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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瓦爾德·波爾

奧斯瓦爾德·路德維希·波爾（德語：Oswald Ludwig Pohlⓘ；1892年6月30日—1951年6月7日）是納粹德國黨衛隊軍官。波爾曾任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部長和納粹集中營主管，是歐洲猶太人種族清洗「最終解決方案」的關鍵人物。

奧斯瓦爾德·波爾
在押時的波爾
出生(1892-06-30)1892年6月30日
 德意志帝國萊茵省杜伊斯堡
逝世1951年6月7日(1951歲—06—07)（58歲）
 西德萊希河畔蘭茨貝格
蘭茨貝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
死因絞刑
職業黨衛隊軍官
知名於納粹集中營財政主管
刑事指控種族滅絕
刑事處罰絞刑
刑事狀況已執行
黨衛隊生涯
軍銜親衛隊上級集團領袖
統率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

波爾在戰後一度得以藏身，直至1946年被捕。紐倫堡後續審判於1947年裁定波爾危害人類罪成立，判處死刑。波爾多次上訴無效，於1951年處以絞刑。

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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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瓦爾德·波爾於1892年6月30日出生於杜伊斯堡魯羅爾特區，[1]在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五。父親赫爾曼·奧托·埃米爾·波爾（Hermann Otto Emil Pohl）是一名鐵匠；母親名叫奧古斯特·波爾（Auguste Pohl），原姓塞非爾特（Seifert）。父母收入穩定，奧斯瓦爾德得以就讀實科文理中學（Realgymnasium），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根據波爾的自述，他一直想學習科學，但父親沒辦法將他直接送進大學。[2]1912年波爾入伍德意志帝國海軍當水手，[3]，一戰期間在波羅的海地區和佛蘭德沿岸服役。波爾後來進入海軍學校，於1918年4月1日成為主計官（paymaster），同年10月30日成婚。[4]

一戰後的波爾到一所職業學校聽課，後來進入基爾的克里斯蒂安-阿爾伯特大學學習法律和國家學；不久便再度輟學，加入德國自由軍團勒文費爾德旅（Brigade Löwenfeld）任主計官，在柏林、上西里西亞省（Provinz Oberschlesien）和魯爾盆地等地工作。1920年，波爾等卡普政變參與者被納入魏瑪共和國新成立的國家海軍。1924年，波爾被派駐至希維諾烏伊希切。[4]

黨衛隊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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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波爾成為衝鋒隊成員，後於1926年2月22日加入重建的納粹黨，黨員編號為30842。1929年，波爾加入黨衛隊。[5]波爾在1932年聲稱「在國家社會主義出現之前我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了」。[6]1933年，經威廉·卡納里斯將軍引薦，波爾得到海因里希·希姆萊接見。卡納里斯形容波爾是「精力旺盛的軍官」「熱忱的納粹分子」。[7]波爾和比自己年輕的希姆萊在基爾的一家啤酒園首次會面，立即表明自己願意助一臂之力。儘管此時波爾在德國海軍已經掌管500多名手下，他仍抓住機會成為黨衛隊委任軍官。 [7]波爾保證會為希姆萊效力，直到自己倒下為止；很快他便因自己的「無情」和「堅定不移的忠誠」而飛黃騰達。[8]

波爾迅速將自己二十多年的管理經驗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之中。他使黨衛隊會計業務標準化、專業化，足以經受公共審計的考驗。國家機構因而更加尊重黨衛隊，波爾得以迅速升遷。[9]經波爾努力，納粹得以招攬得力的行政官員並分派到集中營。[10]波爾後來被任命為黨衛隊全國領袖工作班子的行政部門長官。[4]1935年6月1日，希姆萊任命波爾為黨衛隊保安處和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的行政主管。[11]波爾的前任保羅·魏克特（Paul Weickert）和格哈德·施奈德（Gerhard Schneider）因挪用公款被解職。[12]波爾成立了「德國文化遺產保育會」（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und Pflege deutscher Kulturdenkmäler）。協會主要致力於修復維威爾斯堡（Wewelsburg），打算按照希姆萊要求，把這座老城堡改造為黨衛隊文化與科學總部。協會後來併入波爾的黨衛隊行政辦公室。1935年，波爾退出羅馬天主教會。[4]

集中營主管和經管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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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毛特豪森採石場的強迫勞役

波爾住在達豪集中營附近，時不時檢查集中營；久而久之，集中營系統便進入了波爾的職責範圍。[8]1930年代中葉時，集中營系統才剛剛起步，波爾就意識到強迫勞動的經濟潛力。[13]1938年3月德奧合併後不久，已經是黨衛隊行政部部長的波爾同希姆萊前往小城毛特豪森。根據決定，由黨衛隊運作的德國土方與石料公司（DEST）將把集中營囚犯用作奴工，在該城開採花崗石。[14]1938年，波爾獲得集中營的管理權和財政權、執掌骷髏總隊。他和同齡的同行特奧多爾·艾克由此對立，在行政、預算和建築項目等方面針鋒相對。[15]

1939年6月，波爾擔任黨衛隊行政與商務辦公室（Verwaltung und Wirtschaft Hauptamt, VuWHA）主管，兼任預算與建設局（Hauptamt Haushalt und Bauten，屬帝國內務部）長官。[16]希姆萊說明：「這些機構（集中營）的經濟事務和工作申請由地區總隊長波爾負責。」[17]萬湖會議前夕（1942年1月19日），希姆萊將波爾管轄的所有部門合併為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Wirtschafts- und Verwaltungshauptamt; WVHA）。[18][19]擔任新部門的部長後，波爾本已舉足輕重的地位再跨一大台階，成為僅次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黨衛隊三號人物。[20]史學家海因茨·霍納（Heinz Höhne）如此形容波爾的權力：「四個強勁的部門讓波爾牢牢握住黨衛隊帝國的權力槓桿：他把控着武裝黨衛隊全軍的行政和後勤；他手下有20座集中營和165座勞改營；黨衛隊和警察的所有建築項目都由他指揮；他還掌握着黨衛隊所有的經濟實業」。[21]

作為黨衛隊經濟部門的領導，波爾受命經營德國工業公司（Deutscher Wirtschaftsbetrieb, GmbH）。[22]該組織由波爾協助創建，旨在統合希姆萊黨衛隊龐大的商業權益，把集中營的囚犯用作奴工並從中獲利。[23]波爾執掌的經管部轉變職能，從原本專注安保和再教育的部門轉為主抓經濟事務。[24][25]1942年3月13日，波爾宣布集中營檢查團併入經管部，從而統一行動。[26]對於將囚犯用作勞役，波爾在備忘錄中表達了意見：「黨衛隊工業的任務……是安排更高效（更高產）的處罰，並按照帝國總體發展來調整。」[27]總的來說，波爾認為多數囚犯應該活活累死；但他又自相矛盾地抱怨集中營死人太多——1942年6月到11月期間，新關押的136,870人中有約70,610人喪生。波爾堅持認為這樣死人妨礙了集中營兵工廠的生產。[28]

1943年3月12日，波爾就任東方領地工業公司（Ostindustrie GmbH）董事長，經濟權力再度擴張。[29]波爾明面上利用集中營囚犯從事生產，擴張黨衛隊經濟實業；實質上，他的作用仍受制於意識形態任務——剝削和種族滅絕。譬如在大羅森集中營（Gross-Rosen），有行政申訴支持為羈押者多添食物，但波爾仍不願為花崗岩採石場中挨餓的囚犯增加一絲給養。[30]史學家邁克爾·薩德·艾倫（Michael Thad Allen）認為「波爾的手下為自己是現代行政人員而自豪」。 波爾的人時常和打殺囚犯的獄卒衝突，認為他們「破壞生產」。[31]黨衛隊一方面有着波爾所見的務實的經濟效益，另一面是狂熱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矛盾愈發不可調和。[32]波爾後來向帝國內務部寫信報告時，不僅考慮單純滿足經濟效益，還考量公共事務的需求：「遵照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的意願，盈利企業的利潤將用來填補其他企業的虧損。非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限制這些企業的勞動，有時會讓我們的公司背上未來多年的虧損。」[33]由此，波爾為黨衛隊下屬公司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存在理由」。[34]波爾等一眾黨衛隊擁躉希望黨衛隊革新納粹黨，摒棄取悅個人的西方資本主義原則，重建專注集體工業利益的經濟基礎。 在革新中，波爾計劃雇用集中營囚犯，為帝國大計效命。[35]在波爾眼中，這意味着「精疲力竭的強制勞役」。[36]

 
1943年，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囚犯被迫修築由布痕瓦爾德至魏瑪的鐵路

波爾監管集中營組織工作、決定如何將囚犯在各集中營和「出租」作奴工之間分配，直至1944年。他基於納粹「勞動滅絕」（extermination through labor）原則壓榨囚犯。[37]人力資源將在這一過程中高效地剝削殆盡。史學家歐根·科貢（Eugen Kogon）曾在布痕瓦爾德作為政治犯關押；他指出，波爾堅持徹底榨乾集中營勞工的財務價值。[38]科貢斷定，波爾甚至有表格評估囚犯作為外包工人的價值（扣除吃穿開銷）、他們死後可提取的財物價值（如手錶、衣物、錢財等，扣除火化開支）、乃至兜售遺骨和骨灰可填補的開支。總體而言，囚犯進入集中營後平均可存活不到九個月，價值1,630馬克。[39]為了這些評估，波爾監督集中營搜刮猶太人的頭髮、衣物、珠寶、補牙的金料等財物。[40]從集中營囚犯（多為猶太人）搜刮的「戰利品」經仔細登記，按黨衛隊經管部的定價出售。[41]

納粹按照波爾的計劃在奧斯威辛、盧布林（馬依達內克）、施圖特霍夫修建集中營，以促成「垂直整合的建設企業與建材供應企業」。[42]希特勒妄自尊大，打算按照青年建築師阿爾貝特·施佩爾主持的規劃，隨着帝國擴張建立巨型城市和大型紀念碑；黨衛隊建設項目因而從中滋長。希姆萊也頗受建設規劃鼓舞：建設計劃可擴大黨衛隊生產，「提升黨衛隊的身份」。[43]為實現元首設想，波爾經埃米爾·邁爾（Emil Meyer）博士協助，創立「東德建材廠」（Ost-Deutsche Baustoffwerke GmbH; ODBS）與「德國精品家具公司」（Deutsche Edelmöbel GmbH）。邁爾是一般黨衛隊軍官，也是德累斯頓銀行的知名人物。[44]

儘管波爾在武裝黨衛隊有個「名義軍銜」，他和整個經管部與黨衛隊作戰部隊「並無直接聯繫」。[45]波爾仍堅定不移地獻身納粹信條與事業，強調完成黨衛隊全國領袖勾畫的任務至關重要。波爾口中的「任務」包括集中營系統和產業相關任務、制訂帝國安全相關政策、宣揚納粹世界觀、以及一切「鞏固日耳曼勢力」的行動。[46]希姆萊在德國入侵蘇聯前夕致信波爾，讓他不要再隱瞞什麼「秘密日程」，強調通過營養和黨衛隊安置「輸送優質血液」（即日耳曼人）是根本任務。[47]

 
集中營囚犯在梅塞施密特工廠做工

1942年春季，局勢表明戰爭不會速戰速決，希特勒和納粹高層因而打算利用集中營囚犯，提高軍備產量——此時恰逢波爾掌控集中營系統。[48]波爾採取了自認為審慎且必要的新路線，將雄心勃勃的黨衛隊東線設施建設計劃擱置，為軍械生產讓路。[49]波爾和希姆萊構想了由黨衛隊運作的軍工巨頭，但他們的設想遭到新任裝備部長施佩爾阻撓，二人的初期項目也被施佩爾從中作梗。[50]黨衛隊在弗洛森比格集中營（Flossenbürg）的飛機零件廠小有成就；希姆萊在1943年10月還曾吹噓黨衛隊運作的「巨型」軍械廠系統——然而除此之外，「黨衛隊沒能成為正經的武器製造廠」。[51]儘管施佩爾不信任黨衛隊產業集團，波爾還是和他合作，生產武器。[52]根據二人協商，黨衛隊和實業家着手合作，集中營的附屬「衛星營」遍地開花，對外出租集中營勞力。[53]希姆萊下令集中營的囚犯不得外租，但波爾對此置之不理：黨衛隊短期內沒法建立生產流程，希姆萊的指示因此顯得不切實際。[54]多拉-米特堡集中營（Dora-Mittelbau）及其地下V-2火箭工廠由波爾監督建設，施佩爾也對此頗為熱心。[55]利用波爾提供的集中營勞力，這座巨型地下工廠只用兩個月就在諾德豪森附近的哈茨山山區落成。[56]然而黨衛隊和施佩爾的部門仍為「奇蹟武器」V-1飛行炸彈和V-2火箭的生產計劃爭執不休。[57]

1944年夏季，波爾的經管部不再掌握集中營控制權，各集中營的行政權由所在地高級黨衛隊和警察領袖（HSSPF）辦公室接管。根據波爾所述，調整是出於運營原因。[58]武器生產由施佩爾的裝備部接管，避免經管部插手工業企業與帝國之間的業務申請。[59]根據波爾估計，在1944年下半年時，各私有企業共有超過25萬名奴工、地下工廠有17萬名奴工做工、另有1.5萬名奴工負責清理盟軍空襲廢墟。 [60]

審訊、宣判、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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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波爾審判
 
奧斯瓦爾德·波爾接受絞刑判決。

1945年二戰結束後，波爾先是藏身上巴伐利亞，又跑到不來梅附近。1946年5月，英軍抓獲扮成農夫的波爾。[61]波爾是第四次紐倫堡後續審判（波爾審判）的主要被告。美國的特別軍事法庭審理波爾主持黨衛隊經管部時期，波爾及其同謀在經管部下轄集中營中犯下的罪行。[62]波爾不否認自己知道猶太人遭到大規模屠殺，但他把自己說成單純的執行者，控告檢方為復仇和憎恨所把控。[63]

1947年11月3日，波爾被判死刑，為此他多次上訴。審訊期間，波爾開始面見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再度皈依天主教。[5]波爾從未正式退出天主教會，但他自1935年起就未曾參與禮拜。1950年，經天主教會批准，波爾發表《信經：我通往上帝的道路》（Credo. Mein Weg zu Gott）一書。[64]1951年6月7日午夜時分，波爾在蘭茨貝格監獄絞刑處死。[65]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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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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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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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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