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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记

时政记，一作时政纪，是一种史书体裁，武周时的宰相姚璹所创，乃是由宰相纪录与皇帝之间的讨论事项，交付史馆，作为编纂日历、实录等史书的依据。[1]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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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贞观年间，皇帝照例在退朝后与宰相讨论军国大事，起居郎从旁记事。高宗永徽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掌权，经常妄奏议论，深怕自身荒唐言行被史官如实记录，于是屏退史官，君相之议遂不为外人所知，从此成为惯例。[2]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宰相姚璹认为皇帝之言为世人典范，不可缺漏无记，于是提议每当君相议事时（如延英召对[3]），可挑选一名宰相（或政事堂当日的知印宰相[4]）记录讨论经过，以保存重要的史实与决策过程，这份纪录便称之为“时政记”。编修完毕的时政记，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交付史馆，或每月、或每季、或每年一次，各朝情况略有不同。[5]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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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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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记虽在唐朝初期便已创立，但历任宰相并没有很积极地执行这项工作。主要因为君相之间的议论，其中尚未公开者多属国家机密，不可轻易交付史官，而已公开发布诏令者，史官也能自行抄录，故在姚璹之后，这项编修工作便遭到荒置了。[6]导致有唐一代，著录于艺文志的唯有姚璹所修之《时政记》四十卷。[7]

历来虽屡有宰相提议恢复编修时政记，例如德宗朝的贾耽、赵憬；宪宗朝的庾敬休等人，此外穆宗、文宗、武宗各朝亦发布诏令，但多半无疾而终。

宣宗大中年间，宰相裴休认为时政记交由一人撰写有失公允，遂提议所有宰相各写一份，再统一交由史官整合。[8]

穆宗长庆年间曾下诏编修“圣政纪”，就其内容与性质而言，与时政记如出一辙。[9]

曾建议或参预编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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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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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唐制，修史风气大盛，亦积极编修时政记。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但宋代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并称二府）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况枢密院内不乏军事机密，理当有独立修纂的权限，因此梁周翰遂于淳化五年（994年）建议应该让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别编修，月底再一同交付史馆，这是编修工作的一大革新。[10]但一般而言，二府的首长或次长──以中书门下为例，即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参知政事──虽是名义上的编修官[11]，实际编修工作则多由幕僚负责[12]。

宋代编修工作的另一特点，乃是时政记交付史馆之前，须先让皇帝过目[13]，反观唐代诸帝多半不清楚时政记内容[14]，只因这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15]。

到了北宋中期，时政记性质已发生变化。基于史官失职等因素，时政记从原本的记载君相议事内容演变为单纯条列例行公事，欧阳脩即对此提出谴责，特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撰《论史馆日历状》一文阐述积弊，并提出改进方法，这篇奏议对往后朝鲜王朝确立编修时政记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洪迈曾倡议编修《祥曦记注》，主要记载“经筵侍臣出处、封章进对、宴会赐予”等场合的皇帝言行，其性质与时政记有若干相似处，但两者侧重角度不同，可说有互补作用。[16]

宋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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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降，元[17]、明[18]诸朝仍持续时政记的编修工作。

史书中著录的时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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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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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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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璹《时政记》四十卷《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二·乙部史录·起居注类》

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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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宋史·卷二百三·艺文二·编年类》
  • 《元祐时政记》一卷同上
  • 韩绛、吴充《枢密院时政记》十五卷《宋史·卷二百三·艺文二·故事类》

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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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的时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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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王朝自太宗朝修纂《太祖实录[19]》起，历代君王均十分重视编纂史书，从时政记、《承政院日记》（简称《政院日记》）等基本史料的累积直到编成“实录”，有一套极为严谨的制度，《朝鲜王朝实录》中所保存的时政记相关记载，较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更为详备。依国情与政治制度的不同，两国时政记之性质有些许不同，朝鲜王朝的时政记比较接近中国的日历，逐日记载各政府部门重要文书及大臣的奏论谏议，每篇记事之后并附有史官评论，已具传统史书的雏形[20]，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实录。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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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十四年（1432年），郑麟趾依据欧阳脩之奏议，认为应仿照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以确保日后纂修实录时史料来源充足[21]，世宗采纳此案，命春秋馆撰拟相关制度，两年后完成。[22]

史官及编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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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以翰林为主，另有少数由艺文馆官员兼职（后扩增为八员专责修史），且不得以政事官兼任。人员区分为上、下两番，下番供职于承政院，专门誊写承政院日记，然后交给春秋馆中的上番，上番再以之与各政府部门的文书；礼乐、刑政、文物制度资料；大臣的上书和谏言；以及诸道的资料等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并任命“堂上官”（通常一或二人，主要从弘文馆的官员中选出）监修。编修完毕的时政记以一年为一个单位，保存于春秋馆中，并另外抄录一副本，每届曝晒年份时，存放于忠州史库。[23]因时政记均出自翰林之手，故又称之为“翰林时政记”或简称“翰林政记”。[24]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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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对于时政记皆有严格要求，作为当代史书，藏于春秋馆中的时政记不得轻易出馆[25]，偶有特殊因素须参考或修改以前的纪录，亦须至少三名史官在场，方得开库[26]。事实上，时政记主要以承政院日记为底本，所以若非有绝对必要，一般只要参考承政院日记便足够。[27]

历代国君相当重视时政记，除了务必以楷体正字撰写外[28]，要求史官一定要秉笔直书，不可有公私偏颇或惧祸畏书等情事，否则会遭到严惩。怠忽职守者，轻则不许升官或下狱，重则处死[29]。另外，若史官因故带罪，其所撰述之史草一概不得使用。[30]

作为编修实录的主要材料之一[31]，在实录修纂完毕后，时政记须连同其他史草，经由名为“洗草”（用流水漂洗，以还原成纸浆）的程序来销毁[32]，借此完全抹杀实录的制作过程。但时政记究竟是否该洗草，历来经常引发热烈的讨论。

燕山君与时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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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君在位期间（1494年－1506年），多次利用时政记作为迫害大臣的工具。燕山君查考过去的时政记，找出曾经发表忤逆言论的大臣，然后加以定罪，此举造成史官及朝臣的恐慌。[33]并干预时政记的内容[34]，又下令五年编修一次[35]，导致编修工作遭到空前的挫折，几乎完全停摆，有鉴于此，中宗继位后便倡议恢复编修。

其他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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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宗元年（1576年）发生乙巳士祸，执掌政权的小尹派为让自身地位合法化，遂矫诏篡改时政记内容，企图诋毁失势的大尹派。[36]

仁祖二年（1624年）爆发李适之乱，叛军攻陷汉城，大批时政记与承政院日记来不及运往江华岛，毁于战火之中，日后仁祖下令设立类似实录厅的临时机构来重修时政记。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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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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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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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旧唐书·卷八十九·姚璹》：“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
  2. ^ 《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苏氏曰：‘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3. ^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延英对，宰臣须纪录……今请每至延英坐日，对宰臣往复之词，关教化政刑之事，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月终送史馆……’敕旨依奏。”
  4. ^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及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并请依国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录，连名封印，至季末送史馆。……’”
  5. ^ 同注释1.：“……每月封送史馆……”；《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元和）十二年九月诏：‘记事记言，史官是职……。仍准旧例，每季送史馆。’”；同前：“其年（长庆元年）四月，修圣政纪……书纪缄封，至岁末，则付史官，永为常式。”
  6. ^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对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监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记动，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璹监修国史，虑其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事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废……’”
  7. ^ 参阅《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二·乙部史录·起居注类》
  8. ^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裴休》：“（大中）六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它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
  9. ^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其年（长庆元年）四月，修圣政纪，中书门下奏：‘……伏望天恩，许臣等每坐日，所有谋议事关政事者，便日撰录，号为圣政纪。书纪缄封，至岁末，则付史官，永为常式。……’从之。”
  10. ^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一·梁周翰》：“淳化五年……（梁）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
  11. ^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卢多逊》：“（开宝）六年，（卢多逊）使江南还，因言江南衰弱可图之状。受诏同修五代史，迁中书舍人、参知政事。丁外艰，数日起复视事．会史馆修撰扈蒙请复修时政记，诏多逊专其事。”
  12. ^ 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又以两府之臣撰时政记……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
  13. ^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李昉》：“未几，加监修国史，复时政记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自昉议始也。”；欧阳脩《论史馆日历状》：“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
  14. ^ 见注释6.
  15. ^ 15.0 15.1 见注释13. 欧阳脩《论史馆日历状》引文
  16. ^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皓·子迈》：“乾道二年，复知吉州。入对，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据诸处关报，始加修纂，虽有日历、时政记，亦莫得书。景祐故事，有迩英延义二阁注记，凡经筵侍臣出处、封章进对、宴会赐予，皆用存记。十年间稍废不续，陛下言动皆罔闻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讲读官自今各以日得圣语关送修注官，令讲筵所牒报，使谨录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记注。’制可。”
  17. ^ 《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左司所掌……六曰时政记……”
  18. ^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艮》：“王艮，字敬止……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
  19. ^ 太祖实录 （태조실록），参见朝鲜王朝实录。
  20. ^ 《仁祖实录·卷二十七·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记事五：“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失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上从之。”
  21. ^ 《世宗实录·卷五十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记事二：“同知春秋馆事郑麟趾上书曰：‘今进欧阳脩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脩所论，令春秋馆逐时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疏漏。’”；虽无明确指出，但据内容推测，应为欧阳修之《论史馆日历状》无误。
  22. ^ 参阅《世宗实录·卷六十六·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记事二
  23. ^ 同注释22.；另参阅《宣祖实录·二百一卷·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记事四
  24. ^ 《显宗实录·卷二十二·十五年一月四日》记事一：“上又曰：‘翰林时政记未修整者，亦当如此矣。’”；《英祖实录·卷十五·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事一：“……（李）光佐请翰林政记，勿令洗草……”
  25. ^ 《显宗实录·卷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记事三：“当代史记，自古未有披览，虽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后，则例不得出见。”
  26. ^ 《光海君日记·卷二十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记事四：“实录厅启曰：‘常时本馆所藏时政记，必待史官三人备员，然后乃得开闭，所以重其事也。’”
  27. ^ 《明宗实录·卷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事一：“史臣曰：‘臣谨按乙巳之事，既详录于政院日记，则何必考时政记乎？’”
  28. ^ 《肃宗实录·卷五十五·四十年七月十八日》记事三：“先是，筵臣以校理金相元曾经翰林，而有病不能作楷书，请令呈纳其时政记草本。至是，检阅崔尚履，疏论其不可曰：“三百年所未有之举，其将自相元始俑矣。史记是百代考信之资，何等严秘，而乃许以行草修出耶？仍请还收成命。’上令春秋馆禀处。
  29. ^ 《孝宗实录·卷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记事三；《成宗实录·卷六十六·八年闰二月二十九日》记事三：“……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我睿宗朝，康致诚、元叔康书大臣过失，畏而寻改之，睿宗诛之……”
  30. ^ 《英祖实录·卷八十四·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记事四：“……凶逆史草，决不可遗漏……”
  31. ^ 《正祖实录·卷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记事二：“上曰：‘实录纂修，一从时政记乎？’尚喆曰：‘以时政记为主，参考政院日记 矣。”
  32. ^ 《孝宗实录·卷十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记事三：“实录修正厅启曰：‘往在癸巳年，《仁祖朝实录》 洗草时，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并皆应入于洗草之中。’
  33. ^ 《燕山君日记·卷三十七·六年五月五日》记事三：“甲子以后，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论谏国政、君上过失者，或杀或窜，犹谓有漏，考时政记，罪之殆尽。”
  34. ^ 《燕山君日记·卷五十三·十年五月四日》记事三：“又传曰：‘人君不道，虽甚于桀、纣，为人臣者，固当隐恶也……如宫禁隐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李）克均等所上十条，予欲削去。”
  35. ^ 《燕山君日记·卷五十八·十一年七月八日》记事三：“自今时政记五年一修撰，如有不当书之事，治罪。”
  36. ^ 参阅《明宗实录·卷七·三年二月十三日》记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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