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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
昵称红色拿破仑[1]
出生(1893-02-16)1893年2月16日
俄罗斯帝国斯摩棱斯克萨福诺夫斯基区
逝世1937年6月11日(1937岁—06—11)（44岁）
苏联莫斯科
效命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 苏联
军种苏联红军
服役年份1914年－1937年
军衔苏联元帅
统率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参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内战
波苏战争
获得勋章红旗勋章
列宁勋章
圣弗拉迪米尔勋章（英语：Order of Saint Vladimir）
圣安娜勋章（英语：Order of Saint Anna）
圣斯坦尼斯洛斯勋章（英语：Order of Saint Stanislaus (House of Romanov)）
经历年表
  • 1937年6月11日：于莫斯科被处决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是一位苏联红军将领，最高军阶为“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是早期苏联红军的核心领导人物，曾担任过诸如工农军事学院院长、西部军区（俄语：Белорус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司令、红军副参谋长、总参谋长、列宁格勒军区（俄语：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司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装备部长、国防副人民委员、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部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图哈切夫斯基也被认为是红军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与弗拉基米尔·基里阿科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英语：Vladimir Triandafillov）等人共同发展了“纵深作战”军事理论。

图哈切夫斯基原为沙俄陆军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爆发革命，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方，在国内战争、波苏战争和镇压王冠城叛乱等军事活动皆担任指挥要职，战后成为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被指控涉及反苏、间谍活动而被捕。根据法院的判决，图哈切夫斯基是法西斯、波兰和日本间谍的领导者，并指挥了企图推翻国家秩序的组织。图哈切夫斯基在被迫认罪后被判处死刑，于同年6月12日与其他7名军事指挥官一同被处决。斯大林去世后，图哈切夫斯基于1957年1月31日首次恢复名誉。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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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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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图哈切夫斯基家族照，祖母阿列芙京诺芙娜弹奏著钢琴，而正就读中学低年纪的图哈切夫斯基正与家人下棋[2]。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于1893年2月16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斯摩棱斯克省亚历山大德罗夫斯科耶（今萨福诺夫斯基区斯列德涅村附近）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3]，其祖先曾于17世纪下半期从事军职，进而获得了世袭贵族头衔，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之父一辈则已不在军中服役，而是长年生活于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日县亚历山大德罗夫斯科耶领地[3]。图哈切夫斯基之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Никола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受过良好教育，文化修养高，嗜好音乐和田园生活，不愿受旧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也不信上帝，这使他受当地贵族视为异己而被排斥。老图哈切夫斯基后来不顾世袭贵族的身份，迎娶了普通农民彼得·普罗霍维奇的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米列霍夫娜（Мавра Петровна Милохова）为妻，更使老图哈切夫斯基断送了进入仕途和上流社会的机遇[4]。玛芙拉虽不识字，但擅于持家，也为老图哈切夫斯基生下4男5女共9个孩子[5]，图哈切夫斯基则排名第三[4]。由于领地经营不善，图哈切夫斯基先是将其抵押，后来转而卖掉，迁往祖母索菲娅·阿列芙京诺芙娜在奔萨省琴巴尔县弗拉日科耶领地，图哈切夫斯基便在当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3]。

少年时代的图哈切夫斯基即对军事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经常阅读相关的书目，或是央求曾参与1812年俄法战争的祖父讲述故事[6]。除此军事上的爱好之外，图哈切夫斯基也从父亲和祖母继承酷爱音乐的嗜好，其祖母师从尼古拉·鲁宾施泰因，能弹得一手好琴[6]。受其影响，图哈切夫斯基一家的孩子对音乐皆颇为着迷，长子亚历山大与幺子伊戈尔都先后考上音乐学院[6]。图哈切夫斯基也著有擅长演奏小提琴和绘画的技艺，甚至能自制小提琴[2]。1909年，图哈切夫斯基一家搬至莫斯科，由于在当地的生活困难，图哈切夫斯基在先后于奔萨第一中学（俄语：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 № 1 имени В. Г. Белинского）、莫斯科当地的十年制学校修至六年级教育后，选择了能更快自立的道路——报考军校，这与希望他成为音乐家的父亲发生了冲突[7][8]。1911年8月，图哈切夫斯基通过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武备学校（俄语：Московский 1-й 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7级班（最高级）的入学考试[9]，1912年6月1日被授予“优异成绩毕业生证书”[9]，随后进入亚历山大军事学院（俄语：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就读。1914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毕业[9]。由于成绩优秀，图哈切夫斯基得以按照其意愿进入近卫军服役，便以此成为近卫军“谢苗诺夫团（俄语：Семёновский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олк）下的一名军官，而该团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祖父曾于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所服役过的单位[10][5]。然而仅服役于近卫军一星期，欧洲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图哈切夫斯基也随之参战。

图哈切夫斯基于一战初期编入西部方面军（俄语：Западный фронт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Россия)）第1近卫步兵师（俄语：1-я гвардейская пехотная дивиз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参加了卢布林、伊万哥罗德和沃姆札的战斗，由于表现英勇，仅六个月便获得了五枚战斗奖章[11][12]（一说六枚[10]）。1915年1月24日，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华沙一带的一次激烈战役，“谢苗诺夫团”近乎全军覆没，图哈切夫斯基最终于沃姆扎被俘[10]，但军方误认其已阵亡，并发送阵亡通知予其双亲[8]。图哈切夫斯基被关押在英戈尔施塔特的一所战俘营，有一说他与未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同为狱友[13]，但支持此说的证据相互矛盾[9]。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尝试逃跑，但数度皆为敌军擒获，一直到第五次与同伴挖掘了地道，逃出了战俘营，跋涉百余公里后抵达德国-瑞士边境，再从当地抵达法国，在俄罗斯驻法武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俄语：Игнатьев,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伯爵的帮助下前往英国，最终于1917年10月回到俄国[14]。图哈切夫斯基于11月初返回原部，并被晋升为连长，然而随即爆发的“十月革命”令该团被解散，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所有军官都被撤职[10]。

国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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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比尔斯克、塞兹兰与萨马拉战役（1918年4月至19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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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辛比尔斯克战役（英语：Simbirsk Operation）和塞兹兰-萨马拉战役（英语：Syzran–Samara Operation）
 
国内战争期间的图哈切夫斯基，摄于1920年。

图哈切夫斯基一度试着加入“布尔什维克”，但因为其相对富裕的出身而有所困难，直到在武备中学的同学、彼时已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防卫司令部政委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库利亚布科的帮助下，图哈切夫斯基成功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4月5日，图哈切夫斯基成为共产党员[9]，被分配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于阿维尔·萨弗洛诺维奇·耶努吉泽手下工作[15][16]。由于工作表现良好，图哈切夫斯基逐渐受到肯定，库利亚布科也将其介绍给列宁，取得了后者的信任，于1918年5月27日担任了莫斯科防区政治委员[17][18]。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叛乱之后，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伏尔加地区协助东部方面军（英语：Eastern Front (RSFSR)）司令官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6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抵达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喀山，军事委员会委员科巴捷夫与布拉贡拉沃夫任命其为第1军团（英语：1st Army (RSFSR)）司令，图哈切夫斯基随即接受，立即转赴作为军团司令部的达因萨车站。第1军团于6月下旬建立，由辛比尔斯克、塞兹兰和萨马拉的赤卫队、工人和战斗队组成，这些队伍有80余支，每支有20至250人不等[19]。

图哈切夫斯基接掌第1军团后，首先面临到的是其上司东部方面军司令穆拉维约夫在作战上的协调问题，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其提出对塞兹兰和萨马拉的计划不切实际、使红军远离仰赖的铁路和河运补给线进行进攻行动，因此加以修改，之后于7月初获得首次的胜利，攻占塞兹兰与布古利马[20]。然而穆拉维约夫自7月初开始发动叛变，向部下的红军官兵宣布将继续从事对德战争，并试图拉拢图哈切夫斯基，后者因不从而被逮捕，险遭到穆拉维约夫的部下枪毙。7月11日，穆拉维约夫被早已得知叛乱消息的辛比尔斯克省执委会官兵伏击，在枪战中遭击毙，而与此同一时间图哈切夫斯基也获释，并成功将穆拉维约夫手下的叛军——装甲营争取过来，扑灭了本次的叛乱[21]。之后，图哈切夫斯基重新整顿第1军团，在其驻地进行动员征兵作业，原先的80个支队也被重新整理为三个师，按地域分别称作“奔萨师”、“因萨师”和“辛比尔斯克师”，而若以番号称则分别为第20师、第15师和第24师，这是苏俄红军的第一批正规师[22]。

1918年8月，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命令东部方面军做好反攻准备，同月4日，下令准备展开对当时白军占领的辛比尔斯克之进攻，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军团是其中的进攻主力，这也是该军团组建以来进行的首次重大战役[23]。9月12日，第1军团以迅速的机动战攻占辛比尔斯克，取得了首次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24]。9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投入包括第4军团调派的一个师、共三个师的兵力对塞兹兰发动进攻，然而其进展缓慢，一直到“辛比尔斯克师”将辛比尔斯克一地的白军逐至东方，随后进行了为期两天、每天行军距离超过55公里的强行军。10月3日，该师成功占领了塞兹兰跨越伏尔加河的“亚历山大”铁路桥，以此切断了白军于伏尔加河右岸、通往萨马拉的撤退路线[25]。同日，塞兹兰为红军所攻占。4天后，萨马拉也同样被其夺下。由于红军攻占了萨马拉，伏尔加河的航运恢复，红军得以持续供应处于物资短缺的上伏尔加地区[25]。图哈切夫斯基也因为本次战绩而收到了以示奖励的金表（当时原有的俄罗斯授勋制度已被废除）[26]。1918年11月中，图哈切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获得了南部方面军副司令的任命[26]。

南方战线（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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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俄国内战南方战线（英语：Southern Front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图哈切夫斯基被调往南方战线的主因是莫斯科方面认识到白军势力在南方逐渐形成严重威胁，时至1918年下旬，白军已完全了征服整个北高加索的准备。1919年1月8日，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将军整合了南俄方面的白军，已基本控制了北高加索全境。然而图哈切夫斯基一直到1919年1月才真的进入南部方面军司令部工作，原因是方面军中的原沙俄军高级将领共同反对原仅有少尉军衔的图哈切夫斯基与之工作[27]，一直到1月24日他才获得了该方面军下属的第8集团军副司令职务[26]。

图哈切夫斯基很快打退了士气低落的白军哥萨克人，并在月底渡过了顿河。2月1日，红军指挥官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俄语：Вацетис,_Иоаким_Иоакимович）向南部方面军致电新任务——攻占罗斯托夫与新切尔卡斯克，这使方面军右翼，特别是第8军团必须直接开往南方要地顿巴斯，图哈切夫斯基意识到这将使该军团右翼与前线的因诺肯季·绥拉菲莫维奇·科热夫尼科夫（俄语：Кожевников, Иннокентий Серафимович）部队形成超过70公里的缺口。这点令图哈切夫斯基与南部方面军司令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吉季斯（英语：Vladimir Gittis）起了激烈的冲突，后者认为科热夫尼科夫所部可独立对付顿巴斯的白军，第8军团必须前往南方摧毁白军的顿河军。两人的争执持续闹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尽管不服吉季斯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依旧于3月初是命令第8军团前往顿巴斯，直到因为春季融雪无法执行攻势，部队不得不止于里哈亚（俄语：Лихая）[28]。

东方战线（1919年3月至19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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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1919年俄国内战白军春季攻势（俄语：Весенне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1919)）和苏俄红军东线反攻势（英语：Counteroffensive of Eastern Front）
1919年的俄罗斯内战东线战场形势
 
白军发动春季攻势示意图。
 
红军展开夏季反攻示意图。

南方攻势的停滞以及新威胁的出现使图哈切夫斯基得以摆脱当前指挥权受窘的处境，此时的红军在东方战线面临由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统帅的白军威胁，成了当前最重要的战线，图哈切夫斯基主动申请调往东方战线获准，并受到推荐成为第5军团（俄语：5-я армия (РККА)）司令[28]。此时红军东部方面军由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指挥，下有10万兵力，而高尔察克部则有13万到14万5000人，在骑兵方面白军更享有2比1的优势[29]。3月初，高尔察克的西部军团（俄语：Западная отдельная армия）攻击红军东部方面军中部，自车里雅宾斯克沿着铁路朝辛比尔斯克进攻，至4月底已离伏尔加河仅90公里。白军西伯利亚军队同样从彼尔姆往维亚特卡挺进约150公里。两支军队虽同样因为春季融雪行动缓慢，但将与南方邓尼金部联系，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之势[29]。

图哈切夫斯基接掌第5军团时条件极为恶劣，由于先前战斗，该军团已损失一半的人员，其与北边邻近的第2军团（俄语：2-я армия (РККА)）相距150公里之远，整支军团军官和政委短缺且兵疲马困。这般情势下，第4军团（俄语：4-я армия (РККА)）司令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伏龙芝决意放弃正面进攻，改采取集中沿着1800公里漫长战线上的兵力、袭击白军西部军团延伸过度的左翼。这支打击部队由伏龙芝指挥，编为东线“南部集群”，涵盖第1、第4、第5军团以及“土耳其斯坦军团（俄语：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армия (РККА)）”等兵力[30]。

时至4月20日，第5军团已在休养期间完成战斗准备，至月底已恢复至可执行反攻（英语：Counteroffensive of Eastern Front）的状态，而此时第5军团对付的白军部队两个军之间出现了空隙，伏龙芝决定不等增援便利用此一弱点，于4月28日展开总攻，至4月30日，第5军团已夺占交通枢纽布古鲁斯兰车站、占领该城市，并重创白军第7步兵师。接着图哈切夫斯基转战北部的布古利马以切断白军的补给线。尽管白军集结了为数30,000的守军，但图哈切夫斯基凭借仅22,000人的兵力仍于5月6日发动进攻，并在5月13日成功占领该城，白军残部只得仓皇跨越契克河后撤。图哈切夫斯基的第5军团在仅七天内便推进了150公里，并打败了高尔察克西部军团的主力，军团官兵士气大增[31]。

然而“南部集群”的追击行动因方面军指挥层更易而暂缓，加米涅夫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莫耶罗（俄语：Самойло,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取代。萨莫耶罗决定将第5军团从“南部集群”调出，布署至更北部的缅泽林斯克，占领卡马河。瓦采季斯则认为西伯利亚军团目前正从北方逐渐接近莫斯科，是当前主要的威胁，因此必须将第5军团北调威胁西伯利亚军团的左翼，将其击退或迫使撤退。但图哈切夫斯基与伏龙芝皆反对改变原先的追击计划，应将第5军团用于占领别列别伊以及乌法，彻底消灭西部军团，至于西伯利亚军团可待其深入后从南方将其包围歼灭之。在争执的过程中，萨莫耶罗数次改变第5军团下达的命令，使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写信给该人，抱怨其于十天内五度改变军团的任务，且每个新任务都是与前次完全相反的。图哈切夫斯基斥责萨莫耶罗应回去阅读野战手册，慎重考虑命令后再发出，而萨莫耶罗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图哈切夫斯基为其无礼做出解释，并指后者缺乏对高级军官的尊重。争执后来传到列宁处，最终萨莫耶罗被解职，加米涅夫重任方面军司令职务[32]。

5月25日，“南部集群”重启对高尔察克部队的攻势，图哈切夫斯基的第5军团击溃了白军第1伏尔加军的残部，将其逐出乌拉尔斯克，确保了伏龙芝部左翼的安全。6月19日，第5军团攻占乌法，通往南方乌拉尔斯克的路上已无障碍。而在北方，正如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所预料的，白军西部军团撤退后，西伯利亚军团也同样止住了通往莫斯科的攻势。第5军团则一路向东挺进，于7月13日攻下了兹拉托乌斯特，8月4日占领车里雅宾斯克。在占领这两个城市期间，图哈切夫斯基俘获了大约16,000名战俘和缴获大量军备[33]。8月20日，第5军团越过托博尔河，在10天内推进180公里[34]，但9月初白军一度反攻（俄语：Тоболь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迫使第5军团退回该河的桥头堡。图哈切夫斯基借此机会休整，接受增援兵力后再度进攻。之后为期两周的攻势使白军受到决定性失败，10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攻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之后他拒绝了麾下师长的休整意见，继续进攻高尔察克政权的中心——鄂木斯克（俄语：О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高尔察克的部队由于无力组织防御，于11月12日放弃该城。11月14日，第5军团的部队进入该城，城中为数3万的卫戍部队不战而降，白军的一大军火库也因此落入红军手中[35]。

由于攻占鄂木斯克的功绩，图哈切夫斯基被授予镀金荣誉军刀（俄语：Почётное_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_оружие）以及红旗勋章，后者是当时战斗部队指挥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而其指挥的第5军团则多获得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及特别津贴。11月，图哈切夫斯基再度被召回莫斯科以重新分配任务[35]。

南方战线的结束（1919年11月至19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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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北高加索行动 (1920年)（英语：North Caucasus Operation (1920)）
 
南方俄军（英语：Armed Forces of South Russia）总司令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

图哈切夫斯基于11月返抵莫斯科，但新职务一直拖延到1月24日才能获任。对此，他认为是前沙俄高级军官对自己指挥能力的怀疑。在等待任命的同时，列宁还曾要求他撰文评论红军的军官，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前沙俄军官们无法或不愿了解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并没有考虑去争取可成为已方援军或协助后方补给的当地平民。他同样指出，红军指挥员极度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仅有年轻军官受过较佳的军事训练，但他们大部分也已经阵亡，剩下的也多半加入白军阵营，因此参加红军的主要是在速成理论培训班受过培训的军官，这些人现在担任着重要的职务。除了在参谋部门担任参谋工作外，也应将这些党员和出身工农的干部置于指挥职位上[36][37]。

12月22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南部方面军（俄语：Южный фронт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第13军团司令。然而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斯大林否决了本此任命。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友人回忆，斯大林从未对其表现出友好的态度，这可能是出于该人对他贵族出身、前沙俄军官背景的厌恶以及军事成就的嫉妒所致。在此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在1月19日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谋求任何指挥职务，即使是非南部方面军的单位也行。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件送到莫斯科时，恰好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与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正抱怨高加索方面军（英语：Caucasian Front (RSFSR)）司令指挥不利，结果使图哈切夫斯基于1月24日被任命为高加索方面军代理司令，于2月3日抵达萨拉托夫正式接掌指挥[38]。

图哈切夫斯基上任后，方面军正等待增援以准备发起新攻势，但他发现南方俄军（英语：Armed Forces of South Russia）总司令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的右翼沿着马内奇河布署，远比沿着顿河布防的左翼要脆弱的多。他决定不等增援抵达，迅速重组了部队，抢先利用当前白军暴露出来的弱点将其击溃。2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对白军发动攻势，除了正面攻击外，也投入了布琼尼指挥的第1骑兵军团于其后方，切断白军与后方的联系[39]。邓尼金也意识到了后方的威胁，因此也派出了骑兵队与布琼尼部交战，双方因此爆发了内战中规模最大的骑兵会战（俄语：Егорлыкское_сражение），最终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39]。

与此同时，邓尼金的左翼部队越过了顿河，攻占罗斯托夫，这引起莫斯科方面的担忧，也导致了图哈切夫斯基承受诸多谴责，如加米涅夫于2月21日指出他在增援抵达前就急着发动进攻，导致罗斯托夫如今“灾难性的状况”，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却表示自己的攻击已压制了白军，且罗斯托夫不过是个小村庄，没人会在这里投入大量兵力。2月23日，图哈切夫斯基的第8与第9军团收复了罗斯托夫[40]。3月9日，红军攻占季霍列茨克；3月27日，红军进入新罗西斯克，而白军则由协约国舰队于克里米亚接应，从海上撤退（英语：Evacuation of the Crimea），至此，俄国内战已大致结束[41]。

波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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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波苏战争和华沙战役 (1920年)
 
华沙战役第一阶段局势图，此战役为波苏战争的转捩点，也是图哈切夫斯基军旅生涯中的一次主要败战，与斯大林有相当之关联，也使该人倍受指责。

在图哈切夫斯基于高加索战役中打败白军时，红军最高统帅部已正着手处理同波兰的战争问题，而这次加米涅夫于1920年3月20日向列宁推荐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对波战争中主力的西部方面军司令，后者于4月29日获得此任命[42]。5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对驻扎于白俄罗斯一带的波兰军队展开了进攻，使得后者于乌克兰的部队跟着回防[42]。同年7月，图哈切夫斯基的西部方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俄语：Июль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1920)），于7月4日，收复了明斯克和莫济里，14日再攻占维尔诺。至7月中旬，西部方面军的部队已攻抵现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国境线，即“寇松线”。7月17日，西部方面军下属的第3军团占领了涅曼河的渡口，而第3骑兵军团的攻势迫使波军撤回至纳雷夫河和西布格河一线。7月23日，红军“莫兹尔集群（俄语：Мозырская группа）”攻占平斯克[43]。

因局势顺利，苏俄方面将原先“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波兰军队驱逐”的计划转为进攻波兰本土，于当地扶持共产党政权，将社会主义革命延伸至德国，加米涅夫因而核准了继续对波兰本土的进攻[44]。加米涅夫也听信了图哈切夫斯基过于乐观的结论，认为单凭西部方面军的实力便可攻占华沙，因此派遣西南方面军前去进攻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两支方面军距离逐渐拉远，无法相互支援，使红军对华沙的进攻力量大为减少[45]。8月初，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挺进至华沙一带，之后于8月14日对华沙城展开进攻。图哈切夫斯基计划以方面军右翼的第4军团作为掩护，以第3骑兵军则强渡维斯瓦河向南方推进，进攻波军后方。第3军团则掩护第16军团，以全部力量进攻波拉格地区[46]。

然而波军已做好反击的准备，集中兵力攻击西部方面军的左翼，“莫兹尔集群”遭到波军的包围。加米涅夫曾两度命令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派遣第12军团和第1骑兵军团增援，但身为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的斯大林并未核准将其派至已于16日遭到全面反攻的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甚至回信表示拒绝[47]，终至华沙战役红军遭到大败。波兰军队于8月25日重返西布格河，并收复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48]。尽管军事失败，叶戈罗夫与图哈切夫斯基依旧保有方面军司令职位。关于叶戈罗夫为何没有将部队拨给图哈切夫斯基的原因、华沙战败的责任归属众说纷纭。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认为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49][50]，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动机可能是想保留兵力对付仍占领克里米亚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白军[51]，或斯大林希望西南方面军取得攻占利沃夫的荣誉[52]，且不愿看见图哈切夫斯基取得攻占华沙的成就[53]。

最终，斯大林因此被解除军事委员职务，列宁也以此要求加强军队的纪律。图哈切夫斯基在日后的演讲“进军维斯瓦河”中承认西部方面军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两个方面军未能协同作战所致，其中斯大林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尽管图哈切夫斯基并未因为斯大林的作为而恶化与他的关系，但后者对此怀恨在心，成了日后图哈切夫斯基被斯大林杀害的原因之一[54]。

镇压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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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俄国内战已大致结束后，由于长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使苏俄民众日生反感，终于导致当年下旬爆发由亚历山大·安东诺夫所领导的农民叛乱，由于发生于坦波夫省，故称作“坦波夫起义”（或又称“坦波夫叛乱”）。1921年3月，波罗的海军港要塞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也跟着暴动，称作“喀琅施塔得起义”或“喀琅施塔得叛乱”。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两起事件中率领红军成功镇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用了包括使用毒气、挟持人质、处决和焚毁村庄等残酷手段[55]。

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第7军团于3月8日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军，第一次攻击因冰上作战准备欠缺以及兵力缺乏而失败[56]。3月17日，第7军团在增援后发动第二次进攻，取得成功。图哈切夫斯基下令以毒气攻击叛军战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英语：Russian battleship Sevastopol (1911)）”。隔日，叛军的抵抗彻底瓦解[57]。

“坦波夫叛乱”方面，图哈切夫斯基接手了5万名镇压部队，并有一个月的时间处置。图哈切夫斯基下令部焚烧村庄，农舍被炸毁，且不收留战俘，坦波夫中的叛乱男性家族成员，包括妇孺皆充作人质，关押在条件恶劣的集中营。图哈切夫斯基也再度使用了化学武器。1922年6月，叛军首领安东诺夫被射杀身亡，叛乱结束[58]。

领导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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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第一批元帅，前排由左至右为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后排则为布琼尼和布柳赫尔。

国内战争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的工作转为改造红军，促使其现代化，并成了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物[59]。首先，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1年8月17日任命图哈切夫斯基担任由总参谋学院改名而来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然而1922年1月起，图哈切夫斯基重新担任指挥职务，1924年4月至1925年1月间，米哈伊尔·伏龙芝担任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则作为其副手。在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后，伏龙芝接替成为人民委员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图哈切夫斯基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1925年伏龙芝去世后，由于拒绝了由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推荐的中国国民党军事顾问职位，图哈切夫斯基一度遭受排挤，被派去培训后备军[60][61]。1925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图哈切夫斯基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战术的核心元素是可极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的机械化，尤其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主要强调机械和钢铁制造。192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定采购新型现代化武器的决议。在此影响下，图哈切夫斯基于1930年1月提出了一项武装部队改革的建议，不仅涉及武器现代化，还提出要重组军队[61][62]。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他错误地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报告是真实的，因此计划中的数据被严重夸大[63]。图哈切夫斯基曾建议削减骑兵单位、增加战车和飞机的产量，这使其不可避免地与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产生了矛盾。然而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数月未获回应，最终他于1930年4月致信斯大林，但后者回信拒绝，伏罗希洛夫还在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回信，反对图哈切夫斯基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描绘了无法实现的目标、执行时将导致“红色军国主义”的形成[64]。然而图哈切夫斯基并未接受，反而还多次要求斯大林重新考虑其意见[65]。

1931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国防副人民委员及工农红军武器主管，在此职务上为红军的现代化做出了许多贡献，例如在1931年底建议用战车加强步兵和骑兵师，并在1934年敦促增加空军飞机的数量。在发展空军的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也没有忽视防空武器的发展，给予其研发和装备高度关注，后来著名的喀秋莎火箭炮也是得益于他对现代战术火箭研发的支持。另外他还参加了多次波罗的海舰队的军事演习，以验证其海战方面的概念。图哈切夫斯基还建议建立军事学院，以确保为机械化部队培养足够的军官[66][67]。图哈切夫斯基还为红军建立空降部队做出贡献，首支苏联空降部队于1932年成立，麾下共450名成员。1934年9月，图哈切夫斯基在列宁格勒军区观察了一次空降演习，认为这一技术值得进一步发展。1936年至1945年间，苏联已将空降兵规模发展至总人数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66][68]。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1年6月19日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2月被授予列宁勋章，并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69]。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其与伏罗希洛夫的冲突日益激烈，有一说认为伏罗希洛夫能力远不及图哈切夫斯基，因此试图以极度的猜忌来监视后者的一举一动，而图哈切夫斯基与其和布琼尼之间的频繁争执也有部分肇因于该人难以忍受愚蠢的性格，特别是这两位保守的战略观与其新式战争观存在鲜明对比。此种恶性斗争使伏罗希洛夫经常反对并退回图哈切夫斯基为红军发展所提出的报告和建议，并尽可能回避该人，而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曾试图解除图哈切夫斯基的职务，只是当时仍有多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力挺图哈切夫斯基而使其地位不坠[70][71]。1930年代初，欧洲各国军队，特别是德国正全力重整军备，斯大林可能也意识到技术发展（主要是基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无法再被推迟，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所主张的骑兵突击在可能的战争中将无法取得成果。因此斯大林曾表面上宽恕了图哈切夫斯基，甚至还在1932年5月写信给后者，为过往对其的批评道歉。1935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晋升苏联元帅，为首批获得该军阶的五人之一，也是该军阶共41名获得者中最年轻者（42岁）[72][73]

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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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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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被捕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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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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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苏联官方推出的图哈切夫斯基肖像纪念邮票。

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后，其家族全员全部遭到迫害，大多关入监狱和集中营，母亲玛芙拉和妻子尼娜首先被送往阿斯特拉罕，前者之后被迫沿街乞讨，最终倒毙街头，后者则在1942年在哈萨克集中营被枪杀；女儿斯韦特兰娜也被关入集中营；图哈切夫斯基的两个兄弟——尼古拉和亚历山大都被枪决，其妻被投入监狱，侄儿则被送往保育院，强迫他们改了姓，如托马舍维奇或罗斯托夫等等[74][75][76]。对于红军而言，其影响更为深远，图哈切夫斯基与大批的军事专家被捕处决，其著作和理论也跟着被销毁，使苏联的军事思想发展受到重创。“大纵深作战”理论的研究在1937年夏至1939年秋之间完全停止，相关图书被禁阅、招回、摧毁。然而尽管如此，“大纵深作战”理论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10多年的培养，斯大林依旧不能将其完全从红军军官团中彻底根除[77][78]，至苏联与德国爆发战争后，此理论重新发展，使红军最终得以取胜[79]。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经过短暂的政治斗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取得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并开始展开各项“去斯大林化”和平反活动，首先便是于1956年2月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一演讲，谴责斯大林主使的“大清洗”。1956年，苏联军事总检查院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图哈切夫斯基一案进行复查，确认其军事活动家的指控为子虚乌有，1957年1月31日，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取消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7名同案被告的判决，宣布无罪，后于同年2月27日恢复其党籍[80]。1964年6月26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向赫鲁晓夫报告图哈切夫斯基一案的复查情况，证实当年对该人逮捕、罗织罪名过程以及其罪行之虚构[81]。

官方与民间也开始重新评价图哈切夫斯基，原于195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中并未收录该人和同被清洗的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元帅，而自1961年起出版的苏联《军事杂志》上刊载了数十篇介绍图哈切夫斯基生平、活动和贡献的文章。1964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图哈切夫斯基文选》。1983年，图氏诞辰90周年时，苏联军方予以隆重纪念。俄罗斯至今亦有73条街道以其命名[82]，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也为其树立纪念碑[83]。1990年，二战苏联名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俄语：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上赞美图哈切夫斯基的文字才终于免于被审查机关删去[84]。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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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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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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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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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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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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