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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古德里安

納粹德國陸軍大將
（重定向自古德林）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德语：Heinz Wilhelm Guderian，发音：[ˈhaɪ̯nt͡s ˈvɪlhɛlm ɡuˈdeːʁ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大将。古德里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对于将坦克与机械化部队使用于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提倡者，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德国建立了一支当时作战最具效率的装甲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新型战争型态“闪击战”的形式屡屡击败敌军。古德里安也是联合兵种作战和前线指挥等战争型态发展的推动者和先驱。

海因茨·古德里安
Heinz Guderian
古德里安（摄于1944年）
本名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Heinz Wilhelm Guderian
出生(1888-06-17)1888年6月17日
 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西普鲁士省库尔姆
（今波兰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海乌姆诺）
逝世1954年5月14日(1954岁—05—14)（65岁）
 西德巴伐利亚施旺高
效命 德意志帝国（1918年前）
 魏玛共和国（1933年前）
 纳粹德国（1945年前）
 联邦德国（1945年后）
军种 德意志帝国陆军
魏玛防卫军陆军
德国国防军陆军
服役年份1907年–1954年
军衔 德意志帝国陆军上尉
魏玛防卫军陆军上校
德国国防军大将
统率第2装甲师
第16军
第19军
第2装甲集群/古德里安装甲集群
参与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战役
法国战役
色当战役
巴巴罗萨行动
基辅战役
莫斯科战役
获得勋章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古德里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在波兰战役期间指挥第19装甲军进行快速的突穿攻势，与苏联军队会师。在1940年的西线战役中，古德里安担任A集团军群第19装甲军军长，是西线主攻的装甲兵力矛头之一。攻势发起后，古德里安指挥部队通过了被盟军认为坦克难以横越的阿登森林，直驶英吉利海峡，将困于比利时的盟军包围消灭，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令德国乃至全世界体会到装甲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1941年6月德国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古德里安出任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指挥德军装甲部队完成多次包围歼灭战，直趋苏联首都莫斯科，但在阿道夫·希特勒命令下，古德里安放弃其原先的目标，转而率军南下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基辅战役”，这场战役虽然以德军的胜利结束，但因为时间上的迁延而使德军必须在极不利的冬季状态下进攻莫斯科，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遭受重创，但陆军总司令部不允许其撤退，而古德里安依然坚持撤退，古德里安也因此被免职。1943年德国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古德里安复出并被任命为装甲兵总监，进行重建装甲部队的工作，进而发动史上规模最大的装甲战役“库尔斯克会战”。1944年7月，古德里安出任陆军总参谋长，这是他所晋升到的最高职位，但于战争结束前不久被免职。

古德里安现今成为了德国发展装甲兵力的代表人物，被历史学家称作“闪击战之父”和“世界装甲车之父” ，但同时也因为其急躁和直爽的个性而被部下取了个“急速海因茨”（Schneller Heinz）的绰号。

早年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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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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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出生于现于波兰境内的普鲁士西边维斯瓦河旁的库尔姆（Kulm）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是1名陆军营级军官。母亲是克拉拉·基尔霍夫（Clara Kirchhoff）。[1]

从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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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六岁的古德里安在阿尔萨斯-洛林上阿尔萨斯专区科尔马入学读书，1901年－1902年，进入位于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军校。1903年－1907年，入读位于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菲尔德（Groß Lichterfelde）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的第10汉诺威轻步兵营，担任见习军官。随后被晋升为中尉并在1911年被分派至隶属普鲁士陆军通信兵团的第三通信兵营。1913年10月古德里安迎娶了妻子玛格丽特·格尔纳（Margarete Goer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德里安先后历任电台台长，团部参谋以及营长等职。并参与过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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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德里安出身于轻步兵，但是却命中注定地一直与“摩托化”问题发生密切关系。1922年1月，古德里安意想不到地被调往国防部运输兵监察处担任参谋。正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开始了坦克与装甲兵作战理论。

1922年4月，于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数月后，古德里安到柏林向奇施维茨（Gen. Erich von Tschischwitz）将军报到，然而古德里安获得的工作不过是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他所期盼的如何运用为作战部队。

在踏上这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后，古德里安只好奋力寻找出路。在经历了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计划后，他意识到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全心投入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约束，不得拥有超过100,000人的军队，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不得设防。因此，倘若新的战争发生，德国无险可守。古德里安认为，德国必须依赖机动性防御，而机动战中又需要对运输部队进行保护，进而引起对装甲车辆的需求。在与军中相关专家讨论和研究英国同行如富勒、李德哈特的著作后，古德里安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运用并因在军事刊物中发表相关文章而出名。

1925年，古德里安陪同运输兵总监纳茨默尔（Col. von Natzmer）参观军事演习时，向运输兵总监建议在将来可以把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时，这位总监却很粗鲁地回答到：“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1929年夏季演习中，虽然古德里安构想的装甲兵概念被拒，但是数月后却有机会出任第3摩托化营营长。在这里，他集中全力进行各种训练，然而摩托化运输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阻力，甚至连与同区其他部队演习也被拒。随后，古德里安担任新总监鲁兹将军的参谋长，并与骑兵派系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为摩托化部队赢得一席位置。之后，他便着手装甲兵的装备，训练和战术制定等问题，经过古德里安多方奔走，并在希特勒的直接支持下进行开发后，小型坦克1号坦克面世并于1934年投入使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原本作为训练之用的小型坦克一直都是德军装甲兵的标准装备。

装甲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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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一战后期发明了渗透战术。这种战术依靠专门的突击部队以松散队形前进，而非集团冲锋，从而突破敌方的堑壕防线，绕过敌方据点，并渗透到敌方纵深处进行破坏。德军在1918年皇帝会战里采用了这种战术，但机动性不足导致德军无法即时扩大战果，深入敌后。由于德军不能保持攻势的冲击力，它始终无法收获任何决定性的战果。

机械化部队是在敌军战线上维持一个缺口的关键。但做到这样所必要的高度机械化在1920年代之前都无法实现。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在探索纵深作战的理念，但他本人却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遭到处决。

在德国，古德里安是机械化，坦克，和利用装甲部队进行纵深作战的首要倡导者。他被视为德国装甲师的首席建筑师。古德里安开发了将装甲部队在集中在突破口一点以及纵深突破的战略，并大加发扬。他在著作《注意——坦克！》一书中描述了装甲攻击的成功要素：出其不意，兵力集中，和有利地形。古德里安提倡步兵和炮兵和坦克在装甲师里协同行动，以发挥更大作用。他在回忆录“装甲指挥官”里写到他早在1929年已经“深信将坦克编入步兵师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融合了所有必要支援兵种的装甲师”。希特勒掌权以后德国重新建军，这恰恰赋予古德里安把思想投入实践的权力。

古德里安相信成功的要素之一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需要能彼此沟通，也要能和属下部队沟通。古德里安在1933年坚持让德国坦克装备无线电、对讲机和喉麦，以便每一位坦克车长和手下的乘员，以及连排内其他坦克通话。每辆德国坦克的乘员都是一个紧密合作的队伍，而车长能够和每一位成员沟通。此外，德国坦克也能协同作战，彼此掩护并提升总体火力。赫尔曼·巴尔克说：“古德里安带来了现代军事思想的决定性革新，其体现不只在装甲部队上，还在通讯之上。”巴尔克认为古德里安的其中一项重大贡献是包括了专门的通信兵的五乘员制，以及组织师级通讯兵，以便师长无论身处那个部队都能指挥整个师。由此，师长能够在前线统领全师，这样在机动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德军在1939到41年之间的胜利并非源自装备优势，而是源自运用这些装备的优良战术，以及优异的指挥体系让德国装甲部队实现更高的机动性与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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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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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2日，古德里安（中）与苏军将领谢苗·克里沃申（右一）举行苏德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阅兵

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古德里安担任费多尔·冯·博克辖下的第19装甲军军长，该军包含1个装甲师（第3装甲师，师长利奥·盖尔·冯·施韦彭堡中将）。9月1日参加了波兰战役。第19装甲军作为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开路先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战役开始五天后（9月5日），即封锁但泽走廊进入东普鲁士会师，而在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古德里安和保罗·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的装甲军的高速前进就使战术落后的波兰人陷入重围，德军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俘虏包围圈里的敌军。在会战开始一个月又一天后波兰战役结束，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在整个战役中只阵亡150人，受伤700人，300多辆装甲车辆中，一共只损失8辆。

当我们接近维斯瓦河的时候，可以看见天际出现一个朦胧的城市轮廓。希特勒指着那里问我，那是不是库尔姆。我回答说：“是，那就是库尔姆。前年3月我有幸在您的家乡欢迎您，今天我又在我的家乡迎接您。我就出生在库尔姆。”
古德里安《闪击英雄》第4章

古德里安于此役中首次实现了他装甲兵作战的战术理念，即在合适地形的战术方向上，以装甲集群作为火力，机动与防护三位一体的突击手段，集中于敌防线的某一点进行突破，成功后即向敌纵深迅猛发展，致敌无法重整集结，以再次构筑防线。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他不无骄傲地声称，他很有可能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位坐在装甲指挥车中利用无线电指挥部队，并随同一线战斗部队一起冲过敌人防线的高级指挥官。

历史学家罗素·哈特写到：古德里安支持入侵，因为他“厌恶天主教、斯拉夫波兰人占据他热爱的家乡普鲁士”。[2] 在他的眼中最重要的事为“解放”他的家族故居，他因此下令在夜晚和大雾中进军，他随后承认这项行动导致“严重伤亡”。[3]

西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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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参与了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前的战略讨论。该计划由他1907年战争学院的同学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制定。“曼施坦因计划”将装甲部队的进攻箭头从低地国家转移至阿登地区。古德里安自信地宣称装甲部队通过多山的阿登森林的可能性，他随后被告终他可能需亲自统帅这支进攻部队。他得到七个装甲师作为这次作战任务的资本，该计划建立了一支穿透森林的特遣部队，为德国致该时为止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集合，集中了德国2,438辆坦克中的1,112辆。[4]

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首先穿过阿登并度过默兹河，他在色当战役中发动一次突破法军防线的进攻。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开始向大西洋前进，将法国陆军和英国远征军围困于敦刻尔克。[5] 。5月26日，德军下令全面恢复进攻，盟军集结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5月28日，随着损失的增加，古德里安建议放弃装甲突击，转而采用传统的炮兵步兵协同作战。[6] 古德里安随后奉命前往瑞士边境。德军于6月9日至6月17日对魏刚防线进攻，包围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与剩余的法军部队。[7]

苏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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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东线时的古德里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决定以3个集团军群对苏联发动迅速的攻击战，他们分别是勒布元帅所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博克元帅所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及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则是隶属于中央集团军费多尔·冯·博克元帅辖下的第2装甲兵团（2. Panzergruppe ）指挥官（1941年10月，第2装甲兵团更名为“第2装甲集团军”（2. Panzerarmee ））。

7月9日上午，统辖第2装甲兵团的第2军团司令克鲁格元帅，因为听说古德里安准备强渡第聂伯河而赶到他的驻地，准备阻止这个行动，但古德里安成功说服了克鲁格批准其渡过第聂伯河以向斯摩棱斯克发动攻击。到了7月11日，德军已经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全境，向东推进了约450至600公里。7月12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包围了前往救援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红军第13集团军的4个师和第20机械化师的部分力量。次日苏军进行了猛烈反击，苏联中央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下令在戈梅利附近的总计20个师兵力向古德里安发动攻击，处在包围圈内的苏军亦开始了突围行动。激烈的战斗后，第2装甲兵团击退了反攻的敌人，得以继续向斯摩棱斯克前进。7月15日凌晨，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第71步兵团在天色掩护下经一条乡间小路占领了位于斯摩棱斯克外围防御圈中的炮后阵地。7月16日古德里安攻下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希特勒在古德里安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上加授橡叶。

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后，古德里安建议陆军总部以莫斯科为目的地发起合围攻势。陆军总部并没有采纳古德里安以及博克元帅等人的建议，而是由希特勒亲自批示采用伦德施泰特的构想－首要攻击目标为苏联红军布琼尼的西南方面军以及乌克兰首府基辅。随后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兵团被借调往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以协助基辅会战。9月26日基辅会战结束，德军虽然赢得胜利，却同时给时间予苏联人构造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纵深防御阵地。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构筑了3条防御工事：维亚济马附近的维亚济马防线全长320公里、莫斯科以西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全长140公里、最后则是沿莫斯科环城公路的4条弧形防线。原本莫斯科驻军500,000人，却缺少重型武器以及战斗经验，随后斯大林下令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以及9个装甲旅回防莫斯科。这些长期驻扎西伯利亚的军队对于恶劣的天气尤其适应，并在日后的反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即莫斯科保卫战全面展开，战斗持续到10月中旬时，苏德都损失严重。苏军防线后撤30公里至50公里，德军几乎所有步兵师都减员2,500人，装甲部队则只有不到50％的正常兵力。古德里安的部队尤其严重，每个团都减员500人以上，步兵部队的连队平均人数只剩下50人。即使手下的王牌装甲旅艾贝尔巴赫装甲旅亦只剩下60辆坦克，这也是满编时超过600辆坦克的第2装甲兵团仅剩的坦克。在面对恶劣的天气以及对苏军T-34坦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久德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战败。古德里安因建议撤退遭到希特勒拒绝，12月26日古德里安被调回陆军统帅部候命，职务则由鲁道夫·施密特中将接任。

战争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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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在动线辗转

在莫斯科保卫战战败1年多之后，古德里安出任装甲兵总监，负责装甲部队的生产、训练、战术制定及整编工作。上任后古德里安将德国原600辆不到的坦克与装甲车月产量提高到了1,955辆，其中包括当时德军的装甲主力4号战车、最新式的5号战车豹式及6号战车虎式。

1943年，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对于豹式坦克可靠性的忧虑，将刚换装成豹式的第1装甲师投入到代号卫城作战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这场战役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也是德军为了夺回战略主动权的另一次企图。然而，苏军早已获悉德军的作战计划，并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建立了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以图逐步削弱来犯的装甲力量。德军的作战计画违背了古德里安在《注意——坦克！》一书内提出的装甲作战原则。其一，地形必须开阔，且战场内不能筑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其二，攻势必须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苏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可见这次作战是对装甲力量的滥用，其结果是古德里安费尽心血重建的装甲部队受到重创。古德里安曾经向希特勒反映库尔斯克作战毫无意义，并劝其放弃在东线战场发动战略攻势。古德里安也曾驳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首脑凯特尔赋予库尔斯克的政治意义，他说：“你认为有多少人知道库尔斯克在哪里？全世界丝毫不重视我们守不守得住库尔斯克！”

按原定计画，攻势将在5月开始，但却被推迟到7月。攻势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因为苏军在北方向奥廖尔突出部施压以及西线盟军登陆西西里岛而结束。苏军得以夺取主动权，并从此掌握战略主动。

 
1944年10月的国民冲锋队集会，古德里安、汉斯·兰马斯以及希姆莱

古德里安建议在转入战略防御姿态时，应当选择用反坦克炮替代坦克成为防御主力，他得到希特勒的同意，可以自行安排反坦克炮的生产和分配。不过由于时间及工业、经济、人事等因素在1944年苏联发动反击时仍只有33%的战防部队装备了突击炮。同时古德里安建议自东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予以重新整编，遭到希特勒拒绝后又建议自西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得到批准。在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时，古德里安已经重新整编出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对于担任大西洋堡垒主要负责人隆美尔的防御计画，古德里安提出了异议，认为隆美尔将机动部队置放的位置与前线部队空间过大而与之发生争执。

在战争后期，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在战术战略见解上的分歧愈来愈大，由是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形激烈，并多次发生争吵，但古德里安出于对德国效忠的军人誓言，始终未加入政变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当中。1944年7月20日事件发生，古德里安参与负责审理工作的荣誉军人法庭，并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而在1945年3月于德国战败前夕再次被希特勒以6星期病假作为健康疗养的名义斥退免职。被免职当天，古德里安回到家时，他的妻子对他说：“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是长得可怕呀”，他回答说：“是的，而这也就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8]。

战后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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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之墓

古德里安于1945年5月10日向美军投降，后被关押3年。由于并未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没有触犯任何战争罪行；且在盟军的询问下，古德里安否认自己是纳粹党的支持者。[9]因此他并未被列为战犯移送纽伦堡审判。在古德里安同意和美军合作后，美国拒绝了苏联对他的引渡请求。[10]古德里安于1948年获释，之后一直在家中休养并撰写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但他的同侪埃里希·冯·曼施坦因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1952年由于健康原因而提前释放）、阿尔贝特·凯塞林被判处终身监禁。[11]

1954年5月14日古德里安因病去世，埋葬于最早担任军职的戈斯拉尔。他所用的密码机陈列于英国MOD Chicksands的情报处博物馆。

他的儿子海因茨·君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1914－200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第116装甲师参谋，在鲁尔包围战内投降，战后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少将身份退伍。[9]

军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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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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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derian, Heinz. Achtung – Panzer! reissue. Sterling Press. 1937. ISBN 0-304-35285-3.  英版：《注意！坦克》 1937年 英国货币杂志
    • 汉译版：古德里安, 海因茨·威廉. 注意，坦克！. 由胡, 晓琛翻译. 江苏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15日: 256. ISBN 9787559448743. 
  • Guderian, Heinz. Mit Den Panzern in Ost und West [With the Panzers in the East and West]. Volk & Reich Verlag. 1942. OCLC 601435526. 
    • 《东方和西方的坦克之间》，无汉译
  • Guderian, Heinz. Kann Westeuropa verteidigt werden? [Can Western Europe Be Defended?]. Plesse-Verlag. 1950. OCLC 8977019. 
    • 《西欧可以防御吗？》，无汉译
  •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Memories of a Soldier) (Kurt Vowinckel Verlag​（德语）, Heidelberg 1950; 10th edition 1977) 德版《一个军人的回忆》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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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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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Guderian 1937，第7页.
  2. ^ Hart 2006，第47页.
  3. ^ Hart 2006，第52页.
  4. ^ Hart 2006，第60页.
  5. ^ Battistelli 2011，第9页.
  6. ^ Hart 2006，第63页.
  7. ^ Battistelli 2011，第9–10页.
  8. ^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02-17.
  9. ^ 9.0 9.1 Hart 2006，第114页.
  10. ^ Battistelli 2011，第54页.
  11. ^ Battistelli 2011，第55页.
书目
军职
前任：
无 		第19装甲军司令
1939年9月1日 - 1940年11月16日 		继任：
无
前任：
无 		第2装甲兵团司令
1940年11月16日 - 1941年10月5日 		继任：
无
前任：
无 		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
1941年10月5日 – 1941年12月25日 		继任：
鲁道夫·施密特中将
官衔
前任：
阿道夫·豪辛格大将 		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1944年7月 - 1945年3月 		继任：
汉斯·阿道夫·克利布斯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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