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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

2°45′39.00″S 107°35′42.66″E / 2.7608333°S 107.5951833°E / -2.7608333; 107.5951833

Map of Belitung Island showing the wreck site marked just off the north-west coast
勿里洞島地圖，黑石號沉船地點用紅叉標出（2°45′S, 107°35′E）

黑石號沉船（印尼語：bangkai kapal Batu Hitam），又名勿里洞沉船（印尼語：bangkai kapal Belitung）或唐代沉船（印尼語：bangkai kapal Tang）[1][2]，是一艘公元830年左右行駛於中國至中東航線的阿拉伯帆船的遺骸[3]。這艘船已經完成了從阿拉伯至中國的航程，但在返航中在距離今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近1.6公里處沉沒[4][5]。沉船於1998年被發現，後於1998年和1999年由一家商業公司進行發掘[2]，出水文物被新加坡政府獲得[6]。

黑石號沉船帶給考古學界兩大重要發現。黑石號是中國以外同一地點一次性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唐代文物儲藏，這些文物也被稱為「唐代寶藏」。與此同時，黑石號也為研究唐代中國和中東之間的貿易路線提供了新的視角。挖掘出的文物一直被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收藏。在發掘中，對遺址完整性和船隻殘骸的保護為考古學提供了諸多詳細信息，為研究古代船舶製造方法提供了新的材料，出水文物及其樣式也為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古代貿易提供了新證據[7]。

發現和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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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和中東地圖，黑石號預期航線用紅線標出，綠色指出了勿里洞島的位置，藍色標明了阿曼的位置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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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沉船於1998年由一位漁民發現於加斯帕爾海峽16米深的海底[2]，因發現地靠近一塊黑色大礁岩得名「Batu Hitam」，中文譯為「黑石號」[8]。此後，發現地被從當地漁民手中買走[1]，開展發掘的許可被授予印尼當地的一家公司[9][注 1]。發掘隨後在一紙合作協議下由德國人蒂爾曼·沃特方（Tilman Walterfang）及其在「海底探索」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中的隊伍進行[9][10]，周邊的安保工作則由印尼海軍提供[9]。發掘共實施了兩次，第一次於1998年8月開始，第二次於1999年開始[1]。「海底探索」公司為打撈提供了船隻以及在西北季風到來前和季風期間印尼海軍提供安保服務的費用[9]。

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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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黑石號上所載的貨物推測，黑石號可能從中國揚州出發，並曾在中國廣州補給[11]。黑石號沉沒的地點距離常見的中國至阿拉伯航線較遠，導致偏離的原因尚不清楚[7]。大多數從中國到阿拉伯的船隻都會穿過南海。這些船隻會在經過廖內群島後轉向西北方向，進入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之間的馬六甲海峽（右圖紅線所示）。沉沒地點勿里洞島距離新加坡海峽有610公里，距離常見的航線有一定的距離，而船隻如何進入這一區域尚沒有確切的答案[4]。經過勿里洞島的航線更有可能是從爪哇海至馬六甲海峽的船隻使用的航線[5]。

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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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的尺寸和結構與這艘位於阿曼的阿拉伯帆船相近

黑石號為第一艘發現和發掘的古代阿拉伯沉船[12]:101。沉船約18米長，6.4米寬[13]，木板使用椰殼纖維製成的細繩連接而成，而不是後世阿拉伯傳統的使用釘子固定的技術[12]:101。

沉船的木材遺骸被發現於一片海洋沉積物下，因沉積物的存在，得以避開海底蠕蟲的侵蝕而得到保存[14]。同時期沉船的遺骸非常稀少，黑石號因為有這樣優良的保存條件，大量的船殼遺骸存留至今[15]。由於黑石號之前，人們並沒有發現類似的阿拉伯船隻，更不用說滿載貨物的船隻，黑石號的發現為研究者提供了公元9世紀時如何建造船舶的信息[1]。

足夠的木材殘留使得研究者能夠分析和確定木材的樹種。據估計，船隻建造於西亞，被阿拉伯商人購買後用於在阿曼至中國的航線上行駛。船上不少文物的形制都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影響[16]。

建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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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建造在一條長約15.3米，厚約14~15厘米的龍骨周圍，據信龍骨至今保存完好[16]。前部船首斜角為61°，艏標使用榫卯結構連接到龍骨上，並使用16毫米直徑的繩索加固[16]。船殼的木板上穿有間隔為5~6厘米的孔洞，然後縫合到船體肋骨和龍骨上[16]。船體下半肋骨上設有內龍骨以增強強度[13]。

參與發掘的首席考古學家米高·弗萊克（Michael Flecker）比較了黑石號和同時期三種類型的沉船，認為黑石號代表的是最早於公元5世紀在東南亞使用的縫合帆船（英語：lashed-lug boat）[13]。米高指出，完全由縫合法建造的船隻曾在非洲海岸、阿曼、紅海、印度沿岸以及馬爾代夫等地都有發現[16]。他同時指出，公元6世紀羅馬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曾在書中提到，印度的海中有使用類似的用木板縫合而成的船隻[16]。儘管在黑石號之前發現的沉船中，從未發現類似的阿拉伯船隻，但在晚唐人劉恂所撰地理雜記《嶺表錄異》中曾經提到，「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須系縛，以橄欖糖泥之。糖幹甚堅，入水如漆也」，可能指的正是這種船隻[17]。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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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中木材的樣品被送至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中的森林和林業產品部門，由木材辨認專家朱戈·艾利奇（Jugo Ilic）進行分析[16][18]。許多樣本由於糟朽嚴重，細胞中的纖維素已經缺失，以至於不能對木材的種屬給出確切的結論[16]。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木材樣本的種屬被確定。柚木被用於製造龍骨，這種木材能夠抵抗船蛆的侵蝕。天花板使用的是柏木屬木材，可能是西藏柏木。艏標使用薔薇木製成，木材屬於豆目植物，可能是黃檀屬或者紫檀屬。沉船船尾發現的木箱則是使用桑科桂木屬植物製作[16]。

船殼所使用的木材種屬並未得到明確，但據估計應是楝科崖摩屬植物。大部分肋骨使用的木材同樣未能確定種屬，除了一根被確定為崖摩屬或豆目緬茄屬植物[16]。緬茄屬的三種主要物種非洲緬茄、拜賓德緬茄和厚裂緬茄主要分佈在非洲的一小部分地區，從西海岸中部至東海岸呈長條形帶狀分佈[16][19]。

儘管肋骨使用了只分佈於非洲一小片區域的樹種，在分析了船殼的形制、樹種和建造方式後，艾利奇得出結論認為，船隻的建造地點可能在阿拉伯或者印度。在這一時期，兩地的造船技術幾乎沒有區別，因而無法進行進一步的區分[15]。印度更有可能是船隻實際建造的地點，但阿拉伯地區的可能性並沒有被完全排除，因為這些樹木常常被阿拉伯地區進口用於建造船隻[16]。弗萊克則在2010年為賽克勒藝術館製作的展陳目錄中稱，「從建造的方式、材料以及船殼的形狀來看，作者可以確定勿里洞沉船就是一艘阿拉伯船隻」[16]:119。

遺物和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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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喀特之寶」船

當下對黑石號這艘阿拉伯帆船建造材料和工藝的了解主要來源於沉船本身。對沉船的復原顯示，黑石號的外形與阿曼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種稱為baitl qarib的船隻非常相似[19]。在沉船的船殼內，包含眾多大塊凝結物，其中的貨物包含公元800年左右中國唐朝出產的物件，這也是黑石號沉船得名「唐代沉船」或者「唐代寶船」的原因[19][20]。

船隻殘留的木材和文物於2011年首度向公眾展示，首次展示地點位於新加坡濱海灣金沙旁的藝術科學博物館[21]。因為黑石號發現的重要性，阿曼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造了等比例復建的「馬斯喀特之寶（英語：Jewel of Muscat）」船，陳列於位於聖淘沙的海事博物館及水族館[22]。

出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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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搭載的貨物類型包含碗碟、銅鏡、香料罐、水罐、明器和鍍金銀盒等，總數超過6萬件[23][20]，被紐約大都會藝術館南亞和東南亞藝術館館長約翰·蓋伊（John Guy）稱為「最大和最豐富的9世紀早期中國南方金器及陶瓷貨物窖藏」[19]。出水文物中還包括香料和樹脂，以及用於壓倉的金屬錠[20]。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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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陶瓷史

在黑石號沉船中，包含中國唐代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縣窯等多個窯口出產的陶瓷[24]，主要為碗碟[15]。其中共有5.65萬件長沙窯瓷器，200件越窯青瓷，350件北方白瓷（其中包含邢窯和鞏縣窯瓷器），200件白釉綠彩陶瓷和700餘件廣東窯口燒制的粗糙瓷器[25]。這些瓷器表面的紋樣反映了多樣化的文化來源，從佛教的蓮花形象，中亞和波斯的紋樣，《古蘭經》經文到伊朗流行的綠斑碗[26]。

長沙銅官窯瓷器是6萬餘件黑石號文物中的大宗。這些瓷器在裝船時堆疊成圓柱形，使用稻草綑紮，或者裝在「杜順」存儲罐中[15]。其中一件瓷碗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刻文，這一年號對應的年份（826年）與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沉船中八角的年代一致[5]，而另一件瓷碗則寫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標明了產地和生產的作坊，疑為唐代廣告語，「石渚」至今仍為長沙市望城區的地名[27]。瓷器表面有非中國傳統式樣的紋樣，包括桫欏紋、胡人表演圖案和阿拉伯文字，證明長沙窯已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外銷日用瓷產地[28]。而裝載長沙窯的存儲罐據考證為廣東新會官沖窯出產[29]。

在出水瓷器中，僅有的三件唐代釉下彩青花瓷尤其引人注目。經過考證，這些青花瓷出產於唐代東都洛陽附近的鞏縣窯[24]，發現時為最早、最完整的中國青花瓷，且與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的青花瓷碎片紋樣類似。這種紋樣在唐代陶瓷、金銀器中罕見，卻與同船發現的金盤上的紋樣類似，當同為出口器物。黑石號上的發現證明，唐代已經可以燒造青花瓷，且已經用於出口[28]。黑石號還曾出水一隻帶有「盈」字款的綠釉花口碗，以及帶有「進奉」款的白釉綠彩瓷，部分學者推測為皇家用瓷，「盈」指代皇家大盈庫，進而推測黑石號是否帶有某種外交使命[30]。但也有學者指出，「盈」字款白瓷在中國並非僅見於皇宮和高等級貴族墓葬，將這些題款瓷器與皇室建立聯繫應當謹慎[28]。

出水陶瓷中包含一件白釉綠綵帶把陶瓶，在出水的所有白釉綠彩陶器中最為引人注目。瓶高約一米，長頸圓腹，腹底設有喇叭形，頸上設有瓣口，口沿和肩部設有泥條三股式把，把上端裝飾有蛇頭。船中另有一件綠釉帶榫龍首，可與壺口大體吻合，疑為器蓋[31]:13。器物上的紋樣見於出水的其他器物上，而不見於中國發現的瓷器。此瓶無法持重，因而並非實用器。在中國境內，類似器型的器物多作為明器使用，例如河北蔚縣榆澗唐墓出土的綠釉帶把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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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銅官窯生產帶有阿拉伯風格的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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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窯青釉椰棗紋模印貼花執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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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花白釉淺碟，為唐代青花瓷重要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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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釉綠彩劃花龍首執壺，又名「勿里洞壺」，疑為鞏縣窯出產

金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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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號中包含有30件金銀器和18件銀錠。其中有多件曲瓣銀盒，造型如雲朵，為唐代中國南方常見的器型。一件方形金盆的紋樣類似芭蕉葉，中心形成佛教文物中可見的「卍」字符。為存世孤品[28]。出水金器中還包含一件八棱胡人伎樂金杯，為已知同類器物中最大。杯高10厘米，呈八邊形，杯麵貼有樂師和胡人舞者形象，杯把和指墊上同樣有捲髮的胡人頭像[20]。該金杯的形制與1970年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杯類似，出現於唐代前期，為受到粟特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器物[28]。

黑石號中還包含30枚銅鏡[7]，包含中國銅鏡和部分南亞銅鏡。出水的銅鏡中，包含漢代、隋代的銅鏡以及唐代早期數量最多的葡萄紋鏡。其中的葡萄紋鏡可能是中晚唐的仿製品，也有可能是市售早期銅鏡。在所有的出水銅鏡中，一面揚州生產的「江心鏡」最為引人注目。銅鏡大約製造於759年，銘文為「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鍊造成」，鏡面帶有四神和八卦紋飾[32]，類似銅鏡在唐代曾用於出海遠航時的祭祀活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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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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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鵝團花金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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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葉紋「卍」字符金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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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棱胡人伎樂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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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心鏡

收藏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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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爾曼·沃特方的公司和原印尼打撈公司達成過合作協議[9]，該協議禁止黑石號文物拆分出售。儘管在發現後，黑石號也曾遭到多次盜掘，尤其是在兩次發掘之間[33]， 沃特方仍然將這組出水文物視為一組可從中獲知器物原始上下文信息的完整收藏。賽克勒美術館館長朱利安·雷比（Julian Raby）稱這批文物提供了「獲知中國（古代）工業能力和全球貿易的空前的視角」[34]。出水文物在一間私人保護機構中保存了6年，進行包括除鹽在內的保護措施，開展研究工作，並在海底探索公司進行復原[35]。這項工作由曾在美因茨羅馬-德意志中央博物館接受訓練的安德雷斯·雷特爾（Andreas Rettel）協助進行[36]。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中國著名古代陶瓷專家耿寶昌參與鑑定了這批瓷器[37]。

黑石號出水文物最初開價4000萬美元。2005年，在邱德拔後人捐助下，由當時的新加坡聖淘沙娛樂集團（後改為聖淘沙發展局（英語：Sentos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花費3200萬美元購得[7]。此後文物由新加坡政府獲得，並租借給新加坡旅遊局[6]。首次面向公眾的展覽由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弗利爾藝術館、賽克勒美術館、新加坡旅遊局和新加坡國家遺產委員會合作舉辦，於2011年2月19日至7月31日在新加坡藝術科學博物館舉行[38][39]。黑石號文物目前的永久收藏地點為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中的邱德拔藝術館[40]。

中國湖南省博物館曾在2007年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徵集到23件黑石號出水長沙窯瓷器[41]，位於天津的國家海洋博物館也有收藏[24]。2017年9月，中國長沙銅官窯遺址博物館從最初的發掘者蒂爾曼·沃特方的個人收藏中徵集了162件黑石號文物，包含長沙窯、越窯、邢窯、廣東窯等瓷器，其中銅官窯97件。這批文物於2017年11月10日抵達銅官窯遺址，為中國首組批量收藏的黑石號文物[42]。為紀念中新建交30周年，上海博物館曾於2020年舉辦「寶曆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借展亞洲文明博物館的168件黑石號文物，並與何家村窖藏、揚州唐城遺址、鞏義窯等處出土文物作對比展出，藉以展現9世紀唐代對外貿易和社會生活的狀況[43]。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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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尼學會下屬的賽克勒美術館原計劃在2012年年初舉辦黑石號文物在美國的首展，開展日期與該美術館成立25周年慶定在同一天[44]。但在2011年，一批來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向史密森尼學會寫信，對這項展覽計劃提出批評，隨後美術館推遲了這項展覽[45]。來自美國考古學會、美國海事博物館協會和國際水下文化遺產委員會以及史密森尼學會內部的批評者認為[46]，黑石號的發掘是為了商業利益而進行。發掘進行得過於迅速，以至於損失了附着於船隻和貨物上的歷史信息，他們要求重新考慮這次展覽是否應該進行[47]:1。其他學者則質疑黑石號的發掘不符合水下考古相關的國際公約，而史密森尼學會對黑石號文物的展覽是對盜寶行為的鼓勵[46][48]。2011年6月28日，賽克勒美術館推遲了原定的展覽計劃[49]，而此項展覽直至2017年方才在紐約亞洲學會博物館進行[50]。

發掘人沃特方承認，整個發掘「毫無疑問是不夠理想的」[47]:2，因為印尼政府因擔心盜寶行為，命令海底探索公司進行了全天候的發掘[47]:1。支持者認為，對黑石號的發掘在印尼政府的請求下展開，符合印尼當地的法律，並符合當時的國際公約[51]。部分學者對商業介入黑石號發掘表示支持，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陸彩霞稱，黑石號的發掘是「在東南亞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一項可敬的工作」，與其他商業行為不同，「沃特方的公司在發掘時正確記錄了沉船的結構，保持了貨物的完整性，考古發現得到了保留、研究、歸類和出版」，「很難想像在沒有商業行為介入下，這一工程將如何開展」[52]。

在1993年9月10日由國際海事博物館協會通過的水下考古決議中，禁止參會博物館在明知文物是近期（1990年後）盜竊、非法出口、非法打撈或從商業發掘的歷史或考古遺址中提取後依然收藏或展出[53]。在黑石號發掘結束後的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修訂了《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建議對水下文化遺產優先選擇原地保護，同時指出以交易或投機為目的進行水下文化遺產開發和遺產保護原則不符，水下文化遺產不得作為商品交易[54]。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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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在媒體和互聯網中似乎並無任何對這家印尼公司的提及，迄今最詳細的資料來自史密森尼學會2011年為賽克勒美術館取消相關展覽所作的倫理說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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