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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盖特利之死

学生凯文·盖特利（英语：Kevin Gately，1953年9月18日—1974年6月15日）在伦敦红狮广场混乱中头部受伤去世，目前尚不清楚是故意还是意外造成。盖特利并非政治组织的成员，红狮广场游行也是首次参加的活动。他是英国55年来首个在公开示威丧生的人。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rowd of mostly young people, with young, bearded white man highlighted
用红圈圈住的盖特利位于他死亡的红狮广场示威活动

1974年6月15日，极右法西斯主义（英语：British fascism）政党国民阵线为了支持强制遣返移民而在伦敦城中心举办游行，并在红狮广场的康威厅（英语：Conway Hall）结束。反殖民压迫团体解放（英语：Liberation (organisation)）计划举行反示威活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伦敦解放委员会有越来越多极左（英语：Far-lef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Kingdom）政治活动家渗入，他们邀请数个极左组织加入游行。当解放游行到红狮广场，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英语：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两次冲破通往康威厅的警戒线。警方增设骑警和特别巡逻课（英语：Special Patrol Group）大队来驱散广场中制造骚动的示威者。随着人群逐渐离开广场，他们发现盖特利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送往医院后不久撒手人寰。附近又发生两次骚乱，均涉及警察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代表之间的冲突。

斯卡曼勋爵（英语：Leslie Scarman, Baron Scarman）对事件展开公开调查（英语：public inquiry），部分极左媒体指控警察杀害盖特利，但他没有找到证据，并总结“引发动乱的人（也要）对他的死亡负起相对的道德责任，而责任十分沉重”[1]，同时指责警方当天的一些行为。广场事件让国民阵线在英国变的家喻户晓，但这是否会影响随后大选的选票份额有待商榷。虽然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受到媒体和公众的严厉批评，但本地的支持度和反国民阵线及其政策的示威意愿有所增加。国民阵线的游行与他们面临的反示威活动在各地产生更多的暴力事件，包括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东区（全部发生在1977年）和绍索尔（1979年），并导致布莱尔·皮奇之死。皮奇去世后，曾在红狮广场暴力开始时发表演讲的工党国会议员席德·比德韦尔（英语：Syd Bidwell）称皮奇和盖特利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烈士。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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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与国民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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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以殖民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Colonial Freedom）成立的利益团体解放（英语：Liberation (organisation)）集中影响英格兰政策，来支持大英帝国的去殖民化活动[2]。组织主席是布罗克韦勋爵（英语：Fenner Brockway），两名工党的国会议员担任官员[3]。从1960年代初期到中旬，组织花费大量精力，确保不会被同样致力促进反殖民主义的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接管[2]。历史学家约西亚·布劳内尔（Josiah Brownell）表示虽然团体很努力，但伦敦地区委员会（London Area Council）仍被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主导，像是凯·比彻姆（英语：Kay Beauchamp）、托尼·吉尔伯特（英语：Tony Gilbert (activist)）、多萝西·库亚（英语：Dorothy Kuya）和山姆·卡恩（英语：Sam Kahn）[4][5]。

1967年创立的国民阵线是极右法西斯主义（英语：British fascism）政党[6]。组织在成立初期就从四个主要问题开展活动：反对英格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阿尔斯特、工会（英语：Trade un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及正如记者马丁·沃克（英语：Martin Walker (reporter)）所说“攻击移民后在英格兰出生的黑人”[7][a]。国民阵线在1970年代初迅速发展，1974年的成员大约达到10,000到12,000人[8][9][b]。

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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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厅（英语：Conway Hall）的前门，也是国民阵线进入的入口

1974年4月中旬，国民阵线预定聚会所康威厅（英语：Conway Hall）的大型剧院厅[10]，其位于伦敦城中心的红狮广场，由康威厅伦理学会（英语：Conway Hall Ethical Society）持有[11]。会议的主题是“停止移民，开始遣返”（"Stop immigration—start repatriation"）[12]，主要回应工党政府（英语：Labour government, 1974–1979）为了让非法移民获准留在英国而计划废除1971年移民法令（英语：Immigration Act 1971）部分内容[7]。国民阵线过去四年都预定会议房间，而1973年10月的会面遭到示威者纠察（英语：picketing），导致冲突、受伤和拘捕。5月初，国民阵线递交游行和集会计划给伦敦警察厅，并获允许于6月15日让1,500名成员从西敏厅（英语：Westminster Hall）到唐宁街10号把请愿书呈给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之后继续前往康威厅参加会议[10]。

有记者于6月4日联系伦敦地区解放委员会，并通报国民阵线的计划[10]。两天后，解放召开会议来安排反示威活动，并邀请数个极左团体（英语：Far-lef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Kingdom），包括大不列颠共产党、国际社会主义者（之后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革命党、战斗趋势（英语：Militant tendency）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英语：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与国民阵线一样，这些团体准备对政治对手使用暴力[13]，伦敦警察厅厅长（英语：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罗伯特·马克（英语：Robert Mark）于1974年称这个组织联盟“跟国民阵线一样可恶”[14]。解放为了配合国民阵线的会议，所以预定6月15日的康威厅小型会议室，这让解放的部分成员和全国学生会（英语：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United Kingdom)）感到惊惶失措，要求解放取消会议[10][15]。

解放还计划于6月15日举办示威活动，从维多利亚堤岸游行至红狮广场，之后进入康威厅[16]。警方和解放商量了情况，让他们从西奥博兹路（英语：Theobalds Road）的后门进入场地开会。警察还同意组织可以在红狮广场举行小型露天会议，但要从连结广场和西奥博兹路的旧北路进入。工党国会议员席德·比德韦尔（英语：Syd Bidwell）计划在会议上发表讲话[15][17]。解放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暴力，所以警方并不害怕有类似行为发生[16]，但该组织不知道的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决定在康威厅的正门设置纠察线来阻止国民阵线进入[18]。

凯文·盖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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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盖特利于1953年9月18日出生，红狮广场发生骚乱时年仅20岁[19][20]。盖特利来自萨里郡泰晤士河畔金斯顿，为华威大学数学系学生[21]，当天加入前往伦敦的华威学生团前，从未参加过政治类示威活动[22]。他大约201或206公分高，拥有一头红发[23][24]，从当天几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的头肩比其他示威者要高[25]。

197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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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15日，红狮广场的值班警员由副助理总监（英语：deputy assistant commissioner）约翰·杰拉德（英语：John Gerrard (police officer)）掌管，他调配了四批步警（共100名）给国民阵线游行，另外四批则给解放的游行。红狮广场有七批步警和十组预备队（两组在戴恩街，八组在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四组特别巡逻课（英语：Special Patrol Group）（共112名）在霍尔本警局候命，而现场也有两队骑警执勤[26]。当天共有711名步警和25名骑警[27]，加上有交通和刑事警察大队（英语：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支援，所以部署了923名警察来管理这两次游行[28][29]。

特别巡逻课是伦敦警察厅下属专职行动队。所有人员身着制服，属于中央控制、负责支援地方的流动后备队，主要在发生重大犯罪或内乱时执行警务[30]。特别巡逻课的警察能够维持纪律防止公众骚乱，维护严重犯罪地区的秩序，执行截停和搜查（英语：stop and search），应对恐怖主义威胁[16][31]。每组特别巡逻课包括一名督查、三名中士和30名警员[26]。

游行至红狮广场，产生首次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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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狮广场的地图，显示1974年6月15日关键事件的要点。解放的游行队伍（红线）从右上角沿着西奥博兹路（英语：Theobalds Road）移动，部分人进入红狮广场，部分则继续前往南安普敦街（英语：A4200 road）的交叉口。国民阵线（黑线）从左侧进入，转右至南安普敦街，然后左转到费舍尔街，沿着红狮广场右端进入康威厅（英语：Conway Hall）

国民阵线约900人的游行队伍在下午2点59分从托特尔街集合点出发[17][32]，穿过国会广场和伦敦西区，下午3点53分到达弗农地和南安普敦街（英语：A4200 road）的交界处，逗留到下午4点，接着右转，从南安普敦街下移，左转到费舍尔街，最后循着红狮广场的东南方，约下午4点20分到康威厅的正门[32]。游行过程有两个“防御方”小组，准备保护队伍免受路旁示威者的攻击，但整个线路都没有受到干扰[17]。解放的游行队伍大约1,000至1,500人，大多数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下午4点48分离开堤岸的集合点，途径河岸街和霍尔本高街（英语：High Holborn），下午3点33分抵达康威厅的后门[16][33]。此时30人离开游行队伍，进入大楼参加解放的会议[17]，剩余的人继续前往旧北路的交叉口并左转，下午5点36分到达红狮广场[32]。

解放的游行队伍抵达广场后，发现有警戒线挡住向左走的路，后面排著一队骑警，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康威厅的正门。领头的500名游行者右转，朝着露天会议的地点走去，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带领剩余示威者放慢步伐，与前面的人分开。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部分的前方示威者手挽手，在拐角处冲进警戒线，之后的调查称之为“蓄意、坚决和持续的攻击”[34][35]。警察掷了数枚投射物和两枚烟雾弹，部分游行者以布告杆和横额杆充当武器来对付警方[18][36][37]。警戒线因此变得弯曲变形，但完好无损，于是杰拉德召集两支待命的特别巡逻课行动队[38]。在增援到达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第二次奔涌短暂冲破警戒线，游行者和骑警开始有接触。特别巡逻课抵达后组成契型阵，将人群向后驱散，好重新设置警戒线，并把示威者一分为二后，一半推到旧北街，另一半则沿着广场北侧前进。广场上的暴徒于下午3点50分，也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首次冲向警戒线的15分钟后，特别巡逻课持续把示威者从旧北街赶到西奥博兹路[38][39]。

特别巡逻课行动升级期间，有与游行队伍的和平示威者发生接触，并像对待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队伍一样驱散他们。数名示威者在此行动中倒在原地，其中之一便是凯文·盖特利[16]。盖特利和华威大学的同学一直跟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后面，由于他的身高，他们有出现在新闻照片中。盖特利的最后身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第二次冲向警戒线之前所拍摄，当中显示他毫发无伤，面朝旧北街，与其他学生一起撤退。接下来，杰拉德和记者彼得·奇平戴尔（英语：Peter Chippindale）分别看到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撤退的人群从其身上踩过。没有目击者和其他证据表明最后一张和他倒地前之间发生了什么[40]。盖特利被警察架到附近的圣约翰救护机构哨站，接受治疗后被送往伦敦大学学院医院（英语：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四个小时后撒手人寰[16][19]。盖特利是英国55年来首个在示威活动丧生的人[16][41][c]。

南安普敦街的第二次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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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旧北街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队伍沿着西奥博兹路，前往南安普敦街的交叉路。同时国民阵线的游行队伍也到路口，所以两队被封在二端，中间站着120至140名警察组成的警戒线。12名骑警在下午4点前到达现场，但担心双方发生冲突，于是奉命把解放的游行队伍赶回西奥博兹路，但示威者并没有事前打听到警告，也没有机会撤离。撤退的示威者因为警察在旧北路驱散示威者而被挡住去路，所以不能很容易沿着道路返回，遭到封锁后，更多的暴力事件接踵而至，他们向警方扔些投掷物，警察则随意挥警棍。理查·克鲁特巴克（英语：Richard Clutterbuck）在调查英国政治暴力时表示“报纸的记者对警方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比红狮广场的早先事件更早提出批评”[43]。

博斯韦尔街的第三次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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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约70个成员在西奥博兹路附近的博斯韦尔街聚集，总警司亚当斯（Adams）看到他们手臂相连，似乎拿着木桩或警棍，感觉激进又充满敌意，所以命令特别巡逻课清理他们出街道，但遭到其他侦查员的质疑，包括附近的两名记者和特别巡逻课的一名警官。部队冲进博斯韦尔街，在半路上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成员发生冲突。目击者对这两个团体谁先出手的说法不一。有些人被捕，斯卡曼勋爵（英语：Leslie Scarman, Baron Scarman）回顾事件时称当中“涉及相当程度的武力”[43][44]。

大约下午4点20分在博斯韦尔街发生冲突时，国民阵线被引导至红狮广场的东南边，之后进入康威厅。解放的主要游行活动仍在广场举行露天集会，与国民阵线之间没有任何麻烦或接触[45]。

警方在动乱期间拘捕51人，全部都是极左成员[28]。据称有54人受伤，其中46人为警察[46]。虽然报告的受伤人数很少，但斯卡曼指出“一定有更多人受到不同严重程度的不愉快伤势，但从未报告过”[47]。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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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周，媒体对广场发生的事件进行报导和评论。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认为示威者与警方的最初冲突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蓄意攻击，而许多人认为西奥博兹路和南安普敦街交叉口的争执则是警方的错。遵循这说法的报纸之一为《卫报》，报导标题为“左翼故意展开暴力”。奇平戴尔和沃克报告称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示威者首次涌入警戒线，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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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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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政治历史学家彼得·希普利（Peter Shipley）称最后一个是国民阵线政策的价值思想，并认为这是“渗透在其思想各个方面”的信条[8]。
  2. ^ 沃克在研究国民阵线的历史时称会员资格“就像一个开着水龙头没有排水塞的浴缸，成员都昙花一现”[9]。虽然1974年的会员总数为20,000人，但当时估算10,000到12,000人会比较稳定[8][9]。
  3. ^ 上一次的死亡案例在1919年警察罢工（英语：British police strikes in 1918 and 1919）期间发生，有两名抢劫犯在暴乱中被军队射杀[4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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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Scarman 1975，第11页.
  2. ^ 2.0 2.1 Brownell 2007，第236页.
  3. ^ Scarman 197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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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Smith 2017，第138页.
  6. ^ Walker 1977，第67页.
  7. ^ 7.0 7.1 Walker 1977，第161页.
  8. ^ 8.0 8.1 8.2 Shipley 1978，第5页.
  9. ^ 9.0 9.1 9.2 Walker 1977，第9页.
  10. ^ 10.0 10.1 10.2 10.3 Clutterbuck 1978，第153页.
  11. ^ "South Place Ethical Society". The Ethical Record，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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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Brain 2010，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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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Scarman 1975，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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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43.0 43.1 Clutterbuck 1978，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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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Scarman 1975，第1页.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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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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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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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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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students march as Kevin Gately is buried. The Times. 1974-06-22: 2. 
  • Bugler, Jeremy. Street battle: Man dies in hospital. The Observer. 1974-06-16: 1. 
  • Bugler, Jeremy. 8,000 in silent march. The Observer. 1974-06-23: 1. 
  • Chippindale, Peter; Walker, Martin. Left wing deliberately started violence. The Guardian. 1974-06-17: 20. 
  • Deeley, Peter; Wilby, Peter; Davies, Tom. The spy trail that led to Red Lion Square. The Observer. 1974-06-23: 2. 
  • Fairhall, John. Silent demonstration by students over Kevin Gately's death. The Guardian. 1974-06-22: 5. 
  • Huckerby, Martin. Inconclusive tests on rally clash victim. The Times. 1974-06-17: 1. 
  • Huckerby, Martin. MP calls for inquiry into demonstrations. The Times. 1974-06-17: 3. 
  • Huckerby, Martin. Student in demonstration died after blow to head, pathologist's report says. The Times. 1974-06-18: 1. 
  • Huckerby, Martin. Student in Red Lion Square clash 'slipped unconscious to ground 10ft from police cordon', inquest told. The Times. 1974-07-12: 2. 
  • Huckerby, Martin. Misadventure verdict on Red Lion Square demonstrator. The Times. 1974-07-13: 3. 
  • Police would welcome public inquiry into Red Lion Square clashes. The Times. 1974-06-18: 8. 
  • Scarman inquiry on Red Lion fight. The Times. 1974-06-29: 3.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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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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