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 (1927年)
广州起义,或称广州暴动,是1927年中国国民党实行武力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起义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7/Guangzhou_Uprising_2.jpg/220px-Guangzhou_Uprising_2.jpg)
背景
编辑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太雷、蔡和森等人。[1]
共产国际
编辑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虽然8月的南昌起义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起义都归于失败。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南昌起义部队向南撤退时,共产国际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起义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广州起义计划,并在广州成立秘密行动总部。[2]
张发奎
编辑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3]。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4],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预备
编辑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5]),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4]。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和格哈特·爱斯拉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6]。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7]。
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枝),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进程
编辑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一名朝鲜炮手,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
黄锦辉和杨殷率领敢死队到北校场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配合教导团在凌晨3时30分,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占,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7],造成大批平民死伤。控制全城后,共军随即大举捕杀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员。
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调动外围部队回援广州敉平暴动[3]。
暴动的领导人包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8][9]。
12月12日上午,两军在广州北郊激战,当地的绅商纷纷组织民团对抗共军。越秀山一度被张军夺去,又被共军夺回。下午,于广州丰宁路(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上主持“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并公布另外9名苏维埃政府要员名单[3]:
- 人民内务委员、人民外交委员黄平
-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
- 人民土地委员彭湃(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不在广州)
- 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
- 人民司法委员陈郁
- 人民经济委员何来
- 秘书长恽代英
-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巷战
编辑12日,张发奎调各地军队反攻,上午已进占观音山(越秀山)。民团与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进城,冲锋到厚祥街。经过激战,共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经中大北门附近遇民团(广东机器工会工人纠察队)狙击,张及司机死在车中,纽曼逃脱[10]。
后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至当日夜,共军支撑不住,决定弃城。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军队残部1000余人逃出广州,经花县至海、陆丰地区,工人赤卫队留下殿后。13日下午,张军粉碎赤卫队的抵抗,完全控制广州。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11]。
后果
编辑武力镇压
编辑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先是起义工人为报复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士,因而展开捕杀,并焚烧房屋造成死伤。起义失败后,广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起义人员,许多工人受害。双方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12]。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4]。
死亡的起义人员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编辑广州起义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编辑广州起义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3],“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4]。
对中共的影响
编辑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5],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
纪念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出版.刘绍唐主编.第二辑.12册.221页
- ^ 王新生. 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再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 2003, (6): 66–72.
- ^ 3.0 3.1 3.2 3.3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
- ^ 4.0 4.1 4.2 姚金果: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中央通信》13期第1-6页,1927年11月30日
-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十五章第三节
- ^ 7.0 7.1 曹干延: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常州张太雷纪念馆
- ^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 ^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 ^ 陆定一: 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1927年12月29日】
- ^ J.卡尔文·休斯敦:《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农民、工人、士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慕瑞第669号快信,第36-38页,1927年12月30日,收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 ^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ISBN 957-80-1848-4
- ^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
- ^ 托洛茨基《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 ^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