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旬刊,書冊式,每期20餘頁,約三、四萬字,從創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中國人自辦報刊。總理汪康年,早期主編為梁啟超。梁啟超在其上發表《變法通議》,提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翌年梁啟超赴湖南,仍舊主持筆政。後來由於張之洞的阻撓,命汪康年兼任總經理和主筆職務,汪梁之爭加劇,梁啟超憤然離職。自第55期後,再無梁文登於其上,版式也有所不同。梁啟超離職之後,由康有為主持出版業務。1898年7月底,光緒帝詔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將報名改為《昌言報》出版。[a][1][2]

時務報
類型大型政論實事機關刊物
版式書冊式
持有者汪康年
主編梁啟超
創刊日1896年8月9日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年秋)
停刊日1898年11月19日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冬)
語言中文(繁體)
總部上海四馬路

歷史 編輯

創辦 編輯

關於《時務報》的籌創,汪康年和梁啓超後來各執一詞,新聞史學界也看法不一,存在爭議。

  • 汪康年曾在《國聞報》上刊登《汪康年啟事》中說:「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關於創辦原因,接著說:「甲午戰敗後,國家深受大辱,士大夫們紛紛尋求救國之策,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比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關於邀請梁啓超,汪康年說「時梁卓如孝廉方滯留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來報館,專司論說。」關於經費,汪康年說:「館中經費,全賴集資。[3]
  • 針對汪康年說法,梁啓超專門撰文《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加以駁斥:「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針對汪所稱自己創辦《時務報》的說法,梁啓超說:「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指出《時務報》的款項乃原《強學報》餘款,另有幾項捐資。至於出力,梁啓超認為,《時務報》籌備工作主要由黃遵憲、梁啓超和汪康年三人共同出力,尤以黃遵憲最甚[4]
  • 黃遵憲本人也有自己的說法。「丙申五月,遵憲、德瀟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5]

梁啓超主筆時期 編輯

梁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梁啓超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報刊功能。第一, 他強調了報紙的「去塞求通」的功能和「導端」的作用;第二, 他認為報紙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 並提出了一份好報紙的四條標準:「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第三, 他認為要利用報紙的宣傳功能來傳播變法維新的思想。[6]

梁啓超發表在《時務報》上的另一組重要政論為《變法通議》,這篇文章的刊載使得《時務報》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維新派刊物,而梁啓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反覆闡述了變法的必要性,並且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變法主張。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強調「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君權日益專,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他還說:「不能創法炸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他認為變法的根本是 「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如果不進行變法,那麼中國將難以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這組文章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胡思敬在其所著的《戊戌履霜錄》中曾經這麼評價《時務報》對當時的影響:「當《時務報》盛行,(即連續刊載(變法通議》期間)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嚴復在致熊純如的信中也曾提到:「任公文筆原是暢達,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7]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該報最大銷量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啓超後來自述說:「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8]」。

後梁啓超時期 編輯

1897年梁啓超與汪康年矛盾激化,出走長沙。梁、汪2人決裂,自55期後,《時務報》不再有梁啓超的文章出現。

1898年5月,汪康年在上海又辦《時務日報》,突出時效性。「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上書光緒帝,要求將《時務報》改為官報,設立官報局,由梁啓超去管理,意圖奪回《時務報》。光緒帝批准將《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遷址北京出版,並責成康有為督辦。汪康年得知此事後將《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9],將《時務日報》更名為《中外日報》,加以抵制。

《昌言報》由梁鼎芬任主筆,體例未做改動,戊戌政變後,出刊至第10期,於1898年11月19日停刊。[9]

主要人員 編輯

  • 總理:汪康年
  • 主筆:梁啟超(前期)
  • 翻譯:李維格
  • 英文翻譯:張坤德
  • 法文翻譯:郭家驥
  • 日文翻譯:古城貞吉
  • 理事:黃春芳(兼印刷暨銀錢業務)[10]

影響 編輯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筆期間富有成效的宣傳, 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士為《時務報》宣傳、組稿,有的學校甚至將其作為教材使用。

除此之外, 《時務報》也成為了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地。他們經常藉此與社會上傾向維新變法的人士進行聯繫,並且設置許多學會團體,甚至會接受代收會費、辦理會員的委託。這些活動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新宣傳由文字走向了實踐階段。[6]

《時務報》還為有志之士開闢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報刊共分為「論說」、「諭旨恭錄」、「奏摺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路透電音」等多個欄目。其中「域外報譯」以英文、日文為主,並涉及了法文、俄文等92種外文報刊,共計出版譯稿1706篇,關於科學知識的內容有145篇。其刊載題材涉及工業,農業,醫療,生理,物理,地理等,被稱為「新知新學萬花筒」。如《時務報》第2冊刊登的譯自日本《西字捷報》的《照相新法》和第18冊上刊登的譯自《橫濱日日報》的文章《電光攝影奇觀》兩篇新聞,最早在中國報導了X光知識。而在《瑞人挪勃而散財以興格致》一文中,《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11]

注釋參考 編輯

腳注
引用
  1. ^ [1]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 ^ 昌言報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祝均宙,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資料庫,社資中心,國立政治大學(繁體中文)
  3.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三聯書店. 1956年: 133頁 (中文). 
  4. ^ 吳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75. ISBN 978-7-309-06146-8 (中文). 
  5. ^ 黃遵憲等. 黄遵宪等五人告白. 《國聞報》. 1898年8月17日 (中文). 
  6. ^ 6.0 6.1 楊陽. 文教资料, 2006年30期:评述梁启超与《时务报》. 中國傳媒大學社科學院思想政治教育. 2006-10-25 (中文). 
  7. ^ 申松欣. 《历史教学》:梁启超与《变法通议》. 河南省社科院歷史所. 1995年第7期 (中文). 
  8. ^ 梁啓超. 《清议报》100册:《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議報. 1901年12月 (中文). 
  9. ^ 9.0 9.1 昌言報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服務,(繁體中文)
  10. ^ 陳昌鳳. 《中国新闻传播史:传梅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 96. ISBN 978-7-302-18872-8 (中文). 
  11. ^ 王迎. 《时务报》: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 《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45期. 2011-12-08 (中文). 
文獻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