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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米斯

德国社会学教授、作家

瑪麗亞·米斯（德語：Maria Mies，1931年2月6日—2023年5月15日），德國社會學教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女權運動人士及作家，出身於艾菲爾火山（英語：Volcanic Eifel）的偏遠地區，早年曾接受教師培訓。後在當了數年的小學教師並取得高中講師資格證後向歌德學院申請前往亞洲和非洲工作，並成功被安排到了印度浦那的一間學校。回到德國後，米斯進入了科隆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並從1971年開始準備關於印度女性與社會對她們的期望之間的矛盾關係的論文，1972年，米斯從科隆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瑪麗亞·米斯
出生(1931-02-06)1931年2月6日
 德國普魯士自由邦萊茵省希勒斯海姆
逝世2023年5月15日(2023歲—05—15)（92歲）
教育程度科隆大學（哲學博士）
職業
  • 社會學教授
  • 作家
僱主歌德學院（1963年–1967年）
科隆應用技術大學（1972年–1974年，1981年–1993年）
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1974年–1977年
社會科學國際學院（1979年–1981年）
知名作品
  • 《印度婦女與父權制》（1980年）
  • 《父權制與世界範圍內的積累》（1986年）
  • 《女性：最後的殖民地》（1988年）
  • 《生態女性主義》（1993年）
  • 《生存視角》（1999年）
配偶薩拉·薩卡（1976年結婚）

米斯自1960年代末就開始活躍於社會運動之中。她支持婦女解放運動和和平運動，對越南戰爭和核武器持反對態度。1970年代，米斯在科隆應用技術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社會學。在逐漸了解到公眾對女性的歷史缺乏認識後，米斯參與創建了德國的第一個女性庇護所，並時常到庇護所講學。1979年，米斯進入海牙的社會科學國際學院教授婦女研究，並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性開設了一個以女性主義理論為主的碩士課程項目。

1981年，米斯重新回到科隆應用技術大學，並加入到了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和反對基因工程與生殖技術的運動之中，期間她創造了「主婦化」（housewifisation）一詞，用以描述忽視女性勞動的價值的現象。1980年代起，米斯撰寫了大量關於資本主義、父權制、殖民主義之間的交叉性的著作，此外，她亦是最早認為婦女和被殖民者所從事的社會、政治、經濟職業存在相似性的社會學家之一。米斯認為女性和被殖民者付出的勞動均受到了忽視且都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剝削，並研究了女性爭取解放的過程和爭取社會正義及環境正義的過程之間的聯繫。她的主要專注點之一是發展出一種可以用在方法論和經濟學之中從女性主義和非殖民性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方法。米斯在普及女性歷史知識上做出過很多先驅性貢獻，並撰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課本，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早年生活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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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奧厄爾

米斯在1931年2月6日出生於德國的希勒斯海姆[1][2]，她的父母均是農民，出身於普魯士萊茵省（今萊茵蘭-普法爾茨）艾費爾火山縣的奧厄爾村[1][1][3]:747。米斯是家中的第十二個孩子[2]，學生時代的米斯和眾兄弟姐妹需要幫忙干農活，並且信仰天主教[1]。米斯的母親為人非常樂觀，但她的父親是一個父權主義者，經常喜歡在家裏發脾氣。

米斯是村里第一個讀完中學的學生[2][4]，她的中學位於蓋羅爾施泰因，讀中學時，米斯住在一名家族朋友的家裏。後來米斯又進入了普呂姆的Regino高級中學（德語：Regino-Gymnasium），不過該校在1944年9月受二戰影響而關閉[1]。

1947年，米斯去往特里爾繼續求學，並進入了科布倫茲的教育學學院接受小學教師培訓。為了獲得學費減免，米斯必須同意在畢業後至少從事五年教育工作。進入教育學學院兩年之後，米斯被安排到了奧厄爾的小學任教，其後又轉到了沃爾姆斯。1950年，米斯結識了前往德國旅行的巴基斯坦穆斯林佐勒菲卡爾（Zulfiquar），後者對米斯產生了非常長遠的影響，米斯和佐勒菲卡爾後來建立了戀愛關係，不過因為宗教不匹配，兩人最終未能成婚，這段經歷使得米斯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學說與父權制[1]。為了保持獨立，米斯後來又維持了很多年單身[5]。1955年，米斯申請更換任教地點，並被安排到了特里爾教授（同時又進一步學習）英語。1962年，米斯通過了中學教師測試，並被安排到莫爾巴赫教授英語和德語，但由於不想當中學教師，米斯又向歌德學院提出了前往亞洲或中東任教的申請[1]。

職業生涯與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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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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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米斯向歌德學院提出的申請獲得接受，成功被安排到印度的浦那[1]從事五年的教學工作。這段時期的米斯教授的是德語課程，並且發現她的男學生主要是想來學習工程師技能，而絕大多數女學生來參加課程的目的則是因為不想結婚（中產階級婦女在取得學士學位之前不會被要求結婚）[2]。在米斯的學生中，奇哈耶·達塔爾（英語：Chhaya Datar）後來成為了塔塔社會科學院婦女研究學院的院長，而薩拉·薩卡（Saral Sarkar）後來成為了她的丈夫[6]。1967年，由於母親病重，米斯請求提前結束她的教學合同並在不久後回到了德國，而她的母親也得到了痊癒[1]。在此之後，米斯進入了科隆大學與勒內·柯尼希（René König）一起研究社會學[2]。憑藉在印度的見聞[1]，米斯自1971年開始了其哲學博士論文《Rollenkonflikte gebildeter indischer Frauen》（受過教育的女性的角色衝突）的準備工作[2]，並於第二年成功取得博士學位[1]，而這篇論文則在1973年公開發表[2]。

 
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

1960年代末及1970年代初，全球範圍內爆發了多場抗議活動，米斯也在這一時期加入了社會運動的行列。她參加了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以及每年都有舉行的復活節遊行（德語：Ostermarsch），表達了反對核武器的立場[1]。另外，她還加入了科隆反對父權體系和貶低女性的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科隆女性論壇」（Frauenforum Köln）[2]和多蘿特·瑟萊（Dorothee Sölle）所創立的爭取教堂婦女地位的組織「政治夜間祈禱者（德語：Politisches Nachtgebet）」。在開始參加社會運動之後，米斯開始對宗教抱持批評態度，並離開了天主教會。1970年代，米斯先是進入了科隆應用技術大學任教[1]，後又在1974年轉到了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並在三年後出席了關於國際婦女運動歷史的研討會，希望以此說服校方允許她開設一個女性研究會。1975年，米斯前往墨西哥城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並了解到了公眾對於女性歷史認知的匱乏[2]。1976年，米斯與學生薩拉·薩卡結婚，為了雙方都能繼續從事自己的職業，二人選擇了以走訪婚的方式結合[1]。同年，米斯加入了另一個以她的學生為主的社運團體，並與他們共同建立了德國的第一個女性庇護所[4][5]。米斯經常會到該庇護所發表演講，以教導女性如何運用實際或政治手段反抗暴力。1977年，米斯回到了科隆應用技術大學[2]，但她又在第二年決定前往印度從事下一個研究項目[1]。

1978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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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薩卡，攝於2010年

米斯於1978年到達印度，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偏遠地區的自給生產，即研究印度國內和農場的勞動力以及家庭手工業是如何保證家庭的生存，同時又為地主和工業帶來財富擴張的。米斯在印度待到了1979年，期間主要與已經成為歌德學院海德拉巴地區講師的薩拉·薩卡居住。1982年，米斯在印度的研究成果被整理成《納爾薩普爾的刺繡工人: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印度家庭主婦們》（The Lace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正式發佈。在受到海牙國際社會研究所的聘用後，米斯返回了歐洲，並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性開設了一個碩士課程項目。該項目的設立的基礎是米斯在1977年在法蘭克福一場會議上發表的報告《走向女性主義研究方法論》（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Feminist Research）中就提出的想法[7]:102。當時她提出了理論在學術環境下無法付諸實際應用的問題，並打算改變現行的教育方式[8]:511。她認為女性主義研究不能運用現有的研究模式來進行，提出了以實用性和尊重被研究人員為目的來完全重新思考如何進行研究的七個步驟[7]:102，包括拋棄量化研究方法以及摒棄根據男性研究的結論來外推至女性研究的方法等[9]:1–2。她還認為研究應有足夠的參與度[10]，即研究人員和被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中應該進行合作[11]:77。這份報告後來在1983年被以書籍《婦女研究理論》（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的形式公開出版[7]:102，並因其新穎的研究方法和先進的理論而備受稱讚[12]:313[13]:581。學者南希·巴恩斯（Nancy Barnes）曾表示米斯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光憑這一點這本書就很值得購買」，但同時又指出該書並未解答婦女研究應該作為單獨學科還是併入其他學科的問題[13]:581。

為了確保學生能夠完成實習課程，米斯特地聯繫了當地的女性團體，呼籲他們共同為此作出努力[1]。學校的管理層曾經計劃不再開設「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項目，米斯與學生一起對此提出了抗議，最終成功迫使校方收回了決定[1]。由於當時校內缺乏關於女性運動歷史（特別是南半球地區）的課本，米斯遂與科倫坡大學政治科學家庫瑪里·加亞沃德娜（英語：Kumari Jayawardena）一起撰寫了一系列此方面的課本。此外，為了開啟一項國際性的研究，米斯與米婭·伯登（Mia Berden）、羅達·雷多克（英語：Rhoda Reddock）、薩斯基亞·維林加（英語：Saskia Wieringa）等其他學者一起組成了一個負責編寫非洲、亞洲、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等地女性運動歷史的團隊，並經常向這些地區的學術和社運人士尋求幫助[14]。

 
科隆應用技術大學

1981年，米斯決定重返科隆應用技術大學，而她的丈夫薩卡亦在次年決定永久加入她的研究團隊。回到科隆後，米斯參與了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和反對基因工程和生殖技術的運動。她認為基因工程和生殖技術屬於剝奪女性的生育權利和將人類繁殖商業化，並參與創立了反對生殖和基因工程國際女性主義網絡（Femin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istance to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1]。在該組織工作期間，米斯曾指出，來自北半球的女性會被要求接受輔助受精和代孕等介入性療法以提高生育率，而來自南半球的女性則被以控制人口增長為由而被要求限制生育[1][15]:97。另外，米斯還指出女性在作出關於自己身體的決定時往往會受到由衛生服務提供者和政府官員設計、控制的制度約束[16]:93。

除此之外，米斯亦開始更加活躍於和平運動領域，例如曾參加過反對北約雙重決定（英語：NATO Double-Track Decision）（計劃於1983年在德國部署核彈頭）的抗議活動。米斯反對艾麗斯·施瓦澤提出的女性如果和男性一樣採取暴力手段便會獲得解放的觀點，且在該觀點提出後，她變得更加堅信和平主義。另外，米斯非常反對戰爭，認為僅僅追求男女之間的平等並不能瓦解貶低女性的等級制度[1]。1993年，米斯從教師職務上退休，但仍持續活躍於社會運動之中[4]。她於1999年參與創立了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協會，並在該組織2001年的柏林會議上組建了「feministAttac」[4][17]。

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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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的《父權制中的印度女性》（Indian Women in Patriarchy，1980年）、《納爾薩普爾的刺繡工人》（1982年）等早期作品以及《新型生殖技術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表現》（Sexist and Racist Implications of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y，1987年）等後期作品批評了旨在保留各種鼓勵統治和剝削等行為的不平等等級政策[18]:149。她探索過女性的勞動如何被隱藏以及女性依賴丈夫收入的觀念如何出現等問題，並提出女性因為工資被取消、隨時都可以被要求從事勞動、被要求待在家裏從而疏離社會、沒有工作安全保障、沒有工作合同或無法組建工會等原因失去了能動性。另外，米斯還將不把女性視為生產者或自由職業者的論調稱為「主婦化」[19]:2。人類學家Danielle Léveillé認為米斯的作品「技巧精湛」且「令人驚嘆」，因為她能夠將去殖民化、反種族主義、生態主義、女性主義和非暴力觀點聯合起來，進而批判建立社會權利關係的各種政策[18]:149。

政治科學家伊利沙伯·普呂格爾（維基數據所列：Q58195777）認為米斯將女性、被殖民者和大自然聯繫起來的思路運用起來非常自由，例如沒有報酬的勞動力很容易與能自由獲得的水和空氣類比[20]:115。普呂格爾還親自測試了米斯的家庭主婦受到過度剝削的觀點，並論證了其正確性。通過研究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普呂格爾發現家庭主婦的收入普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20]:116。此外，通過對巴西、英國、巴基斯坦、泰國和土耳其等國的家務工作者的研究，普呂格爾還發現她們普遍不被看作勞動者[20]:129。不過另一方面，普呂格爾亦發現包括一些女性本身以及她們所處的各種社會環境並不完全認同家務勞動的文化和政治意義以及這些勞動的價值[20]:129–130。據此，普呂格爾得出結論認為，由於「家庭主婦」這一術語是一個具有「多種語境含義」的詞彙，因此女性被「剝削」的原因更多是政治意義而非經濟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傳播[20]:130。另外，普呂格爾還質疑將「家庭主婦化」視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可能無法評估這種剝削是否與父權制有關[20]:116。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米斯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這些作品主要探討父權制、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在針對女性的剝削和鎮壓方面的聯繫[1]。在1986年的《父權制與資本積累：國際勞動分工中的女性》（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一書中，米斯對女性主義、勞工中的性別劃分的發展以及暴力塑造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政治的過程等作出了評估[18]，她認為「家庭主婦化」的基礎是西方國家追求的資本積累，亦即通過剝奪女性的自治權和對她們加以控制，男性就可以得到生產性資本並累積財富。米斯認為家庭暴力並非古代社會的遺毒，而是所謂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另外，米斯還認為社會主義發展也創造了類似的剝削婦女的社會結構，並主張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女權主義社會[18]:150。她認為勞動的基礎應該是有用性而非積累，還認為如果過度發展地區的消費者的生活能夠通過較落後國家勞動者的勞動得到維持，那麼全世界範圍內的剝削將得到消除[18]:150–151。對此，Danielle Léveillé認為如果此種願景得以實現，那麼音樂、花卉和藝術等對於人類生活並非必要的物品的價值將被淡化[18]:151。

1988年，米斯在和社會科學家維朗妮卡·本霍爾德特-湯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克勞迪婭·范韋爾霍夫（英語：Claudia von Werlhof）合著的《女性：最後的殖民地》（Women: The Last Colony）繼續探討了控制女性的主題，並將被殖民人群納入了分析範疇，對此，作者解釋稱正如婦女被忽視一樣，被鎮壓的人群也與主流社會相隔絕，並被視為一種可供利用的自然資源[21]:388。該書採用了並不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觀點，其中心思想為對女性和被殖民者的剝削和鎮壓並非資本主義帶來的次要後果，而是建立全球生產機制的基礎[21]:388–389[22]:50。蒙特利爾大學人類學教授迪爾德·敏特爾（維基數據所列：Q55626697）又指出，米斯認為勞動剝削是社會階層和經濟分化逐步發展的首要因素[21]:390。敏特爾還認為該書的第七章「配得上這本書的價格」，因為它講述了安得拉邦婦女抗爭獲得成功的故事，而這段往事與男性農民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抗爭的經歷存在對應關係[21]:390。

1993年，米斯和學者紈妲娜·希瓦共同創作了《生態女性主義》一書，使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評估了氣候變化、生態多樣性的喪失等問題以及生產體系破壞土地和文化並導致世界性飢餓等後果的過程[23]:171–172。她們認為女性在國際上因為與資本主義擴張有關的共同經歷而被聯繫在了一起。環境學者卡特里奧娜·桑迪蘭茨（英語：Catriona Sandilands）認為，該書與其他關於生態女性主義的不同在於它指出了拋開地域差異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和身體總會受到資本主義機制的「殖民」[15]:97–98。但桑迪蘭茨還認為性別差異並非資本不平等產生的唯一因素，因此只根據這一單一前提得出的理論必然會有缺陷。她認為考慮到女性的經歷和文化背景，米斯提出的生存活動能夠解決全球分配問題的說法可能屬於烏托邦式言論[15]:98。

2014年，米斯和希瓦對《生態女性主義》一書作出了更新並將其重新出版，並提出之前指出的問題並未得到改善，反而變本加厲。2016年，該書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出版[23]:171–172。通過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發展之間的聯繫的研究，學者希梅納·安德里厄（Jimena Andrieu）和瑪利亞·茱莉亞·埃利奧索夫·費列羅（María Julia Eliosoff Ferrero）認為米斯和希瓦指出了全球化通過將一切事物商品化和私有化的方式來增加生產量和收益，從而導致了一場限制人類自由的危機這一問題[23]:173。這部著作還認為將培育生命和健康作為經濟學的重點可以恢復社會、經濟和生態系統之間的平衡[23]:174。但安德里厄和費列羅對此提出反對，她們認為由於南半球大部分人口仍處於失業狀態並生活在貧困當中，轉向維持生存和只生產維持生命的商品的做法存在問題[23]:175。

 
米斯和維朗妮卡·本霍爾德特-湯姆森1999年的著作《生存視角》（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中的一副「冰山模型」插圖

1999年，米斯再度與維朗妮卡·本霍爾德特-湯姆森合作，出版了《生存視角》一書，提出了所謂的生存式生產，即供個人及社區使用的產品及服務受到了資本體系的忽視和邊緣化。書中使用了「冰山模型」，指出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唯一可見的勞動力是正規勞動力，而那些從事家務、護理工作和非正式勞動等沒有報酬的工作的勞動力[24]:59以及微型企業家、童工、為其他家庭工作的家庭和短期工作者等無需納稅的勞動者則隱藏在冰山底部[25]:2[26]:2。米斯和維朗本霍爾德特-湯姆森主張建立一種由社區分擔所有任務的社會，而不應將勞動密集型工作委託給某些人群[27]，並表示這種社會模型能保證每個人都有一個基礎收入、一些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決定能力[28]:xi。該書被西悉尼大學社會學家艾瑞爾·薩勒（Ariel Salleh）評為「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參考」[29]:396。

晚年生活、去世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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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在2008年出版了自傳《Das Dorf und die Welt: Lebensgeschichten – Zeitgeschichten》（村莊與世界：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4]，與米斯結識近三十年的雷娜特·克萊因（英語：Renate Klein）認為這部自傳非常「誠實地」反應了作者一生所經歷的成功和失敗，並認為該書是「當代文學及女性歷史的重要著作」，因為它回顧了女性主義以及女性對歧視、剝削和暴力的反抗在作者生活時期的演變過程[30]。克萊因表示，米斯自小生活在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因此磨練出了各種應對挑戰的實用技能，而這種生活又奠定了她日後提出的生存理論的基礎。

晚年的米斯生活於一個關懷中心，在生命的尾聲階段，米斯已經開始無法認出每天都會去看她的丈夫[6]。2023年5月15日，經薩卡證實，米斯已經在睡夢中去世[4][6]。

作家莫妮卡·門格爾（Monika Mengel）認為米斯是德國女性研究的先驅人物[5]。女權政策專家艾琳·迪貝爾（Ireen Dubel）認為，米斯的研究不僅具有先驅意義，而且還是「對一代代女性主義學者和運動人士的激勵」[14]。

米斯提出的原創概念「主婦化」[20]:115[31]經常受到學術界使用[32][33]:47。此外，米斯亦是第一位用女性和被殖民者作類比分析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一[21]:389。她的著作《生態女性主義》也有着國際性的影響[34]:101，並被翻譯成了西班牙語[23]:171和土耳其語[33]:46等多種語言版本。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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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es, Maria. Indian Women and Patriarchy: Conflicts and Dilemmas of Students and Working Women.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OCLC 7635521. （米斯論文的英譯版）[35]:207 – 透過Project MUSE  
  • —————.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ISS Occasional Paper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1981, (85). 
  • —————. 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London: Zed Books. 1982. ISBN 978-0-86232-032-4. 
  • —————.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1986. ISBN 978-1-85649-735-0. 
  • —————; Bennholdt-Thomsen, Veronika; Werlhof, Claudia von.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1988. ISBN 978-0-86232-455-1. 
  • —————; Shiva, Vandana.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1993. ISBN 978-1-85649-156-3. 
  • —————. Preface. Sittirak, Sinith (編). The Daughters of Development: Women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8: x–xv. ISBN 978-1-85649-588-2. 
  • —————; Bennholdt-Thomsen, Veronika. 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yon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1999. ISBN 978-1-85649-776-3. 
  • —————. The Village and the World: My Life, Our Times. North Melbourne, Australia: Spinifex Press. 2010. ISBN 978-1-876756-82-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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