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待人达理阿

玛待人达理阿Darius the Mede),或被译作米底人大流士,是《但以理书》所提及的在>新巴比伦帝国共同摄政王伯沙撒储君倒台之后和Achaemenid Kingdom英语Achaemenid Kingdom国王居鲁士大帝即位之前在位的一位君王,但他不曾被任何史籍提及,而且在这两位已经被证明存在的统治者之间没有时间线上的空间留给这位君王[1]。伯沙撒在《但以理书》中经常被提到是君王,但事实上他的父亲那波尼德皇帝在阿拉伯期间,伯沙撒是皇子及统治者,那时是公元前553年至543年,但那波尼德皇帝在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前几年就返回了巴比伦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达理阿是一个在文学上虚构的人物,但一些人试图消除《但以理书》的内容与真实的历史之间的矛盾,他们把他与各种已知的人物联系起来,特别是居鲁士、赛亚雷斯或戈布里亚斯将军,戈布里亚斯将军是第一个在巴比伦于公元前539年落入波斯米底亚王国手中时进入巴比伦的人[2]

《圣经》的相关记载

编辑

达理阿第一次被提及一事是在关于伯沙撒所举办的盛宴的故事中(《但以理书》第五章),据传当统治巴比伦的君王伯沙撒举办盛大的筵席时,使用了来自于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器皿来盛酒,因而冒犯了天上的大主,于是有一只手显现并在墙上写道:'MENA, MENA, TEKAL, and PERSIN' (מנא מנא nקל ופרסין),耶胡迪教先知但以理大臣对这段文字的解释是:“伯沙撒被衡量过,发现他很虚弱,他的王国被米底人波斯人瓜分。”故事的结尾是:“就在那一夜,迦勒底(巴比伦)王伯沙撒被杀,玛待人达理阿接管了王国。”[3]

在关于但以理于狮子坑内一事的故事(《但以理书》第六章)中,但以理在达理阿的统治下服侍君王,并且被提升至高位,妒忌达理阿的对手们密谋推翻他,他们以欺诈的方式诱使达理阿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向任何神或任何其他人祈祷,只可以向达理阿本人祈祷,否则会被处死,但但以理继续向以色列之神英语God in Judaism雅威祈祷,达理阿虽然深感痛苦,但是仍然判决他被扔进狮子坑,因为米底人和波斯人所颁布的法令不可以被更改,黎明时分,君王急忙赶到那地方,但以理告诉他,他所崇信的圣父派了一位天使来拯救他,于是达理阿下令把那些密谋反对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扔到狮子那里[4]

达理阿的最后出现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其中呈现了但以理与关于末世的苦难和以色列人战胜敌人一事的异象,当中对达理阿的提及被用作时间的标记,其将异象出现的时间置于“亚哈随鲁之子达理阿在位元年”[5]

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

编辑

巴比伦的陷落

编辑

米底人起源于伊朗,公元前612年,米底王国与巴比伦人结盟以推翻亚述帝国,成为近东的主要政治力量[6]。继后的米底亚王国在公元前550年(或公元前553年)败亡,它被统治位于伊朗西南部地区的安善一带的玛代王国国王居鲁士二世消灭[7]

在将其王国从地中海沿岸扩展至中亚之后,居鲁士把注意力转向了巴比伦。他征服巴比伦的最重要的古代资料是《纳博尼多斯纪事》(纳博尼多斯是最后一位新巴比伦帝国皇帝,在《但以理书》中的巴比伦的君王伯沙撒是他的儿子及储君),居鲁士圆柱那波尼德圆筒上的文字都是居鲁士委托史官所写的[8]

居鲁士所发动的巴比伦之战开始于公元前539年。10月10日,居鲁士在奥比斯打赢了一场战役,开辟了通往巴比伦的道路。“古提姆区总督乌巴鲁及居鲁士的军队不战而入巴比伦”(《巴比伦编年史》)。乌巴鲁大概是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提及的戈尔比拉斯,他是新巴比伦帝国的一个总督,但投靠了波斯米底亚王国,几日后,居鲁士进入城中,那波尼德被俘获,免于死刑,但人们对伯沙撒的命运一无所知[9]

《但以理书》的历史准确性

编辑

学者们认为《但以理书》不是可靠的历史指南[10],他们普遍认为但以理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似乎是从《以西结书》中提到的身处于遥远过去的传说人物中取名的[11][12]。虽然这是一本以预言为特色的书,但是以但以理的名字命名的这本书是一本启示录,其内容是对塞琉古帝国皇帝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为公元前175-164年)迫害犹太人一事的隐晦提及[13][14]

普遍认为,构成第一章至第六章的故事具有传说色彩,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的愿景是在安条克皇帝迫害犹太人期间添加的,该书本身是在公元前164年(安条克即位后不久)完结之后不久完成的[15]

《但以理书》第五章及第六章属于民间传说,构成了本书的前半部分[16]。例如,第五章(“伯沙撒的盛宴”)所使用的语言遵循了古代近东的惯例,在某些情况下正是《但以理书》中使用的语言[17]。〈但以理在狮子坑〉(《但以理书》第六章)是根据巴比伦经典民间故事〈吕德拉贝尔内梅基〉(Ludlul Bel Nemeqi)所改编而成的,讲述了一个朝臣在邪恶的敌人手中蒙受耻辱,但由于仁慈的神祇(在关于但以理的故事中,其为以色列之神)作出了干预,因此他最终恢复了名誉;在巴比伦原文中,“狮子坑”是宫廷中关于凡人对手的隐喻,但《圣经》中的故事将作为隐喻的狮子变成了真实的动物[18]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思考了《耶利米书》中关于耶路撒冷将荒废七十年一事的预言的含义,天使加百列告诉他,这七十年应该被理解为七个星期(字面意思是“七”)[19]。第一节将但以理异象的时间设定为“亚哈随鲁的儿子达理阿,出生时是玛待人,在位第一年”[20]。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达理阿,也没有任何巴比伦君王可以按时间顺序被排列在已知的历史人物伯沙撒和居鲁士之间[1]

身份

编辑

H·H·罗利(H. H. Rowley)于1935年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Darius the Mede and the Four World Empires in the Book of Daniel,1935)中宣称,玛待人达理阿(Darius the Mede)无法被与任何君王等同起来[21],他通常被认为是将历史上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的形象与《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十一节关于天主“煽动”米底人反抗巴比伦一事的经文结合而成的虚构人物[2]。然而,许多人试图将他与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以下可能是最著名的候选人[21]

  • 大流士一世(Darius I Hystaspes),生活于约公元前550年至486年。历史上已知的大流士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建立者,也是在早期波斯时期犹太人眼中的重要人物,原因是他在建造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一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在成为了阿契美尼德皇国的国皇之后,大流士最初不得不征服巴比伦尼亚以清除统治波斯国的篡位者,然后将阿契美尼德皇国改篡为阿契美尼德帝国并将国土划分为多个总督辖区[23][24]。《但以理书》的作者记起了某些预言,即米底人将摧毁巴比伦(《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十一节及第二十八节及《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并且需要一个米底亚国王来完成他的四个王国计划(见《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关于尼布甲尼撒二世所造的梦的故事),于是作者似乎把历史上的大流士投射到一个虚构的过去[24]
  • 阿斯提阿格斯是米底亚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在公元前 550年(或公元前553年)被居鲁士击败。他的父亲名叫基亚克萨雷斯,可能是“亚哈随鲁”的变体[25],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在巴比伦沦陷时在场。因此,他在现今辩护中很少受到关注,但身处于公元一世纪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以及后来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圣杰罗姆,透过声称玛待人达理阿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儿子,试图将《但以理书》与历史资料协调一致[26][24]。最初的《杜埃圣经》宣称,达理阿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另一个名字[27][28]
  • 赛克萨雷斯二世。希腊裔作家色诺芬的作品讲述了关于一位名叫赛克萨雷斯的米底亚王国国王的事迹,其宣称赛克萨雷斯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儿子[29];历史学家普遍不认为色诺分所提出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色诺分都没有声称这个所谓的赛克萨勒斯曾经统治巴比伦[30]
  • 居鲁士二世。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对《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二十八节的重新解释,“但以理在达理亚统治时期和波斯人古列统治时期兴旺”,读作“但以理在达理亚的统治时期,甚至是波斯人古列的统治时期兴旺发达”,使他们成为同一个人[31]。保守派学者威廉·谢伊(William Shea)评论称,将波斯米底亚王国国王玛待人赛鲁士(Cyrus the Mede)称为亚哈随鲁(Ahasuerus)的儿子玛待人达理亚(Darius the Mede)且将波斯人古列(Cyrus the Persian)称为亚哈随鲁(Ahasuerus,达理亚之父)的儿子波斯人大流士(Darius the Persian)这个举动因在有些段落中将同一位君王称为古列(Cyrus)而在另一些段落中称其为达理阿(Darius)一事而显得很奇怪[32]
  • 冈比西斯二世是居鲁士的儿子,也是居鲁士的继任者。巴比伦的相关记录显示,居鲁士曾经任命他在巴比伦执政,但他不是玛待人,他的父亲也不是亚哈随鲁,而且他可能不是六十二岁[33]
  • 古巴尔(或乌格巴尔,在希腊文献中被称为戈布里亚斯)是负责攻陷巴比伦的将军。他之前是古提姆(巴比伦文献中与米底关系密切的地区)的新巴比伦帝国总督,后来倒戈投靠波斯米底亚王国。在攻陷巴比伦后,居鲁士似乎赋予了他用以管治巴比伦的行政权,故此有历史学家声称他就是《但以理书》所提及的加色丁国国君,其作为居鲁士皇帝所任命的次王统治当地[34],但事实上他从未获得“巴比伦王”这个头衔,这一说法也无法解释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中出现的“达理阿”这个名字[21]

参考资料

编辑
  1. ^ 1.0 1.1 Coleman 1990,第198页.
  2. ^ 2.0 2.1 Hill 2009,第114页.
  3. ^ Seow 2003,第74-75页.
  4. ^ Seow 2003,第85-86页.
  5. ^ Knibb 2006,第435页.
  6.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1988), 6, 14, 17, 21
  7.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1988), 17, 28, 29, 31
  8. ^ Waters 2014,第38-39,43页.
  9. ^ Briant 2002,第41-42页.
  10. ^ Collins 2002,第1页.
  11. ^ Collins 1999,第219-220页.
  12. ^ Seow 2003,第3-4页.
  13. ^ Collins 1984,第29页.
  14. ^ Noegel & Wheeler 2002,第74页.
  15. ^ Collins 2002,第2页.
  16. ^ Mobley 2012,第135-136页.
  17. ^ Paul 2002,第59页.
  18. ^ Van Der Toorn 2001,第43页.
  19. ^ Collins 2003,第75页.
  20. ^ Levine 2010,第1251 fn.9.1–19页.
  21. ^ 21.0 21.1 21.2 Newsom & Breed 2014,第192页.
  22. ^ Collins 2002,第95页.
  23. ^ Briant 2002,第115页.
  24. ^ 24.0 24.1 24.2 Newsom & Breed 2014,第191-192页.
  25. ^ William H. Shea, "Darius the Mede in His Persian-Babylonian Setting",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29.3 (1991), p. 252-253
  26. ^ Shea 1982,第231页.
  27. ^ Philologic Results. 
  28. ^ Philologic Results. 
  29. ^ Anderson, Steven; Young, Rodger (2016) «The Remembrance of Daniel's Darius the Mede in Berossus and Harpocration». Bibliotheca Sacra英语Bibliotheca Sacra 173, pp. 315-23
  30. ^ Shea 1982,第231-232页.
  31. ^ Colless, Brian. Cyrus the Persian as Darius the Mede in the Book of Danie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英语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1992, 56: 114. 
  32. ^ Shea 1982,第232-233页.
  33. ^ Shea 1982,第233页.
  34. ^ Wilson, Robert Dick. Belshazzar and Darius the Mede (PDF). The Bible Student and the Teacher. 1906, 4 (2): 88–93 [4 October 2022]. 

参考书目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