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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作战

五号作战（日语：五号作戦），又名五十一号作战、重庆作战、四川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后期日本陆军预定于1943年春季发动，以攻占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目标的作战。由于1942年下半日军在太平洋战区的需求抽调大批兵力支援、无力实施而中止。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其史上最大规模地面作战——“一号作战”时，日军有了再次进攻重庆的机会，此计划又再度被提起，但最终在1945年1月20日因太平洋战场局势的全面恶化而彻底放弃。

五号作战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日军“五号作战”进攻预想图
规模动用兵力近100万人
行动种类战略攻势
目标 中国四川省重庆市、成都市
实施方大本营、中国派遣军
作战单位中国派遣军
计划者杉山元、田中新一、冈村宁次、安达二十三、田边盛武
指挥者畑俊六、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
开始时间1943年春季，估计作战期间约5个月[1]
结果未执行
1942年12月10日中止
1945年1月后取消

背景 编辑

利用“南方作战”成果打破中国战场的僵局 编辑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已转为持久战，基本停止战略进攻，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然而收效甚微，日军内部普遍认知到若不使用武力则无法使已迁到四川省，以陪都重庆为战时首都的中国国民政府屈服[2]，有人提出应排除万难攻下重庆，并设想在广西梧州附近构筑拦河坝将珠江截流，让军舰得以驶入广西内地，从西南方向打开攻击重庆的途径[3]；也有人提出可在宜昌上游构筑堵塞长江的拦河坝，借此溯江而上攻击重庆[3]。1941年11月27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于南京召开所属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对中国战局的处理方案，便讨论到进攻重庆方面的问题[4]。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提议可经由湖南对重庆发动奇袭作为最后手段，以谋求局部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则表示应以10个师团的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4]。

1941年12月1日，日本决定对英美荷开战，并抽调了驻于中国的4个师团编入南方军序列，中国派遣军也接获指示，应“大体保持现在态势，尤其加强对敌封锁”，也因此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战争爆发后，除了为掩护进攻香港的行动而发动第三次对长沙的攻击外，基本没有大规模行动[4]。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与东南亚的“南方作战”以迅速攻占了马来半岛、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关岛、荷属东印度等地的胜利作结束，这使日本大本营方面认为是对中国采取攻势战略，透过大规模进攻一举击垮国民政府或迫使其投降的机会。1941年12月24日，日军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1942年3月1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裕仁天皇，同样提出希望“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提议“在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以歼灭敌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是使重庆政府进一步丧失统制力，策动其各军分裂、崩溃[5]。

“西安作战”、“四川作战”到“五号作战” 编辑

4月6日，杉山元在视察东南亚战场后的返程经过上海，与畑俊六会面就进攻四川一事进行研究，认为在南方作战取胜、切断中国经由缅甸的对外交通后（例如滇缅公路），应集中兵力对国民政府后方的四川省发动战略进攻。之后，又为进攻四川一事，参谋本部和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又做了几次商讨，4月15日至17日日本国内召开的师团长、军司令官、本土防卫军司令官会议上，又对此做了研究[6]。1942年4月18日，美军自海上以航空母舰起飞重型陆基轰炸机，对日本本土施行了“杜立德空袭”，之后部分美军轰炸机降落到中国浙江铁路线的空军基地。此事对日本战争决策起到相当的影响，中国派遣军也受到指示，被要求发起对浙江方面的进攻、摧毁其航空基地，以保护本土不受空袭威胁，进攻重庆的构想也被提到议事日程[7]。

5月10日[2]（一说16日[8]），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抵达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提出考虑在9月左右开始实施“西安作战”（代号“五十号作战”）。然后根据情况于明年4月进行“四川作战”（代号“五十一号作战”），希望在6月底前制定出“西安作战”计划[8]。“西安作战”目的为“歼灭西安地区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并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强化对重庆政府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略谋略的推进。[9]”，“四川作战”之作战目的则为“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攻占四川平原要地，以政略与谋略相结合，使重庆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9]”由此，“四川作战”计划正式提上了日程[9]。

中国派遣军将计划交予华北方面军制定，后者早在1942年1月提出对陕西的进攻计划（最初亦被称作“五号作战”，至5月改为“五十号作战”），试图自山西出发、攻击司令部位于西安的国军第八战区胡宗南部队，以为进攻重庆作准备，当前也准备进占巴山山脉的广元[8]。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的许多人对此计划感到怀疑，甚至起了激烈争论，华北方面军不少人认为其部队正全力扫荡中共红军，以求迅速恢复治安，若能获得增援自然想会去歼灭西安方面的国军部队，但后者与日军对峙的同时也与延安方面的中共部队对峙，以当前国共斗争正走向激化的局面，“若攻占西安只会使日本在华北的主要敌人共产党得利，因此下一步要考虑去消灭延安”，“日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9]；中国派遣军看法类似，也认为此案还不如进攻长沙和常德（即1943年的常德会战和1944年的大规模一号作战），夺取谷仓地带更为重要[7]。6月，华北方面军将“西安作战”并入“四川作战”[9]。

6月15日，参谋本部开始起草“四川作战”[10]。6月26日，参谋本部决定将“四川作战”时间提前，改为1943年2月至3月发动“西安作战”，4月至6月进行“四川作战”，并将两作战合并称作“五十一号作战”[10]。月底，计划基本制定完成，中国派遣军将以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2个航空师团分别自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端夹击四川[9]。7月21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对进攻重庆案表示赞成。8月14日，东条裁定参谋本部的“五十一号作战”，决定在1943年2月前后发动。8月25日，参谋本部向裕仁天皇上奏《根据目前形势陆军方面的作战准备》一文件，说明作战目的与纲要[8]。8月24日至26日，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就其进攻重庆计划之细节，特别是航空与兵站等问题进行研究。8月30日，“五十一号作战”被更名为“西安作战”前者原有的“五号作战”[8]。9月3日，东条英机、杉山元就“五号作战”计划上奏裕仁天皇，得到了批准[11]。9月9日，中国派遣军召开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飞行第3师团参谋长会议，准备为“五号作战”实施动员和布署[10]。大本营方面也下令自太平洋战区抽调汽车部队和渡河材料等30个编队编入华北方面军与第11军序列，并开始发放军需物资[10]。

预备实施 编辑

计划 编辑

日军“五号作战”作战军战斗序列[12]

  • 甲：常设师团（平时常设的师团）
  • 乙：特设师团（以常设师团为基干编成的师团）
  • 丙：临时编成师团（“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临时编制的师团）

“五号作战”的作战目标为使用中国派遣军之主力部队自西安、另一部分自武汉地区，以南北两路发动进攻，击溃中国中央军主力，进入四川，攻占重庆和四川各要地，并以最小兵力确保其安定。日军北路使用之部队以华北方面军主力组成新建的第5方面军，由原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担任方面军司令官，由第1军（5个师团、1旅团，军部已在山西）、第7军（3个师团，新建单位）、第28军（2个师团、1个旅团，新建单位）组成，必要时也可以华北方面军全部兵力对应。南路则以第11军（5个师团，军部已在汉口）为主。中国派遣军亦将于此战投入第3飞行师团（已在南京）提供空中支援[11]。

“五号作战”之日军作战军共分为三期作战：[13][14]

  • 第一期作战：先以第5方面军集结于山西省南部、第11军集结于武汉方面；前者先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潼关一带，后者则尽可能打开岳阳至宜昌的长江水路，以利之后的作战。第5方面军主力将于1943年春季发动进攻，歼灭西安方面的中国军队，一举占领西安、宝鸡，第7军将确保关中平原（西安、宝鸡）、第1军则继续占领汉中盆地，并向前推进至广元一带，若挺进到汉中盆地遭到困难，则另以第28军向郑州经老河口沿着汉水攻向汉中，估计抵达广元时间为“五号作战”开始后两个月。第11军同样于1943年春季发动进攻，其有两个进攻方向方案，第一方案是歼灭国军第6战区（宜昌西方地区）部队，然后以主力从长江沿岸地区，以部分兵力从巴东附近，经恩施附近，进至万县、黔江一线；第二方案为歼灭第6战区后，在条件允许下再消灭第九战区（常德东南方地区）之国军部队，然后以主力从常德、辰州方面，以部分兵力从长江沿岸（其中一部分经恩施附近，到达黔江附近）挺进至万县、秀山一线。第3飞行师团则将以山西南部、西安附近和武汉方面为基地，以主力配合地面作战，必要时也要消灭中国空军力量。
  • 第二期作战：中国派遣军若挺进至广元附近及万县、黔江附近一线（或万县、秀山附近一线）时，应使各军返回后方进行休整，补充兵力，准备进攻四川，完成此一战备阶段估计约一个月时间。为统一实施四川作战，将会在作战正式开始前将第11军划归第5方面军指挥，而后者在经过休整与兵力补充后，将搜索中国之中央军予以歼灭。第11军将负责攻占重庆、第1军的目标则为成都，作战期间第28军将策应第1军与第11军之作战，且将首先策应第1军，以自嘉陵江左岸方面攻占重庆，再切断成都方面中国军队之退路，若后者自成都向广元方面发动反攻，亦可先歼灭成都方面，再转向重庆。在完成上述作战后，第5方面军将占领叙州、自流井、泸县等四川平原要地，并控制长江的渡河点。作战时间估计约两个月。期间第3飞行师团之主要任务为支援第5方面军作战。
  • 第三期作战：巩固“五号作战”的战果，将在第二期作战结束后继续以部分兵力对各区要地实施作战、扫荡中国抗战之基地。

除了以第5方面军为首的“五号作战”作战军外，中国派遣军现有的15个师团占领部队也将于“五号作战”期间实施不同程度的牵制行动，以利于四川方面的进攻，包括：[15]

  • 华北方面军：由驻蒙军（以1个独立混成旅团为主力）、第18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第12军（以3个师团为主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以1个师团为主力）所编成，在保障现有占领地的条件下，由第12军对郑州方面发起进攻，牵制中国军队。
  • 华中方面；第9军（以5个师团为主力）继承第11军原任务，同时向老河口方面进攻。第13军（以4个师团为主力）继续执行现有任务。
  • 华南方面：第23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继续执行现有任务。

备战 编辑

参见：入蜀

由于“五号作战”规模巨大，日军决定动员23万新兵入伍，在8月25日参谋本部三课便提出将218万的陆军总人数增至227万，分配如下：满洲70万将降至49万，其中18万调往中国关内，3万回日本；中国现有61万，将增至97万，其中由日本本土、日属台湾、日属朝鲜抽调12万，自太平洋战区调回6万、自满洲抽调18万；日本本土、台湾、朝鲜现有53万，将降为50万；太平洋战区现有34万，将降为28万，总计使用部队相当于1941年12月发动“南方作战”时陆军39万兵力之两倍半，也就是将近一百万名官兵[16]。

此外，由于“五号作战”要求日军于平原、高山等复杂地形作战，还要渡过黄河、渭水、汉水、长江、嘉陵江、涪江、黔江等较宽的河流，日军指挥机关与部队为此进行相当的研究、准备和演练。以于“五号作战”中担当主力的第5方面军为例，其在搜集有关渡过黄河、越过秦岭、大巴山，通过宝鸡至汉中盆地等路线之过程中明显感到有关资料不足，因此旗下参谋和领导人员都被要求尽可能去侦查、绘制、摄影，包括渡河点、桥梁、道路、隘口等。1942年6月29、30日，华北方面军作战参谋岛贯武治、情报参谋横山幸雄、第1军情报参谋笹井宽一、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吉孚四入等人便前往潼关黄河对岸的风陵渡和北上至龙门、河津等黄河东岸侦查，准备自当地发起强渡，以突破国军的防守。7月13、14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也与参谋搭乘飞机对秦岭、大巴山的各种地形、设施进行空中侦查，并根据收集的资料，于蚌埠附近的淮河选择与黄河类似的地形进行一周的渡河演练，由此避开泄密的风险。其他如第1军、第11军也就本次作战进行研究和检讨，还提出一些新式作战方式，如使用空降兵来占领山地的隘口、险道。第36师团也被抽出一个步兵大队来专门试验山地作战的编组、骡马化使用装备、攀登、消灭陡峭山崖上敌军火力点等方法[17]。

11月底，第1军用两周时间军事演习，地点选择与作战预定地秦岭标高大致相等的山西方五台山，由第1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指挥独立混成第4旅团实施，在地形险峻的山地中完成扫荡敌军、占领制高点、夺取隘口、攀登等任务，共步行约170公里，最终抵达标高3020米五台山顶，演习才结束[18]。

国军之应对 编辑

参见：西昌行辕和西昌市

日本准备对四川发动大规模进攻一战略情报为国民政府获悉，重庆的军事委员会立即在大后方进行备战，令西安胡宗南的第8战区增强黄河河防与陕南地区的防御，湖北老河口的李宗仁第5战区也受命增强武当山以东的守备，控制住进入蜀、陕的要道。湖北恩施陈诚的第6战区同样被要求加强长江与其南北两岸要地的防卫，以扼守四川东部的门户[19]。

与此同时，以重庆作为陪都的国民政府加紧准备再次西迁的预案，原1938年至鲁南地区作战的第22集团军群总司令邓锡侯被调回，受命组织有关部门至西康省西昌县建设西昌行辕以备西迁固守（今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19]。尤其通往西昌只有传统几条马帮的山野便道，1938年起修乐西公路，赶及1942年五号作战前竣工[20]。

结局 编辑

因太平洋战区情势恶化而中止 编辑

1942年下旬，正值中国派遣军准备发起“五号作战”的同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接连受挫，整个所罗门群岛战役情势也正恶化，由此日军中国派遣军与驻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需维持可调出一定数量部队、投入太平洋增兵之用、暂不得在华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21]。1942年10月至12月，日军便抽调了华南的第51师团、华中的第16师团和华北的第41师团至南太平洋作战，而原计划从关东军抽调18万人给中国派遣军的计划，也受到关东军的强烈反对，认为兵力不足将招致苏联进攻的可能，不得不放弃[注 1]。

日军不仅面临可用兵力捉襟见肘的困难，在物资方面同样短缺，据估计需要船舶10万吨、钢铁5万吨、汽油5万吨[23]，“五号作战”主要策划者之一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承认在物资方面遭逢困难，日本陆军省也正因“国家的物力困难”而反对此计划、参谋本部第14课也在1942年8月29日指出明年陆军仅能获得70万吨钢铁，这种存量是不足以实施“五号作战”的，此话一出在参谋本部引起巨大反响，各部随之于8月31日研究下一年度的物资动员计划，知悉日本国力不足之真相，不少人就该计划丧失了信心，包括急于推动该计划的辻政信也改变态度，倾向推迟准备[22]，田中新一在日记中写下对本案的悲观看法：“实施重庆作战的前途，决非易事”[10]，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也认为本计划“完全是孤注一掷的行为”，为“穷极之策”[10]。

同年11月7日，大本营陆军部就中止“五号作战”与中国派遣军研议，但后者仍认为增援若干兵力与器材发动“五十号作战”仍能为整体战略形势有益[24]。12月10日，杉山元就停止“五号作战”、准备转用部分兵力向裕仁天皇上奏：“中国派遣军为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考虑以实行进攻四川作战为有利，并已进行作战准备。但鉴于现下国内外形势、苏德战争的演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作战观点来看，1943年不可能进行本作战。因此，拟指示中止该作战准备。[25]”裕仁随即批准，当日大本营便以参谋总长名义向中国派遣军宣布大陆指第1367号宣布中止该作战[26][27]，其他进攻性作战在太平洋形势明朗化前也被要求停止[28]。

然而“五号作战”的中止并不意味日军完全放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坚持认为“不用武力摧毁重庆政权，就不能打开大东亚战争的突破口”、“每有机会他就上书中央，坚决主张进行重庆战役”、“不能解决中国事变便不能解决大东亚战争”、“希望中央撤销大陆指第1367号，务必推进五号作战的实施”[28]。华北方面军中最热心发动“五号作战”的安达二十三被调任第18军司令官远赴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战役比亚克岛战役作战，原预定用于作战的第20师团以及第41师团也被调出，此举不得不使其放弃进攻西安的“五十号作战”[24]。然而截至1943年夏该方面军仍在搜集秦岭、大巴山方面的情报，第1军仍持续研究如何在山地推进兵站，并进行兵棋推演，直至1943年10月，第1军骨干部队的第36师团也被调至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战役比亚克岛战役作战，因此不得不放弃对成都与重庆的进攻[29]。驻于武汉的日军第11军虽在经过研究后，认为无视周围将近一百个师的国军部队进攻四川是不可能的，但同样未完全放弃进攻的构想，因而在1943年接连发起江北歼灭作战（日语：江北殲滅作戦）、江南歼灭作战（中方称之为“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建立随时可向四川进攻的态势[30]。值得一提的是，12月10日杉山元发出中止“五号作战”指示，由于第11军新任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不甘放弃该计划，反复致电请求实施，大本营对此犹豫不决，遂命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12月18日会议结束后，冢田攻搭乘飞机自南京返回汉口特别市，但在途经蕲春时被国军第21集团军群138师高射炮击落，死于大别山[31]。

“一号作战”后再度被否决 编辑

 
接替畑任中国派遣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为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最积极推动“四川作战”者。

1944年初，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之为“豫湘桂会战”），此战日军动员51万兵力，为其在华规模最大的地面作战，以打通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交通为目标，一度使国民政府面临危机，中国派遣军也曾想过利用本作战战果进攻四川，但究竟要从西安、汉中南下？沿着长江西进？还是从贵阳北攻？多处方向难以决定[32]。同年4月28日，华北方面军主张进攻潼关，并于5月8日要求增兵沿着汉江攻汉中，配合湘桂方面作战，亦可威胁重庆；但畑认为此时“一号作战”才刚开始，形势尚未明朗，而对平汉铁路方面的进攻一旦结束，须转送兵力至湘桂方面，且发现潼关国军防御力量颇强，兵力亦增加中，故华北方面军只得下令部队止于灵宝便不再前进[32]。6月5日，中国派遣军再度研议进攻四川的可能性，分作两案：[32]

  • 一、大规模攻川方案：以自西安、汉中南下为主，从长江沿岸西上为辅，本案须大本营增援数个师团与有力空军，并抽调南洋部队。
  • 二、小规模攻川方案：进攻西安、梁山、贵阳三地，以压迫之势逼迫重庆谈和，至少也要制止在华美军空军的行动。

6月6日，中国派遣军再次拟定“西安作战”，送交大本营核示，但后者忙于太平洋战争，一直到11月18日才命令华北方面军研究“西安作战”[32]。30日，华北方面军制定该作战之指导大纲，准备于1945年初自山西运城和河南洛阳进攻国军第1战区，夺取西安与宝鸡，预定时程一个半月，以此消灭中国西北一带的空军基地，此一计划还称自湘桂地区调兵困难，须自朝鲜和满州方面调兵，但大本营只愿增援两个师团、一个战斗机联队，且无法抽调渡河工兵与资材。中国派遣军只得因兵力不足为由决定不攻宝鸡，仅占领西安以东区域[33]。

事实上，此时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对中国战场的看法再度陷入分裂，自1944年10月美军登陆菲律宾和在莱特岛战役中惨败后，大本营即着手准备“本土决战”计划，制定以华中、台湾、南海诸岛、硫磺岛为外圈防御线，实施持久战来推迟美军队日本本土的进攻，以争取在本土作最后决战的准备时间。因此在此计划中，中国派遣军需固守现有占领地，打败东西两面可能进攻而来的中美军队，战略重点则放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中下游要地，对于重庆方面则“加强对其的压迫，击败其作战力量，结合政治谋略，促其衰亡”[34]。11月，冈村宁次接任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职务，积极主张“四川作战”、也筹划对昆明、贵阳、重庆和成都进攻的计划。12月初，日军兵锋于独山战役抵达贵州南部独山县，一度有进攻重庆之势。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亲自死守重庆，表示不惜于重庆阵亡；美军驻华部队司令阿尔伯特·魏德迈无法说服蒋迁政府至昆明，也留守重庆[35]，但日军始终未能攻入川内。12月30日与31日，冈村拟定了《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大纲》与《派遣军今后作战指导意见》，以此作为进攻四川的具体方案，并交由派遣军参谋长松井久太郎（日语：松井久太郎）向大本营汇报[36]。冈村在《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大纲》和《派遣军今后作战指导意见》中指出，中国派遣军应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利用当前国军尚未从“一号作战”的打击中恢复的状态，再对四川其主力实施决定性打击，既可摧毁美军四川空军基地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又能造成中国政府与日本单独媾和、脱离战争的机会[36]，具体作战方案为第6方面军自1945年3月下旬对衡阳、柳州两方正面开始攻击，攻占芷江和贵阳后再朝重庆和城都方面挺进，确保四川后，再打通长江沿线，以此取得连结四川的后方联络线，作战时间预定4个月[37]。而对于大本营提出要防范可能于中国大陆登陆的美军，大纲则指出需停止当下继续向南方抽调两个师团的决定，即可同时肩负对重庆方面的进攻和防卫美军登陆[37]。

然而1945年1月6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与第一部长宫崎周一（日语：宮崎周一）会见松井，断然否决其计划，宫崎表示派遣军主张虽有其道理，但当前面对主要敌人美军的状态下，凭日本当前国力和战略态势不可能实施两面作战。由此，中国派遣军最后的任务被定调为专心为对美作战准备、加强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37]。1月20日，裕仁天皇批准大本营本土决战计划，22日又以其下令“大陆指”第2363号和“大陆命”1228号，明确规范和限制中国派遣军只得以对美作战为主要任务，对重庆方面“应以促使其衰亡和封锁空中势力为主”，军事行动被严令局限于小部队的奇袭作战[37]。然而至此冈村仍未完全放弃进攻四川的计划，指示麾下第6方面军根据其研究结果，进攻四川一案必定发展为阵地战，要先通过其外围山地，还要通过人烟稠密地区、突破警戒严密的重庆外围阵地，挺进300至400公里，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月，这种行动规模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秘密进行，只得强行突破，若仅派遣数十个大队难以突破国军防线，而若动用数个师团，虽可夺取一些基地，却不可能直抵重庆，一旦此战未能成功，撤退将极为困难，必定付出巨大牺牲[38]。

4月1日，美军开始登陆冲绳岛，中国派遣军的处境也随之变化，冈村的幕僚纷纷劝其采取东主西从的方针，以防卫美军登陆中国沿海为主，并将备战重点选在上海与山东半岛，因此派遣军大规模调动兵力，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集结，形同自行放弃了“一号作战”的成果[39]。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再无进攻四川之计划。

相关条目 编辑

注解 编辑

  1. ^ 1943年夏，关东军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7个师团编入[22]。

注脚 编辑

  1. ^ 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84年），第22页
  2. ^ 2.0 2.1 文锋（2012年），第44页
  3. ^ 3.0 3.1 宋俭（2002年），第35页
  4. ^ 4.0 4.1 4.2 张天社（2011年），第37页
  5. ^ 胡德坤（2008年），第98-99页
  6. ^ 王辅（1990年），第1804页
  7. ^ 7.0 7.1 张天社（2011年），第38页
  8. ^ 8.0 8.1 8.2 8.3 8.4 张天社（2011年），第39页
  9. ^ 9.0 9.1 9.2 9.3 9.4 9.5 胡德坤（2008年），第99页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宋俭（2002年），第36页
  11. ^ 11.0 11.1 王辅（1990年），第1805页
  12. ^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89年），22，第867页
  13. ^ 王辅（1990年），第1806-1810页
  14. ^ 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84年），第32-41页
  15. ^ 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84年），第38页
  16. ^ 刘萍，卡修跃 & 章伯锋（1997年），第1594页
  17. ^ 王辅（1990年），第1814-1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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