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坊

蕃坊是唐朝、宋朝时期外来侨民（穆斯林为主）在华的聚集区和居留地，由官府认可划定于沿海重要外贸口岸，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公元9世纪时广州城南、珠江北岸光塔街一带就形成人称蕃坊的外籍人士居留区，泉州蕃坊在城南，杭州蕃坊在城东清泰门内。这些区域由市舶使管理，朝廷还主动赋予侨民社区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尊重外籍人士以其习俗自治。蕃坊的设置对于笃信伊斯兰教的大食（阿拉伯）、波斯商人来说，提供了很大方便，使他们利用各城蕃坊形成密集的社群商业网点和繁华商业区，加强了相互联系和协作 。

沿革

唐代伴随著国际贸易繁盛，侨居聚集于广州、泉州、扬州各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日益增加，自然形成聚居区域即蕃坊；唐文宗开成年间，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提出“立法，俾华夷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以应对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蕃汉杂处”、“华夷混杂”的状况。当局后开始设立配套制度，由官府的“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亦未对蕃坊应处于的位置加以严格的界定。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日常发生矛盾冲突也随之增多，唐政府为稳妥解决矛盾，在唐律实施了“化外人”各依其俗法处理争端之条例，即容许相应外籍人士享有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按条例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均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涉及到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的当事人间纠纷而难以统一适用俗法时，则以唐律为裁判依据。

自治体系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

“

”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蕃坊居民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保留本国的语言和穿戴、饮食、礼拜习惯，有清真寺、清真市场，在当局容许蕃坊具有自行实施司法的权限后，社区内便由教长处理产生的纠纷（即穆斯林开纠纷，可遵照伊斯兰法律解决）。据载，蕃坊中设坊长司，朝廷君主会简选年高德望之穆斯林一人为蕃长，由其处理一切侨商之纠纷，且兼负为中国招徕海外客商之责。

蕃长兼管社会上与宗教上之一切事务。蕃长的衣服、冠带同中国官员。番人若犯罪，由广州鞫实，送番坊执行：绑在木梯上，用藤杖鞭打。番人不食猪肉，食鱼鳖。番人手指带镶宝石的金指环，最宝石中以猫眼石最贵重 。

唐代蕃商以波斯最富，宋代则阿拉伯最富，嘉定间蕃商曾出资助修泉州城。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还设立为外商子女学习的“蕃学”。泉州圣友寺、广州怀圣寺都是往日蕃坊的清真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记述了当时广州蕃坊情况：

“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上鹿下函)集者曰康府。其处有伊斯兰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为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

变迁

唐末黄巢攻陷广州时，大肆屠杀侨商，战乱幸存者弃离广州，蕃坊一度萧落。至宋太祖一统中原后，随著对外贸易的恢复，蕃坊重新复兴、蓬勃并维持至元。据蒙元时游历广州的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忆述，当时的居留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明初，因海禁之厉，外商不得入华，延续了几百年的蕃坊就此消失。

后世研究

蕃坊被认为是有利于历史上回族及其商业的发展。在傅筑夫等的研究观点看蕃坊，其除是外国商人集中居住的地点，也是一个具备特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商业区，因为蕃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是由蕃长按照其本国法律惩处，与十九世纪时治外法权和租界是相类似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当局对蕃坊享有主权，实际上蕃坊是设在中国土地上、必须服从中国政府管制和执行中国法律的外国人街区。而其他研究观点认为，蕃坊的设置是当时官方的一种怀柔远人的政策，同时也为设法预防华夷杂处，为对在华聚居外国侨民采取“因俗而治”、“以不治治之”的华夷分治体现，与清末开放门户时期授予外国列强的权限不相一致，前述判断也有被质疑，认为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外国签订条约时，所延续的依旧是与蕃坊时代一致的固有对外秩序和司法做法。有研究指蕃坊的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期时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学者就据唐时卢钧提出过的“华夷异处”立法，认为蕃坊的设置即源于其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