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町
日本人町（日語：日本人町／にほんじんまち Nihonjin-machi），又稱為日本町、日本街，指的是歷史上位於東亞（日本以外）和東南亞的日本人社區。與其類似的概念包括「日本街（日本人街／Japantown）」，它們的相異之處為前者為歷史概念，多指古代的海外日本人社區（尤其是商貿意義的定居點），後者則多指現在的海外日本人社區。
 | |
| 日語寫法 | |
|---|---|
| 日語原文 | 日本人町 |
| 假名 | にほんじんまち |
| 平文式羅馬字 | Nihonjin-machi |
歷史
編輯16世紀至17世紀，日本人的海外活動開始在東亞、東南亞等地區逐漸繁盛。因此，當時一些日本人為了方便海外活動而逐漸移居他國，日本以外的日本人社區陸續出現，其中一些稍具規模的則被稱為「日本人町」。日本人町在當時這些地區的主要港口或政治中心常可以被發現，且對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人由於商業、政治、宗教等原因活躍在這些地區及海上。16世紀，這樣的海外活動迅猛增加。日本戰國時代的內戰致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武士、傭兵、普通商人以及羅馬天主教（吉利支丹）難民，轉而來到海外去尋找財富。這些離開日本的人包括很多在內戰中效忠失敗方的武士、一些浪人以及萬曆朝鮮戰爭或其他戰爭中的的退役軍人。另外，由於豐臣秀吉和其後的江戸幕府皆禁止基督教，很多日本教徒離開本國，其中很多人則去往天主教盛行的馬尼拉[1]。
中國明朝政府對中日間的直接貿易往來實行海禁政策，因此東南亞成了日本商人的首選。1557年以後，中國取消了對東南亞貿易的禁令，一些因為觸犯次禁令而被視為海盜的商人因此開始合法活動，而中日間的直接貿易仍然是非法的[2]。等等這些因素致使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間貿易往來的繁榮，這一時代被東南亞史研究者安東尼・雷德（Anthony Reid）稱為「商貿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3]。
當時的日本人在海外從事多種職業，其中大多數為商人、被僱傭者、船員、士兵、手工勞動者[4]。1590年代由豐臣秀吉創設並在17世紀的德川家康時代繼續施行的朱印船制度，使這些海外貿易等活動達到了高峰。通過這些海上活動者及其海外社區，日本的轉口港貿易在東南亞繁盛起來。很多活躍的港口都有港都首長（port master）或日本人町首長（head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這些港都首長在馬來和印度尼西亞被稱為「沙班答（syahbandar）」，他們監督日本人町內居民的活動，是日本人町與當地政府間的聯絡者，並負責協調該港口與非本地居民的日本人間的貿易活動[5]。
日本人町在東南亞的繁榮持續了約30年。然而它們在此後逐漸走向了衰落。1630年代，江戶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策；1635年，日本人的海外旅行被禁止，甚至從海外回日本也同樣被禁止。一些東南亞的日本人町持續到了17世紀。此後，日本人的海外貿易逐漸被中國人、荷蘭人和東南亞人所替代，但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仍在很多港口的商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紀末，由於缺乏新的日本移民，這些日本人町逐漸消失或被當地居民所同化。
概況
編輯在這段簡短但卻充滿活力的時代裡，日本人町在在這一地區的很多主要港口都有存在，其中包括：荷屬東印度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越南阮主政權（廣南國）的會安、西屬菲律賓的馬尼拉以及柬埔寨的金邊等，其中最大的[6]，亦可能是最有名的日本人町則位於大城王國（阿育陀耶），它的日本人町首領山田長政同樣受到當地大城王國（今：泰國）王室的賞識並加官授爵。山田長政手下有一個由700個日本人組成的軍隊，並在鎮壓起義、內戰、王位繼承爭議等事務上發揮作用；他亦被允許專賣某些特殊商品，如鹿皮等，另外，他也被一些省份授予多種至少是名義上的統治者職位[7]。
另一方面，雖然越南北部的東京在這個地區的絲綢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當地的鄭氏政權卻反對日本人町的存在。這多是由於出於對這些日本人出身的考慮（許多武士充當海盜和僱傭兵），且他們常將武器和彈藥從日本運往暹羅和越南南部（北方鄭主的內敵阮氏廣南國）。為了避免在其行政港口可能出現的暴力行為，鄭主設法避免日本人的長期居住，但許多著名的有影響力的日本商人仍常常在此處進行貿易。
各地的日本人町
編輯阿育陀耶日本人町
編輯
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人口最多時的1620年代曾達到1500人[6]。當時的大城王國於1570年開始同日本進行正式的商貿往來，此時，其與日本南邊的鄰國琉球的商貿已進行了一百多年。1570年亦是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始建年代。這些日本「冒險者」多數為離開日本尋求財富的浪人，他們被大成王國的統治者所歡迎，他們中的一部分被委以侍衛、軍人等職務。大城王國當時與緬甸常有交戰，這些出身武士的日本士兵常參加此類戰爭。大成王國與日本江戶幕府也存在正式的外交關係[8]，並從日本運來武器彈藥。到162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大城王國最大的商貿夥伴之一[9]。
大城王國與日本之間良好的商貿和外交關係持續了約六十年，直到1630年的一系列政治丑聞導致了幕府與這個王國的關係開始緊張。宋當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ทรงธรรม，英：Songtham）死後，巴薩通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ปราสาททอง，英：Prasat Thong）通過政變取得王位，這個政變的一部分即為殺害日本人町首領山田長政，因為他也在朝廷有重要影響並擔任王室的日本人侍衛的首領。擔心來自日本人町的報復，巴薩通王下令燒毀阿育陀耶日本人町，並將其內的很多居民驅逐或殺害。很多日本人逃到了柬埔寨，一些年以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國王特許返回大城王國[10]。幕府將軍認為巴薩通王並非王位正統繼承者，並減少了與該國的聯繫。此後的海外貿易被中國和荷蘭的商船所繼續。雖然正式邦交在那萊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英：Narai）1657年繼位以後仍沒有恢復，但在一個日本人町發揮了較大作用的事件之後，王室開始逐漸批准對日貿易[11]。
後來，日本人町再度恢復，並仍在對日商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7世紀末，它逐漸被暹羅人同化後消失。日本人町的大部分在該地1767年被緬甸人占領之後遭到破壞[12]，有一小部分當年的房屋存留至今。如今，該日本人町遺址已經成為了一項考古研究的課題。日本裕仁天皇和明仁天皇曾來此訪問。
會安日本人町
編輯
離峴港（越：Đà Nẵng／沱㶞）不遠的會安，是越南近代最大的港口[13]。與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相比，會安日本人町規模相對較小，它的居民約有幾十戶，而當時在會安的中國人則約有數千[14]。儘管如此，會安日本人町對當地的貿易還是具有很大的影響，當時日本國內對絲綢的大量需求，使得每年日本商船的來往都會引起市場價格的周期性變動[15]。在「朱印船」時代（約1590年至1635年），平均每年來此的日本商船有10艘以上，這表明日本人在該地的貿易約占當時日本海上商貿活動的四分之一，並超過任何其他港口[16]。
每年中的幾個月，當中國和日本的商船到達時，該地就會出現一些繁榮的商業市場，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商人便開始交易種類繁多的商品。會安作為一個中立港口的地位讓它得以繁榮，因為在此地交易的中國和日本商人不被視為觸犯明朝的海禁政策[17]。在一年中的其他時間，日本人町的居民們則會在中國、越南商人中收集各種日本商人將可能購買的貨物[15]。
第一批荷蘭商人於1633年來此，並受到了來自日本人町首領的歡迎。江戶幕府於1635年實施鎖國政策，直接禁止日本人的海外貿易行為，根據荷蘭人的記載，在這日本人與荷蘭人同在會安進行商貿的短短幾年中，日本人完全支配了這個港口的經濟[18]。1635年以後，日本人與荷蘭人之間仍有少量經貿往來，但日本人從中國人那裡買來的絲綢卻鮮能滿足荷蘭商人的需求，後者不得不面對供不應求而導致的高價格。
17世紀以後，會安的日本人町逐漸消失，並被越南人同化。根據當時的書籍、墓碑等，不但日本人町的居民內部通婚，有名望的日本商人家族也與越南阮氏家族（當時越南南方阮氏政權的統治者）存在通婚。這些商人家族的後代，有的至今還保存着與越南有關的傳家寶[19]。
現在的會安是一個相對小而安靜的旅遊城市，其港口已經淤塞，這導致了其經濟和影響力的下降。當年日本人町的具體位置現在仍無從考證，雖然學者們不斷研究該課題，並使用當年的記錄和考古發現。現在城內的被稱為「日本橋」或「來遠橋」（越：Lai Viễn Kiều／來遠橋）的古跡，向人們訴說著會安日本人町過去的繁榮。慣常的思維往往會認為這座橋標志著日本人町主街的入口，然而，實際上這座橋並非傳統的日本風格，這一點讓很多人對此觀點產生懷疑[20]。
腳注
編輯- ^ Wray. p8.
- ^ Wray. p2.
- ^ Reid.
- ^ Wray. pp8-9.
- ^ Wray. p9.
- ^ 6.0 6.1 Ishii. p1.
- ^ Wray. p10.
- ^ Theeravit. pp26-27.
- ^ Theeravit. p22.
- ^ Iwao. "Reopening..." pp2-4.
- ^ Iwao. "Relations..." pp28-29.
- ^ Coedes. pp164-165.
- ^ Woodside，162頁
- ^ 一項由一個當地日本人於1642年所寫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記載，當時會安的中國人有約4000到5000人，日本人有約40到50人。（Laarhoven, Ruurdje (trans.)《A Japanese Resident's Account: Declar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Quinam Kingdom by Francisco, 1642.》 Li 和 Reid (eds.) 《南方的越南》（Southern Vietnam），31頁）
- ^ 15.0 15.1 Li，《阮氏交趾支那》（Nguyễn Cochinchina），63頁
- ^ Chen。13頁
- ^ Chen。14頁
- ^ Innes. pp187-188.
- ^ Chuong, Thau，《古城會安》（Ancient Town of Hoi An）的《友誼之橋》（Bridge of Friendship），209頁
- ^ Chuong, Thau，《古城會安》（Ancient Town of Hoi An）的《友誼之橋》（Bridge of Friendship）
參考文獻
編輯- Ancient Town of Hoi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Danang on 22-23 March 1990.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Chen, Chingho A. Historical Notes on Hội An (Faifo). Carbondale, Illinois: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1974.
- Coedes, G. (H.M. Wright, trans.) 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Innes, Robert L. "The Door Ajar: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D 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 Ishii, Yoneo.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 Iwao, Seiichi. 「Reopening of the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iam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Acta Asiatica v.4 (July 1963). pp1–31.
- Li, Tana. Nguyễn Cochinchina: 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 Li, Tana and Anthony Reid (eds.).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ễn: 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 (Đàng Trong), 1602-1777.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93.
- Theeravit, Khien. 「Japanese-Siamese Relations, 1606-1629」 in Khamchoo, Chaiwat and E. Bruce Reynolds (eds.) Thai-Japanese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ngkok: Innomedia Co. Ltd. Press, 1988.
- Woodside, Alexander. 「Central Vietnam's Trading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Seen in Le Quy Don's 'Frontier Chronicles'」 in Taylor, K.W. and John K. Whitmore (eds.)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pp157–172
- Wray, William. 「The 17th Century Japanese Diaspora: Questions of Boundary and Policy.」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Buenos Aires 2002. Preconference: Corfu, Greece, 21-22 Septembe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