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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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編輯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底,上海失陷之後,蘇南從丹陽到蘇州、常熟、太倉,普遍建立人民抗日自衛隊。 1939年5月1日,新四軍六團團長葉飛(化名葉琛)、副團長吳焜(化名吳克剛)率部離開茅山東進,在武進戴溪橋地區與「江南抗日義勇軍」三路會合,組成「江抗」總指揮部,梅光迪任總指揮,葉飛、何克希任副總指揮,喬信明任參謀長,劉飛任政治部主任。六團改稱「江抗」二路番號。6月24日「江抗」二路夜襲京滬鐵路滸墅關車站,殲滅日軍一個小隊二十餘人,破路毀橋。7月23日,廖政國率「江抗」二路奔襲上海西郊虹橋機場。9月,「江抗」二路西撤,行至江陰馬鎮顧山南麓遭遭忠義救國軍第五、第六支隊和第十支隊側擊,六團副團長吳焜犧牲,「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左胸中彈身負重傷。10月26日,「江抗」二路西撤到揚中休整。10月底在西石橋與管文蔚率領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挺進縱隊」合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簡稱挺縱),管文蔚任司令員,葉飛任副司令,下轄四個團:
- 「江抗」二路改編為一團,團長喬信明,副團長劉先勝,參謀長廖政國,政治處主任李一平;
- 「江抗」三路改編為二團,團長徐緒奎,政委何克希,參謀長廖昌金,政治主任楊浩廬;
- 「挺縱」一、四支隊合編為三團,團長梅嘉生,參謀長張福前,政治主任胡文杰;
- 「挺縱」二、三支隊合編為四團,團長韋永義,參謀長焦勇,政治主任鮑志椿。
新四軍挺進縱隊北上渡江開闢蘇皖抗日根據地。
「江抗」二路西撤後,留下的後方醫院在常熟陽澄湖蕩中堅持,附近西董家浜的抗日群眾為掩護後方醫院要求傷病員不能生煙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常熟縣委通過董家浜西南梅村的秘密交通站東來茶館老闆胡廣興和其侄子胡小龍,接應救護傷病員,傳遞情報和上級指示,並提供食物和藥品。醫務工作和有新四軍老六團的紅軍幹部林震、梁玉貴,上海黨組織介紹參加新四軍的盛立、張賢、趙熙、張力等和當地參軍的二十多名護理人員;一百多名傷病員包括劉飛(紅四方面軍紅四軍師政治部主任、「江抗」政治部主任)、閩東紅軍夏光(新四軍老六團作戰參謀、江抗五路司令)、黃烽(老六團政治處總支書記,患瘧疾住院)、吳立夏、張世萬、葉克守、葉誠忠、何雲(何彭福)、黃德清、周常青、巫中、潘阿興、王加錫、謝錫生等,蘇南紅十三軍匯入「江抗」東路地區及常熟「民抗」的趙阿山和吳有民等。
1939年10月初,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派遣「江抗」五路政治部主任張志強到陽澄湖後方醫院,傳達「江抗」主力首要任務是北上渡江開闢蘇皖、蘇北,捎話給劉飛組織傷病員和當地民眾武裝恢復東路抗日游擊。1939年10月中旬,陳毅派原常熟「民抗」政治處主任、「江抗」三路政治處主任楊浩廬帶領「民抗」調出的陳岳章、張夢瑩和章鐵民三名營連級幹部找到回江陰縣委工作的張志強,一行輾轉到常熟陸巷向劉飛和夏光,並在東塘市一帶堅持鬥爭的地方黨的張英、李建模、任天石、蔡悲鴻、翁迪民等人傳達指示:「江抗主力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西移待命;留在東路的部隊人員要配合地方黨,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鬥爭」。鑑於劉飛重傷傷情惡化,無法行動,劉飛推薦已康復且有戰鬥經驗的夏光出任江抗東路司令員。在常熟東塘市以西三里的華陽村東土地堂破祠堂,舉行了後方醫院與地方黨聯繫會議,聽取楊浩廬傳達。當時在上海的江蘇省委領導下的東路特委書記林楓因病未參加會議,由東路特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張英主持會議,與會的還有夏光、楊浩廬、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民抗參謀長薛惠民、常熟縣委書記李建模、吳縣縣委書記翁迪民、江抗東塘市辦事處主任蔡悲鴻等七人。會議決定,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新江抗」),司令夏光,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楊浩廬,政治處副主任黃烽。統一戰線出發,陽澄湖地區游雜武裝胡肇漢為新江抗副司令仍保持其部隊的相對獨立性,委任常熟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祿為參謀長。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參謀長薛惠民,被稱作「老天部隊」。
1939年11月6日,新江抗在東塘市附近正式,地方黨和做民運工作的20多人之外,只有一個特務排,這就是傷愈出院的「三十六傷員」。後方醫院陸續出院的傷病員很快把特務排發展到一個連,即「沙家浜連」,連長吳立夏。
1940年初,「新江抗」發展到四個連隊總兵力四百人:
- 特務連:連長吳立夏
- 獨立二大隊:殷玉如
- 民抗一連
- 省保四團三營一連
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橫涇附近的北橋伏擊了日軍,擊毀敵汽艇一艘。
1940年2月,陳毅派吳仲超(化名吳鏗),何克希(化名王耑)到東路。新江抗調整了領導班子,何克希任司令員,吳仲超任政治委員,楊浩廬任副司令員兼政治部主任,夏光任參謀長。黃烽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東路編成第二支隊,陳挺任支隊長。
1940年4月譚震林一行8人到東路。成立了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並擔任書記,江抗東路司令部更名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並任司令兼政委。
1940年11月6日,「新民抗」成立一周年大會上,增設縱隊(相當於團級)序列,共三千餘人:
- 原一、五支隊合編為一縱隊,司令夏光,政委劉飛;
- 原二、六支隊合編為二縱隊,司令陳挺,政治主任張鏖;
- 原三、四支隊合編為三縱隊,司令朱長青,政委溫玉成。
經過一年發展,1941年3月新「江抗」整編為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時,部隊發展到四千六百多人。其中從上海下鄉參軍的學生、工人、店員超過1000人,有大批工程技術與較高文化的人員。1941年9月,大規模「清鄉」壓迫下,新四軍十八旅北渡長江轉戰高(郵)寶(應)江(都)。第52團後來發展為第20軍第59師第175團、第177團。
本劇歷史
編輯1957年,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劉飛在浙江莫干山療養時,完成了描寫陽澄湖戰鬥經歷的8萬字口述回憶錄《火種》,並囑託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新華社隨軍記者,後任第20軍第59師文化科副科長的崔左夫到蘇南收集蘇南地區抗戰史料,在陽澄湖畔深入採訪後寫成了《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個新四軍傷病員鬥爭紀實》。
1959年上海人民滬劇團資深編劇文牧根據《血染着的姓名》改編滬劇《碧水紅旗》。隨後文牧、陳榮蘭(滬劇團書記),還有滬劇表演藝術家丁是娥等到華東醫院看望住院的劉飛,受劉飛《火種》回憶錄之名的啟發,將原劇名《碧水紅旗》更改為《蘆蕩火種》。
1960年的五六月間,劉飛安排《蘆蕩火種》劇組的60餘人前往浙江餘杭到陽澄湖原型部隊體驗生活。1960年11月27日首演在杭州勝利劇院,隨後到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好評如潮,九個月連續演出了三百七十多場,觀眾達五十六萬人次之多。
1963年12月22日,《蘆蕩火種》劇組應北京市委邀請赴京演出。《人民日報》發表了《喜看滬劇<蘆蕩火種>》。北京市委決定把《蘆蕩火種》和《杜鵑山》改編為京劇,由北京京劇團著名作家汪曾祺、楊毓珉、肖甲、薛恩厚執筆,北京京劇團副團長、導演肖甲曾到上海專門了解作品、作者相關背景,受到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的接待。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還邀請上海滬劇團來京演出,安排北京京劇團演員連看兩場,並與滬劇團舉辦過一次座談會[1]。
1964年3月11日,彭真和負責會演的中宣部領導林默涵觀看了綵排,當即批准公演,3月31日首演,4月5日電視台轉播,7日中央電視台播出全劇錄音。在北京工人俱樂部連演了四十五場,場場爆滿。《北京日報》發表社論,讚揚京劇《蘆蕩火種》(阿慶嫂由趙燕俠扮演)是「既成功地表現了現代革命鬥爭生活,又不失傳統京劇的濃郁韻味,是京劇表現現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嘗試。」
1964年7月23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的演出,毛澤東說:戲是好的,胡傳魁、阿慶嫂、刁德一人物刻畫得好;並提出幾點建議,指出要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強調用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打進去(新四軍喬裝吹鼓手混入婚禮改為直接用武力衝進去);在談到戲名問題時,毛澤東幽默地說:蘆蕩里都是水,革命火種怎麼能燎原呢……故事發生在沙家浜,中國有許多戲用地名為戲名,我看這齣戲就叫《沙家浜》吧。於是,京劇《蘆蕩火種》更名為《沙家浜》。
故事情節
編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江蘇常熟市郊區陽澄湖畔沙家浜的一批新四軍傷病員在郭建光的帶領下潛伏下來養傷。中共地下黨員「春來茶館」老闆娘阿慶嫂在淞滬會戰期間掩護過地方武裝頭目胡傳魁。胡傳魁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從日本留學歸國的當地鄉紳子弟刁德一是日本、重慶國民政府的雙重間諜。他當了胡傳魁的參謀長之後終於說服了胡傳魁的「忠義救國軍」投靠了日本人。在阿慶嫂的情報幫助下,養傷復原的新四軍襲擊了在刁德一家中納妾的胡傳魁,俘虜了胡傳魁、刁德一和日本大佐黑田及其翻譯。
場次
編輯- 第一場:接應;
- 第二場:轉移;
- 第三場:勾結;
- 第四場:智斗;
- 第五場:堅持;
- 第六場:授計;
- 第七場:斥敵;
- 第八場:奔襲;
- 第九場:突破;
- 第十場:聚殲。
京劇主要演員(含樂隊)
編輯其他藝術形式
編輯中國粵劇電影
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春電影製片廠1974年出品粵劇電影《沙家浜》。
主要演員:
香港國語電影
編輯香港「鳳凰影業公司」出品國語文藝片《沙家浜殲敵記》(1968年10月24日公映)。
主要演員:
交響音樂《沙家浜》
編輯以京劇《沙家浜》為主題的交響樂,由中央樂團創作演出,李德倫指揮,以音樂會方式呈現。和京劇《沙家浜》並列最早的8個樣板戲。
現況
編輯外部連結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陳徒手,《蘆蕩火種》的幕後風雲,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