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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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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换取时间是主要泛指在对日抗战期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当抗日总指挥，为使其军、民上下一心共同抗日目标，而进行主要阐述与宣导的作战策略与战略方针主旨之标志性词语。


战略背景 编辑

抗战初期，因为国民政府了解本国之物资、资源、兵力、军火、武器、民心、军队士气等都不如日本，由当时的国际情势来看，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很有可能被击败。故初期以空间换取时间，亦即是俗语的拖延战术，以争取后方制造武器，兵力编排，军事攻守能力，防御战线等整体规划。

其词语概念出自当时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纲领以蒋百里所著的《国防论》为宗旨，提出在国军总体军力劣于日军总体战力时的如何进行持久作战方略。

战略实施 编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令孙运璿厂长，尽量将电力设施撤往陪都重庆，以维持中国的重工业运作应付战争。

国民政府特别密令张自忠将军于日军侵占华北初期，担任北平市长，兼任29军第38师长，与日军周旋，缓解敌军攻势，并且争取后方整补时间，以拖延战术换取国民政府有充足时间准备全面战争，是谓：以空间换时间。当时舆论未明真相，张自忠将军被误解为向敌人绥靖，对其颇不谅解。但国民政府体谅其为争取抗日有利形势，不计毁誉，忍辱负重，故仍委以重任调升军长。张自忠将军亦临敌当先，最终殉国。

抗战中期形势 编辑

抗战中期，因为国军精锐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战斗力锐减，加上落后的后勤制度，保持不了国军的战斗力，无力阻止日本的攻势，故此蒋中正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以广大领土腹地，延滞日军兵力，使日军在管理辽阔的中国领土出现困难，同时减低日本可用于开辟新战场的兵源。并将敌后正规军，改编为游击队，尽量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以外交方式获得国际赞同与支援，以拖延的手法等待美国、日本两国之间因太平洋利益争夺而反目。

批评 编辑

以事后观点回顾在抗日战争前后脉络过程，国府军对抗日军入侵大小战役，虽然取得诸如台儿庄大捷等值得嘉许战绩，但亦有因战争上失利导致原本该固守的领土遭日军攻陷失守，让日军得以藉扶植魁儡政权减少管治成本，持续深入内地袭击国府军守土。

令后世时人批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相当无奈，尽管可以保存当时国军的有生力量，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却可能因兵祸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加上中国当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领土，是中国经济和工业最为发达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国民政府仅能控制的领土，工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意味着不能自产军械，以应付前线军队的需要。要维持国军持续作战的能力，就需要依靠当时道路状况差劣的滇缅公路输入军备，以及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中国的战争潜力必然注定被削弱，仅能自保而已。

此外，有人认为“以空间换取时间”跟“胜利转进”一样，其实是一种带有吹捧性质的正面宣传口号。尽管在抗日战争中，有台儿庄大捷、三次长沙大捷等闪亮点，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丧失几乎一半的领土，而且也是中国经济的精华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广州等大城市。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向百姓报导的话，必然会严重打击民众的抗日决心和士气，所以有必要作出正面宣传，以“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言辞，向百姓解释“放弃国土”为战略上的需要，维持民心士气，并且可以减低前线指挥官丢失国土的责任。

战略优劣见解 编辑

“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战略方针，类似于焦土作战策略，将可能为敌方占领之一切物资及交通设施等任何资源彻底毁坏、将当地住民强迁至作战防线后方安置保障民力稳定的作战策略，然而实行作战必须构筑足够抵御敌方进攻的战区防线，同时确保己方保有广袤战略腹地能够稳定生产足够维持长期作战的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令前线将士能够维持持续抵御敌方进攻的作战供需，将敌方袭击范围限缩在我方构筑的防御战线的缓冲带区域，并且不断歼灭削弱敌方进攻力量，趁敌方疲惫时反击围剿，收复失地逼退敌军。

然而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台湾群岛等地，日军的陆军之坦克、军用车、轻重型枪械等重要军械、海军之舰艇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军事工业生产技术力皆优于国府军队，日军能够采取陆路、海路两面分道多向迂回避开己方构筑之防御战线，国府军要战略防守的防线过于广阔难以周全抵御日军的进攻，国府军的海军方面的舰艇质与量不如日本海军，难以阻挡日军从海路登陆进攻中国本土境内，令抗战前中期的中国沿海地区几乎被日军攻占。

在华北、华东、华东南几乎失守沦陷之下，国府军被迫将防线退缩到华中、华南、西南等地持续顽抗，而日本帝国军藉扶持汪精卫等傀儡政权代管部分地域方面治务，确保足够物资持续与国府军交战。

而焦土作战之执行，必须将当地无法带走的建筑、田地、器具等尽所能严重毁损使其无法为敌方所用，强行将当地百姓住民迫迁，然而失守的领土皆是原本人口、经济富庶要地，住民多有眷土情结，执行上阻碍甚艰，且对当地经济会造成难以复原的损害。

而作战执行也需要中央军与地方军相互高效默契配合协同作战，然而后国民政府甫自1928年底刚统一北方胜利后，在政界与军界仍存在大小不一的冲突与嫌隙，地方军将领仍以如晋系阎锡山、新桂系李宗仁等代表性军阀将领对中央军指挥协调不一致问题，更严重会出现如韩复渠一帮存有军阀心态将领对中央军号令阳奉阴违情况发生；此前国共分裂事件后，以共产党为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境内成立与国民政府分庭对抗，虽然在西安事变事件后国、共议和，但议和时已经临近即将爆发对日抗战时间点，能及时调度兵力与构筑防御工事的时限相当紧凑，难以完整抵御日军大幅入侵进攻态势。

直到二战后期，日军才最终不敌英、美、苏等联合国军围剿之下宣告战败投降，国府军虽然能得以收复失土，但沦陷之失土的经济建设与民生早已严重受损，间接令国府难以短期内重整经济民生来自主维持国府军的军力，日后又再度爆发国共内战，而共产党军队早已熟练如何在物资有限情况下的进行游击、敌后作战，令国府军无法及时组织足够兵力与物资阻挡共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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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或来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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