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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莫纳斯·道坎塔斯

立陶宛歷史學家、作家、民族學家

西莫纳斯·道坎塔斯（立陶宛语：Simonas Daukantas，1793年10月28日—1864年12月6日），立陶宛历史学家、作家及民族学家。作为首本以立陶宛语撰写的立陶宛历史书籍的作者，他被视为立陶宛民族复兴的先锋之一。虽然只有少数著作在其在世时发行，但其作品在民族复兴后期被重新发现。其观点反映出十九世纪的三大主要趋势：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1]。

西莫纳斯·道坎塔斯
Simonas Daukantas
出生(1793-10-28)1793年10月28日
 波兰立陶宛联邦卡尔维艾
逝世1864年12月6日(1864岁—12—06)（71岁）
 俄罗斯帝国帕皮莱
母校维尔纽斯大学
职业历史学家、作家
运动立陶宛民族复兴

道坎塔斯生于萨莫吉希亚的一个立陶宛家庭。他可能是自由佃农的后代，但其透过贵族出身的证明去取得大学学位及在政府中获得更高职位。他在克雷廷加和热迈丘卡尔瓦里亚（Žemaičių Kalvarija）就学期间取得优秀成绩，其后在维尔纽斯大学修读法律，但其兴趣主要在语文学及历史学方面。毕业后，他在1825年至1850年间任职俄罗斯帝国政府。起初在里加的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总督府工作，其后调往圣彼得堡的元老院，并在此时开始对立陶宛大公国在14世纪至18世纪期间的法律文件档案进行研究。1850年，道坎塔斯因健康欠佳而从政府退休，迁回萨莫吉希亚的瓦尔尼艾定居，并获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Motiejus Valančius）主教照顾数年。他曾希望获主教的协助出版部份著作，但主教专注于宗教书籍的发行，两人因而发生争执。1855年，道坎塔斯迁往今属拉脱维亚境内的亚温斯维尔劳卡（Jaunsvirlauka），及后再迁至帕皮莱（Papilė）并于1864年在当地逝世。

虽然道坎塔斯懂得七种语言[2]，但他只以立陶宛语著书。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出版过大范围的书籍，包括立陶宛历史研究、第一手历史文献、立陶宛民间传说合集、天主教祈祷书、供农民阅读的农业手册、经典罗马文献的译本，以及受《鲁宾逊漂流记》启发而撰写的青年小说，但只有少数作品在其生前出版。其四本历史研究著作中，他只在1845年出版了《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Būdas senovės lietuvių, kalnėnų ir žemaičių）一书。尽管他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心力在收集第一手文献上，其历史著作却深受浪漫民族主义影响，并教诲地将过去理想化。他运用了诗歌式叙述、修辞元素和富有感情的语言，使其历史作品更贴近文学作品。其历史学作品亦因其对立陶宛民族认同发展的贡献﹐而非其科学性质的内容而得名[3]。随著维尔纽斯大学在1832年关闭，立陶宛再没有一个获专业培训的历史学家，直至1904年为止，而道坎塔斯的著作亦获广泛地使用。道坎塔斯视语言为民族的决断性因素，并表达了反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成为立陶宛民族复兴的基础思想，并一直至21世纪仍存留在立陶宛的史学中[4]。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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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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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坎塔斯在1793年10月28日出生于萨莫吉希亚卡尔维艾（Kalviai）。他是家中长子，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5]。在道坎塔斯的协助下，其弟阿莱克桑德拉斯（Aleksandras）后来亦在维尔纽斯大学修读医学[6]。两人的受洗纪录显示他们是立陶宛贵族子弟[7]。对于该证明是真实的还是为了给予两人更好的机会而伪造出来的曾引发学术讨论，而这种情况在富农之间十分常见[8]。来自斯库奥达斯庄园存档的分析则指出道坎塔斯出身自由佃农家庭。由于他们曾参与十一月起义，其庄园被萨皮耶哈家族（Sapieha）充公，他们因而成为农奴[9]。但是，埃曼塔斯·梅卢斯认为庄园内的存档本身不能反映其家族并非贵族出身，因为较贫穷的贵族其实等同于农民，他们向较富裕的庄园缴纳免役租[10]。道坎塔斯家族拥有1.5沃洛克（volok）的土地和牧场，并在里加和利耶帕亚售卖亚麻以缴纳免役租[11]。根据道坎塔斯母亲的墓志铭显示，在抵抗瓜分波兰的柯斯丘什科起义期间，她和她丈夫参与了在邻近利耶帕亚的战役[5]。1799年至1800年间，其父亲为庄园的护林员[12]。

道坎塔斯在获其舅父西莫纳斯·洛帕钦斯基斯（Simonas Lopacinskis）神父供书教学之下[13]，在克雷廷加接受两年小学教育。1808年维尔纽斯大学的视学员访问学校时，道坎塔斯成为该校16名模范二年级学生之一[13]。其后，道坎塔斯转读热迈丘卡尔瓦里亚一所六年制高级小学，并在1814年被另一个视学员将其视为为校内四名最优秀学生之一[14]。虽然学校以波兰语教授，而使用立陶宛语（萨莫吉希亚语）亦被禁止[15]，但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其后证实，不论学生和老师都学不好波兰语，而道坎塔斯也学不好波兰语的准确发音[16]。

1814年，道坎塔斯以10卢布积蓄和一个背包的衣服从萨莫吉希亚前赴维尔纽斯入读维尔纽斯文理中学（Vilniaus gimnazijos）。在1815年6月至7月该校举办的公开考试中，道坎塔斯被列为14名成绩优异学生之一[17]。他在1816年夏季从该校毕业[17]。

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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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秋季，道坎塔斯开始就读维尔维斯大学文学及博雅教育学院，并与亚当·密茨凯维奇成为同学[18]。1817年，他申请成为哲学硕士候选人，但因他并未获得所须的资历和未有已发表的论文而被拒绝[19]。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他在1818年秋季转读道德及政治学系[20]。 当时任教他的教授伊格纳齐·热戈塔·奥纳采维奇（Ignacy Żegota Onacewicz）后来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一定影响[21]。

 
伊格纳齐·热戈塔·奥纳采维奇教授对道坎塔斯成为历史学家有一定影响

1819年7月12日，道坎塔斯成为教会法和罗马法法学硕士候选人[22]。如需得到学位，他需要证明其贵族身份[23]，于是他在1820年8月24日提供一份由维尔纳省贵族元帅米哈乌·尤泽夫·罗梅尔（Michał Józef Römer）签署的声明，证明其族谱可追溯至16世纪后期在奥瓦瓦的同姓贵族[24]。虽然该声明属实，但历史学家维陶塔斯·梅尔基斯（Vytautas Merkys）认为，道坎塔斯篡改了族谱，以将其家族和同姓贵族联系起来，这是与贵族同姓的农民经常用到的手段[25]。他在1821年1月25日取得学位[22]。

道坎塔斯其后继续修读教会法、罗马法、刑法、土地法、政治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自1820年秋季起，他不再上除土地法以外的课，并在1822年停止上所有课[26]。在他所上的课中，除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获得“满意”成绩外，他在其他课中都获得“优良”和“优异”成绩[27]。1821年春季，道坎塔斯申请硕士学位[28]，并在翌年7月15日获得教会法及罗马法硕士学位[29]。但维尔纽斯大学直至1825年才向道坎塔斯颁授毕业证书[30]。

道坎塔斯在等待毕业证书期间的活动情况并不明确。早年的传记作者认为他在此时间就读多尔帕特大学，但学者瓦茨洛瓦斯·比尔日什卡和安塔纳斯·蒂拉发现没有他与多尔帕特大学学生交往的纪录[31]。约纳斯·什柳帕斯（Jonas Šliūpas）则认为道坎塔斯在此期间到访法国、德国和英国[32]，而其他作者则指他在柯尼斯堡档案馆翻阅历史文件[33][34]﹐但没有他曾获签发可供他离开维尔纽斯护照的纪录[32]。他也可能与一班萨莫吉希亚学生一同推广立陶宛语言和文化，以推动早期立陶宛民族复兴的发展[35]。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指他前赴黎明门，并承诺只以立陶宛语写作[36]。早于1822年，他已经写下了《古立陶宛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契约》（Darbai senųjų lietuvių ir žemaičių）一书，但直至1929年两份手稿被发现时才出版[37]。学者罗马·邦奇库特（Roma Bončkutė）指出，该书是道坎塔斯从克里斯蒂约纳斯·多内莱蒂斯的《四季》（Gadalaiki）中取得灵感[38]。1824年，道坎塔斯翻译了斐德罗（Φαῖδρος）的111篇寓言，但直至1846年才出版[39]。

政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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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毕业证书后，道坎塔斯开始寻找政府相关的工作。1825年9月，他获发供他前赴利沃尼亚省和圣彼得堡省的护照[40]。他在里加获得一份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总督府的工作[32]。1826年，道坎塔斯成为第九级领衔议员。俄罗斯帝国政府规定如要升职，则需要贵族证明和拥有三年经验[41]，而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2月颁布新法，规定所有贵族须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42]，此举使道坎塔斯和其弟，当时为维尔纽斯大学学生的阿莱克桑德拉斯需要向维尔纳省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递交家谱证明其贵族身份[43]。委员会承认两人为贵族，并在1832年1月将其转交至元老院下的纹章院（Герольдия）。纹章院承认道坎塔斯为贵族，但不承认其弟为贵族[44]。道坎塔斯后来在1834年4月升为第八级官员[41]。

 
道坎塔斯在1835年至1850年在俄罗斯元老院大楼工作

升职之后，他决定调往圣彼得堡[45]，并在1835年3月开始在元老院的行政部门任职。他首先从事与港口及俄罗斯帝国海军有关的文书工作[46]。1837年3月，他调任负责处理从东部省份案件、投诉及上诉的第三部门。由于该部门使用存放立陶宛大公国法律文件档案的立陶宛档案馆为办公室，道坎塔斯因而对这个职位感到兴趣[47]。他的年薪只有286卢布以及额外57卢布的伙食费[48]，故他也会在档案馆协助人们寻找所需家谱及其他文件以帮补生计[49]。1839年7月，道坎塔斯获得奖金等同其年薪等奖项，以表扬其对建立档案馆索引的贡献[50]。

俄罗斯帝国政府在1848年革命后实施更多的打压和限制措施，包括更严格的审查[51]。出于对吸引警察注意及失去工作的疑虑，道坎塔斯秘密进行其历史研究工作，并要求朋友和同事不要以其名字出版或提及其名字[52]。在此期间，他用了无数不重复使用的笔名，部份作品甚至不加注作者名字，但亦有指此举乃制造一个有很多立陶宛作家的假象[53]。即使他将其中一本著作《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送给泰奥多尔·纳尔布特（Teodor Narbutt）时，他也向纳尔布特说该作品由不知名人士所写[52]。

与其他历史学家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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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坎塔斯和泰奥多尔·纳尔布特曾打算合作出版一批一手历史文献

在圣彼得堡，道坎塔斯对立陶宛的历史展开研究，并与曾任教过他的伊格纳齐·热戈塔·奥纳采维奇教授和瓦西利·阿纳斯塔谢维奇（Анастасевич, 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教授成为好友[54]。道坎塔斯亦启发了后来的萨莫吉希亚教区主教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以立陶宛语书写其作品[55]。在瓦兰丘斯一本叙述教区历史的著作中，他引用了道坎塔斯《萨莫吉希亚人历史》（Istorija žemaitiška）四次，以及从道坎塔斯取得的立陶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案四次[56]。

《立陶宛历史》的作者泰奥多尔·纳尔布特则在1842年3月起与道坎塔斯合作[57]，并交换书籍和史料。纳尔布特书写了19封书信给道坎塔斯，而道坎塔斯则写了20封书信给纳尔布特[58]。他们打算保存和出版与立陶宛历史有关的历史文件及一手文献。道坎塔斯亦指一些波兰历史学家将文献篡改后才出版[59] ，故打算另行出版一手文献，以抗衡由波兰历史学家所出版的《波兰历史文献》（Źródła do dziejów Polski）[60]。道坎塔斯给予纳尔布特800份由他或奥纳采维奇采集的历史文件[61][62]，包括一份《立陶宛路线报告》（Die Littauischen Wegeberichte）[53]。而道坎塔斯珍而重之，纪录立陶宛贵族纹章的阿尔贝尔塔斯·维尤卡斯·科耶拉维丘斯（Albertas Vijūkas-Kojelavičius）手稿，在纳尔布特承诺会出版手稿之后，亦将其借出给纳尔布特几个月，并要求监视出版过程，以免波兰出版商对原作作出篡改[63]。纳尔布特计划先将首批一手文献出版成《贝霍维茨编年史》（Bychovco kronika）后，由于道坎塔斯只收到纳尔布特对更广大计划的承诺，因而对其失去耐性[64]，两人最终在1844年决裂[58]。纳尔布特此后未有出版或归还道坎塔斯的文件，道塔坎斯对失去最有价值的收藏表示愤怒，并要求纳尔布特归还这些文件，直至1858年为止[65]。纳尔布特逝世后，其儿子将其收藏的一手文献，连同道坎塔斯借出的158页文献，一同捐赠给利维夫一间图书馆（今瓦西利亚·斯捷凡伊卡利维夫乌克兰国家科学图书馆（Львівська національна наукова бібліотека України імені Василя Стефаника））[66]。

退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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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坎塔斯在1861年至1864年间居住在位于帕皮莱的修道院（原址现为一所纪念馆）

1846年，道坎塔斯在向纳尔布特的信中抱怨其因长期间在寒冷和潮湿的俄罗斯元老院档案馆工作而健康恶化。他亦抱怨指其不良于行，但没理会医生对其痛风的诊断[67]。1850年9月，58岁的道坎塔斯因疾病缠身，已无力履行其在圣彼得堡的工作[68]。他在1851年2月退休，并获得每年42.9卢布的退休金，但这并不足以应付其日常生活[69]。他在退休后迁到瓦尔尼艾定居[70]，并在瓦尔尼艾继续其历史研究。他希望将其出版，并寻求当时担任萨莫吉希亚教区主教的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协助[71]。但由于瓦兰丘斯决定将宗教作品优先出版而决裂[72]。而且瓦兰丘斯亦对历史的撰写抱持批判态度，并不断批评道坎塔斯的作品过于理想化[53]﹐而且谨慎地抑制道坎塔斯著作的措词[73]。

1855年夏天，道坎塔斯迁出瓦尔尼艾。历史学家认为道坎塔斯和瓦兰丘斯之间的冲突是主因，但也与健康状况欠佳和恐惧警察迫害有关[74]。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警察变得更为警惕，并针对道坎塔斯在1845年出版的著作《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75]。审查员重新审视该书后，认为其反农奴制言论并不恰当。警察跟踪道坎塔斯，并得悉他从瓦尔尼艾迁往库尔兰。但是，由于该书已经出版，故在调查的总结中命令监视书店以阻止新版发行[76]。该书在1855年10月成为首批禁书之一[77]。

 
道坎塔斯之墓

道坎塔斯搬迁至现拉脱维亚境内的亚温斯维尔劳卡，并与佩特拉斯·斯穆格莱维丘斯（Petras Smuglevičius）医生同住。斯穆格莱维丘斯因被控参与一个秘密学生团体而被扣留一年，后获无罪释放，但仍被警方监视[74]。他对立陶宛文化活动表示支持。1858年初，另一作家米卡洛尤斯·阿克莱蒂斯（Mikalojus Akelaitis）亦迁至亚温斯维尔劳卡与斯穆格莱维丘斯和道坎塔斯同住。阿克莱蒂斯视道坎塔斯为父亲般的人物，两者亦互相支持对方的作品[78]。道坎塔斯继续其历史研究，并去信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哈斯·库尔沙伊蒂斯（Frydrichas Kuršaitis），以期望获得卢德维希·雷萨（Ludwig Rhesa）和达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的著作以及约汉内斯·福伊格特（Johannes Voigt）采集的历史文献[79]。他汇集了一系列历史文件和从耶尔济·孔斯坦蒂·普拉特尔（Jerzy Konstanty Plater）继承而来，1387年至1561年间的特许证。他也作出对索回借给纳尔布特之文件的最后尝试[80]。道坎塔斯支持建立维尔纽斯古物博物馆（Senienų muziejus），并与打算转移其收藏之历史文件到博物馆的埃乌斯塔希尤斯·蒂什克维丘斯（Eustachijus Tiškevičius）合作[81]。阿克莱蒂斯、瓦兰丘斯和道坎塔斯亦打算成立以农村人为目标读者的立陶宛语期刊《过客》（Pakeleivingas），但不获政府许可[82]。道坎塔斯亦在此时撰写了四篇手稿准备出版，包括两本农业建议手册、《鲁宾逊漂流记》的立陶宛版本和立陶宛语入门书的第二版，但因资金不足而没有出版[83]。

1859年夏季左右，道坎塔斯离开亚温斯维尔劳卡，曾短暂地住在亲戚朋友家中[84]。1861年10月，他来到帕皮莱，并与教区神父伊格诺塔斯·瓦伊什维拉（Ignotas Vaišvila）同住[85]。他的健康继续恶化，道坎塔斯和瓦兰丘斯在此时最后一次互致书信，其中一封其后在《黎明报》（Aušra）刊登[86]。道坎塔斯在1864年12月6日逝世，在简单仪式后安葬在帕皮莱山堡。瓦兰丘斯为道坎塔斯墓立碑，并在20年后将墓碑替换，替换后的墓碑一直沿用至今[87]。1925年，立陶宛图书走私者安塔纳斯·劳多尼斯在道坎塔斯墓中竖立了一个形状为橡树桩的十字架[88]。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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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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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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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首页，该书在1845年出版

道坎塔斯写了四本立陶宛历史书，但只有一本在他生前出版。在其研究中，道坎塔斯受到无法索阅文献、资金不足、无法取得机构支持等阻碍，被视为一个孤独、昂贵且令人沮丧的工作[89]。出版书籍被视为一项昂贵的工作，道坎塔斯为了出版其120页的拉丁语文法书籍，向出版商缴了2000卢布[90]。唯一已知曾给予道坎塔斯财政援助的是克萨韦拉斯·卡纳帕茨基斯（Ksaveras Kanapackis）[77]，他曾在道坎塔斯的十本著作中被列为赞助人[90]。

道坎塔斯在1822年仍是维尔纽斯大学学生的时候撰写了其第一本历史书《古立陶宛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契约》。该作品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至1434年雅盖沃之死作结[91]。该作品在1919年被发现[92]，并在1929年首次出版[93]。该作品的目标读者并非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而是供立陶宛母亲教导其子女祖先的契约[37]。他借此承认并认可女性在教育子女的角色[94]。

道坎塔斯的第二本，也是四本中规模最庞大的著作《萨莫吉希亚人历史》在1834年完成，由1106页手稿组成，本打算在1848年出版[95]。该作品以1572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之死作结[91]。《萨莫吉希亚人历史》以《立陶宛历史》一名在1893年及1897年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96]。1850年，道坎塔斯将其重新著成《古立陶宛人契约的故事》（Pasakojimas apie veikalus lietuvių tautos senovėje）[97]。他打算在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的协助下出版，并出版了两本经修订的副本。1882年，约纳斯·什柳帕斯制作了一份副本打算出版[98]，第96页至第1201页在1893年由约纳斯·克里奥丘纳斯（Jonas Kriaučiūnas）交由马尔蒂纳斯·扬库斯（Martynas Jankus）的出版社出版，全版则直至1976年才出版[97]。该手稿是道坎塔斯唯一一份使用其本名的手稿[53]。

在道坎塔斯的第三本历史著作《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中，他创造了“高原人”（kalnėnai）一词去反映奥克什泰蒂亚人[99]。1844年5月俄罗斯审查员对该书的手稿表示关注，但由于难以找到懂立陶宛语的审查员，只好于1845年3月核准出版。该书在184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00]，并在1892年在美国重版，及到1935年在立陶宛重版[53]。该书是首本叙述立陶宛文化史的书籍[101]。该书部份内容分别在1850年以波兰语在《文学年鉴》（Rocznik Literacki）刊登，和在1885年以德语在《立陶宛文学协会通讯》（Mitteilungen der Litauischen literarischen Gesellschaft）刊登[102]。其内容并非如其他作品般以时间顺序，而是以主题形式分开诸如宗教、习俗、商业、地理等章节[96]。在有关钱币学的简短章节中曾提及立陶宛长货币和大公国最早期的硬币，直至1930年代为止仍保留其科学价值[103]。该书亦以富诗意的和富文学色彩的语气叙述立陶宛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生活面貌[96]。该书曾被立陶宛的学校多次节录为立陶宛文学课的阅读材料[104]。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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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温岑塔斯·斯马考斯卡斯宣战的插图，刊于1849年《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波兰语译本

道坎塔斯是首批区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一个民族建基于其语言和习俗，而非国家[105]。他的历史书并不是在描写一个已不存在的疆土，而是在描写一个仍然存在的民族[106] 。当立陶宛的语言和风俗（传说、歌曲、故事、寓言）仍然存在，立陶宛民族就会继续存在[33]。道坎塔斯认为不单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抵抗，发展文化及促进教育也是一种抵抗[94]。因此，他认为立陶宛民族认周并非基于前立陶宛大公国，而是建基于立陶宛的语言、民间文化和习俗。该思想在后来成为立陶宛国家复兴的主导思想，亦是1918年立陶宛独立的基础[2]。他亦认为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民族和国家之间有一个社会契约[1]。他表示农民和其他平民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去反制波兰贵族民族的趋势[105][36]。

道坎塔斯的主要目标是透过平民启发对家乡的爱和对立陶宛的民族自豪[107]。他用富有诗意和生动的形容、修辞元素、独白和对话，以及富感情的语气使其历史书更贴近文学作品[53]。道坎塔斯描写古立陶宛人的理想形象——他们体现坚韧的价值观，并在并在广阔的森林中和平地生活，直至贵族采纳外来习俗后变得懒惰，并开始剥削平民[108][109]。该论述呼应了庄-雅克·卢骚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的观点，即未受文明破坏的野蛮人天生高贵善良[110]。他视维陶塔斯是立陶宛的英雄，而在1385年推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雅盖沃是疾病和邪恶的象征，最终使立陶宛堕落[111]。他批评波兰及其贵族要为立陶宛失去国土、立陶宛人的道德奴役和对立陶宛历史的篡改负上责任[112][113]。他认为波兰带来立陶宛的经济衰退和道德败坏，而非波兰声称他们“教化”了异教野蛮人[114]。当波兰知识分子视波兰－立陶宛联盟为神圣的时候[115]，这种强烈的反波兰情绪在立陶宛人之间得到激进和大胆的进展[33]，但亦为分开波兰－立陶宛身份至现代波兰及立陶宛民族认同奠下基础[116]。道坎塔斯视语言为民族认同的决断性因素[1]。1883年《黎明报》的发行，使反波兰情绪在立陶宛社运分子中更为普遍[117]。

道坎塔斯将过去理想化和神圣化[33]。维尔吉尔·克拉保斯卡斯认为道坎塔斯寄给纳尔布特的信中显示他是比其作品更好的学者。在信中，道坎塔斯强调更好地收集、出版和分析一手文献的重要性，但其作品维持浪漫和说教式的风格[118]。道坎塔斯花费大量精力去追查各类历史文件[53]，但他认为当历史纪录散佚的时候，历史学家应该运用他们的想像力去填补历史的空白[119]。当一份文献的立场偏向立陶宛，他不会批判地评估而欣然接受里面的传说。例如他从阿尔贝尔塔斯·维尤卡斯·科耶拉维丘斯归纳一个理论认为，立陶宛人是赫鲁利人的后人[120]、赞美普鲁士国王维德武托（Widewuto）的古老民主制度[121]，也对亚当·密茨凯维奇的短篇故事《日维拉》作出松散的翻译[77]。但他对那些对立陶宛持负面态度的文献作出批判[122]，比如他是首批批评条顿人于立陶宛军队在斯特雷瓦之役中战败责任的人，以及立陶宛人返回格伦瓦德之战中继续战斗等[123]。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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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陶宛长货币描述的唯一插图刊于1845年版《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

整体来说，道坎塔斯的历史著作很大程度上受阿尔贝尔塔斯·维尤卡斯·科耶拉维丘斯的《立陶宛历史》（Historiae Lituanae）影响。道坎塔斯借用了其结构、内容、修辞和文体元素。他也借用了克里斯蒂约纳斯·多内莱蒂斯富有诗意的元素[124]。道坎塔斯不规则和不一致地引用文献[125]。《古立陶宛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契约》引用了254篇，来自31个作者的文献，其中89个来自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埃的作品，62个来自阿尔贝尔塔斯·维尤卡斯·科耶拉维丘斯，29个来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15个来自安托尼·赫莱博维奇（Antoni Hlebowicz），10个来自泰奥多尔·纳尔布特[126]。《萨莫吉希亚人历史》引用了320篇，来自约70名作者的文献，大多为德国历史学家。当中约汉内斯·福伊格特有75篇，科策布埃有18篇，但没一篇来自赫莱博维奇[127]。有时，他也直接抄袭科耶拉维丘斯、科策布埃和福伊格特的作品[125]。道坎塔斯亦有引用一手文献，包括《立陶宛编年史》、《利沃尼亚押韵编年史》，以及由维甘德·冯·马尔堡（Wigand von Marburg）、彼得·冯·杜伊斯堡（Peter von Dusburg）和卢卡斯·大卫（Lucas David）的编年史[128]。在手稿的结尾227页讲述1440年至1572年间的部份则只引用了五篇文献，包括两份来自扬·瓦西茨基（Jan Łasicki）[53]。

在《古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特征》中，道坎塔斯从立陶完档案馆里引用了几份文件，但他怕会引起俄罗斯政府对他利用档案馆作非工作有关用途而不敢引用更多[129]。在该作品中，道坎塔斯引用了《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的习俗》（De moribus tartarorum, lituanorum et moscorum）、《利沃尼亚亨利编年史》（Heinrici Cronicon Lyvoniae）、亚历山大·格瓦格宁（Alexander Gwagnin）和扬·瓦西茨基的作品等[128]。他也引用立陶宛民间传说、词源和语义作为来源[121]。虽然道坎塔斯引用范围涵盖大量作品和作者，包括塔西佗和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等古典历史学家，他避免引用支持波兰－立陶宛联邦，并认为立陶宛只是波兰一部份的波兰波兰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他最不喜欢和避免引用扬·德乌戈什的作品[127]。

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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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1838年出版的简要拉丁语－立陶宛语辞典外，道坎塔斯亦完成了另外三部辞典，但并没有出版[130]。立陶宛人仍然使用1620年首次出版，由孔斯坦蒂纳斯·西尔维达斯（Konstantinas Sirvydas）撰写的波兰语－拉丁语－立陶宛语辞典。因此，道坎塔斯并非唯一撰写新波兰语－立陶宛语辞典的人。米卡洛尤斯·阿克莱蒂斯、劳里纳斯·伊温斯基斯（Laurynas Ivinskis）、迪奥尼扎斯·波什卡（Dionizas Poška）、西莫纳斯·斯塔内维丘斯（Simonas Stanevičius）、基普里约纳斯·内扎比陶斯基斯（Kiprijonas Nezabitauskis）等人亦有撰写新辞典，但他们的辞典亦同样没有出版[131]。道坎塔斯的辞典没有提供词汇资讯，亦只有少量例句。该弱点反映出道坎塔斯只倾向于单词而非文法、句法和风格[132]。他打算以此证明立陶宛语词汇数目丰富，与其他语言相同，但忽视了辞典的实用性[133]。

1838年至1846年间[134]，道坎塔斯撰写涵盖23000个词汇的波兰语－立陶宛语辞典，但只有2244个词汇的内容得以保存。波兰语词汇自扬·利特温斯基（Jan Litwiński）在1815年出版的辞典中摘取[135]。在1842年至1850年间，他也展开撰写立陶宛语－拉丁语辞典的工作，但最终只至“Gwĩldós”一词便停止，合共涵盖了3977个词汇[136]。1850年至1855年间，道坎塔斯分三卷撰写了2280页的波兰语－立陶宛语辞典。该辞典最终没有完成。根据约纳斯·克鲁奥帕斯的统计，该辞典涵盖56567个波兰语词汇，但只有37677个立陶宛语对应词汇[137]。该辞典的波兰语词汇摘自斯塔尼斯瓦夫·罗佩莱夫斯基（Stanisław Ropelewski）在1847年出版的波兰语－法语辞典[138]。道坎塔斯最后一整辞典的手稿获其亲属在1911年转赠予立陶宛科学学会（Lietuvių mokslo draugija）[139]。道坎塔斯的辞典中未为人熟悉的词汇被卡齐米埃拉斯·布加采纳并引用在其《立陶宛学术辞典》中[140]。该三卷波兰语－立陶宛语辞典在1993年至1996年间出版[141]。

学生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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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坎塔斯的亲身经历，他了解到立陶宛学生学习拉丁语的困难，因为他们使用波兰语课本，但很多立陶宛人在学前都不说波兰语[142]。因此他在1837年出版了120页的拉丁语文法书。它由介绍立陶宛语文法开始，再介绍由此而来的拉丁语文法。因此，它成为首批立陶宛语文法教科书之一[143]。1838年，道坎塔斯出版了法国作家夏尔·弗朗索瓦·洛蒙德（Charles François Lhomond）的《神圣历史大纲》（Epitome historiae sacrae）[143]，并附设42页的拉丁语－立陶宛语辞典，涵盖2350个拉丁语辞汇和250个词汇组合[130]，以及3880个立陶宛语词汇和260个词汇组合[144]。该书被视为一篇拉丁语的补充阅读材料[143]。该书被视为被受欢迎的作品，并多次与辞典重版。道坎塔斯没有编制拉丁语词汇表，而直接从波兰语版本翻译[145]。

1841年，俄罗斯政府为求削弱波兰文化的影响，允许萨莫吉希亚教区下辖的学校教授立陶宛语[146]。1842年，道坎塔斯出版了1500本《立陶宛人、高原人和萨莫吉希亚人语言的字母》（Abėcėlė lietuvių, kalnėnų ir žemaičių kalbos）一书[147]。该书包括了18页俄语，以及非宗教性质的阅读材料[148]。虽然该书包含传统祷文和教义问答，但也包括简短的道德教育、七篇寓言和298个立陶宛语谚语。部份被视为凶残和粗俗的谚语则被删减[148]。但该书并不流行。据道坎塔斯寄给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的信中写道，道坎塔斯抱怨在出版后的2年只有少于400本能售得出去[146]。1849年，道坎塔斯准备第二版的出版，并删去非宗教内容，但手稿一直留在审查员的办公室里而没人去认领[149]。另一版本亦打算在1862年出版，恢复原有内容，但删去部份粗俗的谚语。该版却因为立陶宛书刊禁令而被禁止出版[150]。

道坎塔斯预备了另外五本学生用书，但只有2本在他生前出版。他在1846年分别出版了斐德罗寓言的翻译本和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的《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151]。他出版寓言的目的在于唤起立陶宛人对民间故事的兴趣[152]。他两度翻译及改编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的《新鲁宾逊漂流记》，分别是1846年撰写的397页《罗比奈蒂斯·佩柳热的生平》（Rubinaičio Peliūzės gyvenimas）以及1855年撰写的495页《帕兰加的佩特里斯》（Palangos Petris）[153][154]。他将原文中的人名改为立陶宛人名，地名则改为立陶宛地名，而原住民神明则改为立陶宛的异教神明，并采纳了库尔兰美洲殖民地的时代背景，其馀内容则忠于坎佩原文[155]。道坎塔斯亦有翻译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的作品[156]。

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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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至1859年间道坎塔斯的波兰语手稿

道坎塔斯认为当时最普及的立陶宛语书籍宗教书籍是由缺乏立陶宛语知识的外国人翻译，而且内容充满来自斯拉夫语系的外来语和野蛮[157]，于是他在1843年将祈祷书翻译为正确的立陶宛语。他将当时最普遍祈祷书里的祷文重新翻译，再将其手稿交给萨莫吉希亚教区主教西莫纳斯·吉埃德赖蒂斯（Simonas Giedraitis）。手稿在1847年获教区核准，但因不明原因没有出版[158]。

道坎塔斯是第一位收集立陶宛所有类型民俗（包括歌曲、成语和童话）的人[159]。他在其部份作品中引用立陶宛的成语，但其早期作品则引用己被其他作者出版的成语。他一共在其著作中使用了992个谚语[160]。1834年至1335年间，道坎塔斯开始作出首批立陶宛童话、寓言和幽默故事的搜集工作。其收藏的手稿其后被约纳斯·亚布隆斯基斯（Jonas Jablonskis）发现，并在1932年出版[161]。道坎塔斯亦有采集立陶宛民歌，当中采集的850首民歌获得保存，大多数都收录在立陶宛国家图书馆。1846年，他出版收录了118首歌曲及190句谚语的合集[162]。该书虽然在那时十分流行，但只有少数副本仍存放在立陶宛的图书馆。书内其中约70首后来被乔治·海因里希·费尔迪南德·内塞尔曼（Georg Heinrich Ferdinand Nesselmann）在1857年重新出版[163]。道坎塔斯亦撰写了三卷合集，但从未出版[164]。由于道坎塔斯大部份时间都在立陶宛国外，他有时倚赖立陶宛本地助手去探访平民，采集习俗的样本再寄给他。故此，合集中的歌曲由约40人收集而成[165]。其民俗合集在1983年至1984年间出版[166]。

1847年，道坎塔斯开始翻译和出版农业建议手册，以希望立陶宛农民以更有效和更赚钱的访式去改善经济环境[167]。他在1847年出版栽种烟草和蛇麻的手册，其后在翌年重版在1801年及1820年翻译的养蜂书籍[168]。1849年，道坎塔斯出版了约翰·黑尔曼·齐格拉（Johann Hermann Zigra）所著的果树种植手册，以及栽种树木种子和防火的手册。其最后一本出版的手册为栽种饲料草的手册，在1854年出版。道坎塔斯同时有两本手册从俄语和波兰语翻译，但并未出版[169]。道坎塔斯在原有手册的简介中增加有关立陶宛历史的内容，比如在栽种树木种子和养蜂的手册中讲述了古立陶宛森林[170]。

语言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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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坎塔斯注重立陶宛语的纯洁性[171]。他认为纯洁性是在立陶宛语被波兰语和俄语边缘化的时代里的价值和重要性的主要证明[171]。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道坎塔斯运用了很强烈的萨莫吉希亚方言，亦使用了大量的变音符号和古词，甚至借用拉脱维亚语和普鲁士语的词汇[172]。1845年之后，当他开始出版农业建议的手册时，他改用了较轻松的奥克什泰蒂亚方言[172]。他所用的正写法亦不规则，即使在同一篇手稿里也是，因为他打算摒弃波兰语正写法的特征而改用普鲁士立陶宛正写法的特征[173]。

道坎塔斯亦创造了无数的新词。在三卷波兰语－立陶宛语辞典中设有3800个新词[132]。作为首批撰写立陶宛语文法的人之一，他亦创造了一些文法术语[174]。在众多新词中，部份后来被广泛接纳及应用在现代标准立陶宛语内，包括“laikrodis”（时钟）、“prekyba”（贸易）、“vaistininkas”（药剂师）、“vietovė”（位置）、“būdvardis”（形容词）等[141]。他不视拉脱维亚语为一外语，并经常借用其词汇，比如“asinas”（血液）借用自拉脱维亚语的“asins”，“muižė”（庄园）借用自拉脱维亚语的“muiža”等[141]。其中一个借用词“valstybė”（国家／政策）后来成为标准立陶宛语词汇[175]。道坎塔斯作为业馀语言学家，经常提供基于相似发音的词源而非经科学比较法的词源[141]。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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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发行的100立陶宛立特纸币以道坎塔斯作为正面
 
于1930年竖立在帕皮莱的道坎塔斯纪念碑

虽然道坎塔斯默默无闻地逝世，其大部份作品在生前亦未有出版，其爱国主义情操却被后来兴起的立陶宛民族复兴所赞扬。在首份立陶宛语报章《黎明报》的创刊号中，约纳斯·什柳帕斯刊登了道坎塔斯的多部份传记，并提出出版其作品的想法[176]。道坎塔斯的其中两本历史著作首先刊登在《立陶宛联合报》（Vienybė lietuvninkų），其后在1890年代获立陶宛裔美国人独立成书出版[177]。道坎塔斯的生平和作品亦被爱德华斯·沃尔特斯（Eduards Volters）、约纳斯·亚布隆斯基斯和梅奇斯洛瓦斯·达瓦伊尼斯-西尔韦斯特赖蒂斯（Mečislovas Davainis-Silvestraitis）研究[178]。1893年立陶宛报章创立一百周年之际[179]，达瓦伊尼斯-西尔韦斯特赖蒂斯带来一个画家询问生前认识道坎塔斯的人，并绘画其肖像。该肖像后来在美国一本由安塔纳斯·米卢卡斯编辑的画集中刊登[180]。

1901年，尤奥扎斯·图马斯-瓦伊日甘塔斯（Juozas Tumas-Vaižgantas）发现道坎塔斯生前唯一已知的肖像，该肖像在1850年绘制。1905年，佩特拉斯·里姆沙（Petras Rimša）根据该肖像创造一个石膏浮雕[181]。1910年，道坎塔斯的亲戚将其手稿和藏书捐赠给立陶宛科学学会，以鼓励对其生平和作品更深入的研究[180]。历史学家奥古斯蒂纳斯·亚努莱蒂斯（Augustinas Janulaitis）在1913年出版其传记，再在1922年出版其获保存的书信[92]。道坎塔斯的作品亦获立陶宛的学校采纳为立陶宛文学的课程中。1924年，立陶宛教师开始筹款兴建道坎塔斯纪念碑。一个由温察斯·格里巴斯（Vincas Grybas）设计的道坎塔斯铜像在1930年于帕皮莱竖立[182]。自此，人们开始对道坎塔斯的生平和作品作无数的学术研究。其部份作品其后以分为两卷的形式在1955年出版[183]。其传记则分别由维陶塔斯·梅尔基斯和绍柳斯·茹卡斯（Saulius Žukas）于1972年和1988年出版[184]。

1927年，由雕塑家尤奥扎斯·济卡拉斯（Juozas Zikaras）塑造的半身铜像在考纳斯的维陶塔斯大帝战争博物馆的花园里竖立起来[185]。1983年，阿克梅内区将位处帕皮莱，道坎塔斯晚年居住的修道院改建为一座纪念馆[186]。1993年至2015年间，道坎塔斯为100立陶宛立特纸币的正面。1993年一座由雕塑家雷吉曼塔斯·米德维基斯塑造的纪念碑在道坎塔斯的家乡伦基迈（Lenkimai）开幕[187]。表扬对历史研究、文学创作或其他文化工作贡献的西莫纳斯·道坎塔斯奖自1989年起每两年颁发[187]。面向立陶宛总统府的广场获命名为西莫纳斯·道坎塔斯广场（Simono Daukanto aikštė）。立陶宛议会则将2018年定为道坎塔斯年[188]。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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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Krapauskas 2000，第76页.
  2. ^ 2.0 2.1 Martišiūtė-Linartienė 2011，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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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Krapauskas 2000，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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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Merkys 1991，第26页.
  17. ^ 17.0 17.1 Merkys 1991，第30页.
  18. ^ Merkys 1991，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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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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