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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1994年），中华民国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为中日战争时蒋介石对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关键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曾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担任汪精卫的外交部副部长。后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
高宗武像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1905年 (1905)
 大清浙江省乐清县
逝世1994年（88—89岁）
 美国华盛顿特区
国籍 中华民国
 美国
配偶沈惟瑜
职业外交官
经历
      • 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

生平 编辑

早年生活 编辑

高宗武生于1905年浙江乐清，192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政治学，又于1931年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肄业。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政治学，兼中央日报特约记者。1923年春，赴日、朝旅行观察，9月，任中日通邮谈判委员，受汪精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再升任司长。1924年11月，汪精卫遇刺后，张群继任外交部长，高宗武更受重用。

高宗武对于抗日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主张和平运动，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1][2]在该政治团体中，与周佛海等人并列为主要成员。[2][3]高宗武精通日语，于汪精卫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充当他的日语翻译。[4]

中日谈判 编辑

蒋中正国民政府 编辑

在中日开战前期，高宗武在中日谈判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淞沪会战，多次与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蒋介石进行会谈。

高宗武认为，中国不可能独自赢得战争，所以必须和日本展开接触谈判。

此番言论得到汪、蒋二人的认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后，高宗武辞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职，前往香港。表面上声称是为掌调战争情报，实际上是在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官员的授意下，与日方主和派官员持续接触。[5][6]

1937年底，高宗武因肺结核复发于内地修养一段时日，期间由其在外交部的一名友人继续他的工作。此人成功在1938年1月上海与松冈洋右的门生，日本商人西义章会面。

1938年2月15日，此人通过西义章的关系访问日本东京，与日本军政界主张对华战争不扩大派成员交谈。主要交谈对象为陆军总参谋部战略科影佐祯昭大佐和陆军副总参谋长多田骏。[7]此人通过代信向国民政府陈述日本军部想法为“表示希望与中国谈判”。

1938年3月5日，此人返回香港与高宗武碰面，并前往内地将报告提交给周佛海，由后者将日方信件交予蒋介石。[6]

1938年4月16日，高宗武返回香港，与西义章见面，转告蒋介石对影佐祯昭来信的积极反应，并提出中方期望的谈判架构与要求。要求日方需做到先承认中国主权，对于满洲国与内蒙问题则希望延后谈判。

1938年4月19日，西义章会见军部，询问是否允许高宗武直接前往日本东京会谈。此时影佐祯昭态度突然转变，表示目前不会与中国进行和谈。西义章随后返回香港，并向高宗武转告了军部一些“含糊不清的保证”。

蒋中正在得知后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停止与日本的接触。[8]

汪精卫国民政府 编辑

1939年3月，高宗武与在日本九州大学留学时结识的松本教授见面。松本鼓励高宗武在未得蒋介石许可的前提下，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执行外交任务。周佛海对此方案表示支持，并声称会对此次行动负责。[9]

高宗武在日本进行了三周的活动，会见了日本战时首相近卫文麿顾问犬养健等人。[10]

1939年7月中旬，高宗武返回上海后将结果呈交周佛海。结核病复发后再次休养。周佛海、汪精卫随后将谈判结果告知蒋介石，再次遭到了蒋介石的驳斥。

1938年秋，高宗武结核病有所好转，安排低调俱乐部会友——梅思平与松本教授联系，松本将高的意图转告日本军部。梅思平由此得知日方谈判要求已变得相对宽松。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著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该声明声称，大日本帝国未对他国领土有任何觊觎之心，中日两国理应联合大东亚各国人民，重组“东亚新秩序”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11]该声明进一步鼓舞了中方内部的主和派官员。

汪精卫的叛逃后，高宗武、周佛海，梅斯平赴上海与日方展开和谈。高宗武团队与日本代表讨论了合约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1. 中国承认满洲国独立
  2. 对日赔款
  3. 日本在华经济特权
  4. 日本治外法权
  5. 日本军全面撤出中国

谈判结果

  1. 中国是否需承认满洲国起初双方各持一词，最后还是决定承认满洲国独立。
  2. 中方拒绝赔付任何战争赔款。
  3. 同意日本开采华北自然资源，中方给与日方贸易最惠国待遇。
  4. 日方承诺会加强审查日本人其域外特权。
  5. 日本同意在平津地区部署出一支中日联合反苏部队，并承诺两年内于中国全面撤军。[12][13]

两个代表团针对汪精卫的叛逃达成了一致，认为应帮助其筹组合作政府以分化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中国的影响力。

据高宗武后来所说，时任法国驻华大使亨利·科斯梅的言论影响了汪精卫的叛逃；科斯梅认为，随着日本实力逐渐增强，中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因此必须与日本达成和议。[4]

高宗武并不知道上海协议实际上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监督，下级军官的决定。日本高层最终拒绝履行上海协议。[14][15]大约在第三次近卫声明后，近卫因总参谋部的压力，承认协议无效，并在之后下野，由平沼骐一郎担任政府首相，后者对汪筹组政府的意图持观望态度。

在汪精卫宣布筹组合作政府之后，对华作战持续派的高级军官制定了更严厉的政策，同时因高宗武在上海会议中不退让的态度开始有所不满。高宗武本人此时也认为汪精卫极有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6]

1939年5月、6月，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同高、周二人会和。日本军部则在这次行程中，试图尽可能地分开高汪两人，高宗武甚至差点被日本军官毒害，这一事件使高开始对日本不具好感。[17]

高陶事件 编辑

在1939年中期，日苏边境冲突结束后，汪精卫和平主义运动取得进展。日本的盟友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亲军部的平沼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阿部信行政府。阿部承诺全面支持汪精卫筹组政府。1939年11月和12月，汪精卫与日本当局谈判了有别于上海会议中所承诺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军部主导并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在那时，高宗武对日本感到绝望，并开始密谋出逃。[18]

1940年元旦，高宗武和他的同伙陶希圣在上海青帮龙头杜月笙的协助下出逃，后者也联络了蒋中正使其得知高即将归国的消息，蒋后安排军统局头目戴笠参与帮助高宗武出逃的行动。高宗武将汪日密约的中文副本取走一份，[1][1]并于1月5日抵达香港，在次日于大公报公布汪日密约细节，谴责日本对中国的肢解企图，并呼吁汪精卫重新思考与日本合作的必要性。上述即是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在打击汪精卫声望的同时，也使当时重庆国府内部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日本绝望。[19][20]

晚年 编辑

高陶两人的“义举”也受蒋中正的认可，取消了对他们的汉奸通缉。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高宗武因在汪政权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差遣，曾一度将其推上“汉奸罪审判”的风口浪尖；《伪廷幽影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等反汪书籍中，高宗武的名字频率甚至超过了周佛海、陈公博等高官。但仍被国民政府赦免，不对其行为作任何审判。最终高宗武移民美国，化名高其昌[21]，靠炒股度过余生。[22][23]在其死后，所著回忆录出版，成为研究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要材料。[23][20]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1. ^ 1.0 1.1 1.2 Boyle 1972，第170-171页.
  2. ^ 2.0 2.1 Mitter 2013，第203页.
  3. ^ Boyle 1972，第167页.
  4. ^ 4.0 4.1 Mitter 2013，第207页.
  5. ^ Boyle 2013，第172-173页.
  6. ^ 6.0 6.1 Mitter 2013，第204页.
  7. ^ Boyle 2013，第174-175页.
  8. ^ Boyle 2013，第180-182页.
  9. ^ Boyle 1972，第180-182页.
  10. ^ Boyle 1972，第183页.
  11. ^ Boyle 1972，第191-193页.
  12. ^ Boyle 1972，第194-199页.
  13. ^ Mitter 2013，第206页.
  14. ^ Boyle 1972，第203-205页.
  15. ^ Mitter 2013，第170-171页.
  16. ^ Boyle 1972，第232-235页.
  17. ^ Boyle 1972，第241-249页.
  18. ^ Boyle 1972，第261-276页.
  19. ^ Mitter 2013，第218页.
  20. ^ 20.0 20.1 Boyle 1972，第277-280页.
  21. ^ 肖伊绯. 高宗武思乡求县志. 中华读书报. 2014-06-25 [2022-07-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09）. 
  22. ^ 夏侯 2008，第前言页.
  23. ^ 23.0 23.1 Mitter 2013，第380页.

书籍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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