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北人轻南人
重北人轻南人，是指中国历史上宋朝存在的一种北方宋人歧视和防范南方宋人，以及视被宋朝征服、归化于宋朝的南人为“二等臣民”的现象，是出身北方的宋代统治者在制度、政策方面歧视和压迫“非我族类”[注 1]的一面[1][2]。
背景 编辑
五代以前，比较落后的中国南方基本上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这一趋势由于南方的发展而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这种变化不被北方的统治集团轻易接受，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3]。
北宋以前，统一的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一带，在古代有“中国”、“中朝”、“中原”等称谓的中国北方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占主流地位，而江南一直被视为未完全开发的“次文明地区”[2]。
从后周夺取政权的宋朝在立国之初，其领土范围仅限中原黄河中下游一带，后来才逐渐征服南唐、南汉等南方诸国，吞并南方地区。以中原正统和胜利者自居的北方官员，也就是五代的宗室旧臣，在地域上和心理上存有优越感，视归化宋朝的南人为二等臣民，对这些“非我族类”有所防范和歧视，在科场上受阻抑、在政坛上也不受信任。一时朝廷勋贵权臣尽是北人[1][2]。
南北文人之争 编辑
北宋初期不以南人为相，开国四十年内无南人位列宰辅，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欲用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最后真宗也不了了之。王旦死后，王钦若才得以位列相位。宋开科取士以后，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但“天圣（1023-1031年）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一些考中功名的南方人如晏殊和萧贯就被北方官员打压和歧视[1]。
有“圣相”之称的宋代名臣李沆一贯主张求治之道，强调“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实际上是针对梅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祖父曾致尧等南方士人[3]。
宋代国家取士政策上的南北差异，是造成的北宋党争的初始起因之一。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和《邵氏闻目录》记载，宋太祖让后世皇帝遵守不任用南人为宰相的祖训：“艺祖（指宋太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虽人材之出定处，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古亦有此语。”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的将相全系北方人，这个祖训大约到宋真宗、宋仁宗两朝，王钦若和丁谓的入相才被打破[4]。
祖训被打破的同时，也掀开了南北方文人结党相争的序幕。譬如真宗朝有“刚直君子”之称的重臣寇准就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抚州晏殊应中进士，表现优异，得“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仅因晏殊是江南人而反对晋用，对宋真宗说：“殊江外人”；临江人萧贯当中状元，他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萧贯当不成状元，寇准逢人便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显示出宋朝廷在选录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偏见，极力倾向北人，南人则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1]。
对南人的歧视政策在后期逐渐被打破，但南北两地人的对立始终存在。日本学者竺沙雅章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南北官僚对立，党争激烈，北人官僚的激烈反对导致新法失败。针对王安石的北派领袖司马光曾启奏神宗说：“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1]
五鬼用事 编辑
另一方面，被称为“五鬼”的南人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因积极参与宋真宗伪造天书举行封禅大典的行动，因而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浊乱朝政。“五鬼”中的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当中王钦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的关键人物。而丁谓是有才无德之人，他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充当迷信活动的后勤总管，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这些南人的行为举动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高度一致[3]。
地位转变 编辑
北宋后期，北人反有“沉抑之叹”，这是因为江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加上唐末五代年间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令江南成为人口稠密、物象繁华的地区。北宋统一南方各地之时，南方人口已两倍于北方人口。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宋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南人的政治地位的提升，后来更越来越意识到南方士林爱好文学的习气更符合宋王朝偃武修文的国策，更适合专制政体的需要。因此到了后期，多是由出生于南部省份的人主政[2]。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 ^ “族类”是李翀的用词，并非北宋人的用词，是指“来自同一地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