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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轮功的镇压

概述

对法轮功的镇压，指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自1999年起实施的种种镇压措施。中共政府在禁止并取缔法轮功后，对法轮功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多方面的宣传舆论攻势、强制再教育， 一些看法还认为包括多种具有法律性争议的强制措施，包括滋扰性随机拘捕、强制劳动、酷刑，据称有修炼者因此死亡。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手段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宣传、监禁、强制思想改造等手段“灭绝、根除”法轮功群体，有些法轮功学员因此死亡。[1][2][3]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4]。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官网2021年6月14日刊登，12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包括至少8位特别报告员联合声明，对于在中国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与少数群体遭到活摘器官的许多指控报告，感到极度震惊；专家团指出，早在2006、2007年，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向中共当局提出强行活摘囚犯器官的担忧，但遗憾北京当时的回应缺乏相关数据，例如器官分配等待时间、或器官来源资讯等数据；专家团呼吁中方迅速回应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独立监督。[5]

美国众议院议员伊莱娜·莱希宁是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强摘国会决议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创立的气功修炼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共政府于1999年7月20日发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6]早期，法轮功曾一度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吸收，胡耀邦“三不政策”认为对气功（包括法轮功）虽不鼓励也不应批评。实际上官媒一度正面报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也表示过支持过法轮功。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下令设置机构610办公室，[7]调动了国家官方媒体、司法、警察、军队、教育系统和事业机构，[8]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此后的）互联网的大规模宣传及大规模管控以推动相关政策。[9]有分析称存在系统性酷刑[10][11]、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活摘器官[11]和滥用精神病医疗措施，藉以迫使修炼者宣布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6]第一位获准入中国调查的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报告指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66％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12]

美国总统川普2019年在白宫接见法轮功学员听取相关情况[13]，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声明呼吁中共立刻停止21年“太久的迫害”、“邪恶践踏和虐待”[14]。2021年5月《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 国务卿布林肯点名制裁一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他和他的直系亲属将被禁止入境美国[15]有观察家推估，目前至少还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监狱或其他拘留地点。[7][16]曾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称，法轮功学员在劳教营总是受到“最长刑期、最糟待遇”。[17][18]在某些拘留所中，法轮功学员往往占据被拘留者的绝大多数。有报道指出，截至2009年，至少有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其迫害运动中被折磨致死。[19] 有国际观察员和司法机构直接将反对法轮功的运动称为种族灭绝。[20][21] 2009年，西班牙和阿根廷地方法院以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起诉中共高官，指控他们在策划迫害法轮功负有责任。[22][23][24]2006年，有指控称：不知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害以供应中国器官移植行业。[11]另据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务卿大卫·乔高的调查指出”中国大陆2000年至2005年的五年内，至少有四万两千例左右的器官移植来源不明”，并依相关参与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证词得出结论“这些器官大部分来自法轮功学员，且直至今日这类活摘器官的行为仍持续着”。[11]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推测，自2000年至2008年，至少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器官移植而被谋杀。[25]经进一步分析，研究此议题的人士认为实际数字比保守推测的要高。[26] 2008年，联合国特别专员第二次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回应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的指控，以及解释为何自2000年至2008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来源大幅增加”。[27]

法轮功问题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而大陆以外地区不少人或机构就中共对法轮功的禁止，以及之后中共对待法轮功修炼者可能侵犯人权的处置措施，对中共提出了批评。李和平、滕彪等6位北京律师，2007年在一个法轮功代理案件发表著名的〈宪法至上，信仰无罪〉无罪辩护词。认为当局（一）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宗教自由保障，（二）当局发布关于法轮功的所有定性档案都不符合《立法法》而不能当作处理依据，已违反宪法及法治精神；且民政部也无权称法轮大法研究会是非法组织，（三）当局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行动过激且违法甚至构成犯罪。[28]

自由之家资深专家库克2012年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发表证词说，“修炼法轮功的中国公民，目前依然生活在不断遭受绑架和酷刑的威胁当中。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及各种同音字，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上被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字词，而由任何国营媒体或由其外交官所提及的都是妖魔化标签了的措辞。”[29]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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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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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一种结合了的缓慢运动及静坐冥想的修炼功法，其道德哲学以‘真、善、忍’为中心。法轮功由李洪志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开始传播。修炼人数在1990年代中期后飞速增长。中国政府1996年开始对法轮功的打压，即使如此截至2017年中国仍有百万多名法轮功成员[30]。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将《转法轮》一书描绘成封建迷信。[31]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及伪科学”作为理由查禁《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书籍[32]。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33]

时任国务委员罗干想挤进政治局，要做点“大事”向江泽民表功，作为未来提升的政治资本。罗干知道江泽民不满练习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就想整治法轮功。因碍于中央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就让其连襟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制造事端。1998年5月23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就气功管理问题采访何祚庥，何称有中科院研究生孙为民“练法轮功不吃，不喝、不拉，也不睡”“得了精神病”。事实上，孙为民没有专修法轮功，而是抱著其它辟谷的东西在练，造成不吃不喝不睡觉，没得精神病。中科院研究生曾联名写信和拜访何祚庥，告知他实情。[34]1998年5月底至6月初有北京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电视台上访说明实情，北京电视台意识到之前的节目不符合事实，重新制作一个节目来挽回错误。

1999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科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文中指法轮功是“伪科学”，危害青少年的健康和国家[35]文中的内容提到，有一篇关于“法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炼出“法轮功”，元神出炉，可以炼到钢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各种化学变化，获得发明创造奖的故事。

文中发表后，引发了数千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集体请愿、反映自己炼功后受益的情况，期望杂志编辑部消除该污蔑文章以及恶劣影响。几天后静坐人员遭到警察驱赶，并抓捕几十人。1999年4月25日，约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36]，抗议1996年以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不公正对待。

参见：425上访事件

这件事触动了高层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当晚，江泽民向其他领导人写信称：“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37]

中共高层内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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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把江泽民个人视作镇压决定的负责人。[38]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决定镇压法轮功，但是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和胡锦涛认为江泽民使用了错误的策略[39]。

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最初对于是否支持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有严重分歧[40]，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军官辛子陵被采访，表示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6位不赞成，江泽民在常委通不过镇压决定，江又另外开会贯彻其镇压主张[41]；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亦曾于公开指责在权者在位者“荒唐”[42]。

2000年4月一家中国官方直属杂志刊文批评镇压政策，指“法轮功之所以在中国出现爆炸性增长，就是因为它能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林牧指中共高层对是否镇压法轮功态度歧异，抨击江泽民的政策是“荒谬”，当时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人都和江持不同意见，且高层干部及家属炼法轮功的不在少数，并指出425上访事件和平合法[43][44]。

2012年4月，在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后，中国的网络监控不寻常地解禁“六四事件、赵紫阳、法轮功、活摘器官、转法轮”等关键字，等到胡锦涛出访国外期间，“亲薄熙来势力反击”又严加控制、删除敏感讯息。北京的一位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这体现了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的斗争[45]。

2013年4月中国媒体曝光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虐待劳教人员做出“突破性报道”《走出马三家》，中国政府则否认此说法，一些中国媒体和记者公开挑战中宣部禁令[46]。

对镇压法轮功起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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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家尝试从多个角度来解释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的原因，包括法轮功的流行、法轮功独立于政府并拒绝听中国政府的话、中国政府内部权力斗争、以及法轮功的道德和精神内涵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例如有西方学者[谁？]认为，“江泽民个人对于法轮功和李洪志广受欢迎感到妒忌和愤怒”，以及“江泽民决心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法轮功作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是随后发生的镇压运动的原因所在”。[38][47]

新华社声明：“法轮功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追求理想主义、有神论和封建迷信”[48]，并且新华社断定，法轮功的真善忍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的社会主义道德理念和文化进步没有丝毫共同点，因此有必要铲除法轮功，以维护共产党的先进地位和纯洁性。[49]在镇压起初，其他发表在中国国家级媒体上的评论也声称法轮功必须被打败，因为法轮功的有神论哲学与马列唯物主义不相容。[49]

林和立（音译）在CNN写道，江泽民可能希望通过文革式运动迫使高级官员对他效忠以增强自己的权威，从而在接下起的中共十六大中占据支配他们；[39]华盛顿邮报报导声称并非所有政治局常委就法轮功必须被消灭这个论点与江泽民有共识，[50]但政治局中也并没有对江泽民的决定作有力抵制。[51]

中国政府保护五个政府许可的“爱国”宗教，未登记的其它宗教是在政府许可的宗教之外，容易受到镇压。[52]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声称，任何未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的团体均被视作一个威胁。[53]

《华盛顿邮报》报导，江泽民主张“法轮功必须被消灭”，然而并非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有此共识[50]，但政治局也并未有力地抵制江的镇压决定。[54]《CNN》分析称，江泽民可能希望透过文革式运动迫使高级官员效忠，以增强江的个人权威，从而在接下来的中共十六大换届中占据、支配高级官员[55]。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称，任何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团体均被视作威胁[56]。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仅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政府对宗教的限制性框架在过去一年中持续阻碍中国公民行使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宗教自由权。一些中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空间，但同时中国政府也持续在严格控制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之事务，并镇压未经共产党批准的宗教及精神活动。在委员会的2010报告年度，政府维持要求宗教组织在政府登记，并服从由党创建的“爱国宗教协会”领导的五大公认宗教有：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其他未注册的组织，或活动被认为偏离了国家批准范围的注册组织，其成员都有可能受到骚扰、拘留、监禁和其他虐待[57]。

华尔街日报的克莱格·史密斯（英语：Craig S. Smith）称，中国政府没有精神信仰，欠缺在道德上战胜精神对手的信誉，故对任何挑战其意识形态且有能力组织自己的信仰体系感到威胁。[58]朱莉娅·张在《美国亚洲评论》表示，“代表中国传统宗教复兴的法轮功信仰体系，被众多中共党员和军队成员所奉行，这个事实特别令江泽民感到困扰；江泽民把法轮功视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政府崇尚斗争的无神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威胁的精神信仰；希望在政府和军队消灭这样的精神信仰。”[59]

赵月之（音译）认为，法轮功学员已经建立了一种“抵制身份”，与中国社会盛行的对金钱、权力、科学理性的追求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整个价值体系相对立。[60]萨姆纳·特威斯认为，“在中国，法轮功是中国本土的精神和道德传统的一个文化复兴运动，与中国政府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61]

薇薇安·舒写道，“法轮功展现了对共产党合法性的全面挑战。”[62]王大卫也同意法轮功构成了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统治地位的挑战，法轮功唤起了一种与中国政府不同的中国传统和当代价值观，令中国政府感受到威胁，因为法轮功否定了中国政府对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人作所谓定义的唯一权力。[63]

知名记者克雷格·史密斯（英语：克雷格·史密斯）在《纽约时报》称，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有精神信仰”，欠缺在道德上战胜精神对手的信誉，因此对于任何挑战意识形态、且有能力组织自己的信仰体系的组织，政府往往会感到恐惧。[58]

王大卫也同意法轮功构成了中国政府对中华民族统治地位的挑战，法轮功唤起了一种不同的中国传统和当代价值观，令政府感受到威胁，因为法轮功否定了共产党“对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人作定义”的唯一权力。[64]朱丽娅·程在《美国亚洲评论》表示，法轮功信仰体系代表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复兴，被众多党员和军队成员所奉行，这一事实特别令江泽民感到困扰；江泽民把法轮功视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共产党崇尚斗争的无神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威胁的精神信仰，希望在政府和军队消灭之。[59]赵月枝认为，法轮功学员已经建立了一种“抗拒性的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盛行的对金钱、权力、科学的追求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整个价值体系相对立。[60]萨姆纳·特维斯认为，法轮功是关于中国本土的精神和道德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文化复兴运动。[61]薇薇安·苏认为，法轮功展现了对共产党合法性的全面挑战。[62]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在2004年1月中国新年曾受访谈被镇压的原因：“那就是出于妒嫉，因为掌权者的妒嫉造成了这场迫害，尽管法轮功是为社会好，是为民众好，学功的人数很多，在一些人眼里看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他是不管民众疾苦的，那么他就不能容忍法轮功有这么多人来学。”著名记者丹尼·谢克特指这段表述具重要意义，丹尼认为“似乎与其说他（指李洪志）对中国领导人感到气愤，不如说他怜悯他们”，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自己处于意识形态的死胡同，人民无法再相信共产主义，而妒嫉法轮功能激励并吸引众多民众[65]:18。

全面打压法轮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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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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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下令取缔法轮功后，许多针对法轮功的批判活动迅速展开。各类针对法轮功的政治海报被张贴在中国全国各地，对法轮功展开猛烈的攻势。

中国公安从1999年6月6日开始对100多名在北京参加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员展开讯问。[66]6月10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下令成立610办公室，称“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67][68]在7月22日正式镇压之前，派出了超过3000名安全局特务在中国国内外调查法轮功。[68]

7月20日凌晨，中国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两天之后的7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开始对法轮功全面镇压。[69]公安部22日发布“六禁止”通告，即禁止民众悬挂、张帖法轮功横幅、图象、标徽记和其它标识；禁止散发法轮功相关材料；禁止弘法等法轮功活动、禁止静坐、上访等方式维护和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禁止以谣言或其它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禁止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决定的抗议。[40]

1999年7月22日开始，法轮功在中国被禁，人们被禁止公开练习法轮功、发送法轮功材料、组织对政府禁止法轮功决定的抗议；公安数天内收缴和摧毁了150万册法轮功书籍、录像带和光盘，关闭了中国大陆所有法轮功相关网站。[68]镇压开始的最初一周内，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和抄家，另有1200名政府官员被拘留和要求学习共产党文件并宣布脱离法轮功。[70]1999年7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66]

西方学者丹尼尔·赖特和约瑟夫·费史密斯提到，在法轮功于7月22日被宣布为非法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晚半小时的新闻联播，从头至尾渲染反法轮功，在节目中专家、前法轮功练习者、普通居民纷纷发言指控法轮功欺骗信徒、分离家庭、损害健康、影响社会稳定；除此之外，晚间新闻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对此，这两位学者认为：“这种政府操作完全是在妖魔化的分析”[70]。

1999年7月29日中国公安部下达一份国际通缉令，以试图推翻政府罪逮捕身在美国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中国还请求国际刑警组织提供合作，但遭拒绝。[66]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正式发布[71][72][73]。

7月22日正式镇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政府系列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宣传、监禁、强制思想改造等手段“灭绝、根除”法轮功群体，有些法轮功学员因此死亡。[9][74]据官方统计，至1999年年底，至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拘捕。[66]至2001年初，中国政府安全机构已确认在中国党政部门、国有企业和大专院校有约40000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告知，如不写保证退出法轮功，则将被开除，并将失去退休金。[39]

专向小组：610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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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历任组长李岚清、罗干、周永康，下设常设机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央610办公室。据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报告及美国智库报告资料显示，该办公室是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国家安全“法外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75][76][77][78]，2003年以来，610办公室的任务已扩大到包括针对被视为异端或有害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宗教、气功团体，但法轮功仍然是其首要任务[78]。报导法轮功遭镇压情况而获普利策奖的记者张彦描述610办公室的工作是“动员国家的顺从的社会组织”。在公安机关的指令下，教堂、寺庙、清真寺、报纸、媒体、法院和警察都迅速整队配合执行当局“粉碎法轮功”的计画，以任何 手段都不为过。几天之内一波逮捕席卷全中国。到1999年底，法轮功学员们在关押中于死亡线上挣扎[79]
著名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在与北大学者焦国标亲自调查后，于2005年在给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中形容610办公室是“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着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权力”。它“行使”着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以“610”为符号化的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并描述了610人员及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不分男女）性器官的“极其下流”攻击[80][81]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立刻撤销610办公室之类组织、劳教所，以落实法治承诺，并停止拘禁、诽谤、消灭法轮功学员，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等囚犯器官。[82]

铺天盖地的媒体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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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反法轮功的运动是由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络驱动的。[9]在镇压发生的一个月内，中国国内的每家全国性媒体发表300-400篇文章攻击法轮功，中国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的节目重播对法轮功的指控，其中没有任何不同的看法。[83]这场宣传运动集中指控法轮功影响社会稳定、欺骗和危险、威胁社会进步，表示法轮功的伦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伦理观不相容。

对此，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陈汉中称：‘江泽民之流在资产阶级经济大复苏二十年后的今天，沿袭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伎俩‘取缔’法轮功，以为自己的威望比毛泽东还高，不知是弱智还是自大狂，法轮功还未取缔完，江泽民之流已经被历史取缔了。’

中国非政府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王林建撰文称：‘凡经历过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批判“法轮功”的语言和手法，大概不会感到陌生。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我的第一感觉是“文革”那一套又来了。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文革语言，深藏多年之后，今天再次登台亮相，恐吓人民的心理。“文革”就像地震。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不是吗？你看，毛泽东的“文革”结束后，过了6年，到1983年，邓小平便开始了他的“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过了6年，到1989年、1990年，邓的“文革”又开始了，反对“和平演变”。再过9年，就到了1999年，江泽民发动反对“法轮功”的运动，开始了他的“文革”。从这点说，江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政府的第三代合格领导人。’[84]

任意拘禁与酷刑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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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和3月15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丧生。[66]2000年4月19日：新华社公布，总共有84名法轮功成员被判刑。[66]

一份2004年的联合国报告显示，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据信未经合法程序而遭关押，被拘禁的学员遭到中国政府强迫劳动、被滥用精神病药物、酷刑，以及强制思想改造等。[85][86][87]。

2005年12月，人权观察引述据一些曾遭劳改系统关押者的说法，在中国的劳改营（劳教所）及监狱设施里，法轮功学员是最大量的被关押群体，而且往往遭受最长的关押期、最糟糕的对待。 [88][89]

2008年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美中委员会引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中国的劳改营被关押者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90][91]2009年葛特曼估计，法轮功学员大约占全中国“劳改总人数” 的15%至20%。 [92]

2012 年12月23日，美国奥勒冈州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报导说，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藏在美国俄勒冈居民朱丽叶‧凯斯购买的万圣节用品当中，信上写道：“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国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这封没有署名的信说，这个坟墓包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 所八大队制造的。在英文语句之间夹杂着中文词语。“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他们就将遭到酷刑， 殴打和粗暴的话语。几乎没有工资（一个月10元人民币）。”“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至3年劳教，但是却没有经过正常法庭判决。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这封信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关注。[93]

参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和小鬼头上的女人

覃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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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永洁的两腿被施加烧红的铁条烙13回，为了逼迫他放弃法轮功[94]

据美联社2001年7月报导，在中国遭折磨的覃永洁辗转逃到美国，经休斯顿Park Plaza医院治疗烧伤后出院。覃永洁是广东省宝安县工人，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镇压后，覃被拘留多次。2001年4 月25日，覃因散发传单吁政府停止镇压而再次被捕，遭毒打，未经审判被送入博罗县（音译）的劳改营，被手铐铐住吊了5个多小时；2001年6月2日，覃被 绑在一个柱子上，被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腿，烙了13次，逼迫他放弃法轮功。世界日报采访中提到2001年6月2日，覃永洁被三个管教殴打、逼迫写悔过书，覃沉默；“结果一个管教把我绑在柱子上，一个管教将一根生锈的铁条在电炉上烧红之后， 往我的大腿、小腿灼伤，还不断地问‘你还练不练？’。”覃痛得发抖、大叫，“管教”像拖狗般把他扔在外面，后关进小号。“后来，管教看我行走困难而又痛得无法入睡，他们认为我不可能逃走，就把我叫去看管果园。果园范围广阔，我趁人不注意逃脱。”覃永洁逃离果园后，搭一卡车潜入香港，6月10日混进一货轮的集装箱中，半月海上航行后24日在加州偷渡入境。[95][94][96][97]

吴晓红、马海燕、林鸿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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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中国公民马海燕一家三代六口（马女士和先生两人，两个孩子分别是8岁、6岁，两位老人60多少岁，六人均修炼法轮功），加上林鸿斌、吴晓红、李先生三位法轮功学员，以及广西民运人士覃夕权，共十人，为躲避中国政府镇压，逃难到马来西亚，获联合国难民身份，并合购一艘游艇，孤帆一片，飘洋过海，拟到新西兰避难。历经27天海上艰险，经过澳洲公海时，游艇耗尽燃油，水尽粮绝，发出SOS求救信号后，被一澳洲渔船发现，后获得澳洲海关救援船施救。澳洲、纽西兰纽澳两国总理均派出代表与他们会谈，忠告他们不要继续他们危险的航程去5000里之遥的纽西兰，澳洲移民官员伸出援手，当地主流媒体广泛关注报导，著名澳洲人权律师大卫‧曼纳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十人中林鸿斌、吴晓红、李先生曾被判刑，马海燕及其母亲曾被抄家、被劳教、被迫流离失所，因基本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冒险逃出了中国。[98][99][100]

活体摘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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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调查发现，“在2000年至2005年，中国至少有41,500例器官移植，器官来源不明”，并认定“到今天仍持续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进行非自愿的器官掠夺”[11]。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经独立调查，估计在2000年至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掠夺器官而死亡[101]。2006年，三名证人指称，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杀死以供应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102][103][104]。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2008年重申了联合国机构的请求：“中国政府应充分说明，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以及中国器官移植自2000年以来数量暴增的器官来源为何“[105]。

打压同情法轮功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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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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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琦

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曾因“为六四鸣冤、为民运呐喊、为法轮功叫屈”，于2000年遭到逮捕入狱。[106]

高智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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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智晟

2005年11月据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华盛顿邮报报导道，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表“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要求胡温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停止镇压法轮功。北京市司法局在高智晟拒绝收回这封公开信后，宣布对他行政处罚，停止执业一年。[107]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领袖王丹表示向高智晟表达敬意和支持，认为他是2005年的中国英雄。王丹写道：大陆著名权律师高智晟给胡锦涛温家宝发出的公开信《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催人泪下，其中列举经高智晟勇敢的亲身调查所查证的令人发指的恶性侵犯人权案例。高智晟以理性和悲悯的态度，指出镇压法轮功学员严重破坏人们对法治建设的信心，破坏了中国人朴素和诚实的道德价值，道出了基层警察厌倦镇压和镇压带来更坚韧延绵的抗争的事实。高智晟清醒的以一个公民而不是律师的身份写信。作为职业律师，他已尽力，并让人们看清中国律师在职业范围内几乎没有能力维护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事实。王丹认为如果高律师以犬儒的态度忽略所看到的事实，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名利双收的律师；可面对人权受到侵犯的事件，纵使才华横溢，也无能为力，因为这里法律只是个摆设，甚至是笑话。[108]

高律师于2006年12月21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109]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个判决是使当局既能减低国际压力，同时又能减低高智晟影响力的两全之策。[109]

力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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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力虹

正当盛年的中国诗人、剧作家、自由撰稿人，自由宪章奖获得者力虹于2010年12月31日去世，享年52岁。[110]据报导称，中国法院对力虹实行重判，并在其身染重疾之后迟迟不同意保外就医，是由于“力虹同情法轮功学员”、“声援高智晟律师”。在力虹病入膏肓之时，中共当局连特意从国外赶回看弟弟的力虹姐姐都不让见面，纽约中文期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这是因为害怕外界知道中国政府残害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的真相”。[111]

2006 年，力虹听闻中国政府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奋笔疾书抨击中国政府，发表《被盗的器官在呼啸》、《活摘门方兴未艾、奥运门又将开启》等文章；在高智晟律师 被捕后，发表《还我高智晟，还我中国的良心》、《为民请罪的高智晟》；之后力虹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111][112]

打压法轮功延伸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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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5月，德籍华人约翰·周因为610公室充当反法轮功的间谍，在德国被缓刑和重金罚款；约翰是几年前回国探望生病的父亲时，被中国国安和610办公室收买。[113][114]
  • 2010年7月，据加拿大权威新闻杂志Maclean's报导，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曼德维尔裁决蒙特利尔中文周报《华侨时报》的发行人周锦兴与北京宣传机构有密切联系，证实《华侨时报》得到北京政府的资助。[115]
  • 2002年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员厉开平，涉嫌搜集台湾法轮功资料，以电脑网路传送到大陆。法务部后将厉开平记两大过免职，并移送法办。[116]
  • 2004年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逮捕了前国防部军情局一名军官，涉嫌收受中国大陆国家安全机关170多万元，为中国大陆收集台湾法轮功成员名册，同时与另一名军情局少校及境管局查验员，共同刺探香港立法会议员入出境台湾纪录。桃园检方昨侦查终结后，以违反国安法及泄密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刑三年。[117]
  • 2011年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同时也是知名风水命理师吴彰裕，惊传为中国大陆情报部门搜集中国列管的民运人士、法轮功、支持西藏独立等团体在台活动情资。经由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漏夜复讯后，依串供及有逃亡之虞，向台北地院声请羁押禁见获准。[118][119][120][121][122]
  • 2012年10月31日，针对2010年4月中华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率该会成员在台北101大楼前妨害陈建仁等3名法轮功学员行使言论及表达自由案件，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应依中华民国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判决“周庆峻共同以强暴妨害人行使权利，处有期徒刑贰月，如易科罚金，以新台币壹仟元折算壹日。王美敦、张金德均无罪。”[123]
  • 2012年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退职情报员蔡国宾及国防部退伍少校王维亚，涉嫌被中国大陆情报单位吸收，搜集涉及国家机密的书籍等资讯给对岸。板桥地检署2012年4月17日依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起诉两人。起诉书指出，王维亚涉嫌从95年起搜集法轮功动态、国民党未公开的内部选情分析等资讯，并偕同蔡国宾搜集由退休情治官员出版的“情报生涯30年”一书，此书因被认定涉及国家机密，出版前就遭到查扣。[124]

法轮功学员的反应与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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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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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999年10月29日报导，约30位法轮功学员28日在北京郊区秘密与7名外国媒体记者会面。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们冒巨大风险，向外国记者们叙述7月镇压以来他们遭受日益恶劣的骚扰、抓捕甚至肉体折磨，呼吁国际社会施压中国政府，要求停止残酷镇压。其中来自辽宁的两位中国警察谈到上司要求他们在法轮功和职业之间作出选择；一个来自黑龙江的11岁孩子表示他因修炼法轮功被禁止上学。[125]

据美联社同一天的报导，中国政府消息透露十月底这一周内，全国除西藏外有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该记者招待会发生的过程，是七位外国记者收到有关秘密 新闻的电邮，先与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一家饭店会面，然后法轮功学员们开车把外国记者们带到了北京郊区一个旅馆开记者招待会；与会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向记者们展 示她被手铐弄伤的手腕，另一人描述了公安如何用电棍烧她的脸。[126]

参加该记者会的法轮功学员普遍受到镇压，其中记者会的主办者之一、石家庄人民电台原记者及主任、法轮功学员谷林娜因此被判刑四年。[40]事后，至少5位外国记者受到中国公安审问、被扣留在中国的居留许可、以及被警告在中国采访法轮功学员属非法。[127]据大赦国际，设于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抗议中国公安因其成员报导法轮功而进行“跟踪、拘留、审问和威胁”；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记者因参加法轮功学员主办的外国记者招待会，而被中国公安宣称是“非法报导”，并受中国公安逼迫签署认罪书、外国记者们在中国的工作签证及居留证被中国公安暂时扣留。[128]

上访与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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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对在中国发生的镇压的回应，最初是1999年7月在地方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访办上访，纽约时报1999年10月报导，不同数量的法轮功成员持续向北京施压。[129]

在中国大陆电视报纸上，几乎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声音[130]。清华大学毕业生，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生赵明，1999年底回中国去政府信访办登记他反对镇压，结果立即被拘留，护照被扣留。[131]

 
镇压后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殴打

不久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和平示威（请愿），即每天数百法轮功学员抵达天安门广场炼法轮功或举横幅为法轮功辩护。[132]这些示威无一例外被公安部门击破，参加示威的学员被抓捕（有时被施加暴力）和拘留。[132]2000年2月5日数十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立即受到警方围捕。[66]2000年初，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赵明因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被拘留并被判劳教两年，受到电击、剥夺睡眠、殴打等酷刑。[133]

纽约时报2000年2月11日报导，2000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约500法轮功学员因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抗议镇压时被拘留，其中包括少数美国法轮功学员。[132]

据纽约时报报导，新华社于2000年4月21日首次承认中国政府在镇压法轮功中遇到困难，因为“自1999年7月22日镇压以来，法轮功学员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制造麻烦”。[134]美国记者Ron Gluckman报导称，在4.25一周年那天，老人、女人和儿童在天安门广场被公安猛烈扑倒在地，数十人被捕，有西方游客目击公安把法轮功学员击倒在地并拖走，感到非常可怕；该记者表示一年来北京对法轮功的铁腕镇压未能战胜法轮功。[135]

2000年4月25日，超过3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捕。[132]2000年10月1日，数千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抗议镇压，外国记者目击中国政府公安官员在天安门广场当众殴打法轮功学员。[136]

2001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继续持续，元月一日，700名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时被捕。[137]普立兹奖获得者、记者张彦表示，（在受到镇压后）法轮功学员维护法轮功的努力可能形成了50年来对共产党统治的最大挑战。[138]

2001年11月20日，据法新社和美联社报道称，三十五名来自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外国法轮功学员于下午2点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开一面写有‘真善忍’的横幅，并且闭目打坐，这些人很快被中国警察带走，其中有人受到暴力折磨；第二天德通社援引美国、德国、法国和瑞典驻华大使馆官员的话说，来自十二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送上回各自国家的飞机。[139][140]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以色列、瑞典、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等十二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被驱除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于2001年 11月22日表示：“中国政府日前处理外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是依法办事，这些人在中国受到了人道和公正的待遇”。[141]但这些外籍人士不同意章启月的看法，表示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有的被扯头发、有的鼻梁被打伤、有的被踢中要害；到了公安局后，几个瑞典女学员因拒绝听从指令，被警察从楼梯上踢下楼；一澳大利亚学员，被打得肿个大包，全身是抓伤，怎么能说这是人道和公正？[141]瑞典驻华使馆官员表示，中国政府未立即和瑞典使馆联系，就拘留外国人，违反国际惯例；尽管中国公安对外籍法轮功人士并没象对待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那样施以更多暴力，但瑞典大使馆仍然抗议中国政府对这些人的身体进行“粗暴对待”。[141]

据美国之音援引参与11月20日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23岁的大学生泽农，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以往就认识，很早相约要去天安门广场请愿，这一次 大家约定星期二下午两点在天安门广场汇合；他们各自分别进入中国，并于约定时间准时在天安门广场汇合。泽农在提前写好的声明“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中表示，“之所以要到天安门广场，是想用他一个白人的面孔和行为，告诉被蒙骗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都是受到尊重和欢迎的，只有在它的发源地却受到这样残酷的打击”。[142]

2002年2月14日，CNN报导，北美、欧洲和澳洲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广场展开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其中约40名被抓捕，其中数位被公安扑倒在地、施加脚踢拳打，中国游客围观了该事件。[143]北京警方声明说“法轮功学员制造麻烦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庆祝新年”。[143]这是一周内的第二次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农历新年时，一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和一美国法轮功学员也在广场示威。[143]

海外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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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发动镇压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在许多国家起诉了参与镇压的中国政府高官。2007年，薄熙来在澳大利亚被判酷刑罪。[144]

2009年，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依斯马尔·莫雷诺向在中国大陆的江泽民、罗干、薄熙来等五个被告递送调查信，信中就每个被告介入镇压法轮功的情况提问。[145]

2009年12月17日，在经过四年的调查取证后，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判江泽民及罗干等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士干犯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并下达逮捕令。[146]同年11月，莫雷诺下令，就法轮功学员在华遭受酷刑折磨案，对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提起公诉。[147]

据2012年4月BBC报导，薄熙来3月15号突然被免职后，中国的网络监控出现不寻常情况。一些曾经被屏蔽的搜索词汇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赵紫阳”、“法轮功”、“转法轮”、“器官活摘”等词汇时不时可以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和新浪微博查 到。在4月6日，很多被禁内容重新可以搜索到。比如，当天的新浪微博上可以搜索到上千个“活体器官摘除”的结果。其中大多和法轮功的指控有关；在北美的中文网站博讯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打击谣言的运动正好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出访期间展开，“是亲薄熙来势力的一次反击”。[148]

真相资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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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结束时，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开呼吁不再频繁，转向在民间向民众“讲真相”。他们建立了较隐蔽的“资料点”制作传单和DVD等反击官方媒体对法轮功的描绘，然后向民众挨家挨户发送这些材料。[149]法轮功来源估计，至2009年，在中国有超过20万这种资料点的存在。[150]中共禁止传播真相信息资料，全面实施监控，奖励举报。对制作、传播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加大监禁或判刑。[151]近年，中国一些流通的低面额人民币纸币上，出现法轮功学员所写或印制的简短文字，或回击官媒的描绘，或推广法轮功理念。[152]

 
中国大陆各地禁止邪教的宣传不时可见，但这些宣传一般并没有明文提到法轮功。

至今，中国政府和法轮功信众仍持续舆论对峙，双方常大量引用骇人照片：中国官方发布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照等（争议性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而法轮功文献及网站则提供被虐学员的肢体照片记录。[153]

电视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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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春插播真相：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播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电视片，长达五十分钟，使当地民众误以为镇压法轮功已经停止，聚集在广场庆祝。[154]该插播事件的背景，是在2001年初中国大陆电视长时间渲染恐怖的天安门自焚后，中国民众自99年镇压开始后对法轮功学员的普遍同情正在消失，这六人希望民众从与官方电视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自焚事件。[154]插播事件后的三天内，长春公安抓捕了约2000-5000长春法轮功学员，大赦国际称长春公安是全城搜捕。参与插播的刘海波、侯明凯、刘成军、梁振兴、雷明等被先后暴打、酷刑折磨至死。[154]美国旗帜周刊2010年12月6日发表标题为《进入细微的电波 - 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的长篇报导，叙述了六位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梁振兴、雷明、刘海波、侯明凯、周润君等进行电视插播的过程及事件前后细节。
  • 中国多地插播：长春有线电视插播先后，2002年8月，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涞水、易县、涿州、高碑店、徐水及保定周边地区，成功播放包括电视片《见证》、《法轮大法洪传世界》长达70多分钟。[155]自由亚洲电台评论中提到，2002年重庆、鞍山、哈尔滨、莱阳、烟台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也实施有线电视插播，但以长春事件影响最大，当局逮捕5千人；而重庆在1月1日及6月1日发生两次，1月1日事件中，一法轮功学员据称病死狱中，另外4位分别被判16年、15年、9年、7年的重刑。[156]
  • 卫星电视插播：2005 年3月14日21时34分，亚洲卫星公司所属亚洲3S卫星6个C波段转发器先后被宣传法轮功内容的电视信号干扰，致使租用该转发器的中国几个省级电视台正常的电视节目中断。该公司行政总裁翟克信证实确有此事。但据美国之音采访报导，法轮功发言人表示：“至于这次插播事件，至少证明了跟我们法轮功没有关系。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很同情法轮功，或者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不满，或者对中国在国内的政策、错误决定、腐败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不满，他们有很多方式来表示不满”。[157]

法轮功信息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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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是法轮功学员第一手信息的权威网站，于1999年6月21日成立。其中主要是各地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功法的心得体会、反馈所遭遇的中共当局的迫害事件、诉请停止镇压法轮功的文章、以及国际官方支持法轮功的声明等等。类似网站在亚太、欧洲等地还有，如正悟网、正见网等。


创办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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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并运用中国境内的一切官方媒体抵制法轮功。打压初期，国际媒体也大量转载了中国大陆媒体的报导，导致部分国家对法轮功的了解可能出现偏差。有鉴于此，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决定自己创办独立媒体发声。如《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中国政府将法轮功设为敏感词并在中国大陆境内屏蔽包含其内容的诸多网站。[158][159]

法轮功追随者在全球华语媒体世界有组织有媒体地动员对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制与挑战, 学者赵月枝认为是最具戏剧张力媒体力量的展现。 [160]BBC在《法轮功的“威胁”》中分析：“法轮功的电脑互联网络广泛，网站详细列明世界各主要城市内，法轮功学习中心的活动。法轮功组织善用互连网传播信息，这也是中国政府担心的原因。”[161]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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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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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报导，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比勒费尔特表示为法轮功辩护，在201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报告指出，法轮功等社会弱势信仰团体被认为是邪教，因此常受社会歧视、甚至升级为针对“颠覆阴谋”的打击[162]。一名参与会议的中国代表代表对此提出抗议，并称中国所有宗教都在“和谐并存”。这名代表强调法轮功是“邪教”，而不是宗教，并说中国“根绝”法轮功是合理的。[163]

（注：中国政府认定邪教名单，法轮功不在其内[164]）联合国大会在过去五年都通过了谴责诽谤宗教行为的无约束力决议，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这类行为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比勒费尔特在其发言中没有直接提及诽谤宗教一词，但他说，宗教自由并不代表任何教派都不应被批评。[163]前中共610警官郝凤军说，“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是看不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的，他们只能看到政府的媒体编造的法轮功如何害人的假话或中共炮制的谎言。如天安门自焚，杀乞丐等连篇累牍的报道，就是要向人民被灌输：法轮功就是邪教。他们把所有的社会丑恶状态，都归结到法轮功的头上，他们甚至还可以无中生有。[165]

2020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音译）涉嫌严重侵犯法轮功信众的人权遭到制裁[166]。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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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中关于“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明，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 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公安 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重新定义。其中没有法轮功。[167]BBC报导，公安部2014年公布的“邪教名单”亦不包括法轮功[1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邪教的定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文中指出：刑法第三百条中的“邪教组织”，是 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表示：“无论从刑法的三百条还是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两高的解释里面都没有明确说法轮功是邪教，只有两高颁布司法解释的通知里面才确认说法轮功是邪教，两高的这个通知本身是不符合中国立法的规定。”[169]另 一位国内律师针对两高司法解释的通知，表示：这文件是内部通知，不是公开的法律文件，法律文件必须公之于众才生效，否则就是不教而诛；两高在公开的文件中 不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在内部通知中又说成邪教，是很不严肃，而且最高法院只能就司法审判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解释，不能超越这个职权去认定什么社会组织是邪教 组织或者非法组织，这是行政权力而非司法权力的范围；这文件是对刑法300条的越权解释。[170]

《纽约时报》报道称[171]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学员未经律师辩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投入狱中，即使辩护权是中国刑法授予的。此外，香港人权监察称[172]至1999年7月以来，中国政府至少将5000名法轮功学员未经审判而直接监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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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ly writes that Falun Gong presented a comprehensive challenge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itimacy. Shue argues that Chinese rulers historically have derived their legitimacy from a claim to possess an exclusive connection to the "Truth". In imperial China, truth was based on a Confucian and Daoist cosmology, where in 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truth is represented by Marxist-Lenin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alun Gong challenged the Marxist-Leninism paradigm, reviving an understanding based on more traditionally Buddhist or Daoist conceptions.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Shue”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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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the end of 1999, and he had returned from China after almost a year in Dublin studying on a scholarship at Trinity College. A top-grade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arents and three brothers, all of whom had carved a career out of computing. While in Dublin, Ming had been dismayed to hea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gun persecuting members of the spiritual Falun Gong movement, of which he was a follower.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went to his local government appeals office in order to register his opposition to the persecution. He was arrested on the spot, detained for several days and his passport was confis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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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tained about 40 Western members of the banned Falun Gong spiritual movement after a brief protest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Witnesses said the demonstrators threw the square into chaos for about 15 minutes as they unfurled a yellow banner and shouted slogans "Falun Gong is good!"" ...The trouble caused by these Falun Gong members was intended to prevent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The Associated Press quoted a statement from Beijing police as saying. The agency says it is highly unusual for Chinese police to issue a statement following a protest and may be a sign they are trying to limit damage before next week's visit to Beijing by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itnesses to Thursday's brief protest reported seeing demonstrators dash across the vast plaza of Tiananmen Square screaming slogans as hundreds of uniformed and plainclothes police officers chased after them. Police also tackled some protesters to the ground, kicking and punching some, before wrestling them into police vans. Chinese tourists sightseeing in Beijing for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s crowded round to watch the incident -- the second demonstration this week by Western Falun Gong members in Tiananmen Square. On Tuesday, China expelled Canadian Jason Loftus and American Levi Browde after they launched a Lunar New Year protest in th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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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were an odd trio, Great Sea, Big Truck, and Liang, and initially they had no plans, no journey to the West. Instead, larger events would conspire to bind them together on their personal pilgrimage. From 2000 to 2001, practitioners—perhaps 150,000 or more—had gone to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the Falun Gong ban. It hadn’t been effective; they wafted in about 500 a day, gusting up to 4,000 or so on special occasions. Even then, they unfurled their yellow banners according to some internal conscience-clock rather than a preconceived strategy and were easy pickings for the security forces. But Tiananmen had given practitioners a focal point, a commonly respected means of sincere expression that dated back to imperial China. Indeed, the Chinese public had never been persuaded by the party’s campaign. The more strident media reports on Falun Gong—a dangerous cult, Li Hongzhi is like Hitler, participants will kill themselves or their parents—simply led most Chinese to silently wonder: Why is the party so deeply threatened? Why don’t they leave those people alone?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23, 2001, five protesters, including a mother and a daughter, walked onto Tiananmen, doused their bodies with gasoline, and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he footage played for weeks, and public disgust was real. Any remaining inhibitions about fair treatment for incarcerated practitioners were replaced by death quotas and mass disappearances to military hospitals. Falun Gong was finally being erased. Incarcerated in Changchun’s Chaoyang Gou prison, Liang’s group discussed the gaping holes in the immolation story: Crucially, Falun Gong teachings decried suicide. Plus there were rumors that CNN hadn’t provided the footage as the authorities claimed. Brushing aside the strange camera angles and inexplicable police behavior, Great Sea recalled a 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A reporter had traveled to the burning mother’s home town only to discover the self-immolator was not a practitioner, but a paid nightclub dancer, that is, a prostitute. They had all used “truth-clarification” techniques: Liang liked tapes and remote loudspeakers, Big Truck swore by his mountains of pamphlets, Great Sea favored slogan-balloons. All seemed faintly ridiculous now. Yet an article on “broadcast interruption” in Minghui had caught Liang’s eye while in detention. The article spoke of the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intercepting television transmissions by climbing up telephone poles, splicing into wires, and connecting DVD players. No specifics, but Great Sea’s experience in radiology gave him some purchase on the electronics, while Big Truck worked on getting back into shape. ... The Falun Gong broadcast had played on eight channels for 50 minutes, garnering an audience of over one million people, the ratings building as word spread, people calling each other, saying they should turn on their TV immediately. In some neighborhoods, local party officials grew desperate and cut the power, plunging streets into darkness. In others, such as those near Cultural Square, people spilled into the streets to celebrate. The ban is over! Falun Gong is rehabilitated! A few practitioners emerged from factories and hideouts, openly handing out literature. Neighbors, children, random strangers, even the old ladies with the red armbands approached them, everyone talking at once, bubbling over, laughing, slapping them playfully, congratulating them. A few suspected it had not been a government broadcast, but still they smiled broadly and whispered: How did you do it? You Falun Gong are so amazing! And it was almost beginning to seem as if they had been rehabilitated after all, and the euphoria and laughter did not cease, not even at 10 p.m., when the first practitioner got a phone call from a military friend saying they had orders to round up Falun Gong. ... It’s unclear whether Jiang Zemin actually gave an order to “kill [Falun Gong] without mercy.” Yet there is far less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Jilin City head of the 6-10 Office, the agency created to eliminate Falun Gong, said: “This time we will tear their skin off.” It is a fact that Changchun and Jilin City officials were warned that they would lose their jobs if another hijacking occurred, plainclothes police were mobilized to stand by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poles throughout Changchun, Western television reporters were ordered not to film any Chinese television broadcasts, and the police rounded up between 2,000 and 5,000 Changchun practitioners while Lei was tied to the iron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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