏議》及畫一臣工列傳的工作，國史館還承擔了修撰《大清一統志》的任務。國史館在該時期從人員到機構設置均有大幅增加，體制更趨健全，此為清朝國史館的成熟期。道光之後的各朝，國史館沿襲前朝定製，不間斷地開展各項例行的纂修活動，直到清朝滅亡。^[1]

嘉慶八年諭旨：「我朝列聖相承，均經國史館恭修本紀，敬謹貯藏。伏念皇考高宗純皇帝聖德神功，登三咸五，業於四年春特命纂修實錄，現已進呈。至三十年自應恭修本紀，以垂史冊，著國史館總裁派提調等督率謄錄，就近赴實錄館，將業經進呈之書，照副本鈔寫恪遵編纂，隨時進呈，務於實錄告成後，陸續辦竣。其鈔寫實錄副本，即藏貯國史館，以資考據。至國史館尊藏五朝本紀，尚未裝潢成帙，亦著該館將原本分函裝修謹貯。」嘉慶《昧余書室全集》定本載，嘉慶帝當皇子時，曾經校國史館書。^[2]

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國史館設立，到1912年清朝滅亡，國史館陸續纂修了各朝紀、志、傳、表以及《大清一統志》、《皇清奏議》等史書數十種，形成了修史制度、編纂及管理方法，還有數以萬計的各類檔案。^[1]

1914年春，北京政府國務院呈請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同年3月9日，大總統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批准了國務院的呈請。同年8月，袁世凱派貼身秘書吳璆，攜親筆信赴青島，禮聘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清史館館長。清史館遂正式成立，館址設在紫禁城東華門內，房屋一百餘間，庫房一座（即原來的國史館書庫，後成為清史館書庫），原是清朝國史館和會典館館址。^[3]

國史館在清朝乾隆年間成為常設機構，並非偶然。乾隆朝盛行修書設館。《清宮述聞：正續編合編本》載，「據內閣檔案，乾隆初年，內閣奏報修書各館情形單，除國史館及明史館、實錄館、玉牒館、文穎館、三禮館、一統志館外，復有所謂八旗志書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館、綱目館、增修時憲算書館、硃批諭旨館、八旗上諭館、醫書館、律例館、各部則例館。足征修書設館、乾隆朝最盛。」^[2]

建築

《清宮述聞正編》載，「循文華殿而東南，北向者為內閣大庫、戶部內庫、鑾儀衛內鑾駕庫。循庫左轉而北，為國史館，南向。國史館舊在午門內，後移置於此。」《國朝宮史續編》載，「橋之東，倚城隅南向者為國史館。」^[2]

國史館原來設在熙和門的西南，後來遷到東華門內。《國朝宮史·卷十一·宮殿一·外朝》載，熙和門「西南隅舊為國史館，今為膳房庫。」《欽定大清會典》載，「國史館在東華門內，南向。館旁列書庫，即前此恭修實錄及會典處也。先在熙和門西南，後因實錄館地較寬廣，復移置今處雲。」《清三朝國史館題稿檔》載，康熙二十九年王熙等題，「今纂修三朝（太祖、太宗、世祖）國史，應俟禮部將開館日期選擇，到日於起居注衙門迤北，前修聖訓群房處開館。」可見當時國史館在熙和門西南。康熙時，毛奇齡《雪中入直史館》詩：「誰賜錦貂還左掖，獨騎羸馬上東華。」由此可見似乎此時國史館已遷至東華門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