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号、第3号及第4号舰队问题演习
第2号、第3号及第4号舰队问题演习(英语:Fleet Problem II, III, IV)是美国海军于1924年1月2日至2月1日举行的舰队问题演习。这一系列演习以制订不久的橘色战争计画为蓝本,假设日本向美国正式宣战,而海军则按照计画动员两洋舰队。第2号演习模拟美国驻太平洋的战斗舰队(Battle Fleet)由夏威夷前往先遣基地特鲁克;第3号演习模拟驻大西洋的侦察舰队 (Scouting Fleet)前往太平洋增援;而第4号演习则模拟美军由先遣基地越洋攻击日本。在这系列演习期间,海军曾与陆军在巴拿马运河作第2号联合演习(Grand Joint Army-Navy Exercise No. 2),模拟英国为支援日本而进攻运河,测试运河区防守。
为求逼真,海军特意将太平洋的战略环境,代入东太平洋海岸及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第2号及第3号演习均以美军成功告终;“英国”在陆海军联合演习中堵塞了巴拿马运河,阻止美国舰队前往太平洋;而第4号演习美军则成功占领“奄美大岛”。
虽然这系列演习在编号上为独立分开,但海军内部却一直将之视为同一系列演习。日后海军再次按橘色计画设定解难演习时,亦没有将之拆分。
背景
编辑1924年美国海军制订对日作战的橘色战争计画,以应对两国将来可能于太平洋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后获得德意志帝国于中太平洋的殖民地,并设立南洋厅管治,使美国的菲律宾殖民地陷入孤立包围。按照当时美国海军的构想,日本将会先向美国宣战,并攻打马尼拉,同时尝试增援中太平洋;美国海军将在战争爆发后首阶段从大西洋及太平洋动员,然后在第二阶段越洋远距作战,并攻占中太平洋部分岛屿作中途基地,最后在第三阶段直接开赴日本海域,以舰队决战或包围作战方式,迫使日本停火或投降。[1]
由于太平洋面积广阔,海军极之重视舰队的动员效率,以及其远洋航行的补给维修问题。而此等困难正是海军于此系列演习的首要研究课题。为使情境逼真,海军将太平洋的战略环境,代入东太平洋海岸及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见下图),并为双方分配大量假想部队。[1]
第2号及第3号演习
编辑第2号及第3号舰队解难演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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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蓝方舰队 扮演美国 |
蓝方舰队 扮演美国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战斗舰队司令: 萨穆尔·罗宾森 |
侦察舰队司令: 牛顿·麦卡利 | ||||||
兵力 | |||||||
战斗舰队及若干虚构部队 | 侦察舰队及若干虚构部队 |
第2号演习模拟战争爆发初段,美国驻太平洋的战斗舰队(Battle Fleet)已抵达夏威夷,并前往占领日本控制的特鲁克,以夺取中途基地。演习由战斗舰队扮演美军,编为蓝方舰队,其字面实力为18艘战舰、一艘载有25架飞机的改装航空母舰、一艘装甲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250艘驱逐舰及90艘潜艇,并同时有22,000名陆战队及50,000名陆军步兵,以及陆基186架飞机。不过,这支舰队的六艘战舰、三艘轻巡洋舰、215艘驱逐舰、大部分潜艇及171架飞机,全为凭空假设,亦没有任何陆战队及陆军步兵参与。蓝方同时有一支假想分遣舰队于智利拉塞雷纳(La Serena),扮演驻守马尼拉的美军。至于扮演日本的黑方,则有一支小型舰队驻守于巴拿马湾(特鲁克),模拟日军于前线的分遣舰队。黑方同时拥有巴拿马运河区的陆军,以及部分于墨西哥境内的美军驻兵。蓝方的任务目标为驶往“特鲁克”。[2]
1924年1月1日,裁决宣布黑方正派军攻打“马尼拉”,并开始派登陆部队增援“特鲁克等岛屿”,战争爆发。次日蓝方舰队离开圣地牙哥,演习正式开始。航行期间蓝方舰队一直在海上作各项战术及海上补给演习,并刻意避开墨西哥海岸,免遭黑方驻守其他“岛屿”的军队发现;不过扮演黑方的美军因墨西哥政治不稳,无法参与演习,使黑方只能依赖驻巴拿马的守军侦察。结果蓝方舰队在没有遭遇任何战斗之下,于15日顺利抵达巴拿马运河巴尔博亚,第2号演习结束。[3]
与此同时,驻大西洋的侦察舰队(Scouting Fleet)正进行第3号演习。这次演习模拟太平洋战争爆发,大西洋军舰由东岸动员前往太平洋,而与日本友好的英国则派军舰前来拦截,以支援盟友。侦察舰队一共有六艘旧式战舰及数艘巡洋舰与驱逐舰,在1月4日离开切萨皮克湾,前往巴拿马运河。行驶期间,侦察舰队自行分成两部分,在海上模拟美国与英国舰队交战。由于海面天气恶劣,舰队有多人于演习期间受伤。11日侦察舰队抵达巴拿马休整,并等待战斗舰队前来会合,预备参与陆海军第2号联合演习。[3]
陆海军第2号联合演习
编辑陆海军第2号联合演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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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黑方舰队 扮演英国 |
蓝方舰队 扮演美国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侦察舰队司令: 麦卡利 |
战斗舰队司令: 罗宾森 | ||||||
兵力 | |||||||
侦察舰队及若干虚构部队 | 战斗舰队及若干虚构部队 |
第2及第3号演习结束后,美军随即举行陆海军第2号联合演习。这次演习表面上与橘色计画关系不大,模拟“英国”(黑方)一支舰队从大西洋进攻巴拿马运河,而美国(蓝方)则负责防守运河,并确保于太平洋的主力舰队能及时横越运河,以增援大西洋。黑方舰队由牛顿·麦卡利(Newton A. McCully)中将指挥,下辖大部分的侦察舰队及兰利号航空母舰,载有12架飞机(视作75架),以及1,650名陆战队(视作一旅兵力)。而蓝方则由萨穆尔·罗宾森(Samuel S. Robison)上将指挥,下辖战斗舰队主体及阿鲁斯图克号水上飞机母舰,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的驻守陆军及海军。不过,演习同时在操练美国舰队的登陆作战能力,为占领“特鲁克”作战术训练。[4]
由于侦察舰队早在11日已抵达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出口,而战斗舰队却预计到15日才抵达巴拿马。故此,“英国”舰队指挥麦卡利打算先发制人,计划在14日便命舰队横渡运河,直接到太平洋与“美国”决战。为夺取先机,麦卡利更派出情报官及数名士兵乔装成记者,深入蓝方防守的运河区刺探情报。不过,总裁判在最后一刻将演习延期至16日,以待战斗舰队进入预定位置。这不但使麦卡利的先制计画告吹,更令罗宾森及时知悉其舰队部署,并派阿鲁斯图克号等先遣舰前往大西洋布防。麦卡利只好修改作战方案,将目标改为堵塞运河。[4]
1月17日早上,麦卡利派战舰炮击运河外围的海岸防御,试图引诱蓝方飞机集中攻击水面军舰,好让兰利号的飞机偷袭运河水闸。然而陆军在巴拿马的驻机甚多,兰利号的机队遭悉数拦截,攻击计画因此失败。此时罗宾森的蓝方舰队已陆续进入运河。[4]
不过,麦卡利派出的间谍,很快便为黑方奠定胜局。麦卡利的情报官在运河区一直未受发现,并秘密汇报蓝方军舰动向;其中一名少尉更大胆乔装成蓝方新兵,到巴尔博亚的米拉佛诺斯(Miraflores)水闸报到。16日晚,蓝方舰队的加利福尼亚号战舰及纽约号战舰率先横越水闸,该名少尉便乘机登上纽约号匿藏。17日早上,少尉脱去新兵装束,换回少尉军服,并以此瞒过纽约号的军官,在下午进入纽约号三号炮台的弹药舱,最后发动“自杀式袭击”,“引爆”舱内弹药。裁判判定纽约号因此沉没。由于纽约号当时恰好在巴拿马运河最狭窄之处,蓝方舰队因此肯定无法通过运河。[4]
与此同时,黑方的舰队攻势继续升级。17日下午舰队“炮击”加通湖水闸及附近设施,“消耗”了近2,800发炮弹,几乎用尽战舰全部弹药。接著麦卡利兵分多路,先派扫雷舰扫雷,然后命陆战队登陆;同时麦卡利的间谍又在加通湖水闸“引爆”炸弹,并切断加通湖所有对外的电话及电报线,然后潜行返回舰队;最后麦卡利又派一支分遣陆战队攻打蓝方位于科伦的科科索鲁海军基地(Coco Solo Naval Air Station),并俘获停泊该处的阿鲁斯图克号及其46架舰载机。黑方陆战队登陆时虽然因指挥失误、差劣登陆艇及潮汐等因素而酿成混乱,但最终仍成功压制蓝方。在多重攻击下,演习以黑方全面胜利告终。[4]
第4号演习
编辑第4号舰队解难演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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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蓝方舰队 扮演美国 |
黑方舰队 扮演日本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战斗舰队司令: 罗宾森 侦察舰队司令: 麦卡利 | 不明 | ||||||
兵力 | |||||||
战斗舰队、侦察舰队主体,以及大量虚构部队 | 陆军航空队飞机、少量训练舰、大量虚构部队 |
联合演习结束后,海军假设美国成功在西太平洋建立先遣基地,并预备攻击日本。为模拟现实情况,海军将西太平洋地理环境代入加勒比海群岛,模拟美国(蓝方)从菲律宾(巴拿马)出发,前往攻占“奄美大岛”(波多黎各库莱布拉岛)[5]
蓝方舰队由战斗舰队及侦察舰队组合而成,黑方舰队则只有少量老旧军舰,并以虚构部队为主。1月23日演习开始,蓝方先派潜艇到海地一带作预警侦察,而侦察舰队则紧随其后,最后战斗舰队则在25日出发,直线驶往库莱布拉。虽然蓝方潜艇因通讯及战术出错而有所延误,但舰队航行并未因此而受到黑方干扰。30日蓝方舰队在波多黎各外海会合,随即遭到黑方飞机攻击,但多半遭到兰利号拦截。下午蓝方舰队抵达库莱布拉岛并开始派军登陆,全程黑方只有继续派飞机攻击,未有派舰队作战。演习最终在2月1日结束。[6]
演习后
编辑演习后舰队分散到访加勒比海及美国东岸多个港口,直到4月才陆续返回母港。期间海军发生严重丑闻:第4战舰分队(Battleship Division 4)到访纽约时,旗舰亚利桑那号战舰有水兵私藏妓女登舰,而事件到舰队抵达巴拿马运河时才遭揭发。事后海军军法审判并囚禁了23名涉事水兵,同时向亚利桑那号所有军官发下严厉训斥,时为少尉的阿利·伯克亦受牵连。所幸当时分队指挥官威廉·普瑞特少将认为此举波及无辜,当1930年他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后,随即免去部分军官履历的训斥。[7]
演习后海军归纳出不少问题。首先,麦卡利指出是次演习过于依赖虚构部队,令到演习的训练效果大减,要求减少虚构部队,并即时获得接纳。日后解难演习的虚构部队数目大幅降底,基本全由实际部队扮演。[7]
另外,美国舰队司令罗伯特·昆兹要求加快建造列星顿号及萨拉托加号两艘舰队航空母舰,并生产更多飞机,以准确测试未来的作战情况。反思会上,海军将领同时要求改善各级舰艇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以改善舰队指挥;潜艇指挥官要求海军建造新式潜艇,以配合舰队远距长期作战;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亦提议海军改善登陆舰设计,并要求队内注意登陆的诸多战术问题。不过,在战后美国紧缩军费的环境下,海军于物质上的要求并未获得满足,而战术上的经验亦有待时日沉淀。[7]
最后,是系列演习虽然没有引致显著的战略改变,但却是海军两项战术改进的实验平台。这是兰利号航空母舰首次参与的演习,而其表现获得海军内部好评。另外,海军在第2号演习首次试验于海上进行横向补给,使舰队可在行驶途中同时补充燃油及物资。随著技术及经验进步,这项改革将大幅改善美国舰队的续航及作战距离,并在太平洋战争中大放异彩。[7][8]
相关条目
编辑注释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ISBN 978-1-884733-69-7 (英语)
- Felker, Craig C., Testing American Sea Power: U.S. Navy Strategic Exercises, 1923-1940,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2007, ISBN 978-1-58544-560-8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