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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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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委员会（德语：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是德国十一月革命时的政府，存在于1918年11月10日至1919年2月13日，促成了德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过渡。委员会由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各三位委员组成。

人民代表委员会

德国内阁
建立日期1918年11月10日
解散日期1919年2月13日
组织与人物
政府首脑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执政党
议会地位少数派政府
110 / 339 （32%）
历史
前任巴登内阁（英语：Baden cabinet）
继任沙伊德曼内阁（英语：Scheidemann cabinet）

作为一个革命政府，委员会拥有了相当于《德意志帝国宪法》赋予给皇帝与总理的职权，并颁布法令以取代帝国议会与联邦议会。委员会接管了前政府的各部门国务秘书（类似部长），大多数人皆留任。委员会是一个合议制机关，六位委员的地位平等；不过在实际运作上，是由多数社会民主党党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委员会主席。

人民代表委员会在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战，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给予人民平等且普遍的选举权，包括妇女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1]。 为了抗议政府在圣诞节起义（德语：Weihnachtskämpfe）对人民海军师的暴力镇压，独立社民党在12月29日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并由另外两名多数社民党人取代，自该时起，人民代表委员会开始称自己为国家政府。

1919年1月19日，委员会宣布举行制宪国民议会选举，此举也是为了让德国产生一个民主且合法的政府。2月11日，魏玛国民议会选举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联邦大总统。之后，其任命菲利普·沙伊德曼为新政府的首脑。沙伊德曼的内阁包括了多数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党员，并于2月13日正式取代人民代表委员会成为新政府。

起源 编辑

背景：战败与革命 编辑

为了将可预见的军事失败推卸到民主政治人物身上，保罗·冯·兴登堡与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领导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在1918年9月29日要求立刻向协约国发出停战协定，同时建议修正宪法，使德意志帝国成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国。

德皇威廉二世被迫接受这一点，并任命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马克西米连·冯·巴登亲王为总理。其首次接受议会多数党党员进入内阁，其中包括多数社民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其发起了十月改革（德语：Oktoberreformen），促进国家民主化，并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助停战。威尔逊回复道，战争的另一方只愿意同一个民主的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坚决要求德皇逊位。

海军上将莱因哈特·舍尔所领导的海战指挥部针对和平政策与新政府表示反对，其在1918年10月24日发布了第19号作战令，让德国公海舰队与英国皇家海军进行战斗。由于这一政策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且在政治上与与政府相对，个别水手在10月29日拒绝了该项命令。海战指挥部随即中断计划，但是逮捕了数百名水手，导致11月3日的基尔水兵兵变，几天内便发展成全国范围的革命。

这场革命对多数社民党的领导阶层——特别是党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言并不是好事，因为十月改革已经使其目的达成，并认为只要保留君主制，帝国精英便会接受民主。然而，多数社民党发现其地位受到独立社民党和其他左派势力的威胁。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与独立社民党从社民党分裂出去。独立社民党左派由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斯巴达克同盟构成。当大多数独立社民党人支持议会民主制时，斯巴达克同盟则支持苏维埃民主制（德语：Räterepublik）。多数社民党的领导阶层害怕这两股力量的支持者倾向的俄罗斯式布尔什维主义。为了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中取得主动权，多数社民党要求德皇逊位，但德皇却从柏林逃到比利时斯帕，进入海战指挥部总部，继续拖延逊位。

建立共和国 编辑

 
菲利普·沙伊德曼在11月9日宣布成立共和国。

1918年11月9日上午，革命浪潮抵达柏林；大批罢工工人涌入市中心。因为已经没有时间能阻止革命了，所以总理冯·巴登单方面宣布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退位，并将总理一职交给国会最大党党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革命行为，因为根据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只有皇帝才可以任命总理。冯·巴登采取非常这种办法，因为德皇在退位一事上犹豫太久，造成德皇事实上失去了行为能力。当日早晨，艾伯特仍试图挽救君主制，希望冯·巴登在新皇未登基前担任摄政，但是这一建议被冯·巴登拒绝。在11月9日中午，这项计划已经没办法继续，因为菲利普·沙伊德曼得知斯巴达克同盟政治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计划宣布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德语：Ausrufung der Republik in Deutschland）。为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势，并且让民众站在多数社民党这边，菲利普·沙伊德曼自己走到国会大厦的一扇窗前，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并不想失去现有政府的执政经验，在他的的主持下，当日便召开了一场内阁会议。即使《德意志帝国宪法》已经事实上失效，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仍然留任。艾伯特计划要以“有序的方式引导革命”[2]。11月9日时，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并签署该宣言成为总理。他提到一个新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政府接管了企业以保护人民免于内战和饥荒，并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威胁来获得官员们的支持[3]。

在11月9日之后的日子里，多数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组成联盟以便继续获得革命的工人与士兵的支持是很重要的[4]。尽管独立社民党并没有控制柏林与其他地方的工人，但多数社民党的立场只有与独立社民党结盟才能站得住脚[5] 。因水兵兵变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德语：Arbeiter- und Soldatenrat）是由多数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并强烈希望两个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团结。以胡戈·哈泽为首的独立社民党温和派也对两党的结盟很感兴趣，否则对大城市的掌控权可能落入乔治·莱德布尔（德语：Georg Ledebour）为首的左派势力，甚至是李卜克内西的斯巴达克同盟手中。但由于11月9日时哈泽仍在基尔，所以多数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协商直到11月10日才开展[6]。

两党首先对新的德国政府是应该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抑或是将相关措施留到国民会议后才进行的问题产生分歧。独立社会党提出建议，例如将大地主（德语：Großgrundbesitzer）的和某些关键产业（德语：Schlüsselindustrie）国有化。菲利普·沙伊德曼为首的多数社民党代表们希望能完成妥协谈判，其中的重要决定被推迟讨论。按斯巴达克派与独立社民党的要求，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被赋予“政治权力”并“立即”开会。不过多数社民党避免了对“行政、立法与司法权”的具体描述。但是多数社民党不得不接受国民议会只能在“革命创造的条件被巩固之后”才召开[7]。

委员会的成立 编辑

 
两党共组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从左至右：埃米尔·巴特（德语：Emil Barth (Politiker)）（USPD）、奥托·兰斯伯格（德语：Otto Landsberg）（MSPD）、弗里德里希·艾伯特（MSPD）、胡戈·哈泽（USPD）、威廉·迪特曼（德语：Wilhelm Dittmann）（USPD）、菲利普·沙伊德曼（MSPD）。
 
1918年11月12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在《国家法律公报（德语：Reichsgesetzblatt）》上的宣言。

1918年11月10日下午稍晚，临时革命政府成立。独立社民党原本想称临时政府为“人民委员会”（德语：Rat der Volkskommissare），后来采用的是较贴近德文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德语：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8]。

一开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多数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沙伊德曼与奥托·兰斯伯格（英语：Otto Landsberg），以及独立社民党人胡戈·哈泽、威廉·迪特曼（德语：Wilhelm Dittmann）与埃米尔·巴特（德语：Emil Barth (Politiker)）。主席由艾伯特与哈泽共同担任，地位平等。菲利普·沙伊德曼强调各个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并称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六人国家总理”（德语：sechsköpfigen Reichskanzler）[9]。不过，艾伯特特别受国务秘书与行政官员信任，因为上一任国家总理将职务移交给他。有时，艾伯特会使用“国家总理”的头衔——在最高陆军指挥部或公众面前——，使得他比哈泽更为突出。恩斯特·鲁道夫·胡伯（德语：Ernst Rudolf Huber）指出，根据联盟协议，艾伯特并没有这样的优先特权。这样的行为“更像是一种默认的认可行为，因为它是信任的永久全民公决”[10] 。

正像独立社民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部长（国务秘书）”继续担任“技术助理”，每个多数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委员担任“政治副国务秘书”。艾伯特很满意与独立社民党派出的温和派委员哈泽与德特曼以及一名左翼委员巴特共组的委员会。透过巴特，艾伯特也希望让其他的激进革命者能够参与进来。

发展 编辑

人民代表与委员会运动 编辑

 
1918年12月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

1918年11月10日下午5点，当天当选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三千名代表在柏林的布希马戏团开会。和无党派人士的预期相反，由于多数社民党极佳的动员力，他们与独立社民党内的右派获得了委员会的多数席次，从而确保了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地位。根据当时的报导，工兵委员会已经安排了新政府。这是误报，因为委员会已经在下午开会了，但如果没有工兵委员会的鼓掌支持，其几乎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11]。

另外，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德语：Vollzugsrat des Arbeiter- und Soldatenrates Groß-Berlin），用以控制人民代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由14名工人与士兵的代表组成。工人代表中有一半属于多数社民党或独立社民党右派，士兵代表的情况则复杂得多。然后，在实际情况中，人民代表委员会反过来透过常务委员会控制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因此，真正的权力被人民代表委员会控制，而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在其中。[12]

在接着的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里，这样的基本局势并没有产生变化。令激进左翼人士失望的是，委员会并没有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铺平道路的组织。1918年11月25日的委员会代表大会确认了之前的路线。第一次国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德语：Reichsrätekongress）在12月16日至21日举行的会议的会议也表示支持由国民议会决定德国的未来。一个对民选官员进行持续大规模监控的委员会国家从来都不是可能的现实。大多数的工人并不希望这样，进行国民议会选举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13]

但仍有一部分革命者——特别是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斯巴达克同盟——将多数社民党领到阶层的行为，视作“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因此造成了骚乱事件，例如1918年的圣诞节起义（德语：Weihnachtskämpfe）与1919年1月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人民代表委员会在效忠政府的军队和右派的自由军团协助下镇压了这些骚乱。独立社民党指责艾伯特、沙伊德曼和兰斯伯格背叛革命，支持旧的反革命势力。因此，独立社民党的委员在12月29日退出了人民代表委员会。

与前一时期的关系 编辑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指出，“良好的民主水准”在1918年11月9日前便已经实现了，因为自1867/1871年就已经存在男性选举权（德语：Wahlrecht im Norddeutschen Bund und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了，另外，自10月28日起德国也在法律上由帝国议会进行统治。威权政治已经在11月崩溃了，只有少部分人仍支持这个制度。不过，由于保皇派与军队指挥部对新政府的抵制，导致旧的国家机关没办法继续运作。未完成的上至下革命导致了由下而上的革命。[14]

即便在11月9日后，“并没有一切都崩溃”：政府仍持续运作；司法与教育系统几乎没有受革命影响；最高陆军指挥部迅速开始与人民代表委员会合作。地方上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由多数社民党主导，并给予政府新的合法性[15]。

多数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在议会里没有绝对多数，普鲁士的选举改革由来已久，整体而言，必须用改革来应对民众的愤怒。除此之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德国的未来也拥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为何他们需要在《俾斯麦帝国宪法》之外结成联盟来统治。

人民代表委员会指示帝国议会不要再开会。但是，中央党籍的议会主席康斯坦丁·费伦巴赫仍取得一些成绩，并考虑了议会是否能在柏林以外的地方开展工作。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效果，因为它使委员会面对时间压力。此外，委员会宣布联邦议会仅能行使其行政职能（即不再行使立法职能）[16]。

结果是，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内阁（德语：Kabinett Ebert）的几位国务秘书以外，过去的国家机关里没有一个在职的人，当中有几人因此被更换。虽然他们并没有组成合议政府，但实际运作起来却是如此。矛盾的是，在《俾斯麦帝国宪法》下受制于国家总理命令（德语：Weisung (Deutschland)）的各部门国务秘书变成各个部门的独立负责人，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部长。这个政府受人民代表委员会控制，其行使了先前皇帝、国家总理、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的职务。委员会自11月12日起按议事规则运作，这可以避免个别委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干预行政部门运作。委员会只能一起向国务秘书提出指示，而不是个别的提出[17]。

委员会的举措 编辑

1918年11月10日，在委员会成立之前，总理艾伯特的内阁便批准了康边停战协定，这份协议于次日生效，终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人民代表委员会必须处理协议的后果：包括阿尔萨斯-洛林的投降，撤出莱茵河左岸的所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领土，还有交付舰队和其他战争装备给协约国。

在1918年11月12日，委员会发布一份名为《致德国人民》的宣言。此后，“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以下几点成为法律：

  1. 解除戒严。
  2. 结社与集会自由不受限制，公务员亦同。
  3. 取消审查制度。废除戏剧审查制度。
  4. 给予言论与著作的意见自由。
  5. 保障信仰自由，禁止强迫从事宗教活动。
  6. 赦免所有政治犯，撤销未决的政治罪刑诉讼。
  7. 废除《祖国辅助服务法（德语：Gesetz über den vaterländischen Hilfsdienst）》，但关于争议仲裁的规定除外。
  8. 废除仆人令（德语：Gesindeordnung）以及对农业工人（德语：Landarbeiter）的特殊规定。
  9. 恢复战争前的工人保护规定。

此外，这份宣言还保障了在受公法管辖的机构（德语：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Deutschland)）的妇女选举权。此外，宣言里承诺在1919年1月1日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的社会政策改革[18]。

1918年11月30日，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选举国民议会的法令。其中，委员会确立了所有2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的投票权。由于投票年龄的降低与妇女选举权的引入，委员会促成了德国史上最大的选举权扩大。另外，该条例确定了选举制度从简单多数制向比例代表制的过渡。

但委员会并没有对军队进行根本改革——即使只是取消下班后敬礼的义务。在委员会成立之前，艾伯特就已经对最高陆军指挥部承诺了这一点，而最高陆军指挥部以承认共和政府作为回报。

对于委员会是否应该更勇敢地行动，在重要的过渡阶段是否应该被用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深刻的变化，已经有相当多讨论。与公务员和军队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委员会本可以建立自己的忠诚于共和国的军队。以艾伯特为首的社民党人后来坚称，他们并无大规模更换公务员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但真正的原因是，多数社民党认为做出大刀阔斧的改变是不合理的。[19]

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魏玛国民议会选举。2月6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临时国家权力法（德语：Gesetz über die vorläufige Reichsgewalt）》 ，这是一部临时宪法。国民议会根据该法在2月11日选举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国家总统，其在2月13日成立了菲利普·沙伊德曼内阁。因此，议会和政府都在民主上正当化。

委员会委员 编辑

委员 任期 政党 职位
# 肖像 姓名 就任 离任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1871年–1925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9年2月11日 SPD 共同主席
担任国家总理直到1919年2月13日
  胡戈·哈泽
（1863年–1919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8年12月29日
（辞职） 		USPD 共同主席
  菲利普·沙伊德曼
（1865年–1939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9年2月11日 SPD 1918年11月29日起担任共同主席
1919年2月13日起担任部长主席
  威廉·迪特曼（德语：Wilhelm Dittmann）
（1874年–1954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8年12月29日
（辞职） 		USPD 复员部、运输部
  埃米尔·巴尔特（德语：Emil Barth (Politiker)）
（1879年–1941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8年12月29日
（辞职） 		USPD 社会政策、工兵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委员会之间的调解机构
  奥托·兰茨贝格（英语：Otto Landsberg）
（1896年–1957年） 		1918年11月10日 1919年2月11日 SPD 财政部、新闻通信部（自11月19日起）
  古斯塔夫·诺斯克
（1868年–1946年） 		1918年12月29日 1918年2月11日 SPD 复员部、陆军办公部、海军办公室
  鲁道夫·维塞尔
（1869年–1962年） 		1918年12月29日 1919年2月11日 SPD 社会政策

内阁 编辑

根据旧的俾斯麦宪法，国务秘书（德语：Staatssekretär）是帝国最高权力机关的首脑。然而与其他国家的部长不同，他们并不独立管理自己的部门，而是在帝国总理的指导下工作。尽管提出了辞呈，11月9日之后，他们仍然在职。11月14日，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一份新的内阁名单，其中部分是新的，但主要还是旧的国务秘书。现在不再有帝国总理或副总理。[20]

外交部、殖民地办公室：威廉·佐尔夫（德语：Wilhelm Solf）（至12月9日），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从1918年12月20日起）[21]，二人都是无党派人士。

内政部：胡戈·普罗伊斯（德语：Hugo Preuß）（无党派人士，从11月20日起为德国民主党党员）。

司法部：保罗·冯·克劳泽（德语：Paul von Krause (Politiker)）（民族自由党）。

海军办公室：恩斯特·卡尔·奥古斯特·克莱门斯·冯曼恩（德语：Ernst Karl August Klemens von Mann），自1月9日临时改为马克西米利安·罗格（德语：Maximilian Rogge）（均为无党派人士）。

铁路办公室：康斯坦丁·弗里奇（德语：Constantin Fritsch）（无党派人士）。

经济办公室：奥古斯特·米勒（德语：August Müller (Politiker, 1873)）（SPD）。

粮食部：埃马努埃尔·武尔姆（德语：Emanuel Wurm）（USPD）。

劳工部：古斯塔夫·鲍尔（SPD）。

邮政部：奥托·吕德林（德语：Otto Rüdlin）（无党派人士）。

财政部：欧根·席费尔（德语：Eugen Schiffer）（民族自由党）。

国务秘书级别的停战代表团团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中央党）。

经济复员办公室：约瑟夫·克特（德语：Joseph Koeth）（无党派人士）。

在1918-1919年，还有议会副国务秘书，这些人是在帝国部门中工作的国会议员。这些政治家是其所属国会派系的领导成员，掌控着国务秘书和副国务秘书的职位，或者在普鲁士战争部中担任部长。这种做法在巴登内阁期间就已存在。 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和重要程度的差异很大。[22]

德国各邦的类似机构 编辑

在萨克森自由邦和不伦瑞克自由邦，革命后的头两个政府也被称为“人民代表委员会”。不伦瑞克自由邦的委员会（Oerter第一内阁（德语：Kabinett Oerter I））于1919年2月22日至4月30日任职。

萨克森州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在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3月14日期间实行统治：

另一方面，在最大的组成邦普鲁士，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和实际内阁并存的双重政权局面。普鲁士革命内阁（德语：Preußisches Revolutionskabinett）于1918年11月12日取代了旧州政府；它最初由来自USPD和SPD的人数相等的政治家组成，就像帝国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样。

相关文献 编辑

Die Regierung der Volksbeauftragten 1918/19. Eingeleitet von Erich Matthias, bearbeitet von Susanne Miller. 2 Bände. Droste, Düsseldorf 1969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Reihe 1: Von d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zur parlamentarischen Republik 6)

外部链接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致德国人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18年11月12日发表
  2. ^ Michael Kotulla（德语：Michael Kotulla）: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3. ^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Bonn 2002, S. 372.
  4.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5. ^ Ernst Rudolf Huber（德语：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09.
  6.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09–711.
  7.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11 f.
  8.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12 f.
  9. ^ Zitiert bei Lothar Machtan（德语：Lothar Machtan）: Kaisersturz. Vom Scheitern im Herzen der Macht. wbg Theiss, Darmstadt 2018, S. 272.
  10.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13.
  11.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15–717.
  12.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18.
  13.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Bonn 2002, S. 385 f.
  14.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Bonn 2002, S. 375–377.
  15.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Bonn 2002, S. 375.
  16.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28–730.
  17.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31 f.
  18. ^ Aufruf des Rates der Volksbeauftragten an das deutsche Volk vom 12. November 191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documentarchiv.de, abgerufen am 12. November 2018.
  19.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Deutsche Geschichte 1806–1933. Bonn 2002, S. 382–384.
  20.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45.
  21.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826.
  22.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V: Weltkrieg, Revolution und Reichserneuerung: 1914–1919.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78, S. 74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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