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京傳

山東京傳（日語：山東 京伝／さんとう きょうでん ^{Santō Kyōden */?}，1761年9月13日—1816年10月27日），本名岩瀨醒，字伯慶，日本江戶時代後期浮世繪畫家、戲作作者。生於江戶，早年以黃表紙、洒落本創作見長，亦因此一度在寬政改革期間被捕，後轉向讀本、合卷創作及古事考證，成為讀本的代表作者，著有《忠臣水滸傳》、《昔話稻妻表紙》等。

山東京傳 山東京伝
出生	岩瀨醒 1761年9月13日（天明3年） 日本江戶深川（今東京都）
逝世	1816年10月27日(1816歲—10—27)（55歲）（文化13年） 日本江戶
職業	作家、浮世繪畫家、商人
國籍	日本
體裁	黃表紙、合卷、洒落本、讀本、非虛構作品
代表作	《忠臣水滸傳》、《昔話稻妻表紙》、《櫻姬全傳曙草紙》
受影響於	李漁、平賀源內
施影響於	曲亭馬琴、柳亭種彥、式亭三馬

生平

山東京傳原名岩瀨醒，通稱京屋傳藏，出生於江戶深川木場的町人之家，是岩瀨傳左衛門的長子。他早年曾學習三味線，後又向北尾重政學習浮世繪，並在安永7年（1778年）以北尾政演為藝名開始創作浮世繪，為黃表紙作品繪製插圖，並藉此培養了觀察力。與此同時，他也時常流連於吉原游廓，並兩度結婚，而妻子皆為吉原的低級妓女，這些經歷亦為他日後投身戲作創作奠定了基礎。安永9年（1780年），山東京傳開始發表自己的黃表紙作品《娘敵討古鄉錦》、《米饅頭始》，正式步入文壇，1782年《御存商賣物》出版後即受到文人大田南畝好評，他也因此成為江戶小有名氣的戲作家，自《兒子的房間》於1785年問世後，他將創作重心轉向洒落本，並透過《古契三娼》等作品在江戶文壇確立了地位，開始以通俗小說創作為主業。此後，他又通過《時代世話二挺鼓》、《孔子縞於時藍染》等黃表紙作品諷喻政治，批判德川幕府。他的作品也因為契合民眾心理，在江戶城引起了大轟動。

松平定信就任德川幕府老中後，加強對社會風俗的管控，逐步禁止洒落本、黃表紙等文學作品的出版，寬政元年（1789年），山東京傳即因為石部琴好的《黑白水鏡》繪製插圖，遭到當局處罰，寬政2年（1791年），他因出版了《仕懸文庫》、《錦之里》等三部洒落本作品而因此被當局逮捕並被判戴手銬五十天，而出版其作品的出版商蔦屋重三郎過半財產也遭當局沒收。被釋放後，山東京傳轉而開始研究日本國學、人文風俗，而創作戲作為次，同時，他還在京橋開設了百貨商店「京傳店」，兼營菸草販售，後於文化13年（1816年）因胸痛發作逝世，安葬在今東京都墨田區回向院。其兄弟山東京山也是江戶時代的戲作家。

作品

山東京傳的黃表紙作品《心學早染草》中的插畫

江戶時代中後期，李漁的小說戲曲流入日本，與此同時，町人階級在江戶等地逐漸壯大，包括山東京傳在內的一些作家亦受到李漁作品的影響，開始在文學作品中透過近似遊戲的表現手法，間接批判德川幕府的專制統治，形成了以黃表紙、洒落本為代表的戲作文學，這些文學作品在內容上滑稽逗笑、充滿風流情趣，亦迎合町人的閱讀審美取向，而山東京傳則採納洒落本特點創作，並將戲作文學推向高峰，其早年的作品多以花柳街的妓院、妓女為描繪對象，之後便開始如實記述妓女與嫖客纏綿悱惻的故事，在1791年受罰之後，他放棄了洒落本創作，轉向黃表紙、讀本創作及考證古事，而洒落本也因此式微。

山東京傳的代表作是讀本《忠臣水滸傳》，其以施耐庵的《水滸傳》為藍本，模仿翻改而成，該作品融合了日本傳統藝能淨瑠璃與歌舞伎的世界觀，也兼具中國白話小說的特點，在情節及手法上與之類似，體現了日本人對怨靈的崇拜及對武士道的推崇，令其有別於同期日本其他翻改《水滸傳》的作品。之後，他還創作了《櫻姬全傳曙草紙》、《昔話稻妻表紙》、《本朝醉菩提全傳》等讀本作品，其中《昔話稻妻表紙》被後世學者視為他最好的讀本作品，也象徵著讀本創作進入全盛時期，但他在漢文學識方面不敵曲亭馬琴，加之創作內容旨趣枯竭、陳腐，後者最終取代了他，開始引領讀本的創作風潮。

除了各式戲作外，山東京傳也致力於研究江戶時代的人文風俗，並著有《近世奇蹟考》、《大盡舞考證》等紀實作品。他還長於浮世繪，曾師從北尾重政，並以北尾政演為名從事插圖創作，早年作品多見諸戲作，以美人畫、芝居繪著稱，而晚年的作品趨於枯燥無味，以風俗圖為主。他也對浮世繪有獨特的見解，曾編寫《浮世繪原始考》，總結自己對浮世繪歷史演變的理解，亦巧妙地透過插畫廣告，向讀者推廣了自己的產品。

評價

在滑稽本盛行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儒學仍在日本居於文化優勢地位，儒學家們並不接納滑稽本等俚俗的小說作品，因此不少戲作者都懷有「卑下慢」自卑的心理，認為自己的作品實質上無用，山東京傳也不例外，他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表示自己因生計所需，才投身戲作創作。但也有像式亭三馬、柳亭種彥一樣認同並效法山東京傳的作家，他們的創作也令戲作文學得以繼續盛行。

進入明治時期後，式亭三馬的作品開始受到文學評論家的重視，他們認為小說中的好色內容是平民精神的體現，而同時代的英國東方學者威廉·喬治·阿斯頓則在其《日本文學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中指出山東京傳文體簡單易懂，但並不過度考究，也令歐洲讀者容易接受，亦認為山東京傳本人難以擺脫18世紀日本社會的道德標準，肯定了他被幕府懲罰後轉向創作讀本的做法。學者北島正元在《江戶時代》中肯定了他的感知能力及對人性的深入思考，認為其寫作亦因此具有感染力，成為近乎完美的佳作。中國大陸學者劉振瀛則認為其對世態人情的描寫頗為細膩，語言通俗易懂，受到町人的歡迎，卻也認為作品低俗頹廢，難以形成真正的批判力量。還有學者認為山東京傳缺乏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因此在後期難以創作出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