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圖式理論
文化圖式理論（英語：cultural schema theory）是一種認知理論，用於解釋人們如何組織和處理所身處的文化環境中的事件和對象的訊息。[1]根據該理論，個人依靠圖式或心理框架來理解和解釋周圍的世界。這種圖式受到文化的塑造，能幫助人們快速、有效地處理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一致的訊息。文化圖式可能包括社會角色、習俗、信仰，以及對人們在特定場合下如何表現的預期。該理論認為，文化圖式是由特定文化群體內反覆的互動和經歷而形成的，它們指導着常態的社會情境中的行為。文化圖式與其他圖式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特定文化群體內共有而非由個體獨有的。
歷史
編輯文化圖式理論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圖式概念的歷史。如以下時間線所示：
古希臘：圖式作為理想類型存在於頭腦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圖。
19世紀：伊曼努爾·康德闡述了經驗在理性發展中的作用，提出理性由經驗形式構建的論點，並提出了這樣一句話：「只依據那些你可以同時願意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動。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應該只以那些被認為是普遍道德和合理的方式行事，而這兩者都取決於個人有關理性和道德的經驗。[2]
20世紀：讓·皮亞傑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文化圖式理論的研究。皮亞傑的理論認為，兒童認知發展經歷四個主要階段：感覺運動階段、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和形式運算階段。他認為，兒童通過自己的經歷以及與環境的互動積極地構建對世界的理解。[3]
20世紀30年代：弗雷德里克·巴特萊特的研究表明，記憶受到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他發現，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通常會因其文化規範和信仰而對訊息產生不同的記憶。巴特利特提出，人們根據已有的知識和期望，使用他們的圖式或心理框架來組織和解釋新訊息。他認為，人們傾向於記住與他們的圖式一致的訊息，同時扭曲或忘記與他們的圖式不一致的訊息。[4]
此後，學者們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發展了現在所說的文化圖式理論。
文化圖式如何發展
編輯研究表明，圖式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運作。個人獨特的經歷使他們能夠獲得個人圖式。社會圖式可能源自群體的共有知識，並在社會的各個思想中得到體現，使該群體中的人們可以以相同的意志思考。[5]然而，當一個人的文化環境提供了該文化的每個成員都接觸到的經驗時，他們的經驗就會讓每個成員獲得文化圖式。[6]文化圖式是一種概念結構，它使得個人能夠存儲有關其文化的感知和概念訊息，並通過文化視角輸出經驗、更改表達方式。如果人們沒有具備適當的文化圖式，就可能無法理解文化上陌生的情境。
當一個人經常與同一文化的成員互動，或者多次談論某些訊息時，文化圖式就會被創建並存儲在一個人的大腦中。隨後的類似實例導致文化圖式變得更加有組織、抽象和緊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溝通變得更加容易。據解釋，經驗是創造文化圖式的力量。[6]隨着人們擁有更多的經驗，他們發展中的文化圖式變得更加緊密地組織起來。這些訊息不僅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對於同一文化或不同文化的成員來說也更加有用。除了文化圖式的認知活動之外，大腦中還存在着複雜的模式。
並非所有圖式都同樣重要。高層級圖式是內化的並且在情感上是突出的； 同樣，當一個圖式與一個人的自我只有微弱的聯繫時，它就會在情感上變得空虛和無關緊要。[7]
社會互動的文化圖式類型
編輯社會互動的文化圖式是包含在一個人的文化環境中面對面互動的知識的認知結構。產生人類社會互動行為的主要類型有八種。這八種圖式也稱為主要社交互動（Primary Social Interaction, PSI）圖式：[6]
- 事實與概念圖式：這些是有關事實的一般訊息。
- 人物圖式：這些是關於不同類型的人的知識，特別是性格特徵。
- 自我圖式：這些圖式包含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他們的知識。
- 角色圖式：這些是關於社會角色的知識，表示特定社會地位中的人們的預期行為集。
- 上下文圖式：其中包含有關情況和行為參數的適當設置的訊息。上下文圖式中的訊息包括對為了實現各自上下文中的目標而要採取的適當行動的預測。訊息還包括合理解決問題策略的建議。
- 過程圖式：這些是關於常見情況下事件的適當順序的知識。這包括要採取的具體步驟以及事件的適當行為規則。過程圖式的使用導致人們以某種方式採取某些行動。
- 策略圖式：這些是有關解決問題策略的知識。
- 情感圖式：其中包含存儲在長期記憶中的情感和評價的訊息。當其他圖式被激活時可以感受到它。情感圖式是通過人一生中的社交互動而積累起來的。研究人員認為，它是一種重要的輔助圖示，因為情感在人類社會互動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跨文化適應的應用
編輯跨文化適應一詞是指個人獲得不斷提高的東道國文化溝通技巧以及與東道國國民關係發展水平的複雜過程。簡單地說，跨文化適應就是一個人將自己的PSI圖式轉變為東道文化的圖式，並在他/她所居住的東道文化中獲得新的PSI圖式。許多不同的人可能會受到跨文化的影響。文化適應，包括移民、難民、商人、外交官、外國工人和學生。
然而，本文具體將文化圖式理論應用於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旅居者通常會在另一種文化中度過幾年，同時打算返回自己的祖國。商人、外交官、學生和外國工人都可以被歸類為旅居者。為了更好地解釋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公理被用來表達因果關係、相關關係或目的關係。公理還有助於解釋文化圖式理論的基本假設。[6]
旅居者十條公理如下：[6]
- 一個人在其文化中重複基於圖式的行為越頻繁，該文化圖式就越有可能存儲在該人的記憶中。
- 旅居者未能認識到與東道國文化中有意義的互動相關的行動和行為，主要是由於他們缺乏該文化的PSI圖式。
- 獲得宿主文化的PSI圖式是旅居者跨文化適應該文化的必要條件。
- 一個人自身文化的PSI圖式相互關聯，形成文化圖式網絡，以產生適合該文化的行為。東道國文化的經歷會導致一個人的文化圖式發生變化。這會導致所有其他文化圖式的進一步變化，並導致行為的徹底改變。
- 獲取旅居者文化PSI圖式之間相互關係的訊息是旅居者跨文化適應的必要條件。
- 人們根據情況和動機使用圖式驅動和數據驅動的處理來感知新訊息。
- 如果一個人有組織良好的文化圖式，那麼顯着的訊息更有可能通過圖式進行處理，而模糊的訊息要麼會直接搜索相關數據以更充分地完成刺激，要麼會被填充 使用圖式的默認選項。
- 缺乏東道國文化PSI圖式的旅居者更有可能採用數據驅動的處理，這需要付出努力和關注。
- 在東道國文化中，旅居者會遇到真正新穎的情境，由於情境中缺乏PSI圖式，他們會體驗到認知不確定性和焦慮。
- 在東道國文化中，旅居者會經歷自我調節和自我指導的階段。在自我調節階段，他們試圖通過逐步修改本土文化圖式來解決歧義並建立訊息整合。另一方面，在自我導向階段，他們積極嘗試重組本土文化圖式或生成宿主文化圖式，以適應宿主文化環境。
現實世界的例子——旅居者的經歷
編輯「旅居者」一詞是指居住在非自己文化中、意圖最終返回家園的人。英國教師吉莉安·吉本斯（Gillian Gibbons）於 2007 年 8 月前往蘇丹喀土穆，在團結學校（Unity School）教授年輕學生。在關於熊的課程中，一名學生帶來了一隻泰迪熊，讓全班同學命名。大多數學生投票給這隻熊命名為穆罕默德，這導致吉本斯於2007年11月25日被捕。根據蘇丹刑法第125條，她被指控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這在伊斯蘭教中屬於嚴重犯罪行為。吉本斯面臨最高40鞭刑和6個月監禁的處罰，但最終僅被判處15天監禁，並在釋放後被驅逐出蘇丹。在英國政府的壓力下，她被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赦免，並在入獄九天後返回英國。[8]
涉及吉本斯的事件可以用文化圖式理論來解釋，特別是考慮到她作為一個陌生文化中的旅居者的身份。該理論的第三條公理和第九條公理適用于吉本斯的情況。作為旅居者，有必要獲取東道國文化的主要、次要和孤立（PSI）圖式，以適應跨文化。然而，吉本斯生活在團結學校的圍牆內，這與蘇丹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並不要求她獲得所在文化的PSI圖式。對當地PSI圖式缺乏了解可能導致她允許孩子們給泰迪熊命名為穆罕默德，這在蘇丹文化中是不可接受的。這突顯了像吉本斯這樣的旅居者跨文化適應的困難，他們無意留下來，因此可能無法完全適應東道國文化。
對比理論
編輯文化圖式理論經常與文化共識理論進行比較和對比。兩種理論都對個人和文化知識的本質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然而，與文化圖式理論不同，文化共識理論有助於描述和數學上衡量文化信仰的共享程度。中心思想是使用同一文化成員之間達成一致或共識的模式。從本質上講，人們擁有的知識越多，他們之間達成的共識就越多。
然而，文化共識理論並不能幫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跨文化變異性或文化知識如何在認知層面上相互關聯。文化共識理論預見到了跨文化差異，但將差異視為類似於文化測試中的表現，某些個體比其他人更能充當文化訊息庫的嚮導。[9]
理論的進一步運用和發展
編輯文化圖式理論是指個人擁有的關於世界的文化特定知識。[10]雖然文化圖式的概念並不新穎，但其背後的理論卻很新穎。為了發展該理論及其基本公理，必須進行額外的研究來制定定理並進行進一步的測試。一旦實現這一點，該理論就可以用於跨文化培訓，以幫助個人適應其所在文化環境。[6]人們已經為這一目標做出了努力，例如使用圖式理論認為，跨文化接觸可以通過培養警覺性來增強創業意圖，警覺性是一套識別商業機會的技能，特別是對於居住在國外或在國外尋找工作的人。[11]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Shahghasemi, E. Cultural Schema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7: 1–9. ISBN 9781118783948. doi:10.1002/9781118783665.ieicc0019.
- ^ Kranak, Joseph. Kantian deontology.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Ethics. 2019 [2023-06-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21）.
- ^ Sanghvi, P.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PDF). Indian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020, 7 (2): 90–96 [2023-06-2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2-06-18）.
- ^ Ost, J.; Udell, J.; Dear, S.; Zinken, J.; Blank, H.; Costall, A.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an urban myth: revisiting Bartlett's schema theory. Memory. 2022, 30 (6): 775–783. PMID 35576275. S2CID 248832840. doi:10.1080/09658211.2022.2059514.
- ^ Malcolm, I.G.; Sharafian, F. Aspects of Aboriginal English oral discourse: an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Discourse Studies. 2002, 4 (2): 169–181. S2CID 144378489. doi:10.1177/14614456020040020301.
- ^ 6.0 6.1 6.2 6.3 6.4 6.5 Nishida, H. (1999). Cultural Schema Theory: In W.B. Gudykunst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401–4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 Lipset, David. Culture as a Hierarchy of Schemas Human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Roy D'Andrade , Claudia Strauss. Current Anthropology. August 1993, 34 (4): 497–498. doi:10.1086/204196.
- ^ Heavens, A. British teacher held in Sudan over teddy bear's name. Reuters. November 26, 2007 [2023-06-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22）.
- ^ Garro, Linda C. Remembering What One Kno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A Comparison of Cultural Consensus Theory and Cultural Schema Theory. Ethos. September 2000, 28 (3): 275–319. doi:10.1525/eth.2000.28.3.275.
- ^ Razi, S.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Schema and Reading Activitie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Canakkale Onsekiz Mart University, Turkey. 1-18.
- ^ Pidduck, Robert J.; Busenitz, Lowell W.; Zhang, Yejun; Ghosh Moulick, Abhisekh. Oh, the places you'll go: A schema theory perspective on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 November 2020, 14: e00189. S2CID 221113955. doi:10.1016/j.jbvi.2020.e00189.
- Gettleman, Jeffrey (2007). Sudan accuses teacher of Islam insul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07. accessed March 25, 2008.
- Shaghasemi, E. & Heisey D. R. (2009). The cross-cultural schemata of Iranian-American people toward each other: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VIII(1), 143-160.
- Sharifian, F. (2008). Cultural schemas in L1 and L2 compliment responses: A study of Persian-speaking learners of English.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4(1), 55-80.
- Sharifian, F. (2011).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and Languag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