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通史与断代史相对，指记述由远古到现代各时代历史的史书，以时间为主线，连贯地叙述各个时代的一种记史方式。
通史是相对于断代史来说的，断代史是限于某个时代，但通史却是跨时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用现代史学的口吻，这是“大历史观”。
清代史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1]何炳松指出“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几为树之风生，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为最能发扬光大”。[2]
中国正史典籍“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是跨越朝代的，其他都是以朝代的更替为起终的。以往中国传统史家都倾向编修断代史：如刘知几最为反对修通史，认为通史除了浩瀚难读外，因涉及远古史，找寻资料并不容易；郑樵以毕生精力独纂二百卷《通志》，以“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成就颇丰，“闻人家有书，直到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清代纪昀认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1947年顾颉刚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对各家中国通史著述的评论：“所有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中国共产党历史专家杨奎松也以为，写通史“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3]
随着清末西学东渐，通史被史家发现其价值，故清末以来，史书往往都以通史形式编写，1935年张荫麟主持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在当时获得很高声誉。同时期翦伯赞亦出版同名教材，即《先秦史》和《秦汉史》，大获成功。[4]被戴逸称为“历史散文体裁的开创者”。其他代表作还有钱穆的《国史大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