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
鄧子恢(1896年8月17日—1972年12月10日),名紹箕,字子恢[2],以字行,福建龍巖縣東肖區鄧厝村人,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農業政策專家。
鄧子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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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任期 1954年9月28日—1965年1月4日 | |
總理 | 周恩來 |
中國共產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 |
任期 1952年11月12日—1962年11月9日 | |
中央委員會主席 | 毛澤東 |
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別名 | 鄧紹箕 |
出生 | 1896年8月17日 大清福建省龍巖縣 |
逝世 | 1972年12月1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北京醫院 | (76歲)
國籍 | 大清(1896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 中華民國(?–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72年)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配偶 | 陳蘭 |
親屬 | 鄧淮生(子) 鄧小燕(女) |
母校 | 1917年-1918年,日本東亞補習學校[1] |
著作 | 《鄧子恢自述》 |
宗教信仰 | 無 |
軍事背景 | |
效忠 | 中國共產黨 |
服役 | 中國工農紅軍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
服役時間 | 1928年-1952年 |
參戰 | 第一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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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恢早年留學日本,後在閩西組織革命活動,曾擔任紅十二軍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財政部長,紅軍長征後,奉命留守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在抗戰期間,擔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第四師政治委員。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華中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三書記兼第四野戰軍第二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由於提倡「分田到戶」的責任制、反對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而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後因病逝世。
生平
編輯早期革命及紅軍時期
編輯出生貧寒農家。兄弟姐妹8,排行第二。鄧子恢幼年就讀於桐岡小學,13歲時,母親因病去世。十七歲入龍巖中學堂(今福建省龍巖第一中學)丙班。1916年底以優秀的成績畢業。1917年,獲得龍巖縣公費留學日本資格,當年3月東渡日本在東亞補習學校學習一年多。後因肺病被迫輟學回國[3]:3。1918年5月回到龍巖,到母校桐岡小學任教。由於鄉村學校支付的薪水很低,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於1918年底前往江西省崇義縣傑壩圩堂兄開設的「慶昌和」雜貨店當店員[4]。1919年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1923年夏,鄧子恢從崇義回到家鄉龍巖,創辦了《岩聲》報,傳播馬列主義,揭露社會黑暗。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12月,鄧子恢經陳贊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陳贊雍和鄧子恢又發展了十幾個黨員,成立了中共崇義縣支部。[3]:5。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鄧子恢被國民黨通緝[3]:8。
1928年4月,鄧子恢調任上杭縣委宣傳部長,負責該縣北四區蛟洋農民運動。1928年7月,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了中共閩西特委,鄧子恢任特委宣傳部長;同時還成立了閩西暴動委員會,鄧子恢任副總指揮。[3]:9此時,閩西各縣的武裝合編為紅七軍第十九師,下轄3個團,鄧子恢兼任五十七團黨代表。 1929年3月,其擔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時值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入福建[3]:11。鄧子恢聞訊朱毛紅軍已揮戈西進去了贛南,及時將閩西地區敵情變化情況寫成書面報告派人星夜送到紅四軍前委毛澤東、朱德處,要求紅四軍再次入閩。毛澤東、朱德根據當時敵情決定紅軍入閩開闢蘇區[5]。同年5至6月,鄧子恢組織工農暴動,配合朱毛部隊進入閩西,並殲滅國民革命軍福建省防軍第一混成旅陳國輝部2000餘人[3]:11-12。5月23日傍晚,鄧子恢在龍巖同毛澤東、朱德、陳毅首次見面。6月4日,龍巖縣革命委員會成立,鄧子恢被推舉為主席。 不到兩個月時間,龍巖、永定、上杭三縣大部分土地分配完畢。
1930年3月18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鄧子恢的主持下召開,選舉成立了閩西蘇維埃政府,鄧子恢當選為主席。當年5月,閩西地方紅軍和各縣赤衛隊共3000多人正式編組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2軍[3]:12,鄧子恢兼任政治委員。閩西蘇區發展到縱橫300里,人口近百萬,黨組織發展到8個縣委、53個區委、546個支部,擁有萬名左右的黨員;建立了6個縣、60多個區、597個鄉的蘇維埃政府的鼎盛時期。1930年九月,鄧被調任福建省委巡視員,赴莆田、福安、漳州等地指導土地改革和游擊隊建設[3]:11-15。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成立後,鄧擔任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1931年12月,調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巡視員,指導漳浦、龍溪、雲霄、平和等縣土地革命和游擊隊發展為紅軍獨立第三團,創建了閩南遊擊根據地[4]。
1932年7月初,鄧子恢隨紅軍東路軍回到龍巖。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之職。保證了紅軍在反對第四、五次「圍剿」中的供給。[3]:16。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作為留守的中共中央分局委員,鄧子恢返回閩西領導遊擊戰爭,與張鼎丞、譚震林等繼續指揮游擊戰爭[3]:16-17。
抗日戰爭時期
編輯1937年,在贛閩活動的中共游擊部隊與國軍進行談判,並獲得成功。1938年3月1日,鄧子恢與張鼎丞、譚震林率領的閩西南紅軍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並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民運部長,部隊北上[3]:18-19。1939年,鄧陪同新四軍軍長葉挺處理高敬亭問題[3]:19-20,此後新四軍離開大別山,部隊進入江北地區。[6]。1939年5月5日,鄧子恢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3]:21。1939年7月1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分編成第四、第五支隊,鄧子恢直接指導第五支隊。1939年12月初,增補鄧子恢為中原局委員。1940年3月,鄧子恢親自指揮了半塔集保衛戰[4]。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軍部被殲後於1月28日進行重組,鄧子恢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4]。 由於當時的淮南形勢很緊張,鄧子恢未立即赴軍部任職,仍留在半塔集領導新四軍第二師改編。1941年5月,鄧子恢到軍部就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成立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陳毅、張雲逸、鄧子恢等為委員。不久,鄧子恢以華中局代表的名義率新四軍軍部巡視團到皖東北地區彭雪楓部檢查和幫助工作,穩定了部隊的情緒。1941年8月11日,鄧子恢兼任新四軍第四師政委[7]。8月23日,華中局決定,成立淮北軍政黨委員會,鄧子恢為書記,鄧子恢開始擔負起淮北根據地黨政軍一元化領導的重任。[3]:22。
1942年夏,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師政委鄧子恢召見第四師騎兵團團長周純麟和政委姚運良,指示騎兵團有500多匹馬每天消耗4000多斤料,加上600多人吃飯要千把斤,一個月用糧抵得上六、七個步兵團、再加上買馬、馬裝具、每人配軍大衣,每個月消耗18萬斤馬草,對根據地財力人力負擔極大,應在「大生產運動」中爭取生產自給。
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區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撤銷淮北軍政黨委員會,鄧子恢任淮北區黨委書記,同時兼任淮北軍區政治委員。 1944年7月25日,在豫湘桂會戰河南淪陷背景下,新四軍四師向路西發展恢復豫皖蘇邊區,開展河南抗戰局面,彭雪楓率領四師主力5個團執行西進任務,鄧子恢等率領兩個團和地方武裝堅持淮北路東根據地,配合支援主力西進[8]。1945年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編輯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部隊戰略調整,新四軍主力進入山東;鄧子恢根據中央電令,於1945年10月從淮北路西前線前往淮陰,並於11月正式成立成立華中分局,鄧子恢為書記,譚震林為副書記,華中留下的新四軍合併成華中軍區,張鼎丞為司令員,鄧子恢兼任政治委員[9]。1946年4月,與曾山赴延安,會見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討論留守江北的新四軍戰略。次月鄧子恢返回淮安,並組織土地改革[3]:28。
全面內戰爆發後,參與組織了漣水戰役,12月參與組織了宿北戰役,此後轉入山東作戰。1946年底,華中分局與山東分局合併為華東局,鄧子恢任華東局副書記,分工主持地方支前工作、部隊後勤工作、恢復區和城市工作、土改複查工作。同時正式成立華東軍區、華東野戰軍,鄧子恢任支前司令員。[4]。 並對組建後的華東野戰軍(即後第三野戰軍)負責後援供給[3]:29。1947年7月下旬,與張雲逸等轉移到渤海地區,組成華東局工委,以鄧子恢為負責人。1948年,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在河南配合作戰。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加強中原局,以鄧小平為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鄧子恢還兼任中原軍區副政治委員,主持中原局的日常工作、中原軍區後勤工作和中原局的地方工作、財政工作,為原軍區黨政軍的大管家。1948年6月鄧子恢到中原局上任。聽取解放不久的洛陽市黨政領導人匯報工作,對於人民政府市長楊少橋經研究討論後帶頭乘坐黃包車的做法表示讚賞。率領中原黨政軍機關進駐開封後,同樣遇到了人力車工人失業的問題,鄧子恢親自帶了一批機關幹部到街頭乘坐黃包車,對有關幹部解釋:「儘管一些事看來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但在條件不具備的時候,特別是在經濟沒有發展到一定水平,就取消它,人家生活就不方便,還弄得許多人失業,人民就會埋怨我們。這樣做似乎革命,實際上要給革命造成損害。」 1948年8月下旬鄧子恢在寶豐大白莊的中原大學向全校師生作了《黨的總路線與總政策》的報告,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制度下「四個自由」:一是買賣自由;二是僱傭自由;三是借貸自由;四是租佃自由。鄧1948年底負責淮海戰役的後勤及支前工作。
1949年3月3日至6日,中原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在開封召開,正式成立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推選鄧子恢為政府主席。1949年6月初任新組建的華中局第三書記兼第四野戰軍、華中軍區第二政委,組織土地改革和經濟建設[3]:30。1949年6月14日,鄧子恢率華中局和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機關從開封出發,於18日進駐漢口[3]:30。8月10日兼任華中局支援二野西進委員會委員(主任林彪),決定慰問二野每人豬肉1斤、香菸1包、毛巾1條。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49年10月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
編輯1949年12月當廣西解放後,華中局與華中軍區改稱中南局和中南軍區。林彪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中南軍區司令員,羅榮桓任第二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未到任)。鄧子恢任中共中南局第三書記兼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0]:5。1950年2月5日至15日在武漢召開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大會,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批准,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鄧子恢、葉劍英、程潛、張難先為副主席。鄧子恢兼中南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區財經工作,組織中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半年之後,林彪因病離漢赴京,鄧子恢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主持中南軍政委員會的全面工作。為深入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充分發揚民主,防止可能產生的壓制、報復或包庇、袒護等行為,鄧子恢決定從1951年1月22日起在漢口郵政局設置170信箱,接受中南全區人民的檢舉和控告。
1953年1月5日,為了即將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進京,史稱「五馬進京」[11]。鄧子恢在中南軍政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宣布中南軍政委員會已經圓滿完成其歷史任務更名為中南行政委員會,調任入京,籌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並出任部長[3]:36。兼任全國防汛總指揮。1954年9月,鄧子恢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林業、水利、氣象、供銷和信用合作等部門[12]。
1955年4月,毛澤東主張在原有65萬個農村合作社的基礎上翻一番,增加到130萬個;鄧子恢主張原計劃不動,即在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半番,發展到100萬個。為此,毛澤東曾幾次約見鄧子恢就此問題進行商談。鄧子恢堅持意見,毛澤東建議中央召開會議進行解決。隨後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鄧子恢像「小腳女人」那樣東搖西擺的走路,犯了「右傾」錯誤。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提出「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不宜過快,要求不能過急」的意見,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批判[13]。1956年上半年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1956年4月鄧子恢主持了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提出:穩定新的生產關係,鞏固合作社。鞏固合作社的關鍵,是搞好農業生產,保證90%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進行政策補課,挑選好合作社幹部。在1956年8月又主持了全國第二次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代中央草擬了《關於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
1961年,在下鄉調查後,鄧子恢仍然堅持主張保留土地責任制、進行包產到戶,對毛澤東的過激農業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4]。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提出的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張被當作「修正主義綱領」,受到嚴厲批判,撤銷了鄧子恢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1965年1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改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分管計委財經工作[15]。
文化大革命,鄧子恢遭到迫害。1969年10月疏散廣西,1970年6月回北京住院治療。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醫院逝世[16]。12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追悼會,紀登奎主持,葉劍英致悼詞[17]。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對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18]同年6月27日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讚揚其農業責任制觀點對中國農業的重大意義。
個人與家庭
編輯共和國成立後,鄧子恢長期患有肝炎與糖尿病,仍帶病工作。[19]
夫人陳蘭。福建龍巖曹溪村人,1913年生,1936年與鄧子恢結婚。2005年10月11日逝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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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編輯中國共產黨職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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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頭銜 |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3年2月-1962年10月 |
機構撤銷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職務 | ||
新頭銜 | 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0年-? |
繼任: 張鼎丞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 ||
前任: 林彪 |
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代理) 1950年8月-1953年1月 |
機構撤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