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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援助

波蘭猶太人是納粹德國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在整個德國佔領時期，許多波蘭人冒着自己與家人的生命危險，從德國人手中營救猶太人。按國籍統計，波蘭人是大屠殺期間最大的猶太人救助者群體。[1]迄今為止，已有6,992[2]名波蘭人被以色列認定為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數量為各國中最多的。

對援助波蘭猶太人的行為處以死刑
公告
通知

關於：
庇護逃出的猶太人。
      須注意，根據1941年10月15日法令第三段，總督府境內之居住限制（總督府登記冊第595頁），猶太人未經許可離開猶太區將招致死刑。

      根據本法令，所有以提供庇護所、給予或出售食物來幫助這些猶太人的也將處以死刑。

      本通知是對下列非猶太人的明確警告：
         1）為猶太人提供庇護者，
         2）為猶太人提供食物者，
         3）向猶太人販售食物者。

琴施托豪，
琴斯托霍瓦42年9月24日  

總督
法郎克博士

波蘭軍官威托德·皮雷茨基撰寫了關於大屠殺和集中營的報告，經流亡政府信使揚·卡爾斯基（英語：Jan Karski）傳遞，使波蘭家鄉軍得以向世界通報猶太人大屠殺的情況。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地下國懇求美國和英國幫助制止大屠殺，但無濟於事。[3]

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援助得到了歐洲最大的抵抗運動之一——波蘭地下國的支持，地下國的軍隊（家鄉軍）也參與其中。專門負責援助猶太人的特殊機構「熱戈塔委員會」是波蘭的猶太人救助行動最為突出的成就之一。委員會在波蘭政府代表團（英語：Government Delegation for Poland）的支持下得以成立，總部位於華沙，在克拉科夫、維爾紐斯和利沃夫等地設有分支機構。[4]

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援助遭到了所有納粹佔領區中最嚴苛的阻礙。德國人在波蘭地區下令，對猶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均會判處死刑，救助者及其家人都會被處死。[5]二戰期間有300萬非猶太波蘭人被殺害，其中可能有多達5萬人僅因救援猶太人而被德國處決。[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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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有330萬猶太人居住在波蘭，占波蘭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當時的波蘭是歐洲猶太世界的中心。[6]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17日，根據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議，蘇聯從東方入侵波蘭。1939年10月，波蘭第二共和國被德蘇兩國瓜分。德國佔領波蘭西部和中部的領土，占波蘭全部領土的48.4％.[7]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英語：Racial policy of Nazi Germany）將波蘭人視為「次等人類」，而將波蘭猶太人置於更低的等級，使得一場無限制的暴力運動（英語：War crime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得到正當化。在德國佔領的波蘭地區，德國對外政策的目的之一是防止波蘭各民族人口聯合起來對抗德國。[8][9]納粹制訂了將波蘭猶太人集中、孤立、並最終在大屠殺中徹底毀滅的計劃。對於占波蘭人口多數的天主教徒，納粹的政策手段集中在謀殺或打壓政界、宗教界和知識分子領袖，以及對吞併土地的德國化。納粹當局的一項「德國化「計劃是將波蘭人（包括波蘭猶太人）逐出他們的家園（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農場和產業，然後將波羅的海和其他地區的日耳曼人安置進來。[10]

真福斯沃尼姆的瑪爾塔·沃沃夫斯卡修女[11]援救了斯沃尼姆隔都（英語：Słonim Ghetto）的猶太家庭，並將他們藏在自己在隔都附近的修道院。沃沃夫斯卡修女後來被納粹殺害。

占人口多數的非猶太波蘭人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反應極為多樣：有的表現出利他主義行為，甚至將自己和家人置於生命威脅中；其他人對猶太人表現出同情、消極、漠不關心等態度，甚至存在一些波蘭人勒索與告發猶太人的行為。[12]救助猶太人的波蘭人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包括缺乏同情的鄰居、波蘭的德意志裔人、[12]烏克蘭族親納粹者、[13]被稱作「豬油仔（英語：Szmalcownik）」的敲詐者、以及來自火炬隊和13號小組的猶太通敵者（英語：Collaboration with the Axis Powers during World War II）。有時，猶太人被德國軍警（英語：Orpo battalions）抓獲後會供出救援自己的非猶太人，導致波蘭人的救援網絡被納粹根除殺害。[14]

1941年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前夕，大屠殺的主要構建者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發佈了關於大規模反猶行動的操作指南，用於指導由當地非猶太人參與實施的反猶太行動。[15]隨後，烏克蘭族和立陶宛族的輔助警察營（英語：Auxiliary Police Battalions）屠殺了波蘭猶太人。[16]德國入侵蘇聯後，致命的反猶騷亂在原為蘇佔地區的30多個地方爆發，[17]包括布熱希奇、捷爾諾波爾、比亞韋斯托克、盧茨克（英語：Łuck Ghetto）、利沃夫以及斯坦尼斯瓦烏夫。在威爾諾的博納利大屠殺中，7萬名波蘭猶太人遇害，人數是非猶太受害者的三倍多。[18][19]原波蘭領土上的少數民族經常參與由烏克蘭反抗軍、立陶宛特別支隊（英語：Ypatingasis būrys）、立陶宛TDA旅（英語：Tautinio darbo apsauga）和白俄羅斯國土防衛軍（英語：Belarusian Home Defence (BKA)）領導的反猶騷亂（英語：Ukrainian collaborationism with the Axis powers）。[20][21][22][23][24]本地人參與的納粹德國的「清洗」行動包括1941年的耶德瓦布內反猶騷亂。[25][26]別動支隊（英語：Einsatzkommando）奉命在整個東方德國佔領區組織反猶騷亂。根據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委員會的統計數據，合作反猶的本土波蘭人只有不到千分之一。[27]

 
波蘭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魯道夫·魏格爾的疫苗經走私進入利沃夫和華沙的隔都，拯救了無數猶太人的生命。[28]

波蘭人通過組織和個人努力來幫助猶太人。許多波蘭人向猶太人提供食物，或者將食物留在猶太人前往強迫勞動地點的道路上。其他波蘭人指引自隔都逃出的猶太人尋找可以幫助他們的波蘭人。有些波蘭人只庇護猶太人一晚或幾夜；其他人完全擔負起猶太人的生存保障，即便已經知道德國人會處死救援者及其家人。

一些波蘭醫生拯救了數千名猶太人，他們在大屠殺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被稱為「波蘭辛德勒」的尤金·拉佐斯基博士假造了一場流行性斑疹傷寒疫情，使得羅茲瓦杜夫（英語：Rozwadów）的8,000名波蘭猶太人免於被驅逐到滅絕營。[29][30]塔德烏什·潘基耶維茨（英語：Tadeusz Pankiewicz）博士在克拉科夫隔都提供免費藥物，拯救的猶太人數量難以估計。[31]魯道夫·魏格爾教授發明了第一種針對流行性斑疹傷寒的有效疫苗，他在自己位於利沃夫的研究所僱用並保護猶太人；他的疫苗被偷運到利沃夫和華沙隔都，挽救了無數生命。[32]本津州立醫院院長塔德烏什·柯希波維茨博士（Tadeusz Kosibowicz）因拯救猶太逃亡者而被判處死刑，後被改判集中營監禁，並活到了戰爭結束。[33]

完全負責保障猶太人生存的波蘭人被以色列認定為國際義人。[34]目前已有6,992[2]名波蘭人因在大屠殺期間救助猶太人被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認定為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使波蘭成為國際義人人數最多的國家。[35][36]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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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法以清晰的標準界定有多少波蘭人使猶太人免於納粹迫害；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論。根據古納爾·保爾森（英語：Gunnar S. Paulsson）的說法，符合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認定標準的救援者數量可能達到10萬人，並且可能還有兩到三倍數量的人提供了較小程度的幫助；大多數人屬於「消極保護」。[36]在《種族滅絕研究雜誌（英語：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漢斯·福爾斯（英語：Hans G. Furth）估計波蘭救援者的人數可能多達120萬。[37]理查德·盧卡斯估計超過100萬名波蘭人參與了此類救援工作，[1]「但也有人估計人數高達300萬。」[1]盧卡斯還引用了熱戈塔戰時成員瓦迪斯瓦夫·巴托舍夫斯基（英語：Władysław Bartoszewski）的估計：「至少有數十萬波蘭人......以各種方式參與到救援行動中。」[1]在其他資料中，巴托舍夫斯基估計有1％至3％的波蘭人口積極參與救援工作；[38]馬爾欽·烏里諾維茨（英語：Marcin Urynowicz）估計積極嘗試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至少有50萬，最多超過100萬。[39]特蕾莎·普列克羅娃（英語：Teresa Prekerowa）給出了較少的估計數字，聲稱有16萬-36萬名波蘭人幫助隱藏猶太人，約佔1500萬名她認為「有能力提供幫助」的成年波蘭人口的1.5％至2.5％. 她的估計只計入了直接參與藏匿猶太人的波蘭人；此外她還假設每個在非猶太民眾中藏身的猶太人在戰爭期間只有一個藏身之處，因此只有一組施救者。[40]其他歷史學家表示，涉及救援的波蘭人人數要高得多。[41][42]保爾森寫道，根據他的研究，每個躲藏起來的猶太人在整個戰爭期間平均會在七個不同的地方停留。[36]

 
住在新松奇隔都（英語：Nowy Sącz Ghetto）以西的波蘭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克魯爾（Król）一家。一家人將猶太友人藏在閣樓里三年之久。近在咫尺的德國人對波蘭平民實施了大規模處決（英語：Pacification actions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43]

保爾森寫道，普通猶太人在德佔波蘭的生存依賴於許多援助和寬容行為，[36]「每個獲救的猶太人幾乎都需要十幾個人的通力協作。」[36]波蘭猶太歷史學家西蒙·達特內爾（英語：Szymon Datner）也證實了這一點。[44]保爾森指出，在戰爭和德國佔領的六年中，波蘭人庇護的普通猶太人有三到四套假證件，多次面臨甄別猶太人身份。[36]達特內爾還解釋說，猶太人的藏身經常要持續數年，結果使每個非猶太家庭的風險指數增長。[44]波蘭猶太作家、大屠殺倖存者漢娜·克拉爾（英語：Hanna Krall）已經確定了45名幫助她避開納粹分子的波蘭人。[44]波蘭猶太裔音樂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確定了30名幫助他在大屠殺中生存的波蘭人，他的戰時經歷記錄在他的回憶錄《鋼琴家（英語：The Pianist (memoir)）》及其同名電影中。[45]

與此同時，來自芝加哥的約翰·帕夫利科夫斯基（英語：John T. Pawlikowski）神父援引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推測成千上萬救援者是誇大的數據。[46]類似地，馬丁·吉爾伯特（英語：Martin Gilbert）寫道，在納粹政權統治下救援猶太人的實為罕見，儘管確實可以在全波蘭上下的城鎮和村莊找到他們。[47]

究竟有多少波蘭猶太人被非猶太同胞藏匿，目前沒有官方數字。盧卡斯估計，波蘭人在某個節點庇護的猶太人數量可能「高達45萬」。[1]然而，躲藏並不能確保猶太人完全免於納粹威脅：據估計有4萬到20萬不等的猶太人在藏身時被捕。[1]

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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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隔都圍牆，由納粹德國於1940年8月下令建造

救援工作受到若干因素的阻礙。許多波蘭人不願意向猶太人提供直接幫助，其原因往往是援助猶太人面臨的死刑威脅，以及自身為逃亡者提供援助的能力有限。[1]藏身的猶太人沒有正式的配給卡，因此他們需要的食品必須在黑市上高價購買，進一步惡化了援助的困難。[1][48]根據艾曼努爾·林格布魯姆（英語：Emmanuel Ringelblum）的說法，在大多數情況下，波蘭人從他們藏匿的猶太人那裏收受錢財不是出於貪婪，而是出於波蘭人在德國佔領期間被迫忍受的貧困。以色列·古特曼（英語：Israel Gutman）寫道，大多數被波蘭人庇護的猶太人都支付了收留自己的費用，[49]然而有成千上萬的波蘭人保護者和他們藏匿的猶太人一同喪生。[50]

學者們普遍認為，與西歐不同，波蘭人與納粹德國的合作（英語：Collaboration with the Axis Powers during World War II）並不明顯。[1][51][52][53]然而，納粹恐怖、糧食配給不足、德國人的貪婪、以及作為「德國人唯一能理解的語言」的貪污系統破壞了傳統價值觀。[54]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面的巨大風險不僅來自德國佔領者，也來自他們自己的各族同胞，如波蘭德意志裔人。[12]又比如波蘭烏克蘭族中的許多人都是反猶主義者，在戰爭中迷失了道德準則。[55][56]有些所謂的「豬油仔（英語：Szmalcownicy）」[57]訛詐藏身中的猶太人和幫助他們藏身的波蘭人，或者將向德國人告發猶太人以獲得獎勵。在城市之外，各種民族背景的農民尋找藏在森林裏的猶太人，向他們索取錢財。[54]還有一些猶太人出賣波蘭人和其他猶太人，希望用賞金緩解飢餓。[58]這些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在德國佔領後加入了黑社會，對成千上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其中既包括猶太人，也包括致力於救助他們的波蘭人。[59][60][61]

關於敲詐勒索者，保爾森的一位評論者說道，「一個流氓或敲詐者就能對藏身的猶太人造成嚴重傷害，但是保持這些猶太人的藏身需要一群人的沉默順從。」[59]他還指出，每有一個「獵人」就會有20到30個「幫手」。[36]根據盧卡斯的說法，在1939年生活在華沙的130萬人中，勒索和告發猶太人及其波蘭保護者的叛徒數量可能不超過1000人。[1][62]

 
1943年的普熱梅希爾，Michał Kruk和其他幾個波蘭人被公開絞刑，作為幫助猶太人的懲罰

米高·斯坦因勞夫（英語：Michael C. Steinlauf）寫道，波蘭人援助猶太人的障礙不僅來自對死刑的恐懼，還源於反猶主義使許多人不確定他們的鄰居對施救會作何反應。[63]多位著者已經注意到，一些極端分子主張最終將猶太人移除出波蘭，他們對猶太人的敵意造成了負面後果。[64][65][66][67]此外阿里那·卡拉（英語：Alina Cala）對波蘭民間文化中的猶太人的研究指出，長久以來的傳統宗教反猶太主義（英語：Christian antisemitism）以及戰前和戰時的反猶宣傳也導致了波蘭人的冷漠。[68][69]然而斯坦勞夫指出，儘管存在這些不確定因素，全國上下仍有成千上萬的波蘭人幫助猶太人：「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波蘭與猶太人關係最顯著的特徵不是告密或漠不關心，而是這些人的存在。」[63][68]尼查馬·泰克在一群天主教波蘭人的幫助下倖存下來；[70]她指出，波蘭援助者施救的環境對猶太人懷有敵意，且不利於他們的保護。施救者要擔心他們的鄰居會不贊成，以及這種否定可能帶來的報復。[71]泰克還指出，出於許多複雜和實際的原因，猶太人並沒有總是準備好接受他們可以獲得的援助。[72]出乎一些猶太人的意料，一些人在開戰之前被他們認為表現出反猶主義態度，戰時卻援助了他們。[36][73]

 
1943年7月波蘭地下出版物《消息公告（英語：Biuletyn Informacyjny）》，宣佈了牽制局（英語：Kedyw）做出的死刑判決，以及遭到處決的敲詐者（英語：Szmalcownik），他們因敲詐藏匿猶太人的波蘭村民而被處決。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部前主任莫迪凱·帕爾迪爾（英語：Mordecai Paldiel）寫道，波蘭人民對納粹殺戮的普遍反感有時伴隨着對猶太人失蹤的所謂的寬慰。[74]以色列歷史學家約瑟夫·克爾米什曾在1977年的大屠殺紀念館會議上聲稱，波蘭研究人員——不光是熱戈塔自己的成員，還包括馬達伊奇克教授（英語：Czesław Madajczyk）這樣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誇大了熱戈塔組織的成就。然而，克爾米什的斷言不受所列證據的支持。[75]保爾森和帕夫利科夫斯基寫道，戰時某些民眾的態度並不是阻礙庇護猶太人生存的主要因素，也不對熱戈塔組織工作造成重要影響。[36][73]

波蘭猶太社區在二戰期間被毀滅，再加上波蘭通敵者的故事，使得人們（特別是以色列和美國猶太人）產生了一種持續的刻板印象：波蘭人對於猶太人的苦難一直漠不關心，甚至是支持的。[36]然而，現代學術研究並未證實波蘭有不可救藥的反猶主義，波蘭的反猶主義和當時的西方反猶主義也並無不同；研究還發現，關於波蘭反猶主義的這些錯誤主張屬於構成反波蘭情緒（英語：Anti-Polonism）的刻板印象。[76]為支持先入為主的觀念而提出的選擇性證據，使得一些大眾媒體對波蘭人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角色給出過於簡單的結論，且觀點經常具有誤導性。[36][76]

對援助猶太人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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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和波蘭語的告示，宣佈在隔都以外被捕的猶太人和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均會被處以死刑

為了阻止波蘭人幫助猶太人並摧毀一切抵抗企圖，德國人採取了無情的報復政策。1941年11月10日，波蘭總督漢斯·法郎克宣佈以「任何方式」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均會被處以死刑：「將他們帶入家中過夜，讓他們搭乘任何類型的車輛」或「給逃跑的猶太人提供餐食，或向他們出售食物。」法令被張貼在所有城鎮，以灌輸恐懼。[77]

在德國佔領的所有國家中，僅在波蘭對援助猶太人實施死刑，這是由於波蘭人對猶太人援助的顯著性和自發性。[78]例如，萬楚特附近馬爾克瓦（英語：Markowa）村有許多家庭幫助他們的猶太鄰居藏身；納粹將烏爾瑪一家（英語：Józef and Wiktoria Ulma）（父母和六個孩子）與他們藏匿的八個猶太人共同處決。[79]維爾諾省的Wołyniec一家被屠殺，以懲罰他們庇護逃出隔都的三名猶太難民的行為。在新格魯代克省，由於發現有藏匿猶太人的行為，德國人射殺了Józef Borowski一家的八名成員，還有四位碰巧在那裏的客人。[80]如果有村莊被納粹發現集體援助猶太人，納粹行刑隊對整個村莊實施大規模處決。[35][81]在帕爾切夫附近的比亞夫卡（英語：Białka, Parczew County）村和波德拉謝地區索科武夫附近的斯特丁（英語：Gmina Sterdyń）村，150名村民因庇護猶太人被納粹殺害。[82]

1942年11月，黨衛隊烏克蘭支隊在沃倫省的別列茨村（Berecz）處決了20名村民，因他們援助了波沃爾斯克隔都（Povorsk）逃出的猶太居民。[83]根據彼得·雅羅什察克（Peter Jaroszczak）的說法，「由於向猶太人提供了援助，Michał Kruk和其他幾個普熱梅希爾人於1943年9月6日被處決（見圖）。總體而言，在該鎮及其周圍地區，有415名猶太人（包括60名兒童）得救，而德國人反過來殺害了568名波蘭籍人士。」[84]1942年12月18日，斯洛尼姆的數百名波蘭人與他們的牧師亞當·什塔克（Adam Sztark）被屠殺，原因是在教堂中庇護來自斯沃尼姆隔都（英語：Słonim Ghetto）的猶太難民。1944年3月4日，在布恰奇附近的胡塔斯塔拉（英語：Huta Stara），波蘭基督徒和他們所保護的猶太人被納粹趕進教堂活活燒死。[85]1942年至1944年間，僅在凱爾采地區就有大約200名農民被槍殺或被燒死。[86]

集體幫助庇護猶太人的社區被整個殲滅，如位於佐洛喬夫附近的Huta Złoczów、瓦赫瓦（英語：Lakhva）附近的Zahorze、[87]布羅德附近的胡塔皮耶尼亞茨卡（英語：Huta Pieniacka）[88]以及舒木斯克（英語：Szumsk）附近的斯塔拉胡塔（英語：Stara Huta, Garwolin County）等。[89]

此外，在戰爭結束後，在納粹佔領期間拯救猶太人的波蘭人經常成為共產黨安全機構（英語：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Poland）鎮壓的受害者。[86]

波蘭村莊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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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的一些村莊集體為猶太人提供了庇護，讓他們免於被納粹逮捕；這些村民不僅為本村的猶太鄰居提供保護，也為來自其他村莊的難民和逃離隔都的難民提供援助。[90]戰後的研究已經證實，萬楚特附近的格武庫夫（英語：Głuchów, Subcarpathian Voivodeship）村全體村民參與了保護猶太人；[91]集體庇護還出現在奧佐爾庫夫的格武夫內（英語：Główne）、鄰近謝爾普茨的波爾科沃（英語：Borkowo Wielkie, Masovian Voivodeship），烏蘭努夫附近的東布羅維察（英語：Dąbrowica, Nisko County）、靠近奧特沃茨克的格烏皮安卡（波蘭語：Głupianka）、[92]以及海烏姆附近的特雷辛（英語：Teresin, Gmina Białopole）等地。[93]在華沙附近的基謝（英語：Cisie, Mińsk County），納粹發現25名波蘭人藏匿猶太人；村民被殺害，村莊被燒毀夷平，以示懲罰。[94][95] 各村提供的保護形式各有不同。在戈沃布基（英語：Warszawa Gołąbki），科倫佩奇夫婦（英語：Jerzy and Irena Krępeć）在自家的農場為多達30名猶太人提供了藏身處；戰爭結束後，這對夫婦的兒子在接受《蒙特利爾憲報》採訪時回憶說，他們的行為是「村裏的一個公開秘密，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必須對此保持沉默」，其他村民為他們伸出援手，「哪怕只是提供一頓飯。」[96]彼德拉謝克夫婦（英語：Alfreda and Bolesław Pietraszek）（阿爾弗雷達與波列斯瓦夫）為切拉努夫鄉（英語：Gmina Ceranów）（位於波德拉謝地區索科武夫附近）的18名猶太人提供庇護，鄰居為這些獲救者提供食物。[97]

戰爭結束後二十年，一位名叫Gustaw Alef-Bolkowiak的猶太游擊隊員確定帕爾切夫-盧布林地區奧斯特魯夫的一些村莊的「幾乎全體居民」幫助了猶太人——魯德卡（英語：Rudka Kijańska）、耶德蘭卡（英語：Jedlanka, Lublin Voivodeship）、馬科什卡（英語：Makoszka）、提什緬尼察（英語：Tyśmienica, Lublin Voivodeship）和布伊基（英語：Bójki）。[90]歷史學家記述，在盧布林郊外格武斯克鄉（英語：Gmina Głusk）附近的門圖夫，有十幾個村民庇護波蘭猶太人。[98]在一些得到確認的案例中，猶太人由村里各家輪流藏匿。維什庫夫附近的茲捷布什（波蘭語：Zdziebórz）農民輪流庇護兩名猶太人；二人後來加入了波蘭家鄉軍。[99]波德拉謝地區別爾斯克附近的穆拉維切（英語：Mulawicze）村全體村民負責收養一名九歲的猶太孤兒。[100]在位於盧布林附近的沃拉普什比瓦夫斯卡（英語：Wola Przybysławska），各家輪流幫助一名猶太女孩藏身。[101]帕爾切夫附近的雅布翁（英語：Jabłoń）周邊的許多波蘭猶太人成功避難。[102]

儘管貧窮的波蘭猶太人無法提供任何金錢回報，但仍然從一些小社區得到了食物、衣物、住所、乃至金錢。[4]歷史學家證實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斯塔舒夫鄰近的察伊庫夫鄉（英語：Gmina Staszów）[103]以及沃維奇附近的幾個村莊、格魯耶茨附近的可爾岑尼烏夫卡（英語：Korzeniówka）、日拉爾杜夫周邊、瓦斯卡熱夫，以及整個凱爾采省。[104]

在納粹非長期駐軍的小村莊——如冬布羅瓦日齊斯卡（英語：Dąbrowa Rzeczycka），科帕日齊斯卡（英語：Kępa Rzeczycka）和斯塔洛瓦沃拉附近的沃拉日齊斯卡（英語：Wola Rzeczycka）等地——一些猶太人能夠公開參與他們社區的生活。 在2000年出版的《拯救生命：大屠殺救援的故事》（To Save a Life: Stories of Holocaust Rescue）一書中，Olga Lilien回憶稱，她在戰時得到塔爾諾布熱格附近某個村莊的波蘭家庭的庇護。儘管納粹佔領者為提供猶太人藏身線索獎勵200德國馬克，她仍活過了戰爭時期。[105]來自維斯吉特基鄉（英語：Gmina Wiskitki）的Chava Grinberg-Brown在一次戰後採訪中回憶說，一個村民暗示打算出賣她的人身安全，便遭到了其他一些村民的暴力威脅。[106]出生於波蘭的以色列作家、大屠殺倖存者Natan Gross在2001年出版的《你是誰，格里梅克先生？》（Who Are You, Mr. Grymek?）一書中寫道，在華沙附近的一個村莊中，有個通敵者向納粹報告了一個猶太人藏在哪裏，結果通敵者被迫離開村子。[107]

然而，有些拯救猶太人的波蘭人在戰爭結束後遭到的境遇與此不同。從1942年11月到盟軍解放期間，耶德瓦布內附近的楊切夫科（英語：Janczewko）村的Antonina Wyrzykowska成功地庇護了七名猶太人，達二十六個月之久。在庇護開始之前不久，耶德瓦布內發生了反猶騷亂；在德國的指揮下，至少有300名波蘭猶太人被一群波蘭人燒死。[108]Wyrzykowska因其英雄主義而被認定為國際義人，但她由於害怕報復而在解放後離開了她的家鄉。[109][110][111][112][113]

波蘭城市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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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雷娜·森德勒將2,500名猶太兒童從華沙猶太區偷運到安全地帶。

在波蘭的城市和較大的城鎮，納粹佔領者創造了旨在監禁當地猶太人的隔都。德國人向隔都分配的口糧很少，讓隔都的居民陷於飢餓。[114]隔都猶太人生存的唯一手段是由猶太人和波蘭人有組織地將食物偷運到隔都，並從隔都對外走私貨物。雅利安人區（英語：Ghettos in Nazi-occupied Europe）和猶太人區之間的價格差異可高達100％，但幫助猶太人會遭到死刑懲罰。有數以百計的波蘭和猶太走私者出入隔都；他們通常選擇在夜間或黎明時分，通過牆洞、地下隧道、下水道開口、乃至賄賂警衛隊進出隔都。[115]

波蘭地下國鼓勵波蘭人支持偷運。[115]偷運會遭到死刑懲罰，就地處決；[115]猶太人偷運行動的受害者中有數十名五六歲的猶太兒童，他們在隔都出口和圍牆附近被德國人槍殺。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展開集體救援，許多波蘭基督徒仍然幫助他們的猶太鄰居藏身。例如，佐菲亞·班尼葉卡（英語：Zofia Baniecka）和她的母親在1941年至1944年間在家中救援了50多名猶太人。保爾森在他對華沙猶太人的研究中記述道，華沙的波蘭居民救助和藏匿猶太人的比例與納粹佔領下的其他歐洲城市一樣。[59]

華沙的波蘭人中有10％積極參與庇護他們的猶太鄰居。[36]據估計，1944年居住在首都雅利安一側的猶太人數量至少在15,000至30,000之間。他們依靠50,000至60,000名提供庇護的波蘭人得以生存，還有20,000-30,000名波蘭人以其他方式參與援助。[36]

波蘭以外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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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立陶宛的波蘭人支持杉原千畝製作假日本簽證。抵達日本的難民得到了波蘭大使塔德烏什·羅默（英語：Tadeusz Romer）的幫助。[116]亨利克·斯瓦維克（英語：Henryk Sławik）向大約5000名匈牙利猶太人發放了假波蘭護照，於1944年被德國人殺害。[117]伯恩小組（英語：Bernese Group），又稱瓦多什小組（Ładoś），[118][119]由亞歷山大·瓦多什（英語：Aleksander Ładoś）、亞伯拉罕·希爾波斯凱恩（英語：Abraham Silberschein）、斯特凡·日尼耶維茨（英語：Stefan Ryniewicz）、尤利烏什·庫爾（英語：Juliusz Kühl）等人組成，救助了數百名猶太人。[120][121]

致力於拯救猶太人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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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華沙猶太區起義三周年紀念上的熱戈塔成員

在波蘭猶太人地下組織的幫助下，非猶太波蘭人建立了一些致力於拯救猶太人的組織。[122]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援助猶太人委員會，即「熱戈塔」。[73]這一專門致力於救助猶太人的組織在波蘭乃至整個納粹歐洲佔領區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其它任何歐洲組織以救助猶太人作為唯一目的。[73][123]熱戈塔集中力量致力於讓猶太兒童免於德國人尤為殘忍的對待。[73]1998年，塔德烏什·彼得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Piotrowski (sociologist)）給出了一些有關倖存者數量的粗略估計，包括在困難時期可能以金融、法律、醫療、兒童看護等形式獲得熱戈塔援助的人。[124]根據西蒙·達特內爾（英語：Szymon Datner）的說法，這個話題充滿了爭議；但在理查德·盧卡斯的估計中，在波蘭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中有半數得到了熱戈塔的幫助。接受熱戈塔援助但沒能在大屠殺中倖存的猶太人的數量尚不清楚。[124]

伊雷娜·森德勒可能是熱戈塔最為著名的成員。在戰爭期間，她成功地將2,500名猶太兒童偷運出華沙隔都。[125]熱戈塔從波蘭流亡政府獲得了2900萬茲羅提（合超過50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支付波蘭猶太家庭的救濟金。[126]除了熱戈塔之外，還有一些組織在行動議程中包含了對猶太人的援助，如波蘭紅十字會（英語：Polish Red Cross）、盧布林-扎莫希奇猶太人援助委員會（Komitetu Zamojsko-Lubelskiego Niesienia Pomocy Żydom）、波蘭工團主義者聯盟（英語：Union of Polish Syndicalists）、社區自衛組織（波蘭語：Społeczna Organizacja Samoobrony）等；其中一些組織和熱戈塔有聯繫。[127]

猶太人和波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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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神父馬切利·戈德列夫斯基（波蘭語：Marceli Godlewski）在2009年被追認為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即便修道院無法使波蘭神父和修士免於死刑，[128]波蘭的羅馬天主教會在戰爭期間仍為許多受迫害的猶太人提供食物和住所。[127]波蘭幾乎每家天主教機構都照顧過一些猶太人：他們通常為猶太兒童偽造基督徒出生證明，讓他們得以隱姓埋名地生活，或是模糊他們的身份。[36]波蘭的天主教修女在拯救和庇護波蘭猶太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伯特蘭達修女（英語：Anna Borkowska (Sister Bertranda)）這樣的援救者，而方濟各姊妹會的修道院拯救的猶太兒童數量最多。[129][130]波蘭三分之二的女修道院參與了救援工作，極有可能得到各級教會的支持和鼓勵。[131]她們的努力救援得到了當地波蘭主教和梵蒂岡本身的支持。[130]修道院領導人從未透露過在他們的機構中保存的確切兒童人數，並且出於安全原因，獲救的兒童從未登記過。猶太機構沒有可以澄清此事的統計數據。[128]相關證詞的系統記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開始。[128]在奧扎魯夫、伊格納庫夫（英語：Ignaców, Mińsk County）、什瑪努夫（英語：Gmina Leżajsk）和萊扎伊斯克附近的格洛基什科（英語：Grodzisko Dolne）村，猶太兒童由天主教修道院和周圍社區照顧。在這些村莊，基督徒父母沒有將孩子從猶太兒童入學的學校搬走。[132]

伊雷娜·森德勒是熱戈塔兒童部門的負責人，拯救了華沙隔都的上千名猶太兒童。她的營救工作得到了社會工作者、天主教修女、以及瑪麗亞家庭方濟各姊妹會（英語：Franciscan Sisters of the Family of Mary）會長瑪蒂爾達·蓋德爾（英語：Matylda Getter）的密切合作。這些孩子被安置在波蘭家庭，瑪麗亞家庭姊妹會的華沙孤兒院，或羅馬天主教修道院。[133]瑪蒂爾達·蓋德爾修女救助了250至550名猶太兒童，看護設施遍佈阿寧（英語：Anin）、比亞沃文卡區、科托穆夫（英語：Chotomów）、緬濟萊謝、普烏迪（英語：Płudy）、塞伊內、維爾紐斯等地。[134]蓋德爾修道院位於通向華沙隔都的入口處。當納粹於1941年開始清理隔都時，蓋德爾收養了許多孤兒，並將他們分散到瑪麗亞家庭會的各家中。當納粹開始將孤兒送到毒氣室時，蓋德爾偽造洗禮證明，為孩子們提供虛假身份。修女們每天都生活在德國人的恐懼之中。米高·費耶（英語：Michael Phayer）稱蓋德爾和和瑪麗家庭會拯救了超過750名猶太人。[38]

歷史學家已經證明，在許多村莊中，猶太家庭隱姓埋名地以基督徒的假身份生活。當地居民完全了解他們的身份，但沒有出賣他們，讓他們得以活過大屠殺。類似的案例曾發生在位於拉多姆附近的久爾庫夫（英語：Dziurków）、上西里西亞的別斯科（英語：Bielsko）、琴斯托霍瓦附近的奧爾什丁（波蘭語：Olsztyn (województwo śląskie)）、格魯耶茨附近的克熱尼烏夫卡（英語：Korzeniówka），以及瓦斯卡熱夫、索伯列夫（英語：Sobolew, Masovian Voivodeship）與和維爾加（英語：Wilga, Masovian Voivodeship）之間的三角形地帶，還有沃維奇附近的多個村莊。[135]

一些波蘭高級神職人員一貫對猶太人持有敵意的神學態度，在戰前就為人所知，戰爭時期仍舊保持了下來。[36][136]戰爭結束後，一些修道院不願意將猶太兒童送回要求送還他們的機構，有時拒絕透露養父母的身份，迫使政府機構和法院干預。[137]

猶太人和波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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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佔波蘭的猶太人大規模滅絕（英語：The Mass Extermination of Jews in German Occupied Poland）》：1942年波蘭流亡政府向聯合國的戰時盟友發表的報告

國際社會對援助猶太人缺乏援助，導致流亡英國的波蘭政府屢屢表達不滿。波蘭流亡政府經常公開表達對德國大規模謀殺猶太人的憤慨。1942年， 波蘭地下國全民抵抗指揮部（英語：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根據地下組織的報告發表了以下聲明： [138]

近一年來，除了波蘭人民被敵人殺戮的的悲劇之外，我們的國土上一直在發生可怕的、有計劃的針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這場大規模殺戮在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 與此相比，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行顯得微不足道。 由於無法以行動抵抗這種情況，我們以全體波蘭人民的名義抗議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 所有政治和公共組織都參加了這一抗議。[138]

波蘭政府是第一個向西方盟國通報猶太人大屠殺的政府。報告在早期經常受到質疑，甚至還遭到了猶太人領袖們的懷疑；西方列強花了長得多的時間懷疑報告是否確切。[123][124][127][139][140][141]

 
波蘭家鄉軍特工威托德·皮雷茨基，志願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組織抵抗，在成功逃脫後寫下了《威托德報告》記述集中營中的情況

波蘭家鄉軍軍官威托德·皮雷茨基是唯一一個自願進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監禁的人。作為地下情報特工，他通過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組建的抵抗組織網絡，向華沙的波蘭抵抗組織（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總部發送了大量有關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的報告。1941年3月，皮雷斯基的報告由波蘭流亡政府轉交給倫敦的英國政府，但英國當局拒絕相信家鄉軍關於暴行的報告，認為這是波蘭政府的誇大宣傳。

揚·卡爾斯基（英語：Jan Karski）曾在波蘭地下組織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擔任信使。他曾偷偷進入華沙隔都，向波蘭、英國和美國政府通報波蘭猶太人的情況。[142]1942年，卡爾斯基向波蘭，英國和美國政府報告了波蘭局勢，特別是華沙隔都遭到的破壞和猶太人大屠殺。他會見了包括波蘭總理在內的波蘭流亡政客，以及波蘭社會黨、國家黨（英語：National Party (Poland)）、勞動黨（英語：Labor Party (Stronnictwo Pracy)）、人民黨、猶太勞工總崩得（英語：General Jewish Labour Bund in Poland）和錫安工人運動（英語：Poalei Zion）等政黨的成員。卡爾斯基還與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交談，詳細說明了他在華沙和貝烏熱茨的所見所聞。1943年，他在倫敦遇到了當時的知名記者阿瑟·庫斯勒。隨後他前往美國並向羅斯福總統匯報；1943年7月，卡爾斯基再次親自向羅斯福報告了波蘭猶太人的困境，但總統「打斷波蘭使者並詢問了波蘭境內......馬的情況」。[143][144]在美國，卡爾斯基還會見了許多政府領導和民間領袖，包括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科德爾·赫爾、威廉·約瑟夫·多諾萬（英語：William Joseph Donovan）和斯蒂芬·塞繆爾·懷斯等人。卡爾斯基還向媒體，各種教派領袖（包括紅衣主教塞繆爾·斯特里奇（英語：Samuel Stritch）），荷里活電影界的成員和藝術家呈現了他的報告，但沒有取得成功。許多與他交談的人都不相信他，認為他的證詞過於誇大，或者認為是波蘭流亡政府的宣傳之辭。

 
《拉欽斯基聲明》的最後一頁。該文件是1942年12月10日波蘭流亡政府向安東尼·艾登遞交的官方說明。

波蘭政府代表團（英語：Delegatura Rządu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na Kraj）是波蘭境內地下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代表團中沒有猶太人代表，[145]但代表團資助了熱戈塔組織（該組織由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共同管理）。[146]自1942年以來，熱戈塔從政府代表團（英語：Government Delegation for Poland）獲得了將近2900萬茲羅提的資金，約合當時的500萬美元，或今天的6780萬美元。[147]這些資金被用於救濟成千上萬的波蘭猶太人家庭。[148]流亡政府還向猶太抵抗組織（英語：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如猶太戰鬥組織和猶太軍事聯盟（英語：ŻZW））提供特別援助，包括資金、武器和其他物資；尤其是在1942年之後。[140]臨時政府向西方傳遞猶太人地下組織的信息；如果對猶太人的暴行沒有停止，臨時政府支持猶太人對德國目標的報復請求，而盟軍政府會回絕這種請求。[140]波蘭政府還試圖增加波蘭難民在中立國家尋求避難的機會，並阻止將逃離的猶太人遣返回納粹佔領的波蘭，但沒有取得多大成功。[140]

 
外交官亨利克·斯瓦維克（英語：Henryk Sławik）偽造波蘭護照拯救了猶太人。

波蘭流亡政府駐匈牙利代表亨利克·斯瓦維克（英語：Henryk Sławik）被稱作「波蘭的瓦倫貝格」，[149]他幫助營救了超過3萬名難民，其中包括5000名在布達佩斯的波蘭猶太人：他給猶太人發放假護照，證明他們是「基督徒」。[150]斯瓦維克還在瓦茨為猶太兒童建立了一所孤兒院，其對外正式名為「波蘭軍官子弟學校」。[151][152]

波蘭民族團結委員會（英語：Council of National Unity）中有兩名波蘭猶太人成員，使猶太人在流亡政府中得到充分代表。[140]此外，波蘭政府代表團（英語：Government Delegation for Poland）於1943年成立了地下國的猶太事務部門，由威托德·比恩科夫斯基（英語：Witold Bieńkowski）和瓦迪斯瓦夫·巴托舍夫斯基（英語：Władysław Bartoszewski）領導。[138]該部門的目的是組織有關波蘭猶太人口的事務，與熱戈塔協調工作，並為倫敦的流亡政府準備關於猶太人下場的文件。[138]令人遺憾的是，在流亡政府還沒完全理解最終解決方案的徹底性之前，已經有大批波蘭猶太人被殺。[140]根據大衛·恩格爾和達利烏什·斯托拉（英語：Dariusz Stola）的說法，流亡政府關注全體波蘭人民的命運，致力於重新恢復獨立的波蘭國家，並力圖讓自己作為盟軍之間的平等夥伴。[140][141][153]除了相對弱小之外，流亡政府還受到西方的審視。美國和英國的猶太人對流亡政府尤為嚴厲，因為他們不願批評自己的政府在拯救猶太人方面的無所作為。[140][154]

波蘭政府及其在國內的地下代表發表聲明稱，針對猶太人的行為（如敲詐勒索等）將受到死刑的懲罰。 波蘭總理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簽署了一項法令，呼籲波蘭人民向受迫害的猶太人提供援助。法令包含以下的嚴厲警告： [155]

任何直接和間接參與德國犯罪的共謀行為是對波蘭最嚴重的罪行。任何在他們的謀殺行為中合作的波蘭人——無論是敲詐勒索、告發猶太人、還是剝削他們可怕的困境或參與搶劫行為——都是違反波蘭共和國法律的重大罪行。

——西科爾斯基於華沙，1943年5月[155]

根據米高·斯坦因勞夫（英語：Michael C. Steinlauf）的說法，在1943年華沙隔都起義之前，西科爾斯基對波蘭人幫助猶太人的呼籲僅在極少數情況下出現在他的公報中。[156]斯坦因勞夫指出，在倫敦發表的一次演講中，西科爾斯基承諾猶太人在戰後享有平等的權利，但這一承諾在演講的印刷版中被毫無理由地遺漏了。[156]根據大衛·恩格爾（英語：David Engel (historian)）的說法，流亡政府的一些成員懷疑波蘭猶太人是否忠於波蘭和波蘭利益，[141][153]導致政治局勢緊張。[157]例如，猶太機構拒絕支持波蘭對歸還利沃夫省和維爾諾省的要求。[158]總的來說，正如斯托拉所言，波蘭政府與其他盟國政府一樣沒有準備好應對猶太人大屠殺；而且直到有關大屠殺的報告傳播更為廣泛後，政府才不再對吸引民眾援助猶太人猶豫不決。[140]

波蘭流亡政府全國委員會（英語：National Council of Poland）的猶太成員什穆爾·齊格耶博伊姆（英語：Szmul Zygielbojm）於1943年5月在倫敦自殺，以抗議盟軍政府對猶太人民遭遇毀滅的漠不關心；並抗議波蘭政府面對波蘭猶太人遭到如此規模的悲劇，卻沒法引領相稱的公眾輿論。[159]

 
1943年由熱戈塔張貼的秘密告示，稱勒索和出賣猶太人將被處以死刑[160]

波蘭地下國是歐洲唯一擁有廣泛的地下司法系統的國家。[161]雖然受到實際情況的限制，這些地下法院的運作注重正當程序，因此可能需要數月才能通過死刑判決。[161]然而，Prekerowa指出，直到1943年9月非軍事法庭才開始發佈死刑判決，這意味着自1940年納粹第一次反猶太措施以來，敲詐者已經工作好一段時間了。[162]總體而言，直到1942年底，波蘭人才得以組織地下非軍事法庭，使其合法化，並授予法庭對民事犯罪判處死刑的權力——如非叛國的通敵行為，以及敲詐勒索行為。[161]根據約瑟夫·克爾米什（Joseph Kermish）的說法，在被特別法院（英語：Special Courts）判處死刑，並被波蘭抵抗戰士冒着自身的死亡風險執行處決的數千名通敵者中，[162]很少有明確的敲詐勒索者或迫害猶太人的線人。根據克爾米什的說法，這導致一些敲詐者在他們的犯罪活動中越來越大膽。[75] Marek Jan Chodakiewicz寫道，一些波蘭猶太人因出賣其他猶太人而被處決。他指出，由於納粹線人經常出賣地下組織成員和藏身的猶太人，因此通敵的指控較為寬泛，而判決則是因累積的罪行而通過的。[163]

由左翼治癒運動、波蘭社會黨以及中間派民主黨官員指揮的家鄉軍部隊歡迎猶太戰士與波蘭人一起服役，不會因他們的種族身份而產生問題。[a]然而家鄉軍的一些右翼部隊排除了猶太人加入。與之類似，代表處的一些成員將猶太人和波蘭人視為獨立的實體。[165]歷史學家以色列·古特曼（英語：Israel Gutman）指出，家鄉軍領導人斯特凡·羅維斯基（英語：Stefan Rowecki）曾提倡如果德國人開展一場針對波蘭人的滅絕運動，應放棄長遠運行地下組織的考慮，發起一場全面起義；然而，針對波蘭猶太平民的滅絕運動確實在進行，家鄉軍卻沒有這樣的計劃。[166]另一方面，波蘭政府在戰前武裝和訓練了萊希等猶太準軍事集團。在流亡期間，波蘭政府接納數千名波蘭猶太戰士進入安德斯軍團，其中包括梅納赫姆·貝京等領導人。在整個戰爭期間，流亡政府繼續了支持政策，使猶太戰鬥組織和猶太軍事聯盟（英語：Jewish Military Union）成為波蘭抵抗運動的組成部分。[16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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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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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據約書亞·齊默曼（英語：Joshua D. Zimmerman）所說，猶太人中許多關於家鄉軍的負面刻板印象來自戰後的資料，而非戰時的切身經歷。[164]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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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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