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順直省委
中共順直省委是1927年6月中旬至1930年12月底中國共產黨在順天府、直隸省等北方地區的省級地方組織機構。沿革為現今中共河北省委。[1]
歷史
編輯1927年繼四一二事變在上海江蘇浙江的清黨後,佔據北京的張作霖於4月28日絞死了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等20名共黨。這使中共北方地區失去了領導機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大會批判了陳獨秀、彭述之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在北方建立順直省委,負責奉系軍閥控制下的京兆地方(順天府)、直隸省、熱河特別區、察哈爾特別區及馮玉祥控制的綏遠特別區。彭述之被派到北方籌備順直省委。蔡和森代表中央視察北方區的工作。
1927年6月中旬,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在天津成立,五屆候補中委、北京地委書記劉伯莊暫代書記,機關駐山西路耀華里2號(今耀華中學)。至6月底已經與各地下級組織恢復關係。當時受大革命影響,各地農會勢力大漲。1927年8月1日,到天津的省委書記彭述之(四屆、五屆中委)正式成立順直省委,劉伯莊改任省委組織部主任。八七會議後,8月10日中央常委會決定劉伯莊任書記,彭述之改任宣傳部長。9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新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政治局委員、北方局書記王荷波「全權負責」解決順直問題,北方局秘書長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天津日租界松島街神戶里(哈密道四箴南里21號)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後稱改組會議),撤換了彭述之書記職務改任省委宣傳部長,工人出身四屆候補中委朱錦堂出任書記,選舉產生了包括6名工農分子和7名知識分子組成的新省委領導機構,於方舟任組織部部長,王仲一負責工運,楊春霖負責農運。。史稱「第一次改組」。省委決定趁晉奉戰爭爆發,在北方發動暴動,10月16日制定了《北方暴動計劃》。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在玉田縣發動大規模農民暴動,組織了「京東人民革命軍」,堅持半月失敗,省委常委於方舟、楊春霖被捕處死。同時,北京市的組織遭大破壞,政治局委員、北方局書記王荷波等27人被殺。省委所屬黨員由8月間的2600人減少到年底的1200人。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招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推行瞿秋白的路線,決定在全國實行武裝暴動,撤銷北方局,由順直省委執行北方局職責,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以中央巡視員身份指導北方黨的工作。蔡和森1927年12月中旬到天津,在巡視中發現省委因組織被破壞和玉田暴動失敗而異常消極,一些黨員對省委不滿。1928年1月中旬蔡和森主持召開省委改組會議,通過《順直省委關於黨內問題決議》,建議開除彭述之的黨籍,由工人出身的王藻文代替朱錦堂出任省委書記,組織部長王仲一,史稱「第二次改組」,過分強調幹部工人化,省委12名委員中工人佔8名。這次會議出現極端民主化、經濟主義和工學界限等問題,為「順直問題」播下種子。
1928年1月至6、7月間,黨內長期存在「順直問題」。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先後統治平津地區的奉系、晉系軍閥的社會治理不夠嚴密,沒有在基層有力地執行清黨。沒有像南方黨組織那樣經歷殘酷的清黨,對黨員、革命積極分子甚至進步群眾的屠殺政策,也沒有成功搞起暴動與武裝鬥爭的血火考驗。順直黨內長期存在個人意氣之爭和派別糾紛、互相猜疑攻擊;大革命高潮時入黨的新黨員沒有經過教育和訓練,泛濫小資產意識,懷疑黨的策略轉變幾乎每次鬥爭都要做暴動的佈置以未不如此就是機會主義,對黨的政策採取自由主義態度,有的搞極端民主化對上級黨的決議任意不執行,有的不願過艱苦鬥爭生活以僱傭觀點對待黨的工作鬧「經濟主義」,有些黨組織要求平分黨的經費,有的對前途悲觀失望心灰意冷消極工作,等等。「順直問題」由此產生,糾紛不斷、愈演愈烈,中央反覆派遣特派員、改組省委,長期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2]
1928年3月,保(定)南的一些黨員組織保南省委,不接受順直省委領導。1928年3月下旬,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特派員劉少奇到順直指導工作。1928年4月,二次北伐接近直隸省,省委決定舉行總暴動奪取政權,遭到中央批評,加深了地方黨組織對省委的不信任。1928年6月,二次北伐勝利,南京國民政府把直隸省改為河北省,省會設在天津。一些黨員認為國民革命成功了,於是脫離組織轉而參加國民黨。1928年7月22日至23日,「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的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3名中央委員在天津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推舉津浦鐵路工人韓連會為省委書記,重新登記黨員,對韓麟符撤銷內蒙古特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六個月。史稱「第三次改組」或「七月改組」。中共六大選出的新中央聽取了留守中央與劉少奇、陳潭秋的順直問題匯報,認為這是當時全黨工作中「順直問題是中央開始工作之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發生於黨在非常渙散的時候,這個問題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確的解決,不獨北方工作不能發展,並且全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變。」[3]1928年10月4日李立三、向忠發召開政治局會議,採取「懲辦主義」,決定撤銷了蔡和森、王藻文、王仲一等的職務,維持順直省委對韓麟符的處理,仍派劉少奇去天津指導順直工作。1928年10月劉少奇由上海返回天津,順直黨內又發生嚴重問題:
- 韓麟符問題,一部分幹部黨員認為處分過重,反對省委決定;
- 王藻文問題,王對處分不滿,勾連一部分同情者投敵叛黨;
- 京東問題,唐山、樂亭、玉田、遵化等一部分組織負責人認為「七月改組」不合組織規定,不承認新省委,組成「京東護黨請願團」到中央控告。
10月28日,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聯合發出通告,「順直黨內完全被小資產階級意識所支配」,宣佈停止順直省委職權,停止京東各黨組織,由三人以「潭少連」(即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三人名字各取中間一字的合稱)名義直接指導和代行省委工作,組織部和宣傳部亦不存在,機關里只有一個秘書處,下設辦公室和油印科等辦事機構。領導分工是:韓連會為書記,劉少奇管組織,陳潭秋管宣傳,詹大權負責秘書處。1928年11月9日、11月17日兩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順直問題,實際起核心作用的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兼中組部長周恩來反對採取「懲辦主義」和「兩條路線鬥爭」的主張,並指出「順直殘留的鬥爭直到現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指導」。11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發表《中央致順直省委並轉全體同志信》,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一切黨內糾紛均由全省黨員代表大會解決,大會召開之前禁止一切黨內糾紛的討論,派政治局常委、秘書長、中組部部長周恩來巡視解決順直問題。[2]1928年12月10日,周恩來到天津,[4]召開省委常委會傳達中央處理意見,接訪各組織負責人,在充分調查研究弄清實際情況基礎上,堅持從思想教育入手,開展切合實際又充分說理的批評,引導黨員向前看在積極工作的出路中改正自己改造組織,親自起草大會政治報告(主要內容發表在《出路》第二期署名「伍豪」的《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的回答》)。針對順直問題,創辦省委黨刊《出路》,意即北方黨的出路(至1929年8月31日停刊出了13期)。1928年12月底,在法租界張莊大橋附近大吉里(現天津國際商場附近)的兩排平房裏,周恩來召開北方地區黨的代表會議(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43人,主要是周恩來做政治報告,會議通過了一些列決議案,選舉產生了省委、省革命軍事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韓連會為省委書記,陳潭秋、張金刃、王灼(王德振)、郝清玉[5]為省委常委,陳潭秋任宣傳部長,張金刃任組織部長、郭宗鑒為省委秘書長。1929年1月15日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會議匯報:「這次去後,大家接受了中央意見。」「這次僅是作了一個初步的教育。大家都以為不能鬧了。一般同志現有一個興奮。能否找到出路,要看他們按照決議去工作。」中央決定調一批幹部到順直工作,包括毛澤民(黨中央出版部經理)、薄一波、胡錫奎、張友漁等,彭真留下工作。1929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對周恩來此次解決順直問題的評價:[6]
「在順直黨的歷史上,已經醞釀着很複雜的糾紛,到了六次大會的前後更廣大的爆發起來,使順直黨成為破碎零離的現象。中央經過極大的努力,派人巡視召集幾次順直的會議,特別與這一錯誤的傾向奮鬥,最後得到了順直全黨的擁護,才把順直的黨挽救過來。」「現在的順直黨,已經較以前為進步」,「黨的生活向着發展工作的路線上前進」。
1929年上半年,順直省委下屬天津、北平、唐山、張家口、石家莊3個中心市委,滄州、保定、邢臺3各中心縣委。1929年5月建立太原市委。1929年5月31日,政治局候補委員、淄博工人出身的盧福坦任省委書記,韓連會改任省委候補書記。1929年6月盧福坦剛到天津,原省委書記王藻文、原常委現省委委員李德貴因經費大鬧省委機關揚言不給錢就去告發。省委派遣鋤奸隊長郭宗鑒除掉王藻文、李德貴等人,但王藻文老婆逃脫後告發,導致省委被破壞,盧福坦、郭宗鑒、彭真、葉玉文、詹大權、劉秀峰、金城等一大批省委幹部被捕。中央指定省委組織部長張金刃、李子芳(劉秀峰)、吳雨銘為臨時省委常委,張金刃代理書記。
1929年6月28日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就北方職工問題給順直省委發出指示信,要求鐵路工人運動推動天津、唐山、北平的產業工人鬥爭。1929年7月,山東煙臺特支轉隸順直順直省委。1929年8月1日至9月4日,順直省委在天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指示,選舉張金刃為書記,李子芳(劉秀峰)、吳雨銘、郝清玉、劉玉田為常委。1929年秋冬北方新軍閥衝突加劇,到10月,順直省委領導4個市委、11個縣委、11個臨時縣委、20個特支,總共1513名黨員。1930年4月,黨員2834名。1929年底,北平市委下面只有南口、長辛店兩個區委,城區沒有區委,市委直接領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女師大、男師大、政法大學、匯文中學、中法大學、黃土崗、人力車夫、印刷廠工人支部,全市有黨員100多人。[7]
1930年1月15日,中央致信省委要求執行「立三路線」,任命賀昌為省委書記(4月到任),聶榮臻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陳復(化名陳志文)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聶榮臻駐日租界馬場道豐雲路15號。[8]又派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書記關向應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順直策動京東暴動,建立紅二十九軍。《聶榮臻回憶錄》寫:中共順直「新省委由賀昌同志任書記,我任組織部長,陳復同志任宣傳部長……陳復同志是國民黨元老、著名改組派人物陳樹人的兒子。這個同志年輕,很活躍,有能力,經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來。我離開天津時,他住進了我住過的房子,不久被捕。」「後來聽說陳復在獄中受到敵人『插指甲』的酷刑,手指被插得鮮血淋漓,疼痛鑽心,但他咬緊牙關,始終不開口,堅守黨的機密,使敵人無計可施。豈料陳復由父親陳樹人敦請民國要人、故交羅文干設法將之保釋出來後返回廣州,又在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長的任上再次被捕並犧牲了。」
1930年8月3日,中央成立北方局,由順直省委書記賀昌任北方局書記兼軍委書記,建立以賀昌為書記的北方局總行動委員會,發動武裝總暴動,進攻中心城市。1930年9月下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評了立三路線。1930年12月24日,中央決定取消北方局,順直省委改為河北省委,領導順直、晉、陝、甘、豫北黨的工作。
參考文獻
編輯- ^ 田智紅:「在白色恐怖下摸索與苦鬥——略述中共順直省委」,《黨史文匯》 2010(7):57-62.
- ^ 2.0 2.1 張振寰:「周恩來與中共順直省委改組」,《新視野》, 1989(2):45-47.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向六屆二中全會所作的《工作報告綱要》
- ^ [[徐彬如]]:《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1、52页. [2019-07-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5-04).
- ^ 《“革命到底”的优秀党员——郝清玉》,新华社 2018-10-03. [2019-07-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28).
- ^ 金沖及:《周恩來傳》,第18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 ^ 吳化之:《1930年前後北平黨的一些情況》
- ^ 《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