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北宋官員、文學家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22日[1]),名一作[注 1]永叔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籍贯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是北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斐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及推动者,为古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散文风格平易自然,韵味深美,诗歌风格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其辞赋创立文赋的新体裁,使中国辞赋有柳暗花明的新发展,所著两部史书《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列入廿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谱格式为后世历代沿用,经学上开创宋人直接解经、不依注疏的新风气,易学上打破易传的权威地位,在中国金石学诗话及花谱撰作三方面,都是开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属当世最高领袖之一,在文学、史学、经学,俱有划时代的成就。

欧阳脩
欧阳修
清南薰殿藏本欧阳修画像
国家宋朝
欧阳
永叔
醉翁
六一居士
族裔汉族
籍贯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
出生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6日)
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
逝世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1072年9月22日)(65岁)
颖州
谥号文忠
《居士集》
新唐书
新五代史
《六一诗话》
《欧阳文忠公集》

生平 编辑

早年 编辑

欧阳修父亲欧阳观,担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亲郑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前往随州,投靠叔父欧阳晔,自此在随州成长[3]:131。因无钱买纸笔,母亲曾用芦苇杆在灰土上教他认字,因而有“画荻教子”的故事[4]:189

应试与出仕 编辑

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修在随州参加解试(地方初试),因文章没有押韵而落第;天圣四年(1026年),终于在随州通过解试,有资格参加省试(京城考试)[5]:145-147。翌年,由随州荐往礼部参加省试,落第[3]:132[5]:132。欧阳修把作品送呈学者胥偃,大受赏识,进入胥偃门下,后来胥偃上京赴任,送欧阳修入京。天圣七年(1029年),胥偃让欧阳修以国子监推荐举人的身份,参加国子监解试,结果高中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年),省试第一,同年参加殿试,名列甲科第14名[5]:49、51、46。高中后,胥偃把女儿嫁予欧阳修[3]:133。天圣八年(1030年)5月,欧阳修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政治生涯[5]:46,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并与范仲淹通书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3]:133-135。景祏元年(1034年),欧阳修获召试学士院,授官馆阁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声援与宰相吕夷简冲突的范仲淹,被指为“朋党”,贬到夷陵。当时一同被贬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3]:142-143、146。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获重新起用,欧阳修也再任命为馆阁校勘,修订朝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事成后升任著作郎(主修国史之职)[3]:133、148-149

政治改革 编辑

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因病告退,但仍干预国事,欧阳修当时出任谏官,加以激烈批评,并与蔡襄分别上疏,请起用韩琦范仲淹执政。两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则做枢密副使[3]:162、165范仲淹出任副相后,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和扩充学校[3]:88、171。欧阳修与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参与庆历新政,并撰写“十事疏”中“精贡举”一项。欧阳修批评当时科举考试执著于平仄声调,考生只知背诵,文章华而不实,主张应先考“策论”(政论),考核考生阐述见解的能力,然后才考诗赋[5]:114-117。政敌批评范仲淹等人交结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加以反击[5]:117宋仁宗不信其辩解,夏竦又乘机陷害富弼,于是范、富都出调,改革派被瓦解。庆历四年(1044年)年底,欧阳修奉使河东路,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革除地方积弊,罢免不称职官员[3]:175-180。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完全失败,各项政策包括科举改革都回复原貌,唯独扩充学校的政策推行下去[5]:117-119[3]:174、181

受攻击 编辑

两次被贬后,欧阳修及其朋友反而声名大增,更受尊重[6]:82。欧阳修平日多批评,得罪人,政敌“权知开封府事”杨日严夏竦力图铲除他,庆历五年(1045年)以“张甥案”告发欧阳修,使他下狱。欧阳修有一姓张的外甥女,与他没有血缘关系[注 2][3]:211,自幼投靠欧阳修,出嫁后被揭发通奸,拷问时供出未嫁时与欧阳修乱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欧阳修始终不承认,官员两度审理此案,都判定并无其事,了结此案。欧阳修死罪得以赦免[7]:31,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妆罪名,贬官滁州[3]:210-213。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颖州知州,翌年北移商丘应天府。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郑氏逝世,翌年归葬其父母于吉州[3]:214、55。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敌诬陷,幸得其他官员申辩,得以留京,奉命编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升为翰林学士,上奏批评宰相陈执中杀婢,宋仁宗不接纳,改派欧阳修出使辽国;同年欧阳修知贡举,以古文取士,推动古文运动;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富弼上台,欧阳修则继包拯出任开封知府[3]:66、214-216

执政 编辑

 
欧阳修与同僚书信真迹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呈《新唐书》,升为枢密副使[3]:216,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与韩琦富弼一同主政,这是欧阳修生平首次肩负执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静的时期。欧阳修作风以稳健为主[3]:129、224。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间,整顿行政效率,整理当年吕夷简制定的行政则例[3]:65、227。后来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二人,因作风不同而不和[3]:231-232。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遗命欧阳修与韩琦辅佐其过继的侄儿宋英宗[6]:82。欧阳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赵允让,称之为“皇考”,引起“濮议”之争。大多数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认为英宗已过继给仁宗,应称生父为“皇伯”,批评欧阳修是罪魁祸首,欧阳修亦竭力辩护[3]:7、235-237,主张应考虑亲情[8]:63。欧阳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请求外任,但不获准。当时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扬言欧阳修与媳妇吴氏有暧昧。因指控严重,欧阳修立即杜门不出,上奏章辩明真相,一时朝中竟无大臣为他辩解,欧阳修当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属实,因夫人薛氏治家甚严。宋神宗不信指控,断定本无其事。但欧阳修毕竟已声名受损,政治上已无领导力量,朝廷终于让他外放,任亳州知州。[3]:248-251

引退 编辑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不予赞同,也不加实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听他、由他。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反对,欧阳修自己亦坚决推辞,神宗让他改任蔡州知州[3]:252-254。欧阳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齿疾,手足不便[5]:248,熙宁四年(1071年),获准告老,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隐居颖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6]:91

思想 编辑

 
清代《晩笑堂竹庄画传》中欧阳脩像

政治 编辑

欧阳修重视礼乐,认为礼乐荒废是五代速亡的原因[5]:178。政务方面,欧阳修本于儒家思想,治术以宽简为原则,减少扰民,政见由激烈转为温和,由改革而转为保守[3]:70-71、129,主张缓进而非激烈的改革,与王安石有异。欧阳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须改良考绩制度,主张设立按察使,纠察不称职官员[3]:63-65。历代王朝,欧阳修以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反对汉代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朝代循环说[9]:163-164。欧阳修同情贫困的百姓,怒斥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评当时冗兵过多,皆不劳而食,游手好闲;地主则兼并田地,使佃农难以维生,纷纷举债,以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征派过重,稍有一二顷田地的小农都要承担,延误农时,官吏更乘机勒索受贿,以农民弃田逃亡。欧阳修主张朝廷财政上必须量入为出,不可巧立名目征敛,并要为荒年留下储备[10]:446-449

立身处世 编辑

欧阳修为人宽宏大量,有远见[3]:7,他主张人本主义的“不朽”论,源自《左传》立德、立言、立功的传统[3]:5、118。他最重视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8]:63,宣扬士大夫气节,敬仰以身殉国、保存节义的志士,在《新五代史》开创〈死节传〉加以表扬[5]:177书法方面,则特别钦佩为唐朝殉国的颜真卿[7]:20。欧阳修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认为“理”只是社会和人事中的原则[11]:279,万物各有其理,而没有终极的“理”;性无善恶,谈论人性善恶并无意义[8]:45、53、56-57,“性非学者之所急”,并不关注“道德性命”之类的理学问题,拒绝开拓儒学“内圣”的领域[12]:72科学知识方面,欧阳修认为自然之理不重要,所以没有得到圣人的关心[8]:46-48,毋须探究,这方面不如稍后的沈括[3]:26

宗教 编辑

欧阳修并没有显著的信仰,很可能是个不可知论者。欧阳修抱定理性主义,怀疑祈神之说,愿意顺应世俗看法而祭祀鬼神,故也曾写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祀神灵的文章,几乎都是顺应民意而为罢了。欧阳修坚决排佛,认为佛教伤害民俗,为了振兴儒学,重修“礼义”,必须排斥佛教,应该以礼义超越佛法,谋求儒家的进步[3]:4、111[5]:237-239。欧阳修对于僧尼的看法是,许多僧尼只为不劳而食而出家,浪费民财[10]:446。但欧阳修也与有学问,能作诗文的僧人有来往,还希望他们还俗[3]:4-5、113-114。至于道教,欧阳修不信神仙之说,但认为道教为害不大[3]:110。就算是儒家学说,他连用儒家的《易经卜卦也觉得不太可信,对民间的看面相算命,则是将信将疑,但亦没有完全否定[3]:108-109、117。关于因果报应,欧阳修态度矛盾,有时相信阴德之说,相信祖先积德或行恶,将报应于子孙。有时又觉得因果报应说讲不通,人生祸福,世事变迁,只可归于天命[3]:5、116-118

文学 编辑

 
明代仇英《醉翁亭》

文章 编辑

欧阳修的文章学习自韩愈李翱,10岁时偶然觅得韩愈文集,读后大为叹服,苦心钻研[3]:85[6]:81,但他不主张模彷韩愈的怪异险僻,认为应自然地写作[11]:51。风格上,欧阳修散文议论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畅,委曲婉转,抑扬有致,情韵优美,纾余含蓄,得古文阴柔之美。行文则平易而自然流畅,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3]:83[5]:85、149。其书信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文辞恳切动人,令人信服,在宋代无出其右[11]:279。欧阳修散文善用助词连接词,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脉络清晰,更有条理。《醉翁亭记》使用21个“也”字[5]:85-87,语言精练,结构严谨,平易简约[11]:48,自成一体,到处传写,“为之纸贵”[3]:94。其议论文如《朋党论》结构严谨,论证独特[11]:53;《新五代史》部分源自《旧五代史》,欧阳修把骈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为古文散句,使文风简洁,节奏起伏曲折,错落有致[5]:64。欧阳修片刻不忘写作,灵感常在“马上、枕上、厕上”出现,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写作态度甚为认真,精益求精[5]:82、94、106。欧阳修重古文而不废骈文,所写骈文甚获好评,为天子起草的诏令,都用骈文写成。欧阳修反对西昆体,但对擅长西昆体骈文的杨亿也很赞赏[5]:153、57、108、156-157

诗词 编辑

欧阳修诗歌今存古诗359首,近体诗470首,诗风平和宁静,平易流畅[6]:82、88-89,题材广泛,以文为诗,手法新颖,使诗风变为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绝句《远山》可代表他的风格:[6]:83、92

欧阳修尝试“以文为诗”,在诗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样畅所欲言,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13]:24李、杜二大诗家,欧阳修较喜欢李白,并曾经消遣杜甫的诗俗气,像是乡村私塾老师写的[6]:91-92[14]。欧阳修称誉当世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二人因而著名。欧阳修不赞成西昆体诗歌,提倡古诗,其古诗大受苏轼、王安石赞誉,认为可与李白媲美[3]:4、79

欧阳修的成就不如古文、诗歌,毁誉参半[3]:78,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上承冯延巳的深挚,下启苏辙的疏俊、秦观的深婉,词风婉转而抑扬顿挫,风度雍容华贵,但个性不甚分明[4]:190-192,词风与冯延巳晏殊极相似[15]:69-70,不脱花间派的风格。有些词吸收民歌腔调与辞汇,也有新意[3]:4、78,如歌咏颖州西湖的联章组词〈采桑子〉,受“定格联章”的民间曲子影响[15]:66。部分欧词有豪宕深挚的一面,王国维称赞其〈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15]:72、65

古文运动 编辑

 
元代赵孟𫖯行书欧阳修《秋声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欧阳修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倡导和发展古文[3]:81,承前启后,一手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欧阳修跟韩愈一样,认为“道”重于“文”,影响宋代文学理论。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的文风,改换风俗,确立重道重文的观念,使古文复兴,在改革文学方面,成就较韩愈、柳宗元时代更普遍和透彻[5]:143、113石介孙复等人在太学讲学,已经使治学者多作古文[5]:119-121。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主试进士,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重视古文的体裁与议论的内容[3]:87-89[5]:111-112,取录曾巩苏轼苏辙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对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体,但欧阳修不顾批评,坚决倡导,又特别提拔苏洵王安石。士人见考试标准改变,欧阳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于是逐渐接受,群起仿效,从此文体开始大变,古文风行[3]:90、4、94。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热心指正与提拔后学,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占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欧阳修同时批评矫枉过正的古文[3]:90、4,即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古文,使明快达意的古文成为主流的文体。他开创古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世不少古文家承继和发展这种风格,形成古文的阴柔派[5]:123-124

文学批评 编辑

欧阳修撰《六一诗话》,记述诗坛轶事,首创“诗话”的著述形式[7]:45[5]:104,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诗话的人,司马光刘攽等当世士大夫俱加仿效,司马光并明言其诗话是“续”欧阳修之作。《六一诗话》摆脱了严肃文论的束缚,扩阔了批评的领域,使诗话发展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7]:46、65、1、45

辞赋 编辑

宋代中期以前的辞赋,只是应试的官样文章,以四六为句式,以繁缛工整为风格[16],可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欧阳修为辞赋开辟新道路[17],其作品着重气韵,吟咏性情,摆脱过往格律的羁绊,并不炫耀富丽寄巧的辞句[16];名作〈秋声赋〉文辞精炼,声调铿锵,布局紧凑,不拘格律,有声有色[18],与苏轼赤壁赋〉同样流传久远,家喻户晓[17],辞赋自此放宽排偶对仗的约束,夹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赋的新体裁[18]

史学 编辑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二书都列为正史,并创立新体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馆修撰,主张史馆应该独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须避讳。目录学方面,他参与编著《崇文总目[3]:49、3。此外,他和苏洵并以修家谱著名,一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人家谱格式所采范本,非欧即苏,别无他法。这是欧阳修对社会史的一大贡献[3]:4、54

新唐书 编辑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负责撰纪、志和表,列传部分则由宋祁完成[3]:3、50。《新唐书》文笔较《旧唐书》活泼,志、表亦较优胜,其中〈宰相世系表〉最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谱。但欧阳修认为以简洁为贵,所以《新唐书》删去唐代的骈体诏令[19]:152-154,也删去若干史料,材料实不及旧书丰富,失诸过简,并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后来许多史家如章学诚,都不赞成这种写法[3]:51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唐代部分几乎全用《旧唐书》而不采《新唐书》[19]:152-153

新五代史 编辑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这18年间,欧阳修私下编纂《五代史记》74卷,后世称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在洛阳,合作写作《十国志》,并商议写成五代史,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结果由欧阳修独自完成。欧阳修采用春秋笔法,并效法《史记[5]:60-62,文中多寄寓褒贬,论赞(传末议论)以“呜呼”起辞,抒发感慨与评价[5]:172、68、94。《五代史记》与《旧五代史》不同,并非各朝的断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编入一部本纪,另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无的〈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儿传〉及〈宦者传〉[5]:63、88-89。部分篇目如“死节”、“死事”,为后来正史援例采取[3]:51。语言上,《五代史记》以古文撰写,化《旧五代史》的繁琐冗长为简洁,从此中国史书写法一变[5]:67-68、99。唐代以后,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3]:51。欧阳修毕生没有公开《五代史记》,过世后一个月,《五代史记》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驾《旧五代史》[5]:61、159。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下令删去《旧五代史》,自此官方史书仅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学者则一般较重视《旧五代史》而轻视《新五代史》[5]:62、180。二书之优劣,学者意见不一,《新五代史》较能反映五代的时代特点,表现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但却改写了原有史料,而且过于简略,分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过于简单[19]:157-158

欧阳修给弟子徐无党讲解《五代史记》,其意见徐无党记录下来,写成《五代史记》的注释,共204条,主要阐述写作意图、体例,以及对原文的训诂[5]:167-170、173、180,但清代学者对此注评价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刘凤诰都曾注解《五代史记》[5]:179、159

金石学 编辑

〈集古录跋〉,1064年。今收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山始祖,是中国历来广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调到北方真定府,开始有系统收集碑铭拓片[7]:6、9、4-5。欧阳修之前,没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铭,欧阳修首次有系统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于唐代[7]:4、28。欧阳修欣赏碑铭的书法,于嘉祐七年(1062年)编纂《集古录》,成为考古学上的巨著[3]:251、3[7]:1,他为400多件拓片撰写跋尾,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学价值,举例说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阙漏[7]:5、16-17。受欧阳修影响,中国士大夫开始留意碑铭及青铜器等古器物[7]:4、9

经学 编辑

经学上,欧阳修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解放思想。自汉至宋初,经学不许脱离注疏,宋初科举亦限定用官方注疏[3]:36、13、19。欧阳修经学无师自通,破除章句注疏的束缚,大胆主张自由讨论,从经文本身寻求经旨大义,据经义而不据注疏。自汉至宋初,经学未尝大变,至欧阳修始一大变[3]:22、3。他认为五经最有文采[5]:151,主张用春秋大义评论历史,尽信《春秋》经而不尽信三传,九经中唯独不尽信《周礼[3]:21、30-32。欧阳修认为《易经》“十翼”全都不是孔子所作,是中国经学史上提出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的第一人[5]:234。他反对以《易经》占筮,要破除迷信,又主张删去注疏中的谶纬部分[3]:29、21、27,其易学观点中不讨论鬼神,反而认为64卦都是说明人间的道理,反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将易经神秘化,影响后世易学中义理学派的形成[7]:74-77、87

著作 编辑

 
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书影,日本国宝

欧阳修著作等身[来源请求],有《居士集》50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奏议集》18卷、《四六集》7卷、《集古录跋尾》10卷等[5]:205。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写成《洛阳牡丹记》,论述牡丹的品种与培植,与洛阳人赏花盛况,是现存最早专记花卉的花谱;影响所及,宋代其他士人亦争先撰写花谱[7]:1、81。《归田录》及《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晚年最后的著作,都属笔记小说体裁,是他古文造诣登峰造极之作[7]:47[5]:100-101。《归田录》记载了许多知名士大夫的轶事传闻,以助谈资[11]:53;《六一诗话》内容则以诗人轶事及对诗歌的评论为主,只言片语,趣味盎然[20]:395、398

文集 编辑

欧阳修自己编纂文集《居士集》50卷,过世后,出现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时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编入《居士集》的作品,结集为《居士外集》25卷。此《欧阳文忠公集》成为中国日后各版本的祖本[5]:231、72、181、196。周必大儿子周纶得到欧阳家的传本,增补重刊《欧阳文忠公集》。诸本中此本最可信赖,独有欧阳修所撰的96封书信[5]:188、217[21],孤本今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日语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図書館,指定为日本国宝。至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欧阳修全集》,文章编排违背了欧阳修编《居士集》的初衷本意,并非佳本[5]:182、216-217

弟子 编辑

欧阳修弟子有曾巩徐无党刘敞刘攽兄弟,其中曾巩最能承继欧阳修的才学[3]:91[5]:179。徐无党与欧阳修关系亲密,得授古文之道及详解《五代史记[5]:162-164

居家 编辑

个人生活上,欧阳修曾是风流名士,私生活较放纵[3]:135,年轻时在洛阳做官,出入青楼,与妓女来往密切,作艳词予妓女传唱,故他私生活上的弱点,被政敌猛烈攻击,指他言行不符。欧阳修虽在外冶游甚欢,夫人薛氏却治家甚严,家中不许有侍女[3]:34-35。至于“张甥案”,学者认为“不全出自无因”[22]:1308,审理此案的官员,多少顾忌欧阳修的声势,贬官滁州“算是从轻发落”[3]:212-213。欧阳修晚年以书、酒自娱,自号“六一居士”,六一指书一万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平日消遣有棋一局、琴一张、酒一壶,加上“吾一老翁”[4]:191[7]:45

地位 编辑

中国 编辑

政治上,欧阳修晚年是三朝元老、盖世名臣,政治领袖,誉满天下,后人传说他已升仙界[3]:252、8。他参加庆历新政,反击政敌,胆识才学,名震一时,颇能鼓励士气,许多士大夫随之而起,以他为榜样。他提拔许多后进人才,“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许多大臣名士如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3]:6-7。过世时,宋朝士人不分政见,都叹息流泪,跟欧阳修有过来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为难过,王安石说:“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3]:93

欧阳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跃和开创的精神[3]:3,“特别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领袖的良师益友[7]:2,在诗歌、散文、史学、经学、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划时代的业绩”[6]:77,堪称全才[11]:279,“一代儒宗”(曾慥语)[15]:63,使宋代学风一变。他受苏洵父子推为孔、孟、荀子扬雄韩愈之后第一人,几乎尊为道统[3]:4。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上文化上,欧阳修俱属当世最高领袖,钱锺书指出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13]:24;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6]:82德国汉学家陶德文德语Rolf Trauzettel指出欧阳修“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11]:191欧阳修在明代获得从祀孔庙的地位,他在“濮议”中的言论合乎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立场,受到世宗赞许,自1530年起得以从祀孔庙[23]:307

欧阳修在生时,其散文已享有最高声誉[11]:53王安石赞扬欧阳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苏轼赞扬欧文简洁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师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后人视为古文写作典范,如清初钱谦益即学于此书[11]:59、100;〈醉翁亭记〉人人皆知,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11]:46。文学史家宇文所安认为,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20]:397理学家则不太佩服欧阳修,最不能赞同的是欧阳修不谈“(人)性”,又批评他的词和私生活,认为是“戏谑放浪”,应该贬斥;学术上又觉得他不够精当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统,只颂扬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学案》,受理学的影响,把欧阳修的领导地位贬低许多[3]:33、35、9。由于欧阳修为宋诗奠基,后世独尊唐诗而看不起宋诗的人也特别贬抑欧阳修,如清初贺裳说欧阳修“有功于文,有罪于诗”[24]:22

日本 编辑

江户时代,日本汉学家崇尚欧阳修的文章,推崇为汉文文章模范[6]:81,如伊藤仁斋皆川淇园等。皆川淇园并校勘与刊印首部和刻本欧阳修文集,使欧阳修文章更为流行[5]:221-223、226-227

纪念 编辑

 
扬州平山堂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知扬州时,在城外西北山上兴建平山堂,作为休憩与会友之所。后世士人仰慕欧阳修的大名,宋、明、清历朝都一再重建平山堂,成为扬州著名古迹,清代平山堂附有书院和欧阳修祠堂[25]:149-150、178-180。欧阳修赐葬于河南新郑,墓前建有陵园,碑石林立,肃穆庄重,是历代士人凭吊欧阳修的地方,文革时大遭破坏,21世纪初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1987年,欧阳修故乡永丰县建成古典园林“永叔公园”,内有欧阳修纪念馆[27]

注释 编辑

  1. ^ 欧阳脩本人写作“欧阳脩”;对于“脩”、“修”可否通用,尚未有定论[2]
  2. ^ 张龟正娶欧阳修之妹为继室,张氏为其前妻之女,所以两人没有血缘关系。[3]:211

参考文献 编辑

  1. ^ 佟志红. 〈欧阳修一首名诗的三种不同版本〉. 天山网. 2014-11-24 [2017-06-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7) (中文(简体)). 
  2. ^ 蔡根祥. 〈歐陽「修」?抑或歐陽「脩」?〉. 《中国学术年刊》. 2007, 29: 43–84. doi:10.6238/SIS.200703_(29-1).0003 –通过华艺学术 (中文(繁体)).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刘子健.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香港: 新亚研究所. 1963. ISBN 666170439X (中文(繁体)). 
  4. ^ 4.0 4.1 4.2 叶嘉莹. 〈歐陽修詞賞析〉. 《古典詩詞講演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189–202. ISBN 9787543429437 (中文(简体)).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东英寿. 《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 王振宇等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ISBN 9787532569397 (中文(简体)).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吉川幸次郎. 《宋詩概說》. 郑清茂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ISBN 9789570840926 (中文(繁体)).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艾朗诺(Ronald Egan). 《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 杜斐然等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32567706 (中文(简体)). 
  8. ^ 8.0 8.1 8.2 8.3 土田健次郎日语土田健次郎. 《道學之形成》. 朱刚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2554195 (中文(简体)). 
  9. ^ 陈学霖. 〈歐陽修〈正統論〉新釋〉. 《宋史論集》.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3: 125–173. ISBN 9571914371 (中文(繁体)). 
  10. ^ 10.0 10.1 杨懋春. 《中國社會思想史》.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6 (中文(繁体)). 
  11. ^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顾彬等. 《中國古典散文: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散文、游記、筆記和書信》. 梅琦雯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761090 (中文(简体)). 
  12. ^ 余英时.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ISBN 9570329548 (中文(繁体)). 
  13. ^ 13.0 13.1 钱锺书. 《宋詩選註》.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ISBN 9787108016768 (中文(繁体)). 
  14. ^ 刘攽《中山诗话》:“欧公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则甚赏之。”杨亿称“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
  15. ^ 15.0 15.1 15.2 15.3 叶嘉莹. 〈論歐陽修詞〉. 《唐宋詞名家論稿》.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63–72. ISBN 9787543429451 (中文(简体)). 
  16. ^ 16.0 16.1 刘若愚. 《歐陽修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017-09-10]. NLC 001486745 –通过Google 图书 (中文(繁体)). 
  17. ^ 17.0 17.1 刘若愚. 《歐陽修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017-09-10] –通过Google 图书 (中文(繁体)). 
  18. ^ 18.0 18.1 刘若愚. 《歐陽修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017-09-10] –通过Google 图书 (中文(繁体)). 
  19. ^ 19.0 19.1 19.2 内藤湖南. 《中國史學史》. 马彪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548699 (中文(简体)). 
  20. ^ 20.0 20.1 宇文所安. 《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王柏华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9787806811344 (中文(简体)). 
  21. ^ 〈聚散匆匆一千年 文脈綿綿兩國間──失傳歐陽修書信現身日本探秘〉. 《光明日报》. 2012-01-07 [2014-07-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5) (中文(简体)). 
  22. ^ 胡适. 〈歐陽修的兩次獄事〉. 《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303–1308. ISBN 9787532562176 (中文(繁体)). 
  23. ^ 黄进兴. 《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ISBN 7561318952 (中文(简体)). 
  24. ^ 张鸣. 〈前言〉. 《宋詩選》.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28. ISBN 7020045200 (中文(简体)). 
  25. ^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 《清初揚州文化》. 朱修春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9042611 (中文(简体)). 
  26. ^ 〈歐陽修陵園〉. 郑州旅游年卡. 2017-01-16 [2017-09-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5) (中文(简体)). 
  27. ^ 〈永叔公園〉. 吉安旅游网. 2015-01-02 [2017-12-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6) (中文(简体)). 

延伸阅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