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也叫「陳倉石碣」、「岐陽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於先秦時期,627年發現於今陝西省寶雞市的荒野,現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位於珍寶館內)。由於鼓身上刻鑿的文字珍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歷代都極受重視。根據鼓身上的文字分別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

「而師」石鼓,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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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的刻鑿年代一直沒有定論,韋應物韓愈的《石鼓歌》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歐陽修的《石鼓跋尾》也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羅振玉的《石鼓文考釋》認為是秦文公時物,又一說是公元6世紀的南北朝[1]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考定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年)刻[2]。現在比較認可得說法是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認定石鼓刻於先秦時期,但具體年代說法不一。

十座石鼓上都刻有文字,數字不等,共700多個,現在僅存不到500個,每個字有兩寸見方,當時的金石學家沒有見過這種字體,後來認定這個是介於甲骨文小篆之間的大篆,被稱為石鼓文

由於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價倍增,被當時得文人墨客大為讚頌。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當時的書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並親自臨摹做拓。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趙孟頫藏本。許多當時的文學家,如杜甫蘇軾韓愈等,都為石鼓作詩。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做石鼓歌——韓愈

這些文字記錄着秦統一前的歷史。據唐蘭的考證,石鼓上的文字是十首一組的史詩,記述了周王太史來秦宮與王出遊的故事。

出土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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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年,石鼓於陝西寶雞岐山北坡的荒郊發現,此地曾是秦國舊地。它們是花崗岩質地,每個直徑約1,重約一噸。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點,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鼓」。

石鼓被發現後一直置於荒郊,許多人去觀看並臨摹作拓。806年,韓愈為保護石鼓,上書朝廷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但是沒有被採納,直到814年,鄭餘慶國子祭酒(負責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才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石鼓移到了鳳翔文廟,讓它們不再遭受風雨得侵蝕。然而,石鼓「乍原」已於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隻保存在鳳翔文廟

北宋仁宗時,知鳳翔府司馬池,將石鼓置於府學門廊下,以木櫺圍起來保護。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從太氏拓片見到乍原的拓片,證明此人曾收藏過乍原石鼓。但向傳師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時,太氏全家已於一年前死於瘟疫,房屋財產全部為避瘟疫傳播而燒光。向傳師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此時乍原石鼓已經是屠戶的磨刀石[3],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個。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交給朝廷,運至汴梁。此時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認的文字只剩下432個[4]宋徽宗還下令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損。1125年,兵進軍中原靖康之變後,石鼓被金人運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黃金,棄之荒野。

1300年,元朝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鼓,後遷往文廟大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三代。 1790年,乾隆帝作七律《再題石鼓》一首並附文,其詩文加刻於舊時鑿爲石臼的乍邍(作原)鼓口沿之上。

1936年,石鼓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一年後,石鼓隨故宮文物再次起運。南遷途中,在天津湖南酉陽兩次翻車,幸好包裝嚴密,石鼓完好無損。裝箱包裝前,為保護石皮不脫落,用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鼓面上,由於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干後固定在字口。裝箱的時候包有兩層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鼓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抗日戰爭勝利後石鼓遷回南京,1950年運回北京,現存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館中。

各地文廟的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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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各地的文廟中,一般皆擺放仿石鼓而做成的十隻石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曾經將當時先秦石鼓尚存的三百餘字重新編排成十首詩,複製兩套石鼓(各十枚),通稱「乾隆石鼓」。一套藏於北京孔廟,一套藏於熱河文廟(今藏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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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州集》馬定國小傳載「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子卿以字畫考之,雲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余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
  2. ^ 《石鼓年代考》
  3. ^ 《靖康緗素雜記》卷六
  4. ^ 《文忠集》卷一三四《集古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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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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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寶檔案 2004年第6-10集 石鼓(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