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的评价

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关于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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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评价

清末评价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处于政治低谷，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据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的记载，李鸿章在袁世凯走后，曾对吴永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称：“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

张之洞说：“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

张謇评袁：“刚而无学，专而嗜名。”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以袁世凯对议和再三反复、停战期违约进攻，骂之为“贼”。1911年11月，宋教仁抨击“袁氏号召私党，抉冀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已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满存则汉去，汉兴则满亡，万无并立之理。”1912年1月7日，漳州民军司令刘蔚电称：“民主、君主不能并立，袁贼外主议和，内增兵力，老我士气，离间民心。……如今民国已立，清朝已无召集国会之权。唯有北伐，直捣贼巢。”1月10日，谭延闿发表公电，反对议和：“袁贼狡谋。和议万不可恃，无非充彼战备，懈我军心。”1月12日，谭再度致电孙、黄等革命党骨干及各埠报馆：“袁贼议和，无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舞弄民军。……况以袁贼阴险，虏性刁顽，必须决胜疆场，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顷得江北蒋都督蒸电及安庆孙都督真电，知袁贼节节进兵，是彼已破坏和局。扬州徐总司令宣布袁贼罪状，的是至言。”广西的陆荣廷、王芝祥也通电表示：“国体已定共和，袁世凯尚欲以会议解决，其狡诈人所共见。无论如何结果，必至于战。”贵州都督赵德全电称：“袁贼狡诈异常。政体交国民会议一节，窥其意，必潜派汉奸运动，达君主立宪目的，苟不如意，再开战端。适接湘电，音[言]常已随唐使到沪运动。袁贼诡谋已露，严立范围，免中袁计。”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上书孙中山，抨击袁氏：“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之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1月26日，蔡锷以和谈已无意义，力主整兵开战：“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期战息，懈我军心。”1月29日，晋军军务部长温士全通电：“袁贼远交近攻之策，阳与省议和，暗调第三镇全部及第六镇混成协，于十月十八日晚猛攻娘子闗。……清军有意违约，袁贼居心奸险。望早日聫师北伐，除彼妖孽。”1月31日，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电称：“袁贼狡诈，别有企图。初次议和，乘隙败约，破我山西，攻我陕西。……勿堕狡谋，民国幸甚。”2月3日，蜀军都督张培爵、夏之时痛言：“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实行远交近攻策，迭次淸兵猛攻秦晋。……袁贼狡和缓兵，以备彼党准备破坏之诡计，逆迹昭彰，万人共睹，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万不可听该贼诡词。……亟应取销和议，联合各省军队陆续分进，直捣虏廷，擒斩袁贼。”就连时任浙江都督的立宪派汤寿潜也深感袁不可靠：“虽即勉转浙军，限内幸勿衅自我开，心实不能无惑。袁某有英雄资望而乐做奸雄，谲诈以为能，信义素非所尚；狡变以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无待赘述。”

著名记者邵飘萍总结南北议和，称呼：“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民国时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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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绪帝委以大任却是投靠慈禧太后后党。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国总统。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机分子。

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黄远生评论袁：“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民初中国实业家王锡彤称袁：“……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

袁的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1913年初，革命党在日本印行《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书称：“夫袁世凯果何人哉？特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其心术则奸险也，其行为则阴狠也。其所抱目的，除个人权利而外，别无希望。况其才不足以济世，其能力不足以拨乱反正，其政治设施不足以震烁乎古今，炫耀乎当世。使袁氏不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前途，犹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灭亡，可立而待。何则？袁世凯一不学无术、奸险阴狠之小人耳，无斡旋危局之才，无洞察大势之识。世人以大奸大恶目之，不亦重视袁氏乎？观其入仕二十年来历史，除卖君、卖友、卖祖国、卖属邦，献媚上官，结欢外人，以固一己之权利而外，一无所短长也。吾故曰：袁世凯，奸险阴狠之小人也。”5月27日，天津国民书社陈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郑保诚四人，因发行此书，被内务部命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将四人由日租界诱骗至华界逮捕，该书遭查禁。

1913年，白朗发动农民起义，自任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发布告示：“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4月22日，《民立报》发表《袁世凯论》，评价“袁世凯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尝闻其道德之事，亦未尝闻其奖励道德之事。”27日，又刊布《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布告国民》，指“世凯狼子野心，包藏祸谋，乘资畔援，肆行凶逆。狙击勋良，摧挠栋梁，将以倾覆共和，颠危中夏。此实天讨所当政，国法所不宥也。今数其十罪，与我四百兆昆弟共弃之。”同日，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名文《布告国民》，号召国民武装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徐谦避居上海。其间，一些基督徒朋友劝其入教，徐谦答：“若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这种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凯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袁世凯称帝不久即死，徐谦便履诺接受圣公会洗礼。

1913年7月，陈其美发表讨袁宣言：“国贼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私借外债，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负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缔协约。授各国以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于瓜分豆剐之危机。滥掷金钱，日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议员，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设不经议会通讨之滥竽宫职。约法扫地，奸宄盈庭。”

1914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袁筹划帝制期间，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日经袁世凯批准处决。

1915年，袁复辟帝制，景梅九发布檄文声讨袁：“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劝进表；赂遣各省代表，奉请愿书。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皇称帝，有舰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檄文称袁：“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

1916年1月，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国贼袁世凯者，蜂目忍人，豺声乱性，含奸薮慝，蕴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总揆之登庸；假立宪之高义，以收军国之全权；借排满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禅让。”“始以高位厚禄，笼络革命之英；继即以重兵酷刑，诛锄革命之杰。始以美言多金，诱进步党而排国民党；终则专制横行，散国会而驱逐党人。”“始则累誓保守共和，而铲除专制；继则明布力行专制，而大反共和。始则深恶国会，竟敢废自治而停选举；今则为改帝制，忽而选议员以开大会。”“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称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谋，伪托为举国之民意。民选议员本大公无私，岂知名由官中直指；劝进电文之千篇一律，岂知稿由朝贵拟来。掩耳盗铃，以予知自矜；只手遮天，以愚民为戏。其反复无良，诈欺弄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

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于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称：“袁项城大总统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项城注重练兵，北洋新军规模宏大。光绪戊申年间，已编有陆军六镇，军容如火如荼，甲于各省。……项城阅览文牍，批答神速。礼官处派人赍呈公文，往往人尚未归，而公文已经批回。案无留牍，可想而知。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然据袁世凯第三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真的《顺天时报》应为袁静雪上呈给袁世凯，黄开文的回忆似有误。

上海美国法院法官雷宾斯·威尔弗雷在得知袁世凯准备称帝后评价称：“我本人认识袁世凯，对他的从政生涯有过深入研究，他是一个正直、而又毫无疑问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国抱负成正比。既然他选择走这一步，必然是征求了身边顾问和智囊意见后做出的决定。……要应对日本企图接管中国的野心，在保有主权问题上，恢复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国不是朝夕间就可实现的。袁世凯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凯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更乐于面对当下的现实，应用现有的政策去满足现实的国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去。如果这种政体的改变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就有能力加入协约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在现有的战争环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

后世评价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兴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将袁世凯称作“极恶之人”，并且认为“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遗患将无已时。”

袁世凯晚年复辟帝制，摧残报界，后因帝制失败而亡，国内舆论多有鞭挞。“一般人民心里以为袁氏一死，满天黑云消散，南北可无战事，从此永享和平幸福，皆喜形于色。”香港华人听说袁世凯已死，“欢欣异常，多燃放爆竹”，且有人直言：“吾等得见袁世凯身亡之日即我等再生之期，是以燃爆竹以示欢耳。”，《大陆报》则指出:“国民或且以袁氏死于今日，其有益于国家较生前所为者犹大焉”。北京总商会成员拟通电发起全国追悼会，遭到否决。商人普遍认为“袁世凯任职四年，除横征暴敛外，别无恩泽及民”。另有舆论指出，袁世凯“因称帝改元之故”，早已“失其总统资格”，取消帝制后又“不肯决然退位以弥战祸而救生灵”，反对为袁举行国葬，力主国葬“决不当有帝制遗臭夹杂其间”，“致留共和之污点”。更有论者讽刺道，制定袁氏葬礼诸人皆“卑鄙无耻之徒”，所作“禁止民间不得作乐、不得饮酒二十七日”等规定仿效前清“国丧旧例”，既然“照上古旧例，人主亲爱之臣有殉葬者”，主张国葬的人“自可追随项城于地下也”。

《民国日报》连续刊文表态：“第一次革命以妥协终，而满清末造恶政治之流毒仍存在于国内。其继也，爱国的人物排斥渐尽，国家之名誉威信荡然，社会风纪、国民道德扫地，此袁世凯就任总统以来之罪恶也。”二次革命以后，“袁之地位益固，残贼暴历日益加甚，曾几何时，而皇帝之运动起矣。”批判袁世凯目无法律，惯用人治，不脱帝王思想：“袁氏之咎即不守法之咎”，“误认人治可以立国，而务违反法律，以自用其聪明，以致有今日之祸也。”认为袁世凯行政命令皆“以皇帝口吻发出”，“以命令代法律，为袁氏四年来之大罪。乃至弥留之际，而犹以伪令加诸代行职权之人，是真不知法律为何物，而惟以古代帝王之遗诏为轨范也。”指袁世凯为人刚愎自用，“违公意以自恣，拒民口而不顾，劝之而不受，戒之不悔，逐之不去。”声称袁世凯死有余辜：“袁氏不死于民军犂庭扫穴之日，先以一死逃显戮，是则国人之遗憾也。”并刊载汉口革命党人意见：“以袁逆罪恶，宜上断头台，方足以谢国人。今乃病死，太觉便宜。”对于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以龙袍入殓、全国停课、下半旗致哀等追悼活动，惊呼：“何物败类，敢为倡言追悼！”“国人追念帝祸，当犹未能忘情。然吾料共和底定以后，若辈必又饰词自辩，谓非出其本怀，甚且痛诋袁氏，以附俗彼，固非爱袁逆，爱袁逆之为帝耳。袁死而犹效愚忠，则转失其翻覆无耻之本相矣。”指出：“袁世凯死矣，拥袁者尚存也；袁世凯死矣，所破坏之国民道德未恢复也，袁所扰乱之社会秩序未恢复也，袁所破坏之一切法律未恢复也；袁世凯死矣，党袁以破坏民国之罪人未除也。”“若死一袁氏，而无数袁氏乘机窃政，与我改良政治之意志相反，是袁氏虽死，与未死等耳。”因此，“袁世凯虽死，不过于民军扫除积秽上减少一有力之抵抗，民军讨伐之责，今尚未毕，仍当猛烈进行。”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中指出：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明代“东厂”在这里复活。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张宇韶认为，中共为弱化国民党历史角色、修正国民党史观，有意美化袁世凯，因为“这个角色投射当下习近平的形象，威权强压共和，强人取代哲人，中国梦的民族主义更胜天下为公的民主思想。”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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