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1911年中國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的中国,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制的全国性革命。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开始,至1912年清宣统帝退位为止。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时期共2132年的帝制, 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 [3],不仅结束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等有重要的影响。

辛亥革命
Xinhai Revolution in Shanghai.jpg
1912年1月1日上海庆祝民国改元。[1]街上飘扬着五色旗是因为沪军都督陈其美于1911年12月31日发出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2]
日期1911年10月10日-1912年2月12日
(4个月2天)
地点
结果
参战方
清朝 清朝政府 同盟会等革命组织
湖北军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指挥官与领导者
宣统帝(名义)
隆裕太后
载沣
袁世凯
荫昌
马安良
赵尔巽
志锐
松寿
孙文
黄兴
黎元洪
兵力
1,000,000人 2,000,000人
伤亡与损失
~400,000人(部分投效革命阵营) ~200,000人

背景编辑

清末形势编辑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左)、梁启超(右)。日后他们组织保皇会,成为立宪派领袖

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官员及知识分子意识到,不变革已无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光绪初年),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国力。相较于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只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改革,旧有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依然坚守以儒家为主的文化道统,以致改革未够全面和彻底。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知识分子要求更深层改革。

自1895年公车孝廉连署上书,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体制内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1898年,得到光绪帝支持,维新派开展戊戌变法。103天以后,因清室保守派发动政变而流产。部分维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1909年2月28日,3岁的皇帝溥仪(右)和父亲醇亲王载沣、弟弟溥杰
袁世凯(左)与黎元洪(右)最终实现南北议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西安,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严峻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在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层一直内斗。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一派与袁世凯、奕劻一派发生丁未党争,岑春煊、瞿鸿禨失势。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也同袁世凯争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登基即位,年号宣统隆裕太后实行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王隆裕太后载沣共同掌握国家大权,载沣将袁世凯罢免。满汉官员相互猜疑,满洲重臣间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复杂。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活动,使地方督抚不仅需要像过去一样听命于中央,而且还要安抚地方士绅,照顾地方利益。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军事需要,权力日渐增大。1900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更显地方督抚力量。他们在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权力,对中央有相当自主性。

而地方绅士中,岑春煊、端方孙宝琦、肃亲王善耆等人支持并推动立宪,而铁良、瞿鸿禨、文海等则对快速推进立宪有保留。

清末中国实业不断发展,除大批官办工商业外,国家经济政策有一定自由,振兴实业,私有工商业兴盛,公私两界出现张謇盛宣怀等大批工商界钜子。此外,清朝铁路运输不断发展新铁路。新式通讯设施、交通设施及邮政等也创新局面。这些新兴工商业及基础设施较少,中国广大地方仍没有摆脱旧有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一套新经济制度,调整农工商、外资、外贸等政策;还成立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使清政府很难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财政危机,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行。

经济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近代国家财政制度,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财政紧张,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军事主力。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刊物,自左至右:《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革命军》、《訄书》、《警世钟》、《浙江潮》和《猛回头》。

清初由于统治者实行剃发易服等暴政导致满汉两族一度冲突频繁,清中叶以后,满汉两族之间冲突减少。随着清朝统治日渐衰弱,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满汉问题开始再度抬头。1890年代后,排满思潮再度大兴。明末遗老著作成为当时重要思想资源。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由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启发。然而清朝覆灭后,革命者们的口号迅速从“驱除鞑虏”转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及日本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通过严复等翻译家的介绍,使中国思想界局面大开。这些新思想使无论官员、士绅还是革命派人士都获得各自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在乾嘉学派永嘉学派常州学派等学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也获得新发展,出现康有为廖平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皮锡瑞等知名学者,其中一些人还对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获得一定沟通。在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论争中,学者们不断开掘公羊学以及诸子思想,发现和阐释大量中国古代思想。

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与中国百姓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许多教案。此外,俄国支持中国东正教发展。中国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打击,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伊斯兰教仍在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贯道等开始发展,日后广泛流传。宗教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许多思想支持。

同时,中文新闻事业也欣欣向荣。租界外资《申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海外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黄兴章炳麟民报》,国内于右任神州日报》、范鸿仙民立报》、狄楚青时报》等报纸,当时有影响力。新闻报刊为海内外提供充足消息来源,左右政局,为各方重视。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清政府碍于形势,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全国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科举考试停办,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转变,为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和宝贵人才。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黑白版);彩色版乃于约1900-1904年之间由无名氏改绘而成。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国时称世界保和大会)召开;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两次大会通过《海牙公约》。当时清政府内部认为大会实质上并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长各国扩充军备,因此清政府陆军部和军谘处等部门坚持扩充军备,而度支部因财政紧张而极力反对。

1903年4月,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越南谅山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准备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导致中国拒法运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妄图长期占据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导致中国拒俄运动。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旅美华侨等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改约,遭到美国政府严词拒绝,并要求续约,导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至1905年起,中国各地发生收回路矿权运动,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广东省人民争废广九路约,四川、云南、吉林省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山东、河北、江苏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浙江、江苏省人民收回苏杭甬铁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攫取矿权等。

清廷救亡图存编辑

1900年中国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受重创。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吁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试,改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出路。

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特别是官僚、士绅要求立宪呼声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俄罗斯帝国刺激下,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各地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公会,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1909年,各省选举了以地方士绅为主的咨议局议员。1910年,随着资政院和各地咨议局相继成立,国会请愿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庆亲王内阁成立。

清末新政编辑

 
1913-1915年,北洋军训练情形,当时袁世凯正在加强备战,准备以武力解决南方军队。左后方飘扬的是五色旗[4]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作为实施新政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新式学堂建设,力图用学堂教育取代过去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通过庙产兴学及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方法,在全国广建学堂,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拟定壬寅学制,于1903年颁布,但未能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科举从此走入历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赴日本留学。后来清政府又为留学生设立考试,通过考试者授游学毕业进士、举人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1910年,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主要倚靠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全面改革陆军,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培养新军军官,各地开办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新军军官(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区)大量为留学生;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编好部队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树。1907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掌修订各项法律。1910年颁布施行《大清现行刑律》,1908年完成并于1911年颁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废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别起草完成两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还初步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创建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政学堂在各地建立,以培养法律人才。中国出现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谕令釐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颁布外官制,削减督抚财权及军权;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1908年,清廷开始筹备地方自治,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并拟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于1914年完成。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资政院则于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较大金钱,财政不足导致政府巧立名目、强迫捐纳,加重平民生活负担,增加民变,社会动荡。[5]清政府未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关系,未统一规划改革,使各项改革协调不足。

立宪运动编辑

 
日本时政漫画《十六国王考地球之图》,陕西和记照相馆照,1903年刊于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6]

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国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两类,而世界之政分为“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两类。“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梁氏疾呼“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他强调中国的君权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宪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而为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明民权。故宪法与民权不可相离。然而实行立宪须“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梁启超并定立宪六步,即下诏明定君主立宪政体、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开立法局拟定宪法草案、立法局翻译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宪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论五至十年后颁布定本、最终实行宪法。[7]

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产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刺激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1874年,爱国公党递交的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反映日本民间对开设民选议会的呼声,开启日后延续近20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开设国会是争议焦点。1880年,成立国会期成同盟,发动国会开设运动,以大规模请愿给政府施压。在重重压力下,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颁布《国会开设敕谕》,承诺10年后开设议会。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第1次伊藤内阁成立;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8]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方式成为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立宪运动直接刺激俄国。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受到地方自治会要求成立国家议会的压力,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8月19日儒略历8月6日)同意成立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10月又颁布《十月诏书》,承认多项基本公民权利,并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权。1906年3月,举行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选举,宪政民主党等多个政党参选;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由于中国国势衰微,日俄战争将中国满洲当作战场,清政府只能保持“中立”,这深深刺激中国满汉官员和民众。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竟能打败庞大老牌强国俄国,使得此前认为俄国必胜、支持专制的一些中国皇族和官僚转变思想。特别是正当日本胜利被立宪派诠释为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胜利之际,俄罗斯迅即改行宪政、召开国会,大大增加中国立宪派声势。立宪一时成为中国人眼中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灵药。[9]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为了解欧美日各国政治制度,实行立宪,清政府于1905年派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因在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遭遇革命党人吴樾刺杀,被迫延期。1905年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沿途获得所考察14个国家高规格接待。考察团回国后,向清政府提交一系列考察报告,载泽极力推崇日本宪政,端方、戴鸿慈奏折则由清廷通缉犯梁启超代笔。载泽和端方积极拥护宪政,使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考察团成员个人还出版一些书籍,使中国士绅官员对宪政和世界各国增加了解。

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一个官方研究机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5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决定仿行立宪,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该馆下设编制局、设计局、官报局,以及译书处、图书处、庶务处。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研究国情,办理有关宪政的折件,拟定有关法律。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撤销军机处,改行内阁制,由奕劻组成庆亲王内阁,宪政编查馆改为法制院,隶属内阁。[10][11][12]

宪政编查馆汇集一批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胡思敬说:“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13]

资政院与谘议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并促各省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谘议局纷纷设立。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分别成为中国国会和省议会前身,容纳和培养大批中央和地方立宪派人士。

钦定宪法大纲与清廷的立宪规划

为打消清廷对立宪顾虑,载泽1906年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特别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4]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开国会实际过渡8年,故清廷以九年预备立宪。

革命党编辑

革命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同盟会中还有丈夫团等小团体。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地区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省开展活动,文学社在湖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各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孙文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太炎陶成章等。

 
四大寇关景良(1890年摄于香港)。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文、陈少白尢列。后立者关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共和体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能煽动民众反满情绪,更重要是能最大程度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政治制度,进行什么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待革命成功后,再作考虑。

组织发展历史编辑

杨衢云[15]
谢缵泰[15]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文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1895年,孙文于英国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章炳麟,摄于1899年前。《訄书》、《驳康有为政见书》的作者。
邹容,《革命军》的作者
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书的作者

1900年,华北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骨干。

1901年,忽有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省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16]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私诚等在日本发起召开纪念南明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2年4月26日纪念会在横滨永乐楼召开,孙中山主持。[17]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组织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18]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同时,中国国内进步团体逐渐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周云祥等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摄于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传闻皇室内有人称清朝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原出处可见于梁启超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原文实际上为“我(清朝大臣刚毅)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令革命救亡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锡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广州群智社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体他们都有共同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态度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会员。

1905年夏天,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觉醒。《民报》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19]:196-197,导致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兆铭、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东京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并以孙中山为最高领导人[20]。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21]:154。5月11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团体联合会议[21]:154。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团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21]:154。7月31日,宋教仁、谭仁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21]:154

阶层和群体编辑

有很多力量支持革命,包括留洋回国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一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留日学生。比如其中四川籍留日学生有:四川泸县金丽秋陈漱云杨兆容李琴鹤井研金硕甫重庆杨沧白富顺谢持叙永赵铁桥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文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兆铭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废除科举制度,使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三合会洪江会等,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哥老会光复会青帮兴中会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文亦为洪门致公堂会员。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文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极其重要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文在檀香山设立兴中会,首批入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位烈士中,华侨占29人。

新军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向士兵宣传革命。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青年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投营当兵。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联系。

外国人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最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不少革命组织都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在日本人支持革命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分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竞争编辑

立宪派是清末支持以君主立宪,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群体,但在辛亥革命中,许多人转为支持革命。1907年9至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谘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机会。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谘议局,在谘议局中集结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地位。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第一个内阁是皇族和满族占多数,因此有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失望。

对于“皇族内阁”的非议,当时的内阁学士李家驹提及以下三点:

  1. 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规定皇族不能组织内阁;
  2. 日本宪法也没有类似规定(李家驹曾充驻日公使和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此说较权威);
  3. 奕励内阁只是暂行阁制,具有过渡性质。

中国历史学博士李细珠指出,与其说奕勘内阁是因皇族亲贵太多,不如说是因清朝皇族亲贵为满族,满汉矛盾才是问题的焦点[22]

革命党的前期武装起义编辑

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复会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维新派自立会也在1900年与兴中会合作勤王起义。这十多次起义虽皆昙花一现,但却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种下革命种子。这些起义也与该时期中外关系密不可分。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文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文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在清政府压力下,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文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孙文与起义失败的自立军骨干人物合影(1900年冬摄于日本东京)。左起︰尢列唐才质孙文秦力山沈翔云

自立军起义: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招开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孙文的部分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

惠州起义:1900年,孙文决定发动军事起义。6月,孙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23]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在日本黑龙会帮助下,经马关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24]等被杀。孙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及其他起义

大明顺天国之役: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兴中会谢缵泰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共同策划在广州起义,起义目标是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该次起义因事泄而失败。[25][26]

萍浏醴起义:1904年10月,华兴会黄兴联络湖南民间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辰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遭清兵追捕,黄兴逃亡,马福益于1905年春在萍乡被俘,后在长沙被杀害。马被害之后,其门徒继续暗中联络,欲为马报仇。同时在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东京合并为同盟会,继续策划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会派遣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洪江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起义军声势浩大。政府调集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李燮和等逃亡。

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中国同盟会及三合会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何子渊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许雪秋、陈芸生为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200余人遭到杀害,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七女湖起义:1907年,孙文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阴历四月廿二),邓子瑜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起义军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1910年:安庆起义与其他起义

安庆起义:1907年7月6日,光复会徐锡麟安徽安庆起义。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被捕后被处死。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钦州起义:1907年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那彭那丽那矺等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文命中国同盟会会员、原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功攻取防城。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会首领黄明堂受孙文委派,以“镇南关都督”之名,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孙文、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广西提督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孙等人,孙转赴新加坡,待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

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河口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丁怀瑾先潜入云南联络,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余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黄兴赶到参与指挥,后返回河内另组队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国警察怀疑为日本人,遭扣押递解出境。至5月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

马炮营起义: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太湖秋操,安庆城内空虚之际,发动安庆马营(骑兵营)和炮兵营新军士兵起义。苦战一昼夜,未能突破安庆城防后撤退至合肥后解散。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这是新军第一次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文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参加庇能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义中,牺牲起义军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中国同盟会精英。《蒋宋美龄给廖承志公开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27]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陈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并无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来。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28]此次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廉州光复(1911年11月27日):苏用武(苏干初)、邓世坤、邓世增、钟继业等十二三名广东合浦廉州中学堂师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受到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激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苏用武与林翼中负责联络发动绿林中人起义;卜汉池与丁守臣前往灵山一带策动农民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则在新军进行策反。一切准备就绪。在离预定举行起义日子只剩下三天的时候,邓世坤因劳累过度,在制造手雷的过程中,不慎引发爆炸,不幸牺牲。为免引起官方注意,同盟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当晚(1911年11月27日)举行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随即前往新军开展工作,与新军起义的同志一起,争取杨分统(廉州城防军杨尊任)反正,不果。他们当场把杨分统击毙,召集全体官兵宣布起义。同时苏用武率领其余同志占领府衙。各衙门官吏个个闻风丧胆、纷纷落荒逃窜。次日,合浦宣布革命起义成功,成立廉州革命政府——廉州都督分府,并任命陈武(即苏用武)为都督、李时钦为参谋长、邓益能(即邓世增)为军政部长、罗侃廷为财政部长、林翼中为交通部长、廖杏斋为民政部长。此役史称“廉州光复”,时1911年11月28日。[29]

革命党海外活动编辑

马来亚的革命活动
 
1906年孙文与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部分会员等合照。前排左起v:1林干廷、2张永福、3陈楚楠、4孙中山、5尢列、6刘金声、7林义顺;后排左起:1吴悟叟、2张华丹、3张继、4陈汝河、5邓子瑜、6黄耀廷、7张秉庚[30]

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当时为英国殖民统治,称英属马来亚辛亥革命前,由于马来亚地区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故成为革命党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革命党人在马来亚地区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孙文多次亲赴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这令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31][32][33][34][35][36]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成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37][38]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39]决定发动黄花岗起义庇能会议即于1910年在槟城阅书报社召开。[40]与此同时,立宪派在该地区宣传卓有成效,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成为海外立宪派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园(曾担任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支持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等侨商先后成为保皇会骨干。[41]

孙文以及中国同盟会在马来亚地区展开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英国和大清保持外交关系,大清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领事馆成了革命活动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特使到马来亚各地访问,受到当地华人欢迎。这些官员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效忠大清,有的还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曾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见,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思想保守。这种保守思想也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号召得到当地华人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对新政治制度构想差距甚大,故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一番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课题争论激烈。在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上层是立宪派支持者,为使自己财产不受影响,维护已得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42]则是革命党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清政府,支持立宪派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支持。[43]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第一次笔战。[44][45]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是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文、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我华夏,乃孙文手定。[46][47]

首届内阁的诞生编辑

 
时间、地点未知,皇族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鸿慈。中排左起:3瞿鸿禨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首届内阁成立。5月8日,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总理大臣[21]:154。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为满族,有4名为汉族,有1名为蒙古族。而8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由于有人认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被讥称为“皇族内阁”。

四川保路运动:各方势力的博弈编辑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认为清朝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5月9日,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21]:154。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21]:154。四川民间各团体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

8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21]:154。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武昌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与军政府的成立编辑

 
武昌起义示意图
 
武昌起义中,起义军的三英寸口径大炮正在开火,汉口,1911年(注文为英文:Rebels 3 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u, 1911)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图为民军在都督府门口合影。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21]:154。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仲文(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仲文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人被瑞澂斩首,新军的革命党人人心惶惶。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夜巡的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干什么,想造反啊!”,金兆龙回话:“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乘陶不备,以枪托打伤陶,又从背后开枪,把陶启胜打成重伤,发出武昌起义第一枪。(旧说第一枪是熊秉坤所发,有误。)[48]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幕府,湖广总督瑞澂乘船逃到上海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中国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行程被耽搁,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更重要是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充裕时间。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之后的全国革命编辑

 
《最新调查清国大地图革命动乱地注点》,此图为《东京日日新闻》报于1911年11月3日随报附赠之地图

各省的革命及独立编辑

湖北阳夏保卫战和宜昌起义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战争,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因此在这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49]内地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湖南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相互响应起义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陕西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反击被灭。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江西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山西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直隶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云南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上海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贵州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贵州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浙江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江苏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25日,江浙革命联军进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光复。

安徽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广西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50],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都督之位。

福建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广东
 
辛亥革命期间,广州水面上,一艘英国炮舰正尾随一艘美国炮舰前进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在胡汉民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经各方支持,组成一支北伐军共约8,000人,姚雨平任总司令,马锦春为副总司令。[51]

山东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52]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宁夏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刘堂华兄弟率百人进攻夏府和巡抚衙门,高士秀和高登云率部攻占灵州,23日在夏府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四川
 
四川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1911年11月27日。美国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1879-1913)摄,来约翰提供。[53]图中白色旗帜为大汉旗。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清军部队向革命军投降。
河南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奉天

11月17日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

吉林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吉林都督

黑龙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

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失败。

新疆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五色旗取代清朝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54]

甘肃

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革命的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清朝海军的反正
清海军提督萨镇冰
长江舰队临时司令黄锺瑛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锺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崧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英国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俄国总领事敖康夫A.N.Ostroverkhow、法国领事侯耀(时又称“罗氏”)Ulvsse-Raphael Reäu、德国领事米雷尔Max Müller、日本总领事松村贞雄)发布会衔布告。[59]

武昌起义前后各国驻汉口(总)领事一览[60]
国家 领事职务 姓名
  英国 总领事 葛福Herbert Goffe
  美国 总领事 顾临R.s.Greene
  俄罗斯帝国 总领事 敖康夫A.N.Ostroverkhow
  法国 领事 侯耀(时又称“罗氏”)Ulvsse-Raphael Reäu
  德意志帝国 领事 米雷尔Max Müller
  大日本帝国 总领事 松村贞雄
  葡萄牙 领事 英国领事代
  荷兰 副领事 汉德
  比利时 领事 穆拉德Albert Meulaert
  意大利 领事 法罗特
  丹麦 领事 驻上海领事兼
  瑞典
  挪威
领事 林德曼K.Lindemann
  墨西哥 领事 哈伯滋R.Herbertz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清廷的反应编辑

 
荫昌戎装像
荫昌督师南下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陆军第二镇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京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并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凯内阁成立,荫昌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清廷内的政治纷争

叶恭绰笔记曰,“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袁世凯起用前后,清廷应对革命的方略产生重大变化。此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此后则出现“抚”的呼声。[61]

袁世凯的起复与军事进攻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谘府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62]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10月22日,湖南省独立。10月23日,江西省九江独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驻节孝感萧家港

清军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军事部署与进攻策略
番号 驻地 反革命 革命 统制(师长)
陆军第一镇 北京仰山洼 # 何宗莲
陆军第二镇 保定秦皇岛 # 马龙标,后王占元
陆军第三镇 吉林长春锦州 # 曹锟
陆军第四镇 天津马厂 # 吴凤岭
陆军第五镇 济南潍坊昌邑 # # 张永成,留守代理贾宝卿
陆军第六镇 北京南苑 # # 吴禄贞,后李纯
陆军第八镇 武昌 # # 张彪
陆军第九镇 南京 # 徐绍桢
陆军第十镇 福州福宁延平 # 孙道仁
陆军第十七镇 成都 # 朱庆澜程潜(参谋长)
陆军第十九镇 昆明 # # 钟麟同靳云鹏(参谋长)
陆军第二十镇 沈阳 # 张绍曾
陆军第二十一镇 浙江杭州 # # 萧星垣
陆军第二十三镇 吉林 # 孟恩远
陆军第二十五镇 原驻广西桂林,后驻广东 # 龙济光
陆军第二十六镇 广州 # 不详,因1910年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被遣散。
对北京的东西夹击:山西独立与滦州兵谏

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

内阁更迭与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袁世凯逐步控制北方政局

内阁总理大臣爱新觉罗·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溥仪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革命党在北京的军事活动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铭与袁克定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

南北议和编辑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当天,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影,摄于上海戈登路的李德立寓所。照片下为各人英文签名。[63]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64]

11月1日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干(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65]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64]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摄政王载沣递交国书。图中左起第六人为朱迩典爵士,左起第四人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其他人物还有谢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韦乐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医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迩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66]。张謇、赵凤昌等成为南方议和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67]

 
南北议和的重要幕后人物赵凤昌

12月28日,袁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得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袁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至1月21日,孙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施压。袁以孙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为了增加对付袁的筹码,孙通过王勋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后,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68]由于该约严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舆论一时哗然。该约未获参议院通过,并受到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故最终作废。

2月3日,孙会见充当日本政、经两界联络者森恪时称,“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并称在阴历年底必须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将不得不把政权拱手交给袁。当天森恪即将经过孙、胡汉民修改的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日语益田孝,指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2月5日、2月6日,孙又接连致电森恪催日方答复。日方因恐外国干预,故于2月8日通过益田孝复电森恪,未允提供一千万元军费,反而劝告孙、黄兴与袁世凯妥协。[69]

南京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的成立编辑

袁世凯的上位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中有人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武昌对上海:筹组中央政府的竞争
 
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时的黎元洪
 
沪军都督陈其美
 
江苏都督程德全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文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70]

革命党人的内讧

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内讧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义前后孙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的内讧,在内讧中文学社力量大损,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杀,后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内。[71]上海方面,陈其美李燮和争沪军都督;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沪军都督府被陈其美杀害;1912年1月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陈其美指使蒋中正刺杀。广东方面,新闻记者出身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枪毙同样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民团总局副总办黄世仲,后以武力裁撤王和顺的惠军。广州《公言报》记者陈听香替王和顺打抱不平,遂被陈炯明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逮捕并枪杀。[72][73]

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国图书公司(China Printing Company)于1912年印制的月份牌,同时标出阴历阳历。中华民国采用阳历作为国历,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历法传统。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来源请求]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来源请求]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获得一票,系湖南省代表谭人凤所投(一说浙江省代表所投[74])。

 
1912年1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桌端主持者为孙文[75]其他参会人员有,左侧自左至右:1海军总长黄锺瑛,2教育次长景耀月,3教育总长蔡元培,4财政总长陈锦涛;右侧自左至右:1黄兴,2外交总长王宠惠,3财政次长王鸿猷
 
1912年2月15日,孙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76][77][78]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孙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修改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锺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参议员,推选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国歌。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出一首题为《五旗共和歌》的国歌拟稿,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79]

清帝逊位,清朝灭亡编辑

滦州起义与清朝官员意见的分歧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1月3日,陆徵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1月7日,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

宗社党:满洲贵族的最后抗争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于局势恶劣,清庭于1月12日举行王公会议。爱新觉罗·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爱新觉罗·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爱新觉罗·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9日,宗社党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反对共和,指责奕劻。

全国政治的重心:袁世凯

1月16日,袁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袁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袁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迩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中国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大清国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故称《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领导发动辛亥天津起义但遭到失败。2月7日上午,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遭到袁部下及天津英租界当局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

清帝逊位与清朝的灭亡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乞共和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兵谏“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正式结束。

民国统一大庆典与孙总统祭明太祖

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

2月15日,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其中一项内容为孙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孙发表《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这两文中,孙回顾明太祖驱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统治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的清朝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承续,以告慰明太祖在天之灵。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北京政府的成立编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内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共和万岁》,作者不详,不晚于1930年。该画同时绘有五色旗十九星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宣传海报《民国共和万岁》,作者不详,1912年?。海报上绘有孙中山(孙大总统)和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头像。海报下方有一句中式英文:THE CHINESE REPUBLIC FOR EVER.

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提出辞呈,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

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82]

妇女运动的兴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83]。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84]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民选国会正式揭幕,巴西即于是日首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其他各国继之[85]:227。1913年4月9日秘鲁,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将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的府址迁到中南海,并于1913年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南大门,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86]7月,孙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被袁击败。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国民党及国会终被袁强迫解散[85]:229。1913年10月6日,袁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职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中国对蒙古西藏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袁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时期。孙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运动(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编辑

 
孙中山先生像,位于武汉纪念武昌起义的“首义广场”。背后是武昌起义次日建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该建筑原为湖北谘议局,建于1900年,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照片中的旗帜为十八星旗,代表汉地十八行省

政治编辑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参政者们对法律的理解分歧,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约法,民国初年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共和政体,推动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与共和的价值观得到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思想编辑

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编辑

此外,辛亥革命后,除了袁世凯曾经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曾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经有机会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在中国不断与国民党对抗,加上日军侵华,令中国不能统一,直到1950年代,中国大陆才由中国共产党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阻碍。

社会编辑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力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才基本肃清这些土恶势力。

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最后一块外国在华租借地直到二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至辛亥革命成功88年后的公元1999年从葡萄牙收回。

民族关系和边疆地区编辑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满洲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时已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给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他们的上层分子更是对革命、共和疑惧重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乱局除了外国势力干涉的诱因外,这种主观认同的差异当是重要的原因之一[87]

外蒙古独立与唐努乌梁海问题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罗斯帝国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访问俄国。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布“大蒙古国”独立,并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而唐努乌梁海则在1944年并入苏联,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内蒙古问题

俄罗斯帝国外蒙古的策动下,内蒙古各地也发生独立运动。胜福等人发起呼伦贝尔独立,被外蒙古任命为统辖呼伦贝尔大臣。乌泰则掀起东蒙古独立,被外蒙古封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

清帝宣布退位后,蒙古王公的态度虽然发生转变,但仍然是有条件的。在1912年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驻京蒙古王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87]

西藏问题与西姆拉条约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其“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其封号,而达赖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位于拉萨的噶厦政府,直到1950年解放军进藏后西藏的实际统治权才再次被中国中央政府收回。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上,英、藏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属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后因此中印两国于1962年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印边境战争两国在藏南地区阿克赛钦地区以及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则时有发生。

新疆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原新疆巡抚袁大化任命杨增新提刑按察使,训练穆斯林军队。后来袁大化逃离新疆,众人推举杨增新为督军。其后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封其为一等伯。袁世凯死后,杨增新长期任新疆省长。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1928年去世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但在之后的20年里,由于苏联的干涉,在今天新疆喀什地区曾经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后被盛世才击垮,但新疆北部很多地区则一直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苏联才将这些地区归还中国,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才被清除。

海外华侨华人编辑

马来亚编辑

马来半岛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深远影响,大致可以归为:

  •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 新思想的涌现
  •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文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开始剪掉辫子。在同盟会和孙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后开启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维系与中国关系主要思想源泉。由于民族主义思想鼓吹,数以千计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给予革命党金钱援助。同时,也促进反对殖民统治的意志,不断壮大。

当孙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开展革命活动前,当地华人并不团结,常有帮派之间和不同籍贯族群之间的斗争。这阻碍革命思想传播,影响华人社会经济成长,并妨碍不同籍贯华人之间合作。

1906年,孙在吉隆坡主持中国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当地华人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崩溃。因此中国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不同籍贯集团为孙的革命而一起工作,使不同籍贯华人有机会逐步相互了解与合作以解决共同难题。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输团结思想组织。此外,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打破以往使用方言教学惯例,使不同籍贯华人有共同媒介语。通过努力,华人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加强。

孙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新思想,冲击华人传统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设立女子学校受到鼓励,女人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参加革命。

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在得到英国殖民政府许可后,国民党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国民党并非与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北京的国民党于1913年被解散后,其后继各党派在马来亚继续进行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中国国民党注册被英国殖民政府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资料。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并未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中国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政治运动等带来深远影响。

评价编辑

孙中山的评价编辑

 
《孙中山像》 1921年 李铁夫

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尚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对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评价。然而,由于共和民主没有真正实施,因此人们从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孙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88]孙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改革。

国共两党的评价编辑

192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对于辛亥革命有较高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为主流观点。

中国国民党视孙为中华民国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极高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最重要关键。对辛亥革命积极评价是中国国民党内各派共识。如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89]

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妥协和软弱,只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具有阶段性成就,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例如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讲话指出,“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90]。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9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2]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首次将辛亥革命纳入宪法,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西方学者评价编辑

历史学家冯崇义认为,由于当时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四派势力的妥协精神,使得此次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少、最和平的一次[93]

鲁迅表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94];“(中华民国)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95]

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96]又如中国大陆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李泽厚表示,如果选择的是康梁的君宪道路“中国会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反而“促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97]

李泽厚表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在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向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97]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宇翔不认同相关观点:“如果认为是辛亥革命打断了晚清立宪和中国走向宪政的大好前程,是完全站不住脚了……历史观的严重错乱,是对20世纪以来为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而奋斗和牺牲的人民的严重亵渎。不可不察!”[98]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研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历史学教授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99]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革命派宣传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未能兑现感到十分愤慨,指出共和不过“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己耳”;所谓民政,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攻,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所谓幸福,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又指出:“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对革命宣传的美好许诺未能兑现的痛苦欲绝之情[95]

相关史迹编辑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相关条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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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

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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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渤海寿臣辑录,辛亥革命始末记,保正五族民报社,1912年
  • 王笑生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
  • 咏簪,武昌两日记,1912年
  •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
  •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浙军第四十九旅司命部印,1912年
  •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1912年
  • 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
    • 居正,梅川日记,铅印本,1944年
  •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
    • 曹庆云,武昌革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 邵元冲,中国之革命运动及其背景,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
  • 萝蕙草堂主人,梅楞章京笔记,大连:满铁大连图书馆,1942年
  •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44年
    •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北京:三联书店,1952年
  • 陆丹林,革命史谭,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
  •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
  •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7年
  • 李廉芳,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
  •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
  • 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开国史迹,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
  •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
  •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 邱文彬,辛亥阳夏起义史略,河南:民国日报社,1939年
  •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
  •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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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硏究中心,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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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革命写真画(全十册),商务印书馆,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
  • 辛亥革命画史,江汉出版社,1911年
  • 辛亥革命大写真,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专著编辑

  • 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
  • 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 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 林增平,《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郭真,《辛亥革命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 高尔松,《辛亥革命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 高劳,《辛亥革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 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
  • 吴筹中、顾炎培,《辛亥革命货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圑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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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 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
  • 吴剑杰,《辛亥革在湖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皮明麻等,《辛亥武昌首义事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 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
  •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会文献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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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ISBN 957-32-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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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ISBN 978-957-08-1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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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伟民唐玲玲,《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2年,ISBN 978-7-5443-0682-9
  • 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 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80057-725-3
  •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
  • 宋平,《蒋介石生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胡绳武,〈袁世凯为什么能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席位〉,《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 林增平,〈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 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军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ISBN 978-957-708-735-5
  • [美]L.S.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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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