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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安全

气候安全（英语：Climate security）是一种政治和政策框架，着眼于气候对安全的影响，表示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引发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风险。此概念提出一种观点，即与气候相关的变化会加剧社会中现有的风险，进而危及人类、生态系统、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的安全。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对世界在处理和平与安全的方式有深远影响。当针对气候的调适和缓解行动执行不当，也会对人类安全产生负面影响。[2]

假设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6米，图中受影响的地区（红色，但实际上不同区域的上升会有差异）。海平面上升（SLR）的热点，例如美国东岸，其上升速率将是全球平均数率的3-4倍。[1]

气候安全一词最初由美国，以及后来欧洲国家的安全分析师提倡，但随后被包括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在内的各种参与者所采用。这个名词在政治、外交、环境和安全等领域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但也有对该名词的批评，例如于荷兰成立的非营利研究及倡议智库跨国研究所（英语：Transnational Institute）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扬·塞尔比（Jan Selby）等学者，他们认为使用这种名词会鼓励针对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采取军事行动，而忽略分配不均和不公平的问题（这些是支撑气候危机和由其影响而发生的脆弱性因素）。

那些关注国内和国际安全风险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有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或是造成新的紧张局势，成为一种"威胁倍增因子（threat multiplier）"。[3]例如气候变化被视为对军事行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原因是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到军事基地，或者极端高温事件会破坏军队的作战能力。气候变化也被视为暴力冲突的催化剂和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但气候和冲突的因果关系也存在争议。[4][5]由于气候安全在许多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某些机构的工作执掌上日益重要，已有机构开始执行能减轻气候变化对冲突产生影响的方案，称为气候安全方案。进行安全方案的有来自开发、外交和国防领域的参与者，各有其自身的动机。北约组织（NATO）和联合国安理会均参与这些方案。

美国农业部预估到2050年的食物价格（于两个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 SSP1与SSP3之下）的变化，国际贸易因素也列入考虑。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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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气候变化影响]]和环境安全（英语：Environmental security）

气候安全是指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安全风险。多项关于风险和安全的报告已将气候变化确定为21世纪中对于国际安全的严重，甚至是灾难性威胁。[6][7]瑞士非营利组织全球挑战基金会（英语：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发布的2020年全球灾难性风险（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 2020）报告[8]中的结论是气候变化极有可能会终结人类文明。[9]有70%的国际政府认为气候变化是种国家安全问题。[10]由于气候变化会影响到与粮食安全及能源安全、人口迁徙和外交事务等问题的相关政策，各国对气候安全风险政策的关注度因此迅速增长。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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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术领域，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英语：Environmental security）中的一支，这名词在联合国于1987年出版的布伦特兰报告（参见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度被提起。[11]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菁英科学家组成的杰森咨询小组（英语：JASON (advisory group)）因关心安全问题，而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12]全球气候变化于1980年代冷战时期后已成为一国际问题，而安全概念受到扩展，跨越军事领域，将政治、经济、社会 ，以及环境领域也包括在内。[13]安全一词所指的范围广泛，涉及国家、国际和人类的安全。

澳大利亚学者马特·麦克唐纳（Matt McDonald）将气候变化概念化的方式描绘为由政策制定者、游说者、环境倡导者、民间社会团体和学术研究者提出的数种气候安全话语。马特·麦克唐纳将它们分为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国际安全和生态安全类型，分别涉及民族国家、人民、国际社会和生态系统。[14]在此四种论述中，国家气候安全最为重要。因为它关注气候变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威胁，以及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免受外部侵害。[14]这种论述是由国家安全机构所推动，其中又以民族国家被视为最具能力，可透过军事行动以提供保障。这个论述也获得那类支持"威胁倍增因子"概念智库的推动。[14]

国际安全论述的重点是国际主义与全球合作，其中国际组织被视为能提供安全的个体。气候变化缓解和调适策略（例如朝低碳经济转型，以及为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是此论述的核心。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均参与此类进程，于2015年底推出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就是这种论述的体现。然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执行安全行动代理人，经常受到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因为它们担心气候变化被用来为作为军事干预的借口，而让强国藉以增加军事预算。[14]人类安全论述因而被提出，作为一种对抗国家安全的替代方案，此论述于1994年首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这种论述以寻求人民的福祉为中心。对联合国机构而言，缓解策略和资源重新分配被视为是对人民提供安全的核心。生态安全论述很少被纳入主导政策或学术辩论中。[14]

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规模庞大，促使国际参与者将气候变化视为安全威胁，结果是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和在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 彼得·史瓦兹（英语：Peter Schwartz (futurist)）和Doug Randall两人在200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探讨相关气候变化情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报告的结论是："我们创造一个并非最有可能发生，但仍符合情理的气候变化情景，此情景会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应立即予以正视。” [15]

欧盟于2008年发表一份关于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的报告，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影响欧盟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威胁倍增因子"。[16]

批评与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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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安全也因为其叙述中强调气候变化将会引起大规模移民的"威胁"，对许多国家的边境管理和移民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设于各国边境的工业复合体预计将会每年成长7%。[17]荷兰跨国研究所提出标题为《全球气候围墙（Global Climate Wall How the world's wealthiest nations prioritise borders over climate action）》的报告提出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这七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边境和移民管制上的支出，加总起来至少是其气候融资支出的两倍。[18]欧盟的欧洲边界与海岸防卫处（英语：Frontex）自2016年成立以来到2021年期间， 预算增加达到2,763%。[18]

气候正义联盟（英语：Climate Justice alliance）、异议者（Disenters，[19]）、草根全球正义联盟（Grassroots Global Justice Alliance，[20]）、原住民环境网络（英语：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等社会运动和组织呼吁更加重视气候正义和环境正义（英语：Environmental justice），而非仅专注气候安全。气候正义强调该处理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源，例如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全球不平等（英语：global inequality）、全球化和剥削式的经济体系（例如自然资源剥夺）。许多人呼吁将此种气候殖民（climate colonialism）[21]时代的问题解决。事实上许多气候正义的支持者呼吁为原住民和其他正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并保有地球80%的生物多样性的社区提供更多支持。[22]

许多民间社会参与者也呼吁在提供更多气候融资之外，也该进行气候赔偿（英语：Climate reparation），并建立由低收入国家提议的损失和损害融资机制（Loss and Damage Finance Facility，LDFF），[23]以及将主权债务取消（英语：Debt relief），好让低收入国家有余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历来温室气体排放负有最小的责任。

从学术角度来看，生态安全概念认为导致气候危机的根源与全球体系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方面发生重叠。[24]

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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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脆弱性和气候正义

气候变化是种全球性挑战，对所有国家造成长期影响，而所产生的影响在各地并非均匀分布。对于脆弱的环境和/或社会弱势和边缘化群体而言，此类影响的严重程度将会超乎比例的高。例如环绕于孟加拉湾四周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印尼和斯里兰卡，它们处于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生活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参见南北分歧）之中的边缘化群体和少数族裔社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但他们对造成此结果所担的责任最小，许多人将此称为环境不公正（参见气候正义）。[25]

事实上，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0%（约6.3亿人，主要居住于欧盟和北美洲）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全球的52%，而最贫穷的50%（约31亿人）的排放仅占总排放量的7%。全球北方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占比为92%，而气候变化却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UNFCCC为解决此问题，揭橥一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英语：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概念，用以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负起提供援助和移转技术的责任。[26]

本节摘自气候变化影响。

气候变化会影响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气候系统的变化包括全球暖化、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而此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以及人类定居点与社会。[27]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其影响是既广又深。如果不采取强而有力的气候行动（英语：Climate action）应对，情况不可能会改善。有时专家会将预测和观察到的此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称为"气候危机"。

 
许多草根运动的参与者在诉求气候正义之时，也要求将导致不公正的系统进行改革。

本节摘自气候正义。

气候正义这个名词承认"虽然全球暖化是场危机，但其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并非均匀分布"。[28]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中的一支，[29]重点是把气候变化造成的负担公平分配，并将缓解的负担公平分配。[30]气候正义被描述为"企业、个人和政府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弱势群体所具有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31]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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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的风险会随着全球暖化而增加，特别是在较脆弱的地区。研究显示极端天气事件会损害经济、降低粮食产量并加剧不平等，当此与其他因素结合后会升高发生暴力的风险。有项研究发现于上个世纪，有3%至20%的武装冲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结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气温升高2°C将会导致当前冲突风险增加至13%，气温升高4°C会导致风险增加最高达26%。[32]

由总部设于澳大利亚的智库经济与和平学院（英语：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发表的报告 - 全球和平指数指出有9.71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风险较高或极高的地区，其中4亿人生活在和平程度较低下的国家。报告提出警告说，气候变化会影响资源可用性、就业保障并导致强迫迁移，而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33][34]

关于气候变化是否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与人类先前经历过的有很大差异，社会对此的调适能力尚不明朗。[32][35]

许多气候安全倡议者将气候变化与冲突作联系。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英语：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发现有4种会将气候变化与冲突联系的途径：淡水资源退化、粮食不安全、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增加，以及移民模式增长或是改变。[36]跟据报导，这些因素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例如改变暴力的机会结构（英语：opportunity structures）（例如，当国家力量被削弱时，或是受害的人更易受到武装团体招募时）或是加剧受到影响人口的不满。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份报告，逐日强化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实体影响"将加剧地缘政治热点，特别是在2030年之后，主要国家和地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稳定风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需求。"此表示阿富汗、缅甸、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拉克、尼加拉瓜、朝鲜和巴基斯坦有可能会被列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对能源、食物、水和健康安全构成威胁："这11个国家因能源、食物和水安全降低，会加剧贫穷、部落或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不满，而升高社会、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37]

气候威胁与风险
     气候灾害的二度影响会更加危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既有社会秩序和人口已受破坏的地方，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会因而增加。如果气候影响加剧，造成社会不安、生活必需品取得不易、脆弱的政府和经济、及重要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及农业生产降低，风险将会更进一步上升。
美国陆军气候战略报告[38]
2022年2月

一篇在2016年《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与气候有关的水冲突有可能导致涉及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战争。[39]但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不太可能对国家间的战争性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其在内战和社区冲突中的影响表达担忧。 [40][41]研究人员Hsiang、Burke和Miguel从事一项对60项研究报告所做的统合分析， 结论是气温升高和极端降雨会导致人际暴力增加4%，群体间冲突增加14%（两者均为中位数）。[42]然而他们的结果受到其他研究人员质疑，因为其在采用替代模型演算的结果不够稳健。[43][44]最近的研究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并认为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包括热浪、干旱、风暴和洪水）会适度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但前提是存在农业依赖、[45]基础设施不足[46]或是有族群遭受政治上的排斥。[47]由此推论，气候变化更像是个"风险倍增因子"，具有放大现有冲突风险的作用。 [36]对此主题采取一致看法的评论[48][49]包括于201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专家评估，其结论是上个世纪中有3%至20%的境内武装冲突风险受到气候相关因素的影响，但其他驱动因素更为重要。[41]

专家评估报告指出，研究领域中仍存在主要的知识差距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把气候变化与冲突风险做联系的途径方面。 [41]杨·塞尔比（Jan Selby）认为评估忽略批判性或建构主义的方法。[50]事实上，有许多研究对有关气候冲突研究，采用的是确定性和以冲突为导向的世界观而提出批评，[51][52]并且对该主题的统计研究结果系运用有问题的模型和有偏见的数据集而得。[53][54]现有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众已知晓，且已冲突频发的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这引发关于抽样偏差的问题，以及对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较少受到注意地区的影响，和平方式进行的气候变化调适和建设（英语：Environmental peacebuilding）等主题也未得到充分研究。[55]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还指出增加一般冲突风险的几个因素对气候变化很敏感，但自然与社会之间无直接和简单的因果关系。 [56]

在逐个国家的基础上，一些案例研究将气候变化与尼日利亚、[57]肯亚[58]和苏丹[59]的农民和牧民之间暴力冲突的增加作联系，但发现对马利[60]和坦桑尼亚的有混合的结果。[61]对于内战等高强度冲突，所得证据也模糊且备受争议。但一些研究显示其中一些因果关系的证据很少，[62]包括在达佛、[63]埃及、[64]叙利亚、[65]和加纳[66]的案例。以叙利亚为例，许多军方官员认为气候变化导致该国城乡间移民大增和内战发生。但如学者扬·塞尔比[67]等认为该国领导人巴夏尔·阿塞德采取农业补贴削减的经济措施比干旱造成的移民问题更大。

研究人员最近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对骚乱、示威或静坐等低强度甚至是非暴力冲突的影响。即使人们并未使用暴力的手段或动机，他们也会卷入这种形式的冲突，例如当发生粮价高升或是水资源短缺时。研究确实显示在脆弱的社会中，气候变化的预期后果（例如粮食和水两者安全性下降）会增加抗议的风险。[68][69][70]这些冲突往往会加剧，并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斗争。

专家认为全球几个主要冲突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

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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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平洋陆军于某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架设机动式太阳能光电模组，以供人道援助与救灾使用，这类装置有提供连续24小时电力不间断的潜能。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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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国军方的能源耗用（英语：Energy us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美国军方最迟自2010年起即开始大力推动再生能源的开发、评估和部署，以减少其在运输上需耗用的化石燃料。[86]根据北约组织2015年的年度报告，提出计划对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进行投资，以降低士兵面临的风险。气候变化产生的安全影响也是引用理由之一。 [87]

军事行动与气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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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家主要关注于气候变化期间武装部队的操作能力（也是许多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 气候变化对军事基地等相关设施，以及极端高温等对人员作战能力的影响。五角大厦于2018年提出的报告显示于美军3,500个军事基地中，有一半会受到风暴潮、野火和干旱等六类关键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因此各国开始"绿化"军队，并在军事基地安装太阳能光电模组、在利用船舶运输时采用替代燃料与装设再生能源设备，为军队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备。[88]

人们也担心严重依赖化石燃料会给武装部队带来脆弱性。美国军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此类燃料消耗单位。[89]例如于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2007年），近40个燃料车队中就会发生1起死亡或重伤事件。[90]美国军方最迟自2010年起即开始推动再生能源的开发、评估和部署，以减少运输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北约组织提出的2021年气候变化和安全行动计划提出保护其资产的策略，并承诺到2050年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91]

然而由于军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是自愿性提供，[92]向来缺乏透明度。美国布朗大学于2019年发表一项研究报告，估计自2001年反恐战争开始以来，仅美国军队就排放12亿吨温室气体。[93]此外，英国科学家网络全球责任科学家（英语：Scientists for Global Responbility）计算英国的军事排放量为1,100万吨，欧盟排放量为2,480万吨，其中法国占总量的三分之一。[94]

军方提出的永续发展计划被批评为漂绿。此外，军事主义和战争造成毁灭性的环境破坏。[95]遗留在阿富汗的化学污染和发生在马绍尔群岛的核污染是美国军事行动及其环境遗产的一些例子。[96][97]

气候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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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安全在许多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加重，一些机构现在正在运行，目的在减轻气候变化对冲突造成影响的计划。这些做法被称为气候安全措施，[98]研究人员von Lossow等将其定义为"（地方或中央）政府、组织、社区、私人行为者或个人实施的有形行动，以助于预防、减少、缓解或调适与气候变化和相关环境退化影响，及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和威胁"。[98]由克林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英语：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行星安全倡议（Planetary Security Initiative）建有及维护一份最新的气候安全措施列表。[99]

这些措施源自于开发、外交和国防领域中具有不同动机的各种机构。其中一例是菲律宾北拉瑙省的5级市考斯瓦岗市（Kauswagan）市Arms to Farms（解甲归田）项目。[100]由于粮食不安全将该地区的叛乱活动（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加剧，当地因降雨不规律导致作物收成不佳，叛乱分子招募人数增加，引发进一步的暴力事件。 [101]该项目通过对前叛乱分子进行农作训练及促进社区之间的信任，而提高全面粮食安全、和平与人类安全，成功将他们融入社区。另一例是联合国于马利的维和行动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的一个分支行动，该行动寻求解决社区冲突（冲突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短缺），于马利北部基达尔建造一个全新且更有效的水泵，以解决当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为水而发生暴力冲突的问题。[102]

越来越多的非军事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倡导国家安全方针，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查塔姆研究所（英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克林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英语：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德国智库阿德尔菲（Adelphi）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88]环保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环境保护基金会（英语：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美国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欧洲的E3G（英语：E3G）（智库）也采纳国家安全措施。草根组织如荷兰的反抗灭绝甚至邀请一位荷兰将军为他们撰写的应对叛乱手册提供意见。这些团体往往更为关心人类安全，但他们会寻求军方作盟友，他们相信如此做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支持。[88]

气候安全措施领域才刚起步，但此领域越来越重要，而由于新领域具有不确定性，一些气候行动者仍不愿意参与。[98]因为气候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仍会增加，研究人员von Lossow等的研究结论是在世界脆弱地区扩大气候安全项目的数量"具有促进更可持续，及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巨大潜力"。[98]

政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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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所具有的跨国特征，往往超越国家政府能充分应对的能力。 [103]许多政府部门或国家领导人已体认气候变化是人类安全、国家或地区安全的问题。

虽然人们持续关注有关气候变化的安全化问题，但其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和活动影响甚微，各国政府仍持采取"一切照旧"的方法来管理和遏制国际移民。[104]

北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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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组织在2015年表示，气候变化是个重大的安全威胁，并且"已感受其影响"。[105]北约在2021年同意一项气候变化和安全行动计划，承诺其要 1) 分析气候变化对NATO战略环境和联盟的资产、设施、任务和作业的影响、 2) 在其工作中将气候变化纳入考虑、 3) 加入缓解气候变化工作，和 4) 与伙伴国家以及活跃于气候变化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和区域组织进行交流。[106]

需要注意的是部署安全部队，有时反会引发不安全的情事。例如由美国主导、北约组织支持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原本是进行反恐战争，企图达到安全的目的，最终却加剧更多的战争、冲突，并因美军与北约支援部队于2020年-2021年撤出，让塔利班重新掌权。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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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最早是经由UNFCCC处理，现由《巴黎协定》提供框架，但在联合国系统内，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安全问题并无组织性归属，因此纵然其对几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威胁具有紧迫性，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处理。 [107]根据UNFCCC，联合国的缔约方会议（英语：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是处理此事务的最高机构。由缔约方派遣代表参加每年举行的会议，做出必要的决定以确保公约条款能有效实施，并定期审查条款的实施情况，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类干扰是UNFCCC的终极目标。 [108]UNFCCC也称为"里约公约"，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地球峰会"）期间签署的三项公约之一，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时至今日，UNFCCC已拥有近乎联合国全部会员国加入。 [109]由于联合国更加关注这一主题，而在2018年10月在联合国秘书处之下的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英语：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Peacebuilding Affairs）内启动机构间合作，称为气候安全机制（Climate Security Mechanism）。[110]

联合国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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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于2007年首次就气候安全和能源问题展开辩论，并于2011年发表主席声明（presidential statem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表达气候变化会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然后举行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非正式阿里亚公式会议（英语：Arria formula meeting）。瑞典于2018年7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关于气候与安全的辩论（Swede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气候变化已超出其作为一种假设的会威胁破坏人类长期潜力的风险（existential risk）分类，已是安全理事会的外交官以外，与其他和平与安全执行者相关的业务问题。

然而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称中低收入国家（LMIC）），并不认为气候变化应被视为安全问题。当气候与安全议题首次在联合国出现时，LMIC反对将气候变化予以安全化。[111]七十七国集团（G77）于2006年认为"UNFCCC是谈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最富裕的国家不应只解决[气候变化]的后果，而该解决问题的根源。"[112]G77也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能源问题并不合适，并重申能源在实现永续发展目标、消除贫穷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关键作用。[112]G77和中国于2013年表达联合国安理会"并非进行此类讨论的适当论坛"，而应交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 和联合国大会处理。[113]自此之后G77就没再发表过其公开立场。

国家与不同大陆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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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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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非洲大陆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地最贫困的社区深受其害。粮食不安全被加剧，导致人口流离失所，并对水资源产生极大压力。 [114]由于非洲整体气候调适能力低下和政府能力不足，对气候风险的暴露程度很高，使其成为世上脆弱度最高的大陆。 [11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07年提出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造成苏丹达佛冲突的部分原因。[116]该地区于1967年至2007年期间的总降雨量减少30%，撒哈拉沙漠每年扩张超过一英里。农民和牧民之间因牧场面积减少和可用水源稀少而发生的摩擦是发生内战的归因。[117]美国和欧洲安全分析人士因为撒赫尔和查德盆地与气候相关的严重脆弱性、社区暴力、吉哈德叛乱、政治不稳定以及国内和地区人民流离失所，而将其称为"热点"。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变化和沙漠化，威胁以查德湖为生人口的福祉。[118]报告显示查德湖正在快速缩小，而导致激烈的水资源竞争。[119][120]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通过第2349号决议，将该地区的冲突和水资源短缺作联结。联合国安理会于2018年发表关于查德湖流域的声明，将气候变化和查德湖面积缩小视为博科圣地叛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之后尼日与联合国安理会于2020年共同组织一次关于气候安全会议。

然而学者们对于查德湖的沙漠化是否确实导致冲突存在分歧意见，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例如先前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武器涌入当地、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宗教问题与牧民社区遭到边缘化。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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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参议院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一种当前和会持续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被定义为会提前将地球起源的智慧生命灭绝，或是一种对智慧生命发展潜力造成永久与彻底破坏的威胁。"[121]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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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理事会关于气候外交报告的结论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全球挑战，如果不紧急应对，将会危及……和平、稳定和安全。"[122]由杂志IPE International Publicers Limited和机构投资者两智库共同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重点是"气候变化是种会破坏人类长期潜力的风险，企业必须设定目标将之消除"。[123]欧洲对外事务部 (EEAS) 高级别活动于2018年6月举办一主题为"气候、和平与安全：该采取行动的时辰"的活动。[124]欧盟的综合安全做法显示其完全有能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但最近的科学研究显示欧盟尚未制定完全连贯一致的政策。[125]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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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国协及发展事务部（FCDO）的前身 - 外交与国协部（FCO）于2007年率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气候变化会议，并敦促UNFCCC采取行动。当时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承诺在2014-15年期间将30%的对外援助用于脆弱和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 FCO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八大工业国组织和七大工业国组织会议上论及"脆弱"国家的气候、安全和冲突问题。于201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卡麦隆指出"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126]一篇于2018年刊载在英国《独立报》的文章也认为根据100多名气候科学家的看法，美国川普政府正"将英国置于风险之中"。[127]同年，英国前气候变化特别代表、退役海军少将尼尔·莫里塞蒂（英语：Neil Morisetti）声称"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导致英国必须部署更多部队以预防冲突、解决冲突或应对因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所需的人道援助."[128]英国设立的国际气候基金（International Climate Fund，ICF）将气候变化视为"脆弱"国家的"威胁倍增因子"。 2015年，该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提出报告，证实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国家安全支出需要配合调整。

英国联合国事务大臣阿迈德勋爵（英语：Tariq Ahmad, Baron Ahmad of Wimbledon）于2021年9月23日表示，气候变化威胁国家和所有人的安全。英国于2021年10月31日至12日11月12日期间在格拉斯哥主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缔约方会议（COP26）。[129]英国于2021年3月发布的《国防、安全、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审查（Integrated Review of Defence,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认为应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该国"首要国际事项"，并指出非洲国家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会因此将非洲大陆的不安全、移民和不稳定问题放大。[130]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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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气候安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策理念的开发一直由气候与安全中心[131]领导，该中心由Francesco Femia和Caitlin Werrell于2011年创立，现在是战略风险协会[132]下的一个研究所。

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自1980年代以来即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安全风险"表达担忧。 [13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于2007年发布一份题为《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行动排程（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 Agenda for Action）》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严重威胁。"[134]联合全球变化研究所（英语：Joint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nstitute）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的二阶和三阶影响，例如移民和国家稳定，是美国国防和情报界该关注的问题。 [135]白宫在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气候变化让美国沿海地区面临风险，变化中的北极地区为该国其他地区及对基础设施构成风险，并增加对军事资源的需求。[136]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士·克拉波（英语：James Clapper）于2016年指出："无法预见的不稳定已成为"新常态"，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持续……极端天气、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对食物和水的需求增加、不良的政策与基础设施不足将把此种不稳定加剧。"[137]

五角大厦于2015年发布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否定论将会威胁国家安全。[138]于2017年，川普总统将气候变化从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移除。 [139]而五角大厦在2019年1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140][141][142]2019年6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期间，白宫阻止美国国务院所属情报和研究署（英语：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提交一份声明，撰写该份声明的分析师为此辞职走人。[143][144]建立一气候安全总统委员会的想法曾被提出。[145][133]美国国会依据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提交一份关于气候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于2019年发布，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对国防部的任务、运作计划和设施产生影响。"[146]美国总统乔·拜登于2021年宣布气候变化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147]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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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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