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遗嘱

一系列遗嘱
(重定向自蔣公遺訓

蒋中正遗嘱,官方称先总统 蒋公遗嘱,也称蒋介石遗嘱中国国民党内称为总裁遗嘱[1],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遗嘱。据考证,蒋中正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2]。其逝世遗嘱目前刻在中正纪念堂大厅里的蒋中正坐像之正下方。

中正纪念堂蒋中正铜像基座正面下方所刻〈总统蒋公遗嘱〉

早年遗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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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3月,当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

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嘱,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当时感到“内忧外患相逼”,怕自己“万一不测”。

1934年7月5日,蒋称:“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四、农民银行之资本金,与公记户存款,皆为国家公款,本为发展航空之用,如余死后若能仍为建设空军更好,否则当加作遗族、武岭、政治三学校基金各一百万之外,其余应并入中央银行,作为农村复兴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参加干预其事也。”[3]:174

1936年12月,蒋在西安事变时写下遗嘱,均为毛笔所撰;一份是蒋给全国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蒋致宋美龄的私人遗嘱,一份写给蒋经国蒋纬国[4]:274

余乃 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 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 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4]:275

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蒋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讨伐。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三份遗嘱。

1971年6月蒋中正在日记写道:“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12月23日”。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代。

逝世遗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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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蒋中正逝世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5]:188。 总统蒋公遗嘱于3月29日“预立”[6]:145。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4]:274。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7]。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
总理信徒自居,
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
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
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
方期日新月盛,全军民,全同志,
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
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
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
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
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8][4]:274

4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奉行遗嘱[1]。4月11日,总统严家淦奉行遗嘱令,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副署[9]

基督信徒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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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10]。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11]。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束发以后追随总理革命便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时常到佛寺礼佛求签,能读诵《金刚经》,并为母亲抄写了《楞严经》、《维摩诘经[12],不但常常与母亲讨论《楞严经》、《法华经》佛理,论及禅宗净土宗;还曾经礼聘太虚大师为他讲解《般若心经》,并捐助太虚大师3,000银元[13],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颇反对宗教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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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 (编).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奉行總裁遺囑決議文〉.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2. ^ 来源:华声在线;作者:李华;责任编辑:李华. 蒋介石一生共写九份遗嘱:1971年就确定传位给儿子. 中国网. 2016-01-15 [2016-01-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8-06) (中文(简体)). 
  3. ^ 朱宝琴、李宁编著. 《宋美齡年譜》.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 
  4. ^ 4.0 4.1 4.2 4.3 师永刚、张凡编著. 《蔣介石:1887~1975.下》.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7534863. 
  5. ^ 翁元口述、王丰撰.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台北县: 圆神出版社. 2001. 
  6. ^ 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 (编). 〈治喪報告〉.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7. ^ 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 (编). 〈司法院長田炯錦回憶〉.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8.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5年1月-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第774页
  9. ^ 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 (编). 〈奉行故總統蔣公遺囑令〉.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10. ^ 〈秦孝儀蔣家文膽〉,《[[鳳凰週刊]]》:秦孝儀因遺囑被宋美齡插入“耶穌基督”4字,背了一段時間黑鍋. [2013-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27). 
  11. ^ 一直以来,蒋中正信仰基督教都被指是因为宋嘉澍家族,他本人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过去流传蒋介石部分日记有载,待其如亲母的岳母,宋倪桂珍女士一直劝他加入基督教,但被拒。倪桂珍病重时他认为再不答允太对不起岳母才改信基督教。而且,张学良、赵一荻等都不认为蒋介石是个真正基督徒。蒋介石束发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认识宋美龄家之前也根本不了解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故不可能以耶稣基督信徒自居 。然而,吕芳上研究过蒋介石日记全文后,指出在蒋日记中,可以看到主宰他人生的,包括他称“中师”的孙中山、他的母亲以及妻子宋美龄,还有耶稣基督。蒋是在自己有所证验后,才信基督教。“蒋早期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结婚前没念过基督教《圣经》。1930年,岳母倪桂珍劝他入教。这一年2月,蒋夫人和江长川牧师都劝他受洗。但是,蒋在日记里自言,他对教义还不了解,所以没有答应。1930年8月,他在军事行动中有所证验,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8月15日,他读《新约圣经》,启发新思维。这一年10月23日,蒋才正式受洗。他对于基督教过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个人有所证验之后,他才接受。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对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愿去做。”〈蒋介石日记曝光让他走下神坛和祭坛〉《亚洲周刊》第21卷第39期(2007-10-0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蒋介石的书单与反思〉《亚洲周刊》21卷39期(2007-10-07)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2. ^ 蔣介石終身不蓄髮與信佛有關. [2016-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05). 
  13. ^ 《论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陈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