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顾问团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德国协助中华民国的军事顾问团。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8年开始，一直到1938法肯豪森将军被召回德国为止，在中国协助蒋中正进行德国军火买卖相关事宜及军队现代化的顾问团。第二阶段则是指战后西德协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训练军官的“明德专案”，始于1963年，终于1975年。

德国军事顾问团（1928-1938）

1928年，德国计划把鲁登道夫与几位出名将领派到中国，协助中国国民党重整国民革命军，但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以及将领非常知名、不宜受聘于人，故改派退役校级军官以“工业顾问”身份担任，而非“军事顾问”^[1]。

第1任总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1928年11月至1929年5月在华，由于《凡尔赛条约》等因素，这段时期表面是以经济顾问而非军事顾问名义来华，主要贡献也是在军火生产及买卖上，他最终在参与蒋桂战争期间因感染天花死于中国。在第2任总顾问到来前，由赫尔曼·柯利伯尔中校代理总顾问，由1929年5月至1930年5月。^[2]

第2任总顾问为乔治·魏泽尔（佛采尔）中将^{[注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30年5月至1934年4月在华，他同时也参与了中原大战及第五次剿共战争。^[2]

第3任总顾问为汉斯·冯·塞克特上将，1934年5月至1935年3月在华，他被誉为德意志国防军之父，虽然来华不到一年，但在他任内仍奠定了不少国军现代化的基础，如倡议建立德械化的教导总队等，但因健康因素，在推荐法肯豪森作为他的下任顾问后离华，并于隔年过世。^[2]

第4任同时也是最后一任总顾问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1935年3月至1938年7月在华，他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加速进行了中央军的德械化，并在抗日战争初期大力协助蒋中正在对日战略、战术上的部署，他所留下的战略部署如影响在离华后仍持续发生作用。^[2]

上校总顾问马克斯·鲍尔
上校代总顾问赫尔曼·克礼拜尔
中将总顾问乔治·魏泽尔^{[注 1]}
上将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
上将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级职	译名^[2]	原名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上校总顾问	马克斯·鲍尔	Max Hermann Bauer	民国17年(1928年)11月	民国18年(1929)年4月
上校代总顾问	赫尔曼·克礼拜尔	Hermann Kriebel	民国18年(1929年)4月	民国19年(1930年)5月
中将总顾问	乔治·魏泽尔	Georg Wetzell	民国19年(1930年)5月	民国23年(1934年)4月
上将总顾问	汉斯·冯·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	民国23年(1934年)5月	民国24年(1935年)3月
上将总顾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民国24年(1935年)3月	民国27年(1938年)7月

1938年6月27日，纳粹德国外交部严令在华的全部德籍军事顾问一律停止活动，立即离开中国，否则视为叛国。1938年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借道香港归国。

明德专案（1963-1975）

“明德专案连络人室”简称“明德小组”（德语：Ming-teh-Gruppe），成立于1963年7月2日，1975年12月31日解散，共历时12年半。当时在台已有美军顾问团及白团两个外国顾问团，明德专案与白团一样是属于非公开的秘密顾问团，主要贡献于对军官之教育，首任顾问为曾历经两次大战，又参与过西德联邦国防军建军的孟泽尔少将。后来又历经若尔丹（Paul Jordan）和考夫曼（Kurt Kauffmann）^{[注 2]}两任顾问。台湾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则为曾留学德国的蒋纬国中将。在明德专案外，另有派军官赴德培训的“培德案”，前后合计共培训了25位军官（前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殷宗文与前陆军总司令李桢林、孟泽尔将军侍从官王玉麒等^[7]）。

注释

^ ^1.0 ^1.1 马文英的1994年德国博士论文将“Georg Wetzell”译名为“佛采尔”；傅宝真在“近代中国杂志社”1997年论文，译名为“乔治·魏泽尔”^[3]^[4]。《俞大维传》并未记载。黄庆秋^[5]、宋启成^[6]^:43，则采取译名为“佛采尔”
^ 参见德国陆军第2装甲旅（德语：Panzerbrigade 2）事略；勿与奥地利政治人物库尔特·考夫曼（德语：Kurt Kaufmann）相混淆。

参考文献

引用

^ 《俞大维传》.作者：李元平;出版社：台湾日报社; 出版日：1992年01月05日，392 页; （繁体中文），0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0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增订版（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2.0 ^2.1 ^2.2 ^2.3 ^2.4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david yule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李曼、魏泽尔、史迪威（Otto Liman von Sanders、Georg Wetzell、Joseph W. Stiwell）：三位在东方具有争议性外国军事顾问的比较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 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
^ Georg Wetzel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国家图书馆
^ 黄庆秋 1969.
^ 宋启成 2012.
^ 王庆伟. 蔣介石曾聘德軍顧問訓練國軍. 世界新闻网-北美华人社区新闻. 美国史丹福: 北美世界日报. May 15, 2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5月22日）（中文）.

来源

黄庆秋. 《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 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 1969-01: 112 [2014-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6）（中文（台湾））. ，gbook
马文英. 《德國軍事顧問團與中德軍火貿易關係的推展》 (pd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23: 133–165 [2013-11-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3-12-03）（中文（台湾））.
王玉麒. 蔣緯國將軍與《明德小組》. 传记文学. 2000, 77 (3): 65–69 [2013-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09）（中文（台湾））.
王玉麒. 歐爾本 - 明德小組的幕後功臣. 传记文学. 2006, 88 (2): 116–120 [2013-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6）（中文（台湾））.
王玉麒, 《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台工作史實（1963-1975）》, 庄威出版社, 2011-05-04, ISBN 978-957-414-654-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中文（台湾））
宋启成. 《盧溝橋事變前德國對華軍援與影響》 (PDF). 国防杂志 (中华民国国防部). 2012年5月, 27 (3): 38–54 [2014-05-24].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4-02-26）（中文（台湾））. 英语：The Impact of German Military Assistance to R.O.C. Prior to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ncl国家图书馆

参见

外部链接

[魏澤爾-佛采爾-7] 1.0 ^1.1 马文英的1994年德国博士论文将“Georg Wetzell”译名为“佛采尔”；傅宝真在“近代中国杂志社”1997年论文，译名为“乔治·魏泽尔”^[3]^[4]。《俞大维传》并未记载。黄庆秋^[5]、宋启成^[6]^:43，则采取译名为“佛采尔”

[8] 参见德国陆军第2装甲旅（德语：Panzerbrigade 2）事略；勿与奥地利政治人物库尔特·考夫曼（德语：Kurt Kaufmann）相混淆。

[1] 《俞大维传》.作者：李元平;出版社：台湾日报社; 出版日：1992年01月05日，392 页; （繁体中文），0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0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增订版（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david_yule-2] 2.0 ^2.1 ^2.2 ^2.3 ^2.4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david yule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3] 李曼、魏泽尔、史迪威（Otto Liman von Sanders、Georg Wetzell、Joseph W. Stiwell）：三位在东方具有争议性外国军事顾问的比较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 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

[4] Georg Wetzel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国家图书馆

[FOOTNOTE黃慶秋1969-5] 黄庆秋 1969.

[FOOTNOTE宋啟成2012-6] 宋启成 2012.

[9] 王庆伟. 蔣介石曾聘德軍顧問訓練國軍. 世界新闻网-北美华人社区新闻. 美国史丹福: 北美世界日报. May 15, 2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5月22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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