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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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沃倫·史迪威(英語: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美國陸軍四星上將,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中國接近三年,任駐華美軍司令,東南亞戰區副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支援中國物資等職務。後因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關係破裂而被調任,1946年在舊金山去世。[1]
約瑟夫·沃倫·史迪威 Joseph Warren Stilwe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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暱稱 | 喬大叔(Uncle Joe) 醋性子喬(Vinegar Joe) |
出生 | 1883年3月19日![]() |
逝世 | 1946年10月12日(63歲)![]() |
效命 | ![]() |
軍種 | ![]() |
服役年份 | 1904-1946 |
軍銜 | ![]() |
統率 | ![]() ![]() ![]() ![]() ![]() ![]() ![]() ![]() |
參與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緬甸戰役 |
獲得勳章 | 傑出服役十字勳章 陸軍傑出服役勛章(2次) 功績勛章 青天白日勳章 |
生平
編輯早年
編輯史迪威在佛羅里達州帕拉特卡出生[2]:10,是第八代英國移民,祖上直到其父親本傑明(Benjamin)出生前都一直在紐約居住,史迪威亦在紐約長大。父親嚴厲管教他,並要求他參加宗教活動,反而讓史迪威更加叛逆並遠離宗教[2]:9。後來,父親要求他前往西點軍校就讀,而不是史迪威更心儀的耶魯大學。為此,父親甚至不惜動用家庭關係,聯繫時任總統麥金萊,以在報名截止後仍能安排史迪威入學[2]:12。
史迪威在西點期間法語成績曾列班上第一位,亦曾嘗試將發明不久的籃球推廣到校內。他於1904年畢業,排名為124位畢業生中之第32名[2]:15。
畢業後的史迪威曾派駐各國,1913年起任教西點軍校,教授英語、西班牙文、歷史,並短暫派駐馬德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史迪威擔任第四集團軍情報官,因參與謀劃且為聖米耶勒戰役執行情蒐任務獲頒傑出服務勳章。
在戰間期,史迪威的職業生涯多半奉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1919年,史迪威經美國戰爭部軍事情報司任命作為駐華人選,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中文。1920年-1922年,史迪威派駐至山西、陝西協助道路興建,他在當時結識馮玉祥;1922年9月,赴東北情蒐日本進軍西伯利亞相關情報;1923年返國,進入喬治亞州班寧堡修習步兵高級戰術課程,1925年在堪薩斯州萊文沃斯堡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深造,1926年再次派赴中國。由於史迪威在班寧堡基地期間對下屬訓話嚴厲,甚至有人曾在一個醋瓶子上畫了他的漫畫像,「醋喬」(Vinegar Joe)的綽號便由此得來[2]:125。
從1926年9月,史迪威任駐天津的美軍第十五步兵團營長及參謀(當時之代理團長為馬歇爾中校);在他任內一度因國民革命軍北伐導致他無法返回北京,只能從徐州搭車到浦口換乘美軍賓夕法尼亞號戰艦離境;1929年4月離任。
1935年至1939年,史迪威第三度赴華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因職責所需首度直接接觸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華其間曾與左派人士交好,也影響後來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時本身的政治傾向與對國民政府採不信任之態度。
史迪威在七七事變期間命令助手戴維·巴雷特上校調查事件。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史迪威的支持下,戴維·巴雷特前往位於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3]:162。
二次大戰
編輯史迪威於1939年起任職美軍第2步兵師副司令,1940年起改在加州組建訓練第7步兵師,本來的計劃是投入盟軍在北非的行動[2]:231-232。然而在美日開戰後,中國和美國成為盟友,故羅斯福認為有必要在中國安排一位高級軍官幫助中國抗擊日本。他聽取了馬歇爾的建議,不顧史迪威本人反對,將其派至中國擔任中緬印戰區美方指揮官,軍銜為準將。史迪威本人有三重身份:除中緬印戰區的美軍司令外,他亦要擔任英軍緬印戰場副司令(正職是蒙巴頓),以及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蔣中正的軍事參謀。
中國和英國軍隊裝備及士氣皆不佳,蔣中正更關心的是通過租借法案獲得補給,以用於防範日軍突襲,並把這些裝備用於之後可能發生的國共內戰中。尤其在目睹緬甸英軍一敗塗地之後,國府上下瀰漫着「該讓美國人承擔對日作戰責任了」的氛圍[4][5][2]:303。故而史迪威來華後的第一要務便是整頓軍務,然而這要通過撤換蔣的親信實現,蔣因此不信任史迪威,害怕軍隊脫離他的掌控[4][6]。由於中國的海岸線幾乎被日本控制,駝峰航線是當時唯一的軍援通道,蔣又相對信任執行駝峰航線任務的陳納德,後者遂經常與史迪威發生矛盾[2]:307。
最初,馬歇爾堅決主張,盟國對於中國戰區的任何支援,都一定要排在最後的順位,羅斯福亦採納之。但日軍向英國宣戰後迅速攻佔新加坡、馬來西亞,然後轉而攻擊緬甸仰光,最終緬甸淪陷。英美盟國希望通過緬甸境內公路支援中國抗戰的戰略不再可行。
史迪威到達緬甸時,正逢盟軍自緬甸敗退。史迪威便單獨率領其麾下117人由緬甸急行軍撤退至印度阿薩姆邦[7][8][9][10]。史迪威認定中國軍隊也可擁有上佳戰鬥力,故在蘭伽開闢訓練營訓練從緬甸撤退的中國軍隊,但此舉既不討英軍喜歡,也招致蔣中正猜忌,原因是英方害怕勇猛善戰的中國軍隊會成為印度推翻殖民統治的榜樣,而蔣則不希望非嫡系部隊擁有強大的戰鬥力。
緬甸陷落後,中國在陸地及海上運輸線被切斷,所有運輸只能由印度經駝峰由空運進行。駝峰航線的運力僅能基本維持中國軍隊抗戰之用[5][11],更有部分物資被中美軍人賣往黑市中飽私囊[2]:377。故而除了溫蓋特(Orde Wingate)將軍的滲透作戰外,盟軍在緬甸戰場大部分是防禦作戰。
與國民政府之衝突
編輯
I have waited long for vengeance, |
為報仇我等了很久, |
史迪威由於撇下戴安瀾率領的第200師獨自撤退,導致中國軍隊重大傷亡,故蔣中正對此耿耿於懷[13]:208,而史迪威又嚴格控制駝峰航線運輸量,蔣中正已大為光火,但顧及中美同盟關係,他最初並不直接與史迪威對峙,而是通過要求馬歇爾和羅斯福「重新評估」史迪威的能力,以及截留史迪威的命令,來削弱其權力。史迪威在言論與日記中替蔣中正取了「Peanut」(笨蛋、沒用的小人物。直譯是「花生米」)的綽號[13]:216(後來這反而成了盟軍電台里指代蔣中正的暗號[14]),蔣亦認為史迪威無情無義、不服命令、輕視上級、傲慢自大[13]:214。
儘管史迪威名義上統御在華盟軍,實際上蔣中正仍然直接對國軍發號施令,加上駝峰航線問題,使得史迪威最終直接請求羅斯福增加對華援助,以幫助蔣抗衡日軍和後來的共產黨[15]:207,但最終絕大多數援助實際上都落到了美軍自己手上[13]:271。
史迪威亦對國民政府在戰時仍舊普遍腐敗嚴重大為不滿。他在日記中記載當時由蔣政府貪污的金額高達380,584,000美元(以1944年匯率計)。《劍橋中國史》曾指出,六成到七成的國軍新兵無法完成基本的軍事訓練,其中,四成新兵技能生疏,剩餘約二成則是餓死。史迪威最終相信蔣中正無力帶領國軍抗日[16]:96,甚至曾計劃暗殺蔣中正並以他人取而代之[9]:75-79。
與英國東南亞戰區之衝突
編輯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海軍和日軍在南太平洋約有1年的時間陷入膠著戰況,日本軍隊則趁這機會掠取大半東南亞精華領土,並於馬來亞海戰、印度洋空襲中,幾乎將英國皇家海軍主戰艦摧殘一空;英國在1942年起對東南亞的主要戰略是以抵禦印度不會遭日軍攻佔,但史迪威個人念茲在茲的是他在緬甸的慘敗,因此自1942年重整軍備之後,史迪威多度在中緬印戰區會議內提出結合戰區內同盟國軍的反攻方案。史迪威的反攻計劃遭當時的印度英軍總司令韋維爾元帥拒絕;而此後史迪威的反應是開始公開批評英軍猶豫不決、懦弱無能,只關心保護英國的殖民地,這自然相當程度的惹火了在印度的英軍指揮層人員。當時孟拱戰役中,欽迪特特種部隊的傷亡90%以上出現在史迪威直接指揮的那一天[17],而史迪威卻聲稱拿下孟拱的是中國軍隊。這讓他與欽迪特所屬的77旅指揮官卡爾維特(J. M. Calvert)非常不和,其後卡爾維特更拒絕應史迪威的要求把77旅派往密支那戰鬥。最終,兩人的衝突以史迪威認錯服輸告終[18]。
此後韋維爾元帥因與邱吉爾關係不佳而被撤換,並在1943年10月6日由素來人緣甚佳的蒙巴頓勳爵接替指揮;原本中緬印戰區的統一指揮體系也因戰略方針歧異過大無法協調因此在1943年8月拆分為東南亞指揮所(SEAC)與中國指揮所,史迪威原先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一職外,也身兼東南亞戰區副司令,職權僅次於蒙巴頓。
當時中緬印戰區內已經有多數人員要求撤換史迪威職務,蒙巴頓起初並無撤換史迪威的意圖;但共事日久後蒙巴頓也察覺史迪威的個人風格對中緬印戰區的統御有高度負面影響,1944年後蒙巴頓都公開表示不願與其共事,並對英國政府和到後來對馬歇爾提出正式要求撤換史迪威。
史迪威本人雖然表面沒直接批評,但私底下將這位新上司和羅斯福總統批判到毫無價值;史迪威日記在1944年1月12日記載:「這個漂亮男孩,不過如此,受不起風險,我開始懷疑他是否真的懂事。」「統帥部人用得太多,嘩拉嘩拉講空話,不想打仗。」直到1944年8月,日記本內記載批判蒙巴頓的話愈來愈多,例如:「蒙巴頓是一匹笨驢」、「愛出風頭的小把戲」、「一把尿壺」,史氏反英情緒日益高漲,在日記中記着:「英國人我越看越氣憤」、「這批偽君子、私生子,用盡方法和機會,要割破我們的喉管。」
被撤回國
編輯史迪威與蔣中正的關係最終發展成勢成水火。1944年年春季以後,日軍在華發動「一號作戰」打通大陸橋,由於為了支援英軍在英帕爾的作戰蔣中正未調一兵一卒回國內,[19]國府部隊在華北、華中、華南均多度潰敗,即使是非以史迪威所憎之桂系為主戰部隊的桂柳會戰同樣一敗塗地;史迪威認為這是一個最佳機會,可以讓自己掌控中國戰區一切資源,徹底排除蔣中正與何應欽的控制;因此否決了蔣中正要求將Y部隊抽調部分強化昆明防禦的命令,還在日記里認為蔣「沒治了」(He is impossible!)[20]:425。兩人在桂林戰役上亦直接衝突,蔣認為需要死守桂林,而史迪威認為這是徒勞[20]:417。史迪威在日記里寫道「他們該把蔣(中正)、何(應欽)一伙人一起崩了」[20]:424。最終,史迪威親自上書總統羅斯福,羅斯福遂一度以斷絕全部美援為要挾,要蔣將指揮權交給史迪威[21][22]。史迪威得悉後,不顧美國來華特使赫爾利反對,親自將該份電報交予蔣中正,之後在他的日記中記下快慰之感[20]:426。蔣中正回覆羅斯福,稱此乃其人生大恥,認為美方顯然是在干涉中國內政[20]:427-428;倘若要將指揮權交予史迪威,他將與汪精衛無異[20]:428,所以他要求撤換史迪威[22]:452。羅斯福因此派遣特使赫爾利確定兩造狀況,赫爾利在10月12日回覆給羅斯福的信中表示「史迪威是個好人,但無法和蔣介石共事」,更表示史迪威率領的中國軍隊會在對日作戰中完敗[20]:428。在把信交給羅斯福之前,赫爾利亦將此信交給史迪威看,史迪威當面斥責赫爾利「是拿一把鈍刀割老子喉嚨」[20]:428。
最終羅斯福權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達命令撤換史迪威,因為與中英盟國皆不和,史迪威回國時沒有歡迎儀式,亦有兩位將軍接機時告訴他不要回答任何關於中國的問題。
1944年10月29日,史迪威的職務由魏德邁接手。魏德邁後來回憶稱,在中國戰場作戰是美國軍官的不幸,無論是戰場上還是外交上[23]。
當魏德邁來接手史迪威的工作時,他發現史迪威不僅違反軍中常規,故意在他到達之前就離開中國,更連一份交接用的文件都沒留下,連史迪威的副官及下屬亦一問三不知,因為史迪威「好把作戰方案揣在褲兜里」[23]。
史迪威回國後,先後任美軍第十軍團司令,及第六軍團司令。1946年10月12日現役中因胃癌在三藩市病逝,他死前曾表示:此生不能與朱德並肩作戰為憾[24]。儘管在中緬印戰場發生如此多的風波,史迪威回國後並未抱怨華府或國民政府對其待遇不周。
主張推翻國民黨和暗殺蔣中正
編輯唐德剛引用美國檔案「戴維斯方案」(PLAN DAVIES,由史迪威與戴維斯擬訂的作戰計畫):「當美軍於東南沿海登陸時應聯合中國共產黨,共同佔領滬寧地區,並以歐洲戰場繳獲之德軍武器大量裝備共軍,此一方案在完成前不應讓蔣中正知悉。其後應視此一共產政權為享有主權之唯一政府,並把蔣中正的政府排斥在外[25]。」
根據史迪威副手竇恩將軍回憶錄記載,史迪威兩次私下計劃暗殺蔣中正,是因為收到了羅斯福的口頭密令,史稱「藍鯨行動」。第一次是當時派駐印度的中印緬戰區戰略情報局高級官員伊福樂上校表示,大約在1943年8月初到10月底期間,他奉召前往新德里見史迪威。史迪威告訴他「有必要不讓蔣中正擋路」。要伊福樂準備暗殺蔣中正,並在建議下使用肉毒毒素,殺害蔣中正。後因當時暗殺同盟國最高負責人,會令兩國關係和戰況出現危機而暫緩行動。然而這個說法沒有史料依據的,也不符合當時的現實。其次,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蔣中正兩人相處融洽沒有矛盾產生。無論是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慮,還是私人情感,羅斯福都不可能下令暗殺蔣中正。
第二次在1943年12月11日回到昆明,暗示竇恩將軍:「老大以他威嚴的口吻告訴我,如果你不能和蔣中正好好相處,又不能換掉他,就一勞永逸除掉他。」其後竇恩將軍和兩名美國軍官計劃,利用蔣中正搭機到蘭伽視察,讓美國飛行員偽稱引擎故障,「把一個不管用的降落傘給蔣中正,協助他跳機,令其意外死亡。」但因該計劃太過簡陋,史迪威表示再等待機會而不了了之。然而日本發動豫湘桂會戰,蔣中正迫於前方戰事吃緊,取消前往印度的計劃,「藍鯨行動」也因此胎死腹中。
此外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也有過類似想法,指定英國駐華大使館陸軍副武官查爾斯上校,全權負責刺蔣計劃;主因有蔣中正多次鼓動印度獨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害怕中國壯大會影響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此外,雙方也就西藏問題存在諸多分歧。1943年蔣赴印度視察,查爾斯上校打算將三枚微型高爆炸力定時炸彈放在飛機上,不料蔣的護衛人員帶了一隊衛兵將飛機團團圍住,禁止任何人接近,刺殺任務只好不了了之。
相關條目
編輯- 小約瑟夫·沃倫·史迪威,史迪威之子
- 歐內斯特·F·伊斯特布魯克,史迪威女婿
- 史迪威博物館
- 孫立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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