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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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关系是指中国及天主教会圣座（今多以其行政机构教廷、或其所在地梵蒂冈代称）历年来的双边关系。其可追溯至明朝中叶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华开始，如利玛窦、南怀仁等。
清朝建立初期，天主教传教士与朝廷关系良好，之后由于传教士及其所属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直到道光年间始解禁，禁教期历时约一百年。清末至民国初年间，天主教在中国蓬勃发展，圣座终在1942年与当时治理全中国的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现于罗马及台北互设大使馆。此外，圣座亦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教务建立协商关系。
民国建立前 编辑
唐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基督徒阿罗本到达长安，带来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派别聂思脱里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
1289年，方济各会神父从欧洲来到中国，在北京和泉州等地发展了一批蒙古人和色目人入教。同时景教也与天主教竞争。
1368年，明朝建立时摧毁了所有带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景教和天主教。1552年，耶稣会会士方济·沙勿略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中国本土的许可，带著遗憾死在了岛上。30年后，耶稣会派来的精通天文和数学的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在明朝长期居留。利玛窦在北京成功进入朝廷，觐见当时在位皇帝明神宗，并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受限。之后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此后天主教仅能以不公开方式秘密传布。不过在禁教期间，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师仍备受礼遇，并且留下许多清初中国宫廷人物与景色的画作，是少数例外。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除要求中国准予通商外，也要求传教士合法宣教的权力。1844年（道光24年），道光皇帝批准弛禁天主教，准许“中外民人，凡学习天主教并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后于1846年（道光26年）颁布上谕，进一步开放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禁教令弛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向中国内陆扩展，传播基督教，在建立教堂的同时，也开设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猛增。
中华民国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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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 |
 梵蒂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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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教廷派任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驻节于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北京。1942年，教廷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首任驻教廷公使为谢寿康。1946年中国教会圣统制建立后，教廷于首都南京设立驻华使馆。
政府迁台后 编辑
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后，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Antonio Riberi）并未离开中国大陆，也未前往台湾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而是留在大陆指导教会及教产工作。但随着中共政策变化以及黎培理与当局矛盾加剧，黎培理被驱逐出境。他于1951年9月6日到达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翌年转往仍由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台湾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关系。[1]
虽然教廷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事实上中断三年，但是教廷并没有停止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时亦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后教廷于1952年在台北恢复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衔牌上为楷书的正体字，并有拉丁文"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与当年在北京[可疑]的一样），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1966年，中华民国政府将驻教廷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教廷召回驻华大使，改为派遣代办常驻台北。
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前往梵蒂冈出席葬礼，为首位中华民国国家元首出访罗马教廷。2016年当选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则是首位出任这一职位的罗马天主教教徒。
目前教廷是唯一与中华民国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华民国在梵蒂冈派驻大使，教廷则在1979年起于中华民国派驻参赞代办。（参赞代办是当大使暂时离职、尚未指派或因特殊原因而无法向驻在国派驻大使的另一个最高外交代表职衔。）
教廷驻华大使 编辑
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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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梵蒂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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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当时首都南京，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宣称成立，梵蒂冈虽未承认，但亦没有撤回公使黎培里，也没有令黎培里前往台湾维持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关系。黎培里留在大陆并就教会及教产事务代表宗座进行指导。但随着中国外交及内政政策的进一步向苏联倾斜以及黎培里与当局的矛盾加深，最终在炮击天安门案后，黎培里在1951年被当局驱逐出境，在香港停留一年后在1952年到达台湾，在间隔三年之后教廷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1978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即位后，适逢刚重新上台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所接触。随着中国开始恢复官方承认的天主教会的活动以及开始归还教堂、教产等，教廷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变暖。虽然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官方天主教会在主教人选等方面必须遵循共产党而不是教廷的指导，但双方在实际操作中达成一定默契，主教人选通常须由教廷及官方的双重认可，最终由当局指定。同时，教廷开始追认未经教廷认可任命、但符合一定资格的主教，但受到中国政府阻挠。
2000年，中国官方教会在北京“自选自圣”任命五名未受教廷认可的主教，引起教廷抗议，同年2000年10月1日教廷册封120名位中华殉道圣人。中国政府认为此次列圣名单中有些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以此为由抗议教廷的册封。这些事件使得双方关系造成伤害。但是同年，中国政府放弃阻挠教廷追认“自选自圣”主教，并开始允许候选主教比较公开的寻求教廷认可，双方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此后大多数“自选自圣”主教获得教廷认可。
2005年4月，本笃十六世即位后，进一步就建交问题与北京作正式商讨。6月，梵蒂冈外长拉约洛表示，对与北京关系正常化感到乐观，双方建交并无不可以克服的困难。他说，梵蒂冈一直考虑与北京建交，他相信凭双方的善意及友谊，能够取得成果。
此后，虽然主教任命大多遵循“双重认可”的模式进行，但中国官方教会随着政治需要仍不时进行“自选自圣”，以表明其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而非教廷的主要领导。2006年，与中国政府政见不和的香港主教陈日君升为枢机并发表令中国政府不悦的言论，因此官方教会进行报复性“自选自圣”，未经圣座认可祝圣三位主教，双方关系再度恶化。2006年5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系统将马英林祝圣为昆明教区主教，将刘新红祝圣为芜湖教区主教的做法深感悲哀。教廷宣布，中国自圣的两位主教和两位负责祝圣的主教因此被自科绝罚（自动革除教籍）。至2008年双方的一系列动作表明双方关系缓和，教宗接见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及外交部官员。
2012年以后，由于教廷与中国政府就任命主教问题的分歧，中国官方教会停止祝圣主教。双方开始谈判关于主教人选制度化的协议。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翌年3月，教宗方济各就职，两人曾互通信件。2014年3月，教宗方济各主动向媒体谈及此事。教宗方济各任命的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曾经是梵蒂冈负责同中国高层展开秘密谈判的首席代表，曾和罗马教廷其他代表两次赴北京开展外交谈判及斡旋。
2015年再度恢复任命“双重认可”的主教。2016年11月30日，首批获梵蒂冈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认可主教之一的唐远阁正式就任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2]
2018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及梵蒂冈方面皆宣布双方就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问题签订了“临时性协议”，该协议的详细内容仍未公布。[3]梵蒂冈发布官方声明指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代表中方签署了协议。[4]教宗方济各接受记者提问时，他声明他会对和中国签署的协议负责，任命主教他有最终决定权。[5]
2020年2月15日，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应约会见梵蒂冈外长拉加格尔，这是双方外长首次举行会晤[6]。
2020年9月15日，天主教权威刊物《美国》期刊（America Magazine）披露，教廷希望在中国设常设代表处，且可望促成教廷国务枢机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7]。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 ^ 普世教會 第3184. kkp.catholic.org.hk. [2017-1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4）.
- ^ 天主教成都教區明祝聖唐遠閣為主教 首批獲梵蒂岡認. 无线新闻. 2016-11-29 [2016-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30）.
- ^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性協議. [2018-09-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26）.
- ^ 梵蒂岡和中國簽訂「臨時性協議」. [2018-1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8）.
- ^ 教宗方濟各：中國的主教由我來任命. [2018-1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8）.
- ^ 王毅应约会见梵蒂冈外长拉加格尔. 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0-02-15 [2020-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15）.
- ^ 中梵外交│梵蒂岡冀在華設常設代表處 有望促成教廷代表與李克強會晤. 香港苹果日报. 2020-09-16 [2020-09-15].[失效链接]
- ^ 洪怡霖. 梵蒂岡國務卿證實 教廷欲把駐香港辦公室遷至北. 香港01. 2022-09-20 [2022-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