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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安全

人类安全（英语：Human security） 是个理解全球社会脆弱性（英语：social vulnerability）的新兴范式，它与对国家安全的传统概念相对，认为实现安全的保障对象应该是人，而非保障国家层面。人类安全展示人为中心的多学科安全理解，涉及多方面的研究，包括发展研究、国际关系、策略管理研究及人权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被认为是人类安全领域的里程碑出版物，它争论保障所有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处理全球不安全的最佳方法[2]。

批评者认为这概念过分模糊性破坏了其有效性[3] ，它并不多于活动家为了促进某些事物而提倡的概念，它并没有帮助研究团体理解安全的意思，也无助于决策者制定善政[4]。相对地，其他学者认为人类安全应该扩大它的概念以涵盖军事安全：“换句话说，如果这称为‘人类安全’的东西核心概念是‘人’，那就应该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类的状态问题。这样人类安全就不会只作为军事安全或国家安全等较硬核领域的一种模糊不定的附加物”[5]。

为了让人类安全挑战全球不平等，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对全球健康发展作出协力，但是国家利益持续地盖过人民利益。例如，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三个D”因强调国防忽略发展而受到批评[6]。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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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安全被提及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多个因素趋同而成的结果。这些发现对新现实主义在国家安全的支配地位、“相互保证毁灭”及以军事安全为主导等概念产生挑战。那时候为了寻找解决方法，曾短暂地采取了更广泛的安全概念。越趋迅速的全球化发展步伐、尝试透过华盛顿共识建立自由主义国家却失败、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减少、民主化传播和巩固以指数级增长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这些情况的出现也提供了对于“发展”及“安全”概念重新思考的空间。

同一时间，非洲，亚洲和欧洲（巴尔干）的内部暴力冲突次数增加，导致国家及国际安全概念无法有效反映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挑战。同时新自由主义形成多个发展模式，尤其是在非洲及处理新的复杂威胁（例如艾滋病及气候变化）中可以看到较多应用。这让我们更明显地看到国际组织及国家的组织方式无法以综合方式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作为推广人类安全的一个主要指标，个人化概念的发展很视乎于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面对国家政治的威胁时的处理手法的演变。研究分析的最主要焦点是是联合国宪章、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及之后1966年的国际人权法案、与特定罪行有关的公约（例如种族灭绝）及特定群体的权利（例如女性、种族群体及难民）[7]。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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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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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赫布卜·乌·哈格（英语：Mahbub ul Haq）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促使人类安全的概念引起了全球关注，并对联合国1995年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英语：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做成影响。该报告提出了人类安全的定义，认为全球安全的范围应扩大至包含“七个领域的威胁”：

 
上了颜色的世界地图显示了各地国截止2008年人类发展指数。
 
2003年的地图
  • 经济保障 – 经济保障（英语：Economic security）需要对个人给予一笔保障性基本收入，通常来自生产或报酬性质的工作，或作为最后措施，来自一个公共财政的保护网。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具有经济保障。经济保障问题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峻，但在已发展国家也有一些担忧。失业问题是导致政局紧张及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
  • 粮食安全 – 粮食安全需要所有民众不论何时，也有在物理上及经济上获取基本食物的途径。根据联合国，粮食的整体充足性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往往在于不良的粮食分配及欠缺购买力。在过去，粮食安全问题在国家及国际层面上也有一些处理措施，但是它们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根据联合国，问题的关键是与获得资产，工作和保证收入有关（和经济保障有关）。
  • 健康保障 – 健康保障旨在确保一个面对疾病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影响的最低安全保障。在发展中国家，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传染病及寄生虫病。在今天，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是全球首要的致命原因，有80%因慢性疾病而死亡的案例发生于低及中收入国家[8]。根据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及工业国家，健康威胁在农村贫困人口通常较严重，特别是儿童。这是由于营养不良及卫生医疗服务、干净的食水及其他基本需要的途径不充足。
  • 环境安全 – 环境安全（英语：Environmental security）旨在保障人们免受短期及长期中大自然灾难、自然的人为威胁及自然环境退化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缺乏获得清洁的水源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环境威胁。在工业国家，空气污染是主要的威胁。由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是另一个环境安全问题（英语：environmental peacebuilding）。
  • 个人安全 – 个人安全（英语：Personal security）旨在保护民众免受暴力，无论来自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来自个人或次国家行为者，来自家庭暴力或者掠夺性成人[注 1]。对很多人来说，最主要的焦虑来源是罪行，尤其是暴力罪行。
  • 社区保障 – 社区保障保护人民免受传统关系及价值的损失，以及免受于宗派和种族暴力。传统的社区，尤其是占小数的族群往往会受到威胁。大约世界一半的国家也曾经经历一些种族冲突。联合国宣称1993年为“世界土著人国际年”，以强调70个国家的3千万土著人的脆弱性仍然持续，他们面临着不断扩大的暴力漩涡。
  • 政治保障 – 政治保障（英语：政治保障） 考虑的是人们的社区是否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一项调查，政治迫害、有系统性的酷刑、虐待、强迫失踪仍然在110个国家实行。人权上的侵犯最常见于政治动荡的时期。除了压制个人和团体，政府也可能会尝试控制思想及信息的传递。

自此以后，人类安全就从关键国际发展组织得到更多的关注，例如世界银行。赫布卜以及其他人跟踪着人类安全理念在国际组织的演变，认为该概念自1994年以来已以得到采用并转化为切合组织的利益的措施[9]。

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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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世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七个领域的威胁的每一个领也能获得全球关注及足够的和资源。至于这个人类安全议程应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带动了两个对于人类安全的最佳实践方案的主要思想流派出现——免于恐惧的自由及免于匮乏的自由。1994年的报告最先的提出人类安全需要对免于恐惧的自由及免于匮乏的自由作出关注，其后对于恰当的保障范畴（例如应该保护个人免受哪些威胁）以及恰当的应对机制出现很多不同的见解。

  • 免于恐惧的自由 – 这个流派试图将人类安全集中对保障个人免受暴力冲突的实践，并承认这些暴力威胁对贫穷、缺乏国家能力及其他不平等的形式有密切关系[10]。他们认为将焦点集中在暴力威胁是一个现实及可管理的途径。紧急援助，预防和解决冲突，建立和平是这种方法的主要关注点。作为例子之一，加拿大是禁止地雷及采纳“免于恐惧的自由”议题的重要角色，它将这些议题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狭窄”方法能否真的能保证得到更有收获的结果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例如，达尔富尔的冲突中，“保护责任”作为免于恐惧的自由议题的关键部分，它的效用多次受到质疑。
  • 免于匮乏的自由 – 这个流派提倡一个达至人类安全的整体方法，认为威胁的议题应该扩阔至包含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因为它们是人类的不安全感的根源[1]。受影响而致死的人类比起因战争、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致死人数总和更多[10] 。与“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同，它的关注点超越暴力威胁之外，重视于发展相关的目标。

虽然它们之间有差异但这两个达致人类安全的途径可以理解为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10]。这方面的观点包括：

  •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其中形容“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基要及全世界适用的自由中的第三项，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是第四项。
  • 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视“免于匮乏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同等重要的考虑事项。此外，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亦呼吁世界关注这两个议题。
  • 素林·比素万，现时的pp东南亚国家联盟]]副秘书长引述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 ）及侯姆（Houme）等理论，并得出“人类安全是组织一个国家最初始的首要目的”的结论。他留意到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它在“复兴这个概念”，并认为报告的作者在没有字面上直接列明下暗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与传统概念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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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

自1900年代早期创立以来，思考家已开始使用人类安全这用语，希望将安全的专注点由传统的以国家为主导转移至保护及发展社会中的人类[7][11]。 人类安全以挑战传统安全概念的形式冒起，但人类及传统或国家安全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观念。有人争论，没有人类安全，就无法实现传统的国家安全，反之亦然。[10]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

传统概念的安全是关乎一个国家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传统安全（有时称为国家安全）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就是国际安全主导思想，由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英语：Lib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这些学说的一个基础特性是他们专注于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

下表对比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四个差异：

传统概念安全 人类安全
保障对象 传统安全的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所需而设。其他利益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传统安全保护国家的边境、人民、制度和价值观。 人类安全以人为中心。它的专注转为保护个人。个人的健康幸福及处理普罗大众面对的威胁是重要层面。
范畴 传统安全谋求保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沃尔特·李普曼将国家安全解释为国家阻止或战胜攻击的能力。[12]。它利用威慑策略来维系国家的完整性以及保护领土免受外来威胁。 除了保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略之外，人类安全将范畴扩展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威胁，包括环境污染、传染病、经济剥夺。
角色 国家是唯一的角色。决策权力只属于中央集权的政府。传统安全假切一个主权国家运动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因此没有国际政体执行任何的国际行为法则。 人类安全的实现不单单涉及政府，还包括不同角色作出更广泛的参与[13]。这些角色包括区域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
手段 传统安全倚靠军事防御来建立及累积国力。常采取的形式包括武装竞赛、战略同盟及战略边界等。 人类安全不只保护，还会赋权给人民及社会作为保障措施。人民通过识别威胁及实施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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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多恩（Walter Dorn）提出了数个批评。他特别质问，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否真的如声称的一样出现重大偏离。他认为国际社会自1860年代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来已经有顾及人类安全所提出的观点。斯图尔特·戈登（Stuart Gordon）认为加拿大作为人类安全的拥戴者，在许多方面只是套用了人类安全的语调来重新推出其传统的皮尔逊主义外交政策。多恩也质问了“既然人类安全议程中的所有提倡的内容在该概念出现之前就已推行”，该概念是否真的有需要存在。最后他指出这个概念可能适得其反。为了对抗“联合国几乎无限制的干预主义”，一些国家政府可能会迫害“他们的人民直至产生奴性”。

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和 迪伊潘·巴苏·雷（Deepayan Basu Ray）在他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表明人类安全的主要批评包括：人类安全没有定明研究界限，因此任何东西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对安全的威胁，这导致组建政策变得几乎不可能；人类安全，当广泛至包含气候变化及健康等议题时，令到国际机制决定策略及采取行动变得复杂；人类安全具有招引军事涉及一些原本最好由非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的风险；人类安全或许会引起人们联合国能解决一些它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期望。

其他的作者，例如罗兰巴黎（Roland Paris），认为人类安全其实是“现实主义、传统、基于国家、基于利益的方法”和“新的，自由世界主义，基于领土的，基于价值的专注个人需要”之间的中央斗争，它并没有全然对安全辩论的基础产生转变，相反地他认为人类安全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严重夸大了。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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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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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predatory adults，指惯常地实施性侵犯及暴力行为的成年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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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 ^ America's Climate Choices: Panel on 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hapter 16. Na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 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0: 389 [16 April 2012]. doi:10.17226/127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06）. Footnote 1 - Human security is defined as freedom from violent conflict and physical want (see Khagram and Ali [2006] for one recent review and synthesis). 
  3. ^ Paris, Roland (2001): Human Security -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87-102.onli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4. ^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ll definitions, critiques and counter-critiques, see Tadjbakhsh, Shahrbanou & Chenoy, Anuradha M.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5. ^ James, Paul. Human Security as a Left-Over of Military Security, or as Integral to the Human Condition. Paul Bacon and Christopher Hobson (编). Human Security and Japan's Triple Disaster. London: Routledge. 2014: 73. 
  6. ^ Spiegel, Jerry M.; Huish, Robert. Canadian foreign aid for global health: Human security opportunity lost.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January 2009, 15 (3): 60–84. ISSN 1192-6422. doi:10.1080/11926422.2009.9673492 （英语）. 
  7. ^ 7.0 7.1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773/g-john-ikenberry/human-security-and-the-un-a-critical-histor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hronic Diseases" http://www.who.int/topics/chronic_diseases/e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9. ^ S. Tadjbakhsh, "Human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lessing or Scourge?", The Human Security Journal, Volume 4, Summer 200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0. ^ 10.0 10.1 10.2 10.3 Human Security Centre. “What is Human Security.” Retrieved on 19 April 2008 from http://www.humansecurityreport.info/index.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24&itemid=5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1. ^ Arcudi, Giovanni (2006). “La sécurité entre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1, No. 125, pp. 97-109. ISSN 0335-2013, DOI 10.3917/ri.125.009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2. ^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Boston, 1943), p.51
  13. ^ Jeong Ho-Won (undated): Human Security and Conflic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onli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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