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
39°54′54″N 116°23′40″E / 39.914975°N 116.394558°E[1]
武英殿,位於紫禁城的前朝西路,和東路的文華殿基本上對稱,興建於明朝紫禁城興建時期。武英殿既是殿本身的名字,也是周邊建築群的總稱。2008年起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2][3][4][5]
歷史
編輯武英殿始建於明朝初期的永樂年間,與紫禁城其他宮殿同時落成。[2][4][6]明朝早期,皇帝齋居、召見大臣都在武英殿,後來則轉到文華殿。崇禎年間,皇后千秋、命婦朝賀儀也在武英殿舉行。明朝在武英殿設待詔,擇選善繪畫者居之。明朝末年,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順政權後,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武英殿舉行即位典禮,但次日便撤離北京。[2][3]
清軍攻入北京後,攝政王多爾袞曾將武英殿作為其理事之所。[2][3]數月後,順治帝入關登基,起初也住在武英殿。[4]清朝初年,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舉辦小型朝賀、賞賜、祭祀等等儀典。康熙八年(1669年),太和殿、乾清宮等大殿維修,康熙帝一度住在武英殿裏。[2][3]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設置「武英殿造辦處」,雍正七年更名為「武英殿修書處」,由監造處、校刊翰林處兩部分組成,掌管刊印、裝潢圖書之事。[7]康熙十九年(1680年),將武英殿左右廊房設為武英殿造辦處(即日後的武英殿修書處),由親王大臣總理,下設監造、主事、筆帖式、總裁、總纂、纂修、協修等30多人,由皇帝與翰林院派充。[2]
康熙四十年(1701年)後,武英殿刊刻了大批圖書,採用銅版雕刻活字以及特製的開化紙印刷,字體工整秀美,繪圖精美,圖書品質很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將從《永樂大典》中摘錄出的138種珍本排字付印,御賜名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世稱「殿本」。道光二十年(1841年)後,武英殿刊書很少,徒有其名。武英殿存而不發之書,向來貯存在敬思殿。嘉慶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敬思殿存書,將其中完好的存書移貯武英殿,殘缺的存書則作價出售,此後敬思殿實際上成為存儲版片之處。[2]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遭遇火災,燒毀正殿、後殿、殿門、東配殿、浴德堂等建築共37間,書籍版片全部焚毀。同年,武英殿建築群獲得重建。[2]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武英殿又進行過大規模整修。[6]
清朝後期,武英殿以西有咸安宮(現為寶蘊樓);武英殿北牆外為方略館,再折而北東向者為回子學、緬子學;回子學、緬子學以北為內務府公署大門。內務府廣儲司設在內務府公署以西,二者隔南北流向的內金水河,果房(果子房)設在廣儲司以南。內務府公署以北,慈寧宮花園以東,設有造辦處;冰窖設在造辦處以東。武英殿南有外瓷器庫。武英殿西南有南薰殿,收藏曆代帝后名臣畫像。南薰殿東面有燈庫,西面有御書處。[8][9]
中華民國成立後,中華民國內務總長朱啟鈐呈請,將奉天及熱河行宮所藏各種寶器運至北京。民國二年(1913年),大總統袁世凱派護軍都統治格負責籌備,並會同清室委員將古物分批運到北京,民國三年(1914年)10月運完。此後又將北京紫禁城的清廷物品擇要併入,成立「古物陳列所」,將武英殿闢為古物陳列所的陳列室及辦公處,於民國三年(1914年)10月10日開始正式對外開放展覽,這是紫禁城首次對公眾開放。為了適合古物陳列所的需要,民國三年(1914年)對外開放前,在中華民國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主持下,重修了武英殿和敬思殿之間的過廊,並在兩殿鑿牆開窗,將原來的木窗全部換成玻璃窗。隨後,在1914年,武英殿內安裝了紫禁城內的首部電話;不久,又安裝了自來水系統以符合消防需要。民國四年(1915年)6月,武英殿以西的寶蘊樓完工,作為古物陳列所的文物庫房。[4][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3月,國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辦公地點設在北海團城的國家文物局機關內,不久遷入武英殿。革命博物館當時推出了如土改、革命運動史、解放台灣等不少配合政治需要的展覽。[11]1957年,對武英殿進行了修繕。[12]1958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北戴河會議決定,在規劃中的天安門廣場東側,興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建築。1959年該建築建成,中國革命博物館從武英殿遷往該建築。[11]此後,武英殿長期不對外開放。[6]國家文物局佔用了武英殿。2002年,國家文物局交流中心從武英殿遷走,武英殿被騰退給故宮博物院。[13]
2001年,故宮博物院開始準備故宮大修,預計至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時全面完成。作為此次大修的試點工程,武英殿古建築修繕工程於2002年至2004年進行,2005年驗收。[14]故宮博物院工程管理處處長張克貴稱,此次修繕前期,進行了勘察設計工作,用一年多時間查找武英殿的歷史資料,開展現場勘察。經過勘察,武英門與武英殿(正殿)、敬思殿(後殿)的木結構和斗拱有不少差異,故推斷武英殿、敬思殿均為同治八年(1869年)大火後重建,而武英門可能未被大火燒毀,所以屬更早期的建築。恆壽齋及西牆外值房的建築年代可推至明朝。根據記載,連接武英殿(正殿)與敬思殿(後殿)的工字廊,清朝乾隆時期尚在,拆除時間不詳,現存的工字廊使用新式人字梁架,應為中華民國時期所加,革命博物館使用時期為佈置展覽又改造了工字廊,在人字梁架上有紅色油漆題記:「一九五四年十月落地從修。」武英門內外檐彩畫應為同治八年復建時繪製的,日本學者在1900年到1901年間拍攝的武英門內景照片上的彩畫與現存彩畫一致。武英殿、敬思殿及東西配殿的彩畫則是修古物陳列所時繪製的。此次修繕中,中華民國時期開鑿的十多扇採光窗獲得保留,外面添加了木製菱花窗;暖風閣也被保留;工字廊的木結構仍是民國時期的人字梁。 [4]
2005年8月27日,在北京參加2005年國際清史研討會的學者們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武英殿迎接的首批參觀者,參觀了在武英殿開展的「盛世文治———清宮盛世典籍文化展」,展品中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也是「殿本」第一次在武英殿展出。2005年10月,故宮博物院80周年院慶期間,武英殿正式對外開放,繼續舉辦「盛世文治———清宮盛世典籍文化展」。[14]根據故宮博物院的規劃,此後武英殿及敬思殿將闢為「繪畫館」,展示中國歷代繪畫及書法;東西兩廡將闢為「典籍館」,展示歷代古籍善本。[6]
2008年4月21日,故宮博物院書畫館在武英殿掛牌開放。2004年,位於保和殿西廡的故宮博物院繪畫館因古建築修繕而關閉,此次書畫館又在武英殿恢復開放,並成為故宮博物院的常設展廳之一。[14]
2008年4月21日起,故宮博物院開始在位於武英殿及敬思殿的故宮博物院書畫館推出「故宮藏曆代書畫展」,作為常設展覽,分批展示故宮博物院館藏的歷代書畫。故宮博物院共有書畫藏品15萬件,數量約佔世界公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的1/4,其中近千件是國家一級文物。故宮博物院將「故宮藏曆代書畫展」設計為系列展覽,每年推出3期,每期為時3個月,冬季休整。每期展出60至70件展品,涵蓋晉、唐、宋、元、明、清歷代書畫。每期展覽均分為三個單元:晉唐宋元為一個單元,明代為一個單元,清代為一個單元。[5]
2008年5月5日,五代時期董源所繪《瀟湘圖卷》絹本畫,在武英殿展出時,遭落地展櫃頂端的空調滴水打濕而受損。故宮博物院對外解釋稱,受損部位位於畫心下部,經鑑定為「未遭受明顯損傷」,經過處理可以恢復。故宮博物院也未作出實質性問責。[15]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故宮博物院曾在凝道殿、煥章殿同時推出臨時展覽「盡善盡美——殿本精華」和「同文之盛——清宮民族語文辭書展」。[16]
武英殿修書處
編輯明朝時,司禮監負責刻書。清朝初年,改由內三院兼理刻書。清朝入關後,內三院撤銷,刻書改由內閣、翰林院、內務府兼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設「武英殿造辦處」,隸屬內務府,兼承編刊書籍等事。該處下設監造處、校對書籍處。監造處下設書作、刷印作、刻字作等等作房;校對書籍處下設提調房、校勘房等等機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將監造處下設的硯作劃歸養心殿造辦處;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將監造處下設的琺瑯作劃歸養心殿造辦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將露房歸併到監造處之下。雍正七年(1729年),武英殿造辦處更名為「武英殿修書處」,並且准予鑄造印記,即「武英殿修書處圖記」,為滿文、漢文合璧的方形陽文印鈐。至此,武英殿修書處正式成為監刊書籍的專設機構。[17]
乾隆九年(1744年),裁撤銅字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撤銷露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增設聚珍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將內務府下設的御書處裁撤,將其原有的刻字、制墨、托裱、墨刻四個作房的官員、工匠共計一百十八人,全部歸併至武英殿修書處。這擴大並加強了武英殿修書處的業務。此後直到清朝滅亡,武英殿修書處的機構再沒有較大變化。[17]
武英殿修書處的主要機構設置如下:
- 監造處[17][7]
- 書作:又稱「作書作」、「裝滿作」。位於武英殿的東南廊房,時稱「東作房」、「南作房」 。書作負責新舊書籍的裝裱、修補等事。書作設有庫掌一人、柏唐阿六人、委署司匠一人、委署領催二人、書匠十四人、齊欄匠四人、合背匠五人、界畫匠六人。另外還有傳用營造司銼書木匠五人。[17]
- 刷印作:位於武英殿群房。負責刷印、齊訂書頁等事。刷印作設庫掌一人、柏唐阿八人、委署司匠一人、委署領催二人、刷書匠四十人,若不夠用,准予外雇。[17]
- 折配作:位於武英殿群房。負責折配書頁、經頁等事。折配作設庫掌、柏唐阿、司匠、領催管理。折配匠人多自外雇。折配作在《大清會典事例》以及武英殿修書處《則例》中,均沒有單獨記載,而是和刷印作合併記載,但實際上二者是分開管理的,這可從雍正以後的武英殿修書處檔案中證實。[17]
- 刻字作:又稱「刻字館」、「寫字局」。負責鈎摹御書、繕寫板樣、刊刻書板等事。刻字作分為宮內、宮外兩個部分。宮內刻字館(即刻字西館)設在武英殿群房。宮外刻字館(即刻字東館)設在東安門外燒酒胡同路北。刻字作內設寫字局、刻字東館、刻字西館;咸豐十年(1860年),又增設了刻字南館,與刻字東館、刻字西館並稱「刻字三館」。光緒年間刊刻清穆宗《聖訓》時,也是在刻字作進行,在若干文稿及檔案上標示有「 城內二修」、「 城外二修」的字樣。「城外」 刊板後,經東華門交往武英殿刷印、裝潢。刻字作設有庫掌、柏唐阿、司匠等人。工匠常設寫字頭目、刻字頭目、刻字匠四到六人。遇到任務,准予外雇。[17]
- 銅字作:負責銅字、銅盤、擺字、刷印書籍等事。銅字作設庫掌一人、柏唐阿二人,擺字匠及刻銅字匠不定額。銅字作創設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後。雍正六年(1728年),《古今圖書集成》書刷完後,銅字作承印其他書籍逐步減少。因年深日久,銅字被盜,管事人害怕受到連累,時值京師銅錢騰貴,故在乾隆九年(1744年)奏准毀字鑄錢。銅字作隨即撤銷。[17]
- 聚珍館:創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位於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是負責用木活字擺印書籍的作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命儒臣校輯《永樂大典》內的散簡零篇以及天下的秘籍,匯成《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五月(1773年),乾隆帝又命館臣從中選「世所罕覯」、「 足資考鏡」 之善本,重行發刻。乾隆三十八年十月(1773年),總理武英殿刻書事務王大臣金簡奏准,用棗木活字套板刷書。乾隆帝認為「活字」不雅,故賜名「 聚珍」。直到嘉慶八年(1803年),共擺印一百三十四種書籍。每種書前都冠有「 武英殿聚珍版」六個字,以及乾隆帝御製「 聚珍版十韻詩」 。後來,又單行擺印八種書籍。嘉慶中期,擺印書籍逐步停止,聚珍館實際成為存貯「聚珍」之庫。直到清末,聚珍館仍然設有供事、收掌等官員、匠役在此聽差,每年還獲撥專款以備用。聚珍館設擺書房、供事辦事值房。設收掌一人、效力墊版收掌三人、擺字供事六人、柏唐阿二十二人、匠役八十九人。嘉慶十七年六月(1812年)定,以柏唐阿之前十二名承辦墊版事務,後十名專管值班。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定,選留效力柏唐阿五人,其餘人員調往他處聽差。直到清朝末年,聚珍館的編制再沒有較大變化。有時,在聚珍館聽差的官員、工匠,也被臨時調往提調處出任監修、監刊等任務。咸豐二年(1852年),調用聚珍館的五名柏唐阿,用三個月清理聚珍木字。[17]
- 御書處:原名「文書館」。順治朝設在西華門內路南。康熙二十九年,改稱「御書處」。道光二十三年,劃歸武英殿修書處。御書處負責拓刻、臨摹皇帝詩文、法帖手跡、造朱墨等等。下設刻字、托裱、制墨、墨刻四個作房。御書處設有庫掌、委署司匠、柏唐阿等官員十二人,匠役一百十八人。同治、光緒年間,仍然存有「墨刻」、「拓刷作」或者「御書處」等等稱謂,這說明上述作房仍保留。[17]
- 其他機構:除了上述機構之外,監造處還下設有檔案房、錢糧房、辦事值房、值宿房、材料房、通行書籍售賣處,以及乾隆二十八年增設的督催房、查核房等行政辦事機構。這些機構分別負責收發書籍、辦理文稿、記錄諭旨、編造奏銷檔冊以及修書事項的督催、夜間值班、物料、工價、飯銀髮放、採買;對開支進行查核、奏銷;發賣通行書籍,掌管書籍、板片庫房等等。設柏唐阿、供事書更等官,但不定額。乾隆十一年定,檔案房設委署庫掌一人,由柏唐阿中選任。[17]
- 校對書籍處:又稱「校勘翰林處」、「翰林處」、「提調處」、「校對處」。位於武英殿浴德堂以及其周圍的群房內。校對書籍處下設提調房、校勘房、辦事值房等。校對書籍處負責校正文字、刊修書籍。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編纂《佩文韻府》,在此開局,康熙帝命翰林詞臣詳校,後來稱為「舊修書處」,實際上是翰林處的前身。雍正三年(1725年)奏准,在此修書翰林等二十七人之中,選留六人備用,其他遣回翰林院。乾隆四年(1739年),因為校刊《十三經》、《廿一史》,又增添詞員。此後,此處的官員漸成定製。校對書籍處設有滿、漢總裁、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官。在此任職的翰林一般屬於三種情況:一是皇帝寵信、學問優長、善於文詞、書法之人;二是因故遭罷官但又長於學識之人;三是內廷供職不合格的翰林,被派至此處學習行走,康熙五十二年十月(1713年),康熙帝諭令大學士等:「翰林官員內,多有不識字義、不能詩文者,此皆教司不勤之故,……。此後,凡修書校書處,著並派庶吉士行走學習。」 [17]
武英殿修書處之官制,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向無定額。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基本形成定製。武英殿修書處設管理王大臣,不定員,由皇帝從滿、漢文武大臣及王公中簡派,品級為正二品,為武英殿修書處的最高領導。監造處設兼攝行走內務府官員二人、正監造員外郎一人、副監造副內管領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六品銜庫掌一人、七品銜庫掌三人(分別食七品、八品俸)、筆帖式四人、委署庫掌六人(食九品俸)、柏唐阿、效力柏唐阿三十八人(食二兩錢糧)、委署司匠二人(食八品俸)、委署領催六人(食三兩錢糧)、蘇拉二人、旗匠二百二十二人、招募匠八人(嘉慶以後裁減至六人)。正、副監造以下官員之升遷,通常由下一級官員中挑補;柏唐阿缺補,則從內務府上三旗的閒散幼丁中輪番選用。翰林處的官員,設滿、漢總裁各一人(從二品),由皇帝自翰林學士中簡派,總理翰林處的一切事務。下設提調二人、總纂二人(大約為從、正四品、五品俸)、纂修十二人、協修十人(大約為從、正七品至九品不等)、承發供事二人、領辦供事六人、收掌二人、筆帖式四人(大約為從九品)、校錄十人、謄錄不定員(月食膏伙銀三兩)、蘇拉八人(食一兩錢糧)。翰林處提調以下官員的任用,先是由總裁提名,會同總理王大臣列名題請。翰林處官員雖然在此任職,但都隸屬原單位。[17]
修書處的主要任務有:[17]
- 校勘、寫刻、刷印、裝潢、修補各類新書以及舊存的古籍。
- 謄錄各類呈覽書冊,鈎摹、刻拓御書以及御製詩文法帖等等。
- 繕寫、刻印除夕、元旦以及皇帝的婚、喪、宴請等的禮節單,還有懋勤殿等處所用的檔冊。
- 繕錄呈覽本時憲書、萬年書鑒、中星更錄、星命須知以及其他零星的任務。
- 採買刊刷書籍需要而內庫無存的各類物料。
- 存貯殿版書、石刻、法帖、墨跡以及各類書板。
- 發售准予通行的各類殿版書。
- 派出界畫等工匠五名,分別常駐懋勤殿、方略館等處聽差,傳辦各類應急活計。
- 每年八月,派員赴文淵閣、文源閣,打掃並晾曬《四庫全書》及修整書籍一次。[17]
監造處和翰林處在完成上述任務的過程中各有分工。監造處負責刊刷、裝演書籍以及支領錢糧、採買、給發物料等等事宜。翰林處負責咨取纂修、校勘書籍等等事宜。凡是更改板上字畫、校正板樣、刊刷部數、裝潢書本式樣、聚珍館添補木字、領取紙張等事宜,翰林處均須行文監造處,由監造處官員下達給各作照辦。嘉慶十七年(1812年),為了簡化辦事流程,重訂了修書章程,改由翰林處直接傳喚各作的工匠辦事,但是需要立檔給監造處備查。凡屬於刷印、修改正本等項事宜,翰林處還需要派柏唐阿等員會同監造處派出的供事一起監修、監刊、監刷。書籍裝潢完成,經總理王大臣審閱、復校後方可以呈送皇帝。每月初五日前,將承刊書籍的完成情況報送內閣稽察欽奉上諭處一次;每季度還需報送一次,並且附有已完、未完書目以及未完的原由;稽察欽奉上諭處將上述情況匯奏皇帝。[17]
建築
編輯武英殿位於外朝熙和門以西。武英殿建築群中的武英門、武英殿、敬思殿坐落在1.5米高的台基上。[3][2]武英殿建築群由武英門、武英殿、敬思殿、凝道殿、煥章殿、恆壽齋、浴德堂等建築組成。武英殿前左右共有廊房63間。[2]根據對武英殿建築群木構件樹種的分析可知,恆壽齋和井亭是武英殿幾次大火之後僅存的建築,保留了明朝建造時選材的歷史信息。[18]
- 石獅:1970年代「文革」時期,包括字畫、瓷器、玉器和石刻石獅等一大批文物都被存放在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倉庫,後來有人準備將這批東西出口國外,被海關查獲,轉交故宮博物院保存。其中的石獅的大部分暫存熙和門後,放了數十年。在石獅運進紫禁城時,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從中選出一對高大且缺損較少的石獅放置在武英門石橋南兩側,同時在武英門三開門的中間門紅門框下也放置了一對1米多高的石獅。這兩對石獅在21世紀初被搬走[19]。
- 武英門前三座橋:位於武英門正南側,是三座並列的南北向石橋,橫跨內金水河。
- 武英門:面闊五間(30.4米),進深二間(11.7米),黃琉璃瓦單檐歇山頂,武英門以北有一條帶欄杆的甬路連接正殿武英殿。[3]武英門東、西兩側各有值房(廊房),頂覆黃琉璃瓦。[18]
- 武英殿:是整個武英殿建築群的正殿,面闊五間(33.4米),進深三間,黃琉璃瓦單檐歇山頂,單翹重昂斗拱,金龍和璽彩畫。正間開有六扇門,次間和盡間是四扇窗。武英殿前出月台,有甬路通往武英門。[3]
- 敬思殿:為後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黃琉璃瓦單檐歇山頂,單翹單昂斗拱,形制與正殿相同,但進深稍淺。該殿與正殿同在一個「工」字形台基上。兩殿中間有三間的封閉的廊道相連,廊道為中華民國時期加建。[3]
- 恆壽齋:位於武英殿建築群的東北角,頂覆黃琉璃瓦。[3][2]清朝時,此處為繕校《四庫全書》諸臣值房。[20]
- 浴德堂:位於武英殿院內西北平台上,地處敬思殿西側。該堂的名稱源自《禮記·儒行》中的「儒有澡身而浴德。」該堂為清朝詞臣校書的值房,專司刊刻、裝潢圖書等等事宜。浴德堂坐北朝南,面闊三間,黃琉璃瓦卷棚歇山頂,後檐靠西側接抱廈兩間。浴德堂後偏西有北房,面闊兩間,黃琉璃瓦卷棚硬山頂。浴德堂東次間後檐辟門,接有磚砌拱券通道,通往後室,通道曲折如同曲尺。後室平面呈方形,上覆穹頂,建築帶有阿拉伯式風格。後室內四壁至頂均貼有素白琉璃面磚,頂部開有一圓窗,後牆築有鐵製壁爐以供燒水用。後室外有鍋台,西側有井亭1座(見下文),懸石槽引水入鍋,燒水獲得的蒸氣通入後室內。據考證,這座小室是元朝宮城內遺存的土耳其浴室,相傳明朝曾作為皇帝齋祓處。清朝在武英殿設御書處,該室遂改為蒸紙處,用來蒸熏印刷圖書時所用的紙張。 [2][21]
- 井亭:位於浴德堂西北,武英殿建築群西牆外的最北端,頂覆黃琉璃瓦。[2][4]
- 值房:位於武英殿建築群西牆外,頂覆灰色筒瓦。 [4]
相關條目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google地圖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武英殿,故宫博物院,于2013-10-12查阅. [2013-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3).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武英殿,中国园林网,2006-4-20. [2010-09-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01).
- ^ 4.0 4.1 4.2 4.3 4.4 4.5 4.6 故宫武英殿大修近日完工,新华网,2005-11-21. [2013-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3).
- ^ 5.0 5.1 一览千年的故宫武英殿书画,中国经济网,2012-08-21. [2013-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3).
- ^ 6.0 6.1 6.2 6.3 故宫武英殿半世纪来首次开门迎客,国际在线,2005-08-29. [2013-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7).
- ^ 7.0 7.1 向功晏,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印經過,圖書館雜誌1986年02期
- ^ 冯印淙,紫禁城宫殿:故宫外朝两侧建筑群,人民网,2006年04月14日. [2013年10月12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年11月5日).
- ^ 清宮述聞:正續編合編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344-404頁
- ^ 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0頁
- ^ 11.0 11.1 百年国博折射中国公共收藏史,人民网,2012年05月03日. [2013年10月12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年10月14日).
- ^ “文革”中谁保护了故宫?,新华网,2007年01月22日. [2013年10月18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年10月16日).
- ^ 蔡武在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山东文化网,2011-05-23. [2013-10-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9).
- ^ 14.0 14.1 14.2 故宫博物院书画馆开放,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3日. [2013年10月12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年10月13日).
- ^ 故宫蒙尘 中国头号文化遗产所托非人,搜狐,2011年08月08日. [2013年10月27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年4月17日).
- ^ 借奥运契机 展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产业网,2008-07-28. [2013-10-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29).
- ^ 17.00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7.13 17.14 17.15 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01期
- ^ 18.0 18.1 18.2 18.3 「故宮古建築木構件樹種配置模式研究」課題組,故宮武英殿建築群木構件樹種及其配置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4期
- ^ 梁欣立. 北京古狮. 中國圖書館出版社. 2007年.
- ^ 清宮述聞:正續編合編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341頁
- ^ 浴德堂,故宫博物院,于2013-10-12查阅. [2013-1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4).
延伸閱讀
編輯- 黃希明,紫禁城內武英殿,紫禁城2005年1期
- 段勇,武英殿與古物陳列所,紫禁城2005年1期
- 朱賽虹,武英殿刻書數量的文獻調查及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3期
- 方裕瑾,武英殿各殿座晚清修繕諸作述略,中國紫禁城學會學術論文集(第一輯),1997年
- 翁連溪,清宮內務府刻書處——武英殿,紫禁城1992年2期
- 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1期
- 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清代宮史探微1991年7月
- 單士元,故宮武英殿浴德堂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
- 茹競華,三大殿的左輔右弼,紫禁城1984年5期
- 謝國禎,從清武英殿版談到揚州詩局的刻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