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昆虫学史
台湾昆虫学的研究历史，在台湾被正式纳为清朝版图后，才以地方志的型式被记载，主要记录于地方志中的风土志中。19世纪前虽有西方科学家、医生、教会人士至台湾进行昆虫研究，但鲜少出现在地方志中。台湾进入日治时期后，在台湾从事昆虫研究的日人渐多，日人陆续成立的学校中，也有昆虫学相关的课程，但日治时期在台湾从事昆虫研究的学人，仍以日本人居多，其研究也登刊于相关期刊上。除学校外，也陆续成立农事试验场、博物馆、研究所，进行昆虫、害虫的观察、防治和采集等工作。
清治时期 编辑
台湾清治时期相关的昆虫记载，主要可在地方志中看到，台湾西部在1687年被清朝纳入版图后，隶属于福建的范围，在当年由福建巡抚金𬭎主编出版的《福建通志》的物产中，即有关于昆虫的简述。1695年高拱干编撰出版的《台湾府志》(俗称《高志》)卷七＜风土志．土产＞有16种昆虫的记载，部分昆虫附有注解，和1724年出版的《诸罗县志》的＜物产志．药之类＞和＜物产志．虫之属＞，常被后续编撰的地方志所引用。
1719年陈文达等人编写出版的《凤山县志》中，列举了15种昆虫，也在描述中指出蚊蝇等害虫和其滋生源的关系，是和其他地方志不同之处。1720年，陈文达和王礼等人合编《台湾县志》，关于昆虫的记述达17种，其中关于蜂类已分有长腰蜂(长脚蜂或细长脚蜂)、虎头蜂(鸡尿蜂)和蜜蜂，也首次出现蜣螂(粪金龟)的介绍。
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提及台湾昆虫的地方志共有八本，但多与前人编撰的内容相近，其中刘良壁等人编写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的＜风俗志．物产．虫之虫＞所介绍的昆虫增加到19种；范咸等人编著的《重修台湾府志》增加了螳螂的介绍。1752年王必昌等人编的《重修台湾县志》记录的昆虫达22种。
1832年，周玺等人编写《彰化县志》，增加了蚇蠖、蚕、蠓、蛆、切叶蜂、蠮螉等24种虫名，也将蝉分成五种加以记述，和其他地方志比较，有较为详细的昆虫介绍。1859年英国人史温侯出版的《台湾旅行记》中也有关于昆虫的记录，这份记录成为台湾昆虫最早的西文记录。1895年蒋师辙主编的《台湾通志》发行，是清末最大的台湾地方志，其中记录的昆虫达30种。
虽然在18世纪，开始有西方人士到台湾从事昆虫研究，但其研究结果多送回其国家作进一步的研究，甚少出现在台湾相关的地方志中。而以地方志型式所记录的昆虫学，也和西方的博物学研究记录方法不同，地方志中的昆虫学记录方式，主要为本草学的观点，记录的昆虫以和人类有关或是常见的昆虫为主。
在此时期地方志中出现的昆虫包括蜂、蝉、蚁、蝶、蛾、蝇、蚊、萤、蜾蠃、蜻蜓、蜣螂、螳螂、螽斯、蠹(衣鱼)、蟑螂、蟋蟀、毛虫、螟蛉、胡蜂、灶马、斑猫、水龟等。
此时期的西方人在台昆虫研究 编辑
此时期与台湾昆虫研究相关的人物主要是西方为扩展海权的随行研究员、外交官、传教士、医师和专门的标本采集人等。
最早在台湾从事昆虫相关采集研究的人员，是英籍调查船萨玛兰号(H. M. S. Samarang)的军医亚瑟·亚当斯(Arthur Adams)。他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南方、韩国济州岛和台湾海域航行，航行途中曾登上绿岛进行采集，但未经整理就和此行其他地点采集的结果交给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将此批标本的采集地皆标上“Korea”，造成后续研究调查的不便。因此英国人史温侯在台湾昆虫学贡献，而被称为是台湾昆虫研究的第一人。
史温侯（Robert Swinhoe）在台湾的昆虫学贡献主要以标本采集为主，他并未发表相关的昆虫报告，他在台湾的四年期间(1862-1866)所采集到的标本，交给亨利·贝兹、华莱士、摩尔(F. Moore, 1830-1903)等人研究，其中交给贝兹的甲虫有285种，经分类后，有一个新属和分别属于7科的38个新种，其中多种新种以史温侯的名字(swinhoei)命名。华莱士和摩尔研究蝶蛾类的标本记载中，共有46种蝶和93种蛾，虽然指出其中5种为新种，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实为同种异名。他们在1866年分别发表的两篇科学报告，是关于台湾昆虫首次的科学性报告。直到1895年，还有8篇关于台湾的科学报告是以史温侯所采集的昆虫标本加以观察研究后所发表。
和台湾昆虫学相关的传教士有德马太医师，他是英国长老教会的医疗宣教士。
1866年到台湾的万巴德医生，主要致力于麻疯、疟疾等热带传染病上。1886年-1892年在台行医的苏格兰医师勒尼(A. Rennie)除了行医之外，也采集蝶类标本。1876年起开始担任淡水海关长的赫布逊(H. E. Hobson)，在台任职期间，于淡水、高雄、恒春等地采集的蝴蝶标本达200多种，经其他科学家研究之后，原将40多种以新种发表，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多数为同种异名，只有黄蝶(Eurema hecabe hobsoni)和圆翅紫斑蝶(Euploena leucostictos hobsoni)重新分类为新的亚种。赫布逊本人主要以采集为主，并未发表进一步的研究报告。1894年至1895年任职于淡水海关的英人拉图雪对于台湾动物的研究也有诸多贡献，拉图雪主要研究鸟类，但对于其他动物的采集也有涉猎，在他的旅行手记和研究报告中，曾提到鹅鸾鼻发现黄裳凤蝶，未有以拉图雪为学名的昆虫，但他的名字可见于台湾螲蟷(Latouchia formosensis Kishida)这种蜘蛛上。
直到1895年之前，共有27篇关于台湾昆虫的科学性报告。
1893年10月，动物采集人霍斯特(Holst, ?-1895，中文名何必虞)至台湾进行动物标本采集，他所采集的标本以鸟类为主，也有两栖类、爬虫类、鱼类等标本，1899年和1900年陆续有学者根据霍斯特所采集的昆虫标本，发表了和台湾爷蝉、台湾熊蝉和红艳天牛等研究报告。1901年有学者根据他的采集，发表了荷氏阱网蛛的研究报告，是首篇关于台湾产蜘蛛的报告。
日治时期 编辑
1895年，台湾纳入日本殖民统治的范围。由于殖民地的物产将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昆虫学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分类学外，和樟树、甘蔗和茶树等经济作物的病虫害学也随之发展起来，许多和昆虫相关的研究人员，也多有农事试验所的背景，部分研究也随当时流行的植物病虫害进行，其中以素木得一为此时期台湾昆虫界的灵魂人物。除了作物相关的昆虫之外，和热带、亚热带相关的昆虫媒介传染病研究，也在此时期开始发展。
1908年台湾博物馆成立，1910年台湾博物学会也随之成立，1911年学会刊物《台湾博物学会会报》正式发行，在1-99号中，昆虫相关报告篇数约185篇，占全部篇数不到五分之一；但在100-199号中，昆虫相关的报告达299篇，占总篇数三分之一以上。而博物馆的刊物《科学の台湾》于1933年11月28日正式发行，为双月刊，共发行54号，266篇报告，但其中与昆虫相关的报告并不多。
民国时期 编辑
1980年中华昆虫学会成立，2001年时改名为台湾昆虫学会，定期出版刊物《台湾昆虫通讯》，负责举办年会、研讨会等活动[1]。
参考资料 编辑
- 朱耀沂，《台湾昆虫学史话(1684-1945)》，玉山社出版社，2005年1月，ISBN 986737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