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論 (國際關係)

此條目介紹的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批判理論。關於一般概念中的批判理論，請見「批判理論」。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學派，它們從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立場出發，對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政治中的理論、元理論以及政治現實主義進行了更為廣泛的批判性研究。

批判理論分為實證主義批評和後實證主義批評。實證主義批評包括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以及一些傳統的社會建構主義。後實證主義批評包括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批判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嚴格意義上被法蘭克福學派使用）、新葛蘭西主義、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和一些英國學派的方法，以及非韋伯歷史社會學、國際政治社會學、批判地緣政治學，以及所謂的新唯物主義。這些方法在認識論和本體論前提上都不同於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

發展過程

林克萊特《國家以外的義務：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個人，國家和人性》論文封面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批判理論起源於1980年代在英國和美國產生的新國際關係思潮，其內容來自於法蘭克福學派，這一學派的批判理論和批判社會學起源於馬克思主義。

批判理論真正開始成為國際關係理論思潮中的一部分，是1980年代初期以霍夫曼（Mark Hoffman）、卡克斯（Robert W.Cox）、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為主的英國學者對傳統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正統論的抨擊。林克萊特在《國家以外的義務：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個人，國家和人性》（Obligations beyond the state: the individual, the state and human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中提出了認知論的觀點，認為不能再以經驗科學的傳統看法來處理國際關係與世界政治，而是在知識與價指的關係上來看待國家間的關係。林克萊特認為，「任何有關國際關係的知識和理論，背後都有持論者的企圖和利益，知識不可能與價值一刀切開」實有論或本體論則在認同與分析國際關係的行動者（國家、國際機構）與國際結構（單極、多極、權力平衡、國家利益等）之外，也要留意歷史變遷中社會運動，以及國際政治中控制與排除（第一世界排除第二世界，對第三世界表面上的拉攏、實質上的控制）。認知論與本體論當中早已對規範做出了闡述，國際關係應當討論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與普世的解放，而非分析強權的權力鬥爭與平衡。林克萊特也成為是「批判風暴」中最後一位重要的批判社會理論學者。

基本理論

國際關係中的批判理論建立在對三大正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謬誤發現上，因此並沒有形成一個縝密的成文理論邏輯。然而其基本理念是清晰的，主要體現為對主流話語背後的實證主義、問題解決宗旨、技術崇拜論以及戰略理性的限制與批評。其中主要可以歸類為兩點：

1. 實證主義不能粗暴地移動到國際關係理論中，也不能粗暴地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實證主義就是一般理論中的實證主義。
2. 國際關係不能只針對國家間關係進行研究，還必須關注人性、人道與全人類的解放。
3. 警惕技術決定論對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的破壞性影響。
4. 相比戰略理性，溝通理性更能決定國際關係建設理論。

理論1可以視為對國際關係實證主義的批判，認為實證主義就是一種傳統理論，這種傳統理論採取經驗主義的、歸納法的、二元論的認識論，企圖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到社會研究領域。而批判理論則反對這種二元論，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宣揚理論的實踐性與能動性，具有革命的、主體的自我意識。理論1以麥克斯·霍克海默為代表，霍克海默承認，實證主義曾經在認識論領域產生過積極的社會功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啟蒙運動的本質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今日啟蒙運動」面臨的任務是，適應現存社會向未來社會形態過渡的潮流，歡呼人類將第一次成為一個有意識的主體，並推動自身主動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目前這樣的歷史時期中，真正的理論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正像與理論相應的社會不能稱之為「生產型」的社會一樣。人類的未來依賴於今日對生存所持的批判態度。」批判理論不會完全否定實證主義，但那種不事反思、禁錮思想、將思想與社會割裂、否定思想的實踐性的實證主義顯然是需要限制的。

理論2反映在國際關係領域，是要反思國際關係中的壓迫現象，追問現存世界秩序的起源、實質及其合理性，尋找更加適合人類解放的國際政治實踐模式。以科克斯、阿什利等為代表的國際關係理論家認為，如果完全從奉行實證主義路線的傳統理論那裡尋找答案是沒有結果的。科克斯受到霍克海默關於「傳統理論—批判理論」知識分類的影響，提出了「問題解決理論—批判理論」的分類。批判理論認為，國際關係中的「問題解決理論」宣稱以中立、客觀的態度去進行規律性研究，但脫離意圖和政治目標的理論是不存在的。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國際政治理論》肯定了科學行為主義關於理論的規定，接受了傳統理論使用的主客體區別的二元論認識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自然主義研究方法，並立志建立一種科學的國際政治理論。這種理論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價值中立。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後來也承認理論的檢驗標準既有真實性和證偽性，又有有用性，也就是對維持國際秩序和獲得國際權力有用。

理論3提出了對技術決定論的警告，認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技術正在壓迫實踐，發展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的主導，決定了學者對研究的基本導向。在卡爾的《二十年危機》、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和政治問題》以及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中，政治現實主義都注重歷史的分析、價值研究和定性研究，並不排除和否定道義、偶然性和特殊性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都將科學實證主義分析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對無政府狀態的強調也只是作為整個權力政治研究的一個實踐框架。但在肯尼思·沃爾茲那裡，實證主義、自然主義代替了原有的歷史、價值、反思和實踐關懷，無政府狀態上升為一種物化的國際結構，國家只能在它的統治制約下行事。現實主義主導和解釋下的國際政治理論由此而成為了一種技術統治工具，一種問題解決理論。批判理論對此提出了警告。

理論4認為，代表批判理性的革命主義、代表技術—工具理性的馬克思主義和代表戰略理性的新現實主義處於一個多樣性的理論世界中，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補關係，而不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處於主流地位的新現實主義尤其需要向其他兩者學習，因為其他主義特別是革命主義擁有新現實主義「戰略理性」最缺乏的人類關懷。

參見

• 林克萊特
• 摩根索
• 馬克思主義
• 法蘭克福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