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舰队

(重定向自德国公海舰队

公海舰队(德语:Hochseeflotte,又称大洋舰队)是德意志帝国海军的一支舰队,主要由战列舰所构成,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公海舰队始于1907年2月由本土舰队(Heimatflotte)改名而来,由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依其“风险理论”设计,用于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其核心思想为相对于海军兵力分散于帝国各处的皇家海军,仅在北海一处集结的德国战列舰舰队,将能与英军形成均势,后者也将为防止因双方交战而蒙受损失、进而失去海上霸权,足以严重破坏英国的海上霸权,最终会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

公海舰队
Hochseeflotte 2
“公海舰队”的无畏舰分舰队,最右侧为一艘皇帝级战列舰
存在时期1907–1918
国家或地区 德意志帝国
部门 德意志帝国海军
种类舰队
参与战役日德兰海战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海因里希亲王
亨宁·冯·霍尔岑多夫
腓特烈·冯·英格诺尔
胡戈·冯·波尔
赖因哈德·舍尔
弗朗兹·冯·希佩尔
路德维希·冯·罗伊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海舰队多次出击,欲引诱英国主力舰队——大舰队的部分船舰并与之交战,但德军的意图始终未能成事,并在多起小规模海战中损失船舰,直到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日德兰海战,双方主力舰队直接遭遇交战,最终尽管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不具决定性,但公海舰队司令赖因哈德·舍尔上将就此认定,虽然德军在海上舰队决战有部分战术优势,但德国在此情势下无法扭转战局,海军重心转向执行无限制潜艇战、打击英国的海上贸易线。1917与1918年间,公海舰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确保北海的德国海军基地,使其可供U型潜艇作战。尽管如此,公海舰队依旧于北海出击数次,还曾调派分舰队前往波罗的海对抗俄国波罗的海舰队。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协约国在斯卡帕湾拘留了整支公海舰队,然而就在1919年6月、《凡尔赛条约》签署前几天,德国海军士兵自行凿沉了舰队的大部分船舰

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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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1898年,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就任帝国海军国家海军部的国务秘书[1]。提尔皮茨积极推动海军扩建,在1897年12月6日首次推动海军法的演讲中,声称海军舰队对德国来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议题”[2],并指出英国与强大的皇家海军是德国的主要威胁。在国务秘书任内的第一个月,提尔皮茨在与皇帝的约谈中力陈“目前德国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就是英国”[3]。根据提尔皮茨的推论,一支攻击型的舰队要在战斗中获胜,必须拥有33%的数量优势,因此他决定将德国海军建设成与皇家海军约2比3的比率,计划在最终创建由60艘主力舰、40艘巡洋舰组成的海军,而英国势必要建造出90艘主力舰来应对如此规模的德国海军[3]

皇家海军此前一直坚持着《1889年海军防卫法案英语Naval Defence Act 1889》中首次提出的两强标准英语Two-Power-Standard,即其海军实力必须强于世界第二和第三位国家之海军规模总和[4],提尔皮茨提出的风险理论关键在于,将德、英两国海军维持在2比3的状态,即使英国最终在海战中战胜德国,德国海军实力也足以重创英国海军,让当时海军实力排在世界第三的德国脱颖而出。提尔皮茨的另一个关键,是相信英军会积极进攻,德军便可以透过水雷、潜艇等武器来削弱其数量优势,接着让双方在黑尔戈兰岛泰晤士河之间的水域进行决战;实际上,提尔皮茨也相信,德国拥有比英国更加优良的训练、更有效率的战术、领导能力更好的军官,因而得以在海军对抗中击败对手[3]

提尔皮茨首次提出造舰方案时,设想了一支19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分为两支各8艘船的分舰队、1艘旗舰、2艘后备舰,每支分舰队再细分为4艘船的大队。此外,加上支援用的8艘齐格弗里德级奥丁级英语Odin-class coastal defense ship岸防战列舰、6艘大型巡洋舰、18艘小型巡洋舰、12大队的鱼雷艇,这些船只都将配置于本土舰队(Heimatflotte)[5]。1898年3月28日,国家议会通过了第一条海军法,确保该舰队的建设得以实行[6],1904年4月1日,上述的造舰方案全数完工。1900年,提尔皮茨借着国际逐渐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南非布尔战争爆发以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舰队的扩张计划。1900年6月14日,国家议会通过了第二条海军法,使舰队总数倍增至38艘战列舰、20艘大型巡洋舰、38艘小型巡洋舰。不过,提尔皮茨规划了更加宏大的造舰方案。1899年9月,他向德皇请求扩增舰队,至少拥有45艘战列舰,后续也研议向国家议会游说,争取可能编列的第三批“双分舰队”,使舰队整体达到48艘战列舰的规模[7]

 
约翰·费舍尔上将。

起初德国海军进行扩张时,英国并没有倍感威胁[6]海军委员们英语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Admiralty认为第二条海军法不比第一条来得危险,他们更看重当前的实际情势,相信德国未来的造舰方案很可能减少或是完全终止。然而,英国各阶层舆论紧抓着德国造舰计划的威胁大作文章[8]。尽管对社会观感不屑一顾,海军委员们最终决定在造舰上超越德国。1904年,约翰·费舍尔担任了第一海务大臣以及海军部的领导人,自上任起,费舍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对抗德国海军不断扩张所升高的威胁,包括将训练课程现代化、裁撤旧式船舰、将分散于各处的战斗舰分舰队合并改编为四大舰队,并指派其中三支驻扎在欧洲。英国也做出许多相应的外交安排,比如组成了英日同盟,让英军在北海可以集结更多的战列舰[9]

费舍尔如此改革,使得提尔皮茨的计划产生严重的问题,提尔皮茨原先认定战争爆发时,规模较小、但更为集中的德国海军相较于分散世界各地的英国海军将拥有区域优势,他也因此不用依赖德国军官、各阶士兵的训练强度、更为现代化的军舰、均质的分舰队等条件来打败彼此落差较大的英军舰队。1904年,英国同它长年的海上劲敌——法国签署了具友好性质的《英法协约》,而1905年,俄罗斯于日俄战争中丧失了两支主力舰队,让英国两个传统的海上假想敌都不再对自身构成威胁、当前的情势对自身更加有利[10]。前面的发展使英国舍弃了以往的两强标准,转而警戒德国。1906年10月,费舍尔说道:“我们唯一可能的敌人便是德国。德国的整支舰队一直都集结著,他们有能力在几小时内抵达英格兰。因此我们必须保有一支两倍战力、同样时间内抵达德国的强大舰队。”[11],这也就是后来的对德双倍标准(Two Keels to One Standard)。

对提尔皮茨计划最具破坏性的,是英军于1906年2月下水的新式战列舰——无畏号,此舰装备10门12英寸(30厘米)的主炮、废除了副炮,且以最新式的蒸气涡轮机为动力,远比以往所有的战列舰还要强大,无畏舰从而成了一种新的舰种概念,而以前的所有旧式战列舰也因此被冠称为前无畏舰。无畏舰的成本较以往战列舰来的高,也需要花费更多成本来开凿运河与港湾容纳,此时的德国海军造舰预算已经见底,提尔皮茨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行动将被迫中断[12]。因此,提尔皮茨于1906年5月向议会要求额外的预算,5月19日,第二条海军法第一修正案通过,拨出了用来建造新式战列舰的预算,还进一步提供港口疏浚的费用,以满足更为巨大的船体结构[6]

 
无畏号战列舰。

1908年3月,议会通过了海军法的第二次修正案,额外拨下了10亿马克以因应不断增加的新式战列舰建造成本。修正案使所有战列舰的服役年限由25年降至20年,让提尔皮茨能够尽早对舰队汰旧换新。1912年5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修正案通过,代表了提尔皮茨与议会温和派人士之间的妥协。这次的修正案授权建造3艘新战列舰和2艘轻巡洋舰,公海舰队将有三支各8艘战列舰的分舰队、一支由8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和18艘轻巡洋舰。另外还有两支各由8艘军舰编成的分舰队、2艘装甲巡洋舰和12艘轻巡洋舰作为预备兵力[13]。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只有一支由8艘无畏舰组成的分舰队——第一分舰队英语I Battle Squadron,配置了拿骚级赫尔戈兰级。第二支由无畏舰组成的分舰队——第三分舰队英语III Battle Squadron则配置4艘皇帝级战列舰,直到1915年初另外4艘国王级战列舰服役后才正式满编[14]。结果第三支无畏舰分舰队——第二分舰队英语II Battle Squadron到了1916年都还是由前无畏舰所组成[15]

在1912年海军法通过前,英、德双方借由英国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英语Richard Haldane, 1st Viscount Haldane率领的霍尔丹使团英语Haldane Mission试图进行两国之间的裁军谈判,却以失败告终。同样在1912年、谈判失败不久,海军法随即宣告通过。德国早在1911年便察觉到皇家海军放弃了与其进行舰队决战的想法,改成远距离封锁北海出口。这也归因于英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易地阻绝大西洋与北海的交通。因此,一旦战争开打,德国舰队有可能无法求得一场自己所期望的大规模海战,从而陷入无用武之地。1914年战争爆发后,英军果真实施此一战略,再加上德皇为了日后有完整的舰队作为和平谈判的筹码,严令限制了舰队的行动,进而使公海舰队影响战局的能力明显降低[16]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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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舰队的战前照片,该舰队由一艘不伦瑞克级战列舰带头领航。

一次大战前,德国海军认为英国海军将采取两种作战方案:一、被迫袭击德国沿海,直接击败“公海舰队”;二、施行近海封锁。无论英国海军采取何种方案,德国海军都能透过鱼雷艇、潜艇等武器来削弱“大舰队”的数量优势,直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公海舰队”才可以出港战斗、摧毁英国舰队[17]。提尔皮茨的策略中包含了几项假设——德国海军有更好的船舰设计、更加训练有素的船员、更优越的战术配置。此外,提尔皮茨也认为英国基于其全球帝国的需求,势必无法在北海集中全部舰队。因此,一旦双方爆发战争,德国便立即在北海海域取得数量优势,进一步向皇家海军发动攻势[18]

然而,英国海军采取的战略,却与提尔皮茨的预期大相径庭。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自1904年上任起,立即对皇家海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英国本土水域集中了大量战列舰、开启无畏舰革命、对海军官兵进行严格的训练[19]。1912年,英国与法国缔结了共同防御协议,英国海军得以在北海集中兵力,而地中海的防务改由法国负责[20]。更糟糕的是,英国海军在1904年就开始设计远程封锁的策略[21];德国海军原先构想、利用轻型舰艇削弱皇家海军的策略,如今完全落空[22]

后勤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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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于基尔的公海舰队第一与第二分舰队。

公海舰队在北海的主要基地为宝玉湾英语Jade Bight西侧的威廉港以及易北河口的库克斯港;在德意志湾的黑尔戈兰岛则是为公海舰队提供了一处良好的前哨站[23]。公海舰队在波罗的海的主要基地为基尔,另外还有可供支援的皮劳但泽等前线驻泊点[24]。横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基尔运河连结了波罗的海与北海,德国海军得以在两个海域间迅速移防舰队[25]。在承平时期,所有公海舰队的现役船只皆驻扎于威廉港、基尔或是但泽[26]。位于中国的胶州湾租借地是德国仅有的大型海外基地[27],其东亚分舰队驻扎于此[28]

在燃煤动力的蒸气船时代,船只可以在友好国家的港口进行加煤,德国海军本身缺乏可供长期作战的海外基地,即便是单舰进行的破交战也有困难[29]。海军曾在1907年采用试验性设备,将煤从运煤船转移到军舰上,但是这种作法并没有全面实施[30],不过,德国海军主力舰至少有着4,000海里(7,400千米;4,600英里)的作战航程[31],在大西洋上作战仍绰绰有余。

1897年,提尔皮茨就任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一职,此时的帝国海军共有约26,000名官士兵,到了一次大战爆发时,帝国海军已经大幅成长到80,000人[32]。主力舰一般由海军少校或上尉所指挥[26],每艘船至少拥有1000名船员[31];轻巡洋舰每艘船约有300至550名船员[33]、鱼雷艇每艘船则是约80至100名船员,后来的部分舰级有扩增到200名船员[3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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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舰队的第一艘旗舰——德国号战列舰

1907年初,第二条海军法通过的七年后,德国海军完工了数艘不伦瑞克级德国级战列舰,这才有足够的军舰组成第二分舰队[35]。1907年2月16日[36],德皇将本土舰队改名为公海舰队,由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亲王指挥,成为公海舰队首任指挥官,旗舰为德国号战列舰[35]。承平时期时,公海舰队主要的例行任务是全年的单舰、分舰队、联合舰队等各式训练演习,整支舰队也在大西洋波罗的海间进行多次的巡洋任务[37]。1909年下半,海因里希亲王的职务由亨宁·冯·霍尔岑多夫中将接替,直至1913年4月再由腓特烈·冯·英格诺尔接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数个月为止[38]。1913年3月2日,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取代德国号成为公海舰队的旗舰[39]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事件使国际局势大为紧张。尽管如此,公海舰队依旧于同年7月13日前往挪威,展开夏季巡弋任务。在这最后一次的和平巡弋行动中,公海舰队于7月25日在斯卡恩演习完后前往挪威峡湾。隔日,因奥匈帝国已发出最后通牒给塞尔维亚,舰队开始返国。7月27日,整支舰队已抵达斯库登海角英语Skudenes,为战争预作准备[39]。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各个欧洲列强在随后一星期内都卷入了这场大战之中[40]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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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舰队的第二艘旗舰——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

战争期间,公海舰队在北海发动多次巡航与攻击行动。第一次是1914年11月2日至3日,然而这两天都没有遭遇英国海军。公海舰队司令腓特烈·冯·英格诺尔上将采取的战略是:以弗朗兹·冯·希佩尔少将指挥、由战列巡洋舰构成的舰队——第1侦查集群袭击英国东部沿海城市,借此引出英军大舰队的部分兵力,由公海舰队将其消灭[41]。1914年12月15至16日,对哈特尔浦、惠特比与斯卡伯勒的炮轰英语Raid on Scarborough, Hartlepool and Whitby即是此类作战的首次出击[42]。在12月15日夜晚,拥有12艘无畏舰、8艘前无畏舰强大实力的德军舰队遭遇了6艘战列舰组成、孤立的英军分舰队,当时双方仅有10海里(19千米;12英里)之遥。然而,公海舰队在夜色中不断与对方驱逐舰舰队爆发冲突,这使得英格诺尔深信他们即将遭遇到整支大舰队。于是,基于德皇命令非必要时不冒进之原则,英格诺尔中止了德军舰队的后续行动,撤回德国本土[43]

在1915年1月的多格尔沙洲海战中,德军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被击沉,德皇以此为由,于2月2日撤除了英格诺尔的职务,由胡戈·冯·波尔上将继任[44]。波尔于1915年执行了一系列的舰队作战,首先在3月29至30日,舰队前往泰尔斯海灵岛以北,但遭遇意外事件折返。另一次在4月17至18日,由第2侦查集群执行了布雷行动。三天后,也就是4月21至22日,公海舰队对多格滩方向进攻,却又一次错过英军舰队[45]。5月29至30日,波尔三度出击,这次朝着斯希蒙尼克岛方向前进,但又因为天气太差而回航。8月10日,舰队前往赫尔戈兰北部、掩护正要回航的辅助巡洋舰流星号英语SMS Meteor (1903)。9月11至12日,舰队再度出动掩护一次在黑岩湾(Swarte Bank)的布雷行动。1915年的最后一次行动在10月23至24日,舰队前往了荷斯韦夫英语Horns Reef,最终也未获得任何战果[45]

1916年1月18日,赖因哈德·舍尔中将取代了因病而无法续任的波尔,成了公海舰队司令[46]。相对于前任司令,舍尔在策略选择上更具侵略性,也更广泛地运用U型潜艇齐柏林飞船对大舰队进行协同攻击。1916年2月,舍尔获得德皇的首肯[47],下令舰队于3月26日、4月2至3日、4月21至22日出击北海扫荡敌军。战列巡洋舰队于4月24至25日炮轰了英格兰东岸城镇英语Bombardment of Yarmouth and Lowestoft,主力舰队则在远处提供支援[48]。不久,舍尔在5月中策划了另一次袭击,然而,战列巡洋舰塞德利茨号因为先前行动触雷受损,仍需要时间修复,计划不得不到5月底才能执行[49]

日德兰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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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兰海战形势图,德军舰队北向航行遭遇到从西侧接近的英军舰队,在这场复杂而规模宏大的战役中,双方都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机动与回旋。

1916年5月31日早上,拥有16艘无畏舰、6艘前无畏舰、6艘轻巡洋舰、31艘鱼雷艇的公海舰队,在舍尔指挥下自宝玉湾起锚出航,后续将与希佩尔带领的5艘战列巡洋舰、多艘支援巡洋舰、鱼雷艇等进行协同作战[50]。另一方面,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第40号房间截获了德军的无线电讯息,借由破译密文,得知了德军本次的作战计划。英国海军部随即命令大舰队彻夜起锚出动,切断公海舰队之退路、将其彻底摧毁,此时的大舰队共有28艘无畏舰、9艘战列巡洋舰[51]

世界标准时间下午4点,英、德两方的战列巡洋舰舰队遭遇,旋即展开了炮战。不久,舍尔的公海舰队主力从南方出现,英国海军中将大卫·贝蒂下令其战列巡洋舰队北上,引诱德舰进入约翰·杰利科上将指挥、正在迅速接近的大舰队火力圈内[52]。在北上的过程中,舍尔的舰队还与英军第5战列舰分舰队英语5th Battle Squadron (United Kingdom)的数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交战[53]。下午6点30分,大舰队终于抵达战区,朝东北方向航行,越过了舍尔的丁字阵位英语Crossing the T。舍尔为了避免不利战斗的形势,下令舰队朝西南方向转舵16个罗经点执行撤退[54]。下午6点55分,舍尔再度下令、全舰队转舵16个罗经点,回头攻击英军舰队[55]

舍尔的决定让公海舰队再度陷入险境,杰利科命令大舰队向南转移,再度越过了舍尔的丁字阵位[56]。随后舍尔又发出了第三次的16个罗经点转舵命令,希佩尔受到重创的战列巡洋舰队则留下来向英舰突击,掩护公海舰队主力的撤退[57]。接着舍尔下令,舰队改采夜间巡洋编队,此一命令于晚上11点40分完成[58]。晚上,公海舰队又与英军的驱逐舰队展开激战,不过,公海舰队仍旧成功退至盒恩礁[59]。6月1日凌晨1点至2点45分,公海舰队才陆续返回了宝玉湾。舍尔命令未受损的第一分舰队在宝玉湾的港外锚地就防御位置备战,而皇帝级战列舰则留在威廉港外保持戒备[60]。就战斗结果来看,尽管舍尔率领的主力舰队遭受猛烈打击而严重毁损,公海舰队击沉英军舰艇的数量、排水吨位总和却远远胜过自身损失。数艘主力舰,例如战列上第一位的国王号战列舰、以及大部分的战列巡洋舰,都要在干坞内进行大规模整修,耗时至少两个月。然而,从舰队规模比较,6月1日时,英军仍拥有24艘主力舰可供作战,而德军仅剩10艘主力舰可以行动[61]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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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8月,修复足够的船舰后,舍尔即于8月18至19日发动另一场攻势英语Action of 19 August 1916。由于塞德利茨号与德弗林格尔号在日德兰受到重创,以及损失了吕佐夫号,可以出战的战列巡洋舰只剩下冯·德·坦恩号以及毛奇号英语SMS Moltke。舍尔将它们与战列舰边疆总督号大选帝侯号以及新型战列舰巴伐利亚号联合行动[62]。收到来自齐柏林飞船、表示北海出现英军舰队的误报后,舍尔随即下令舰队北上[45],结果公海舰队还没能开炮,舍尔在当日下午2点35分就收到了英军大舰队出动的消息,于是赶紧撤退回德国母港[63]

1916年10月18至19日,在缺少潜艇的支援下,公海舰队再度出击,攻击多格尔沙洲东岸的任何运输船。尽管英国海军部接获情报、警告了目标海域附近的运输船,大舰队却没有试图拦截[64]。10月19日凌晨2点,因天气转恶(鱼雷艇将不易跟上公海舰队主力),舍尔下令舰队回航、作战取消。此时巡洋舰慕尼黑号英语SMS München遭遇到英军E38英语HMS E38潜艇的鱼雷攻击,他这才明白英军已经将运输船驱离了目标打击区。

公海舰队于12月1日重组[45],除了拜仁号外,4艘国王级战列舰留于第3分舰队,而4艘皇帝级则发配给了第4分舰队[65]。1917年3月,新战列舰巴登号以新旗舰的身份就役[66]。3月17日,舍尔从腓特烈大帝号上取下他的指挥旗,于巴登号上升起[45]

1917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同时也对公海舰队船员造成影响,一些消极抵抗的现象逐渐出现,如1月时战列舰奥尔登堡号波森号的水手们打出了反战的口号[67];6月与7月,船员们开始进行更为积极的抗命行动,包括罢工、绝食抗议或是不告离舰[68]。这类行动在8月达到高峰,一系列的反战演说、抗议示威活动,导致数十位水手被德国海军当局逮捕[69]。舍尔下令从反战运动的中心——柳特波德摄政王号上逮捕超过200人,军事法庭最终判处77人有罪、9人死刑,然而,最终只有阿尔宾·科比斯英语Albin Köbis马克斯·雷契普特希英语Max Reichpietsch两人遭到处决[70]

 
阿尔比翁行动的德军舰队航线图。

1917年9月初,夺取了俄国的港口城市里加后,德国海军决定要一并铲除里加湾里的俄国海军。海军最高统帅部(Admiralstab)规划了本次作战,代号阿尔比翁行动,旨在夺取波罗的海的岛屿,特别是萨雷马岛瑟尔韦半岛上、俄国经营多年的沿海炮台[71]。9月18日,一道额外命令传来,指示舰队与陆军协同作战,共同夺取萨雷马岛和穆胡岛,当时海军的主要参战兵力,是公海舰队抽调而来的第三、第四分舰队和毛奇号[72]。作战于10月12日开始,当天,毛奇号和第三分舰队攻进了俄国塔卡拉特湾英语Tagga Bay,第四分舰队则炮轰萨雷马岛上的瑟尔韦半岛俄军炮台[73]。10月20日,岛上的战斗宣告结束,穆胡岛、萨雷马岛和达哥岛全部由德军占领。不过在前一日,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海军停止作战,尽快将抽调的无畏舰群召回公海舰队[74]

到了1917年秋季,舍尔决定以轻型舰艇配合潜艇,袭击来往挪威的英国商船。有鉴于此,英国海军调出一支战列舰分舰队进行护航,却正中舍尔下怀,使得对方有机会将大舰队各个击破[75]。1918年,舍尔召集了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队,准备于4月24日周三攻击英国商船以及其护卫舰队,公海舰队战列舰群将紧随其后、随时支援。4月23日,德军舰队在威廉港外的雪灵斯停泊地英语Schillig Roads集结,隔天便拂晓出击[76]。凌晨5点20分,尽管德军舰队最初成功地潜入商船航线,却因为情报错误,导致最终作战失败。根据舍尔最初收到的潜艇侦查报告,船团在每周日与周三出航。实际上,西向船团在4月22日周一离开卑尔根,当舍尔率舰队出发时,该船团已经在奥克尼群岛以东大约140海里(260千米;160英里),预计于4月24日上午抵达苏格兰梅西尔;东向船团在4月24日周三从苏格兰梅西尔出发,出发时间却是早上6点30分。换句话说,希佩尔的舰队当时在航线上扑了个空[77]。10点47分,英国海军部向海军中将贝蒂下令,率领大舰队31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出击,然而为时已晚,德舰早已离开现场。当天晚上7点37分,赫尔戈兰湾外海约74公里处,毛奇号遭到英军E42英语HMS E42潜艇的鱼雷击中,不过德军舰队仍然全数返回了己方的水雷区以内[78]

拘禁于斯卡帕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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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湾中自沉的公海舰队各舰位置图。

1918年10月底,就在停战协定生效前几天,德国海军制定了公海舰队的最后作战英语Naval order of 24 October 1918。公海舰队主体将从威廉港出发挑战大舰队;尽管此举会有相当程度的伤亡,舍尔仍打算借着这次行动重创英国海军,争取对德国更加有利的和谈条件。然而,许多厌倦战争的德国水手认为,这次行动会破坏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进而延长战争[79]。1918年10月29日一早,司令部发出命令,舰队隔日从威廉港出航。当晚,图林根号英语SMS Thüringen战列舰的水手们率先发难,接着港内数艘战列舰的水手也开始叛乱英语Wilhelmshaven mutiny[80]。如此动荡迫使希佩尔、舍尔放弃了决战计划[81],而德皇得知消息后说道:“我不再拥有海军了。”[82]

随着德国于1918年11月投降,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船舰在路德维希·冯·罗伊特少将的指挥下开往英军的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加以拘禁[81]。舰队出发之前,阿道夫·冯·多尔达上将向罗伊特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协约国取得这些船舰[83]。公海舰队稍后与英军加的夫号英语HMS Cardiff (D58)轻巡洋舰会合,在该舰带领下,共计370艘英、美、法三国组成的协约国舰队,将德国公海舰队押送至斯卡帕湾[84]。拘禁期间,公海舰队各舰透过拆除炮栓解除武装、每艘主力舰仅保留200名德国船员[85]

和约正式出台以前,公海舰队一直处在拘禁状态。罗伊特认为,英军计划于1919年6月21日,也就是德国签署和约的最后期限夺取这些船舰,然而,他不知道签署期限已经延长到了6月23日,不知情的罗伊特决定一有机会就下令各舰艇自沉。6月21日一早,英国舰队离开斯卡帕湾进行训练,当日11点20分,罗伊特向各舰发送自沉密语,船员们便立即执行凿沉任务[83]。最终,在英军港内人员实施救援后,只有巴登号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18艘驱逐舰成功保留。皇家海军最初反对执行打捞作业,不过,后来还是允许私人企业打捞这些船舰、当作废铁卖出[86]。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船只是由爱涅斯特·寇克斯英语Ernest Cox的寇克斯与丹克斯(Cox and Danks)公司进行打捞,其中包含了吨位最重的几艘船舰[87]。之后,受到1930年代初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寇克斯退出了打捞作业,改由金属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英语Metal Industries Group接手,又成功打捞了5艘德国主力舰。公海舰队当中,有3艘(国王号、王储号、边境总督号)因为沉得太深而无法打捞,只能留在斯卡帕湾的海床上,还有4艘轻巡洋舰与其相伴[88]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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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舰队从战时的难以施展,到战后的最终结局,无不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德国海军,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海军与纳粹时期的战争海军。后来,新组成的海军机构中,许多前帝国海军军官依旧在服役,其中就有希佩尔的前任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日后成为了国家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认为,德国海军应以水面舰艇进行长距离破交作战,而不是组建大型舰队去挑战皇家海军,因为那样只是白费工夫。1930年代以后,雷德尔提出了战争海军的造舰计划——《Z计划》,该计划便是以上述概念为核心,要求建造大量的长航程轻巡洋舰(如P级装甲舰)和侦查舰艇。不过,雷德尔的构想遭到后来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否决。希特勒一心建设庞大的战列舰队[89],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Z计划》的建设工作都没能完成。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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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Herwig(1980年),第33页
  2. ^ Herwig(1980年),第35页
  3. ^ 3.0 3.1 3.2 Herwig(1980年),第36页
  4. ^ Sondhaus(2001年),第160–161页
  5. ^ Padfield(2005年),第45页
  6. ^ 6.0 6.1 6.2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34页
  7. ^ Herwig(1980年),第42页
  8. ^ Padfield(2005年),第94页
  9. ^ Herwig(1980年),第48-49页
  10. ^ Herwig(1980年),第49页
  11. ^ Herwig(1980年),第50页
  12. ^ Herwig(1980年),第56-57页
  13. ^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35页
  14. ^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45-147页
  15. ^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41页
  16. ^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35-136页
  17. ^ Tarrant(1995年),第21页
  18. ^ Herwig(1980年),第36-37页
  19. ^ Herwig(1980年),第92页
  20. ^ Herwig(1980年),第79页
  21. ^ Lambert(2012年),第39页
  22. ^ Herwig(1980年),第149-150页
  23. ^ Halpern(1995年),第10页
  24. ^ Halpern(1995年),第182页
  25. ^ Halpern(1995年),第179页
  26. ^ 26.0 26.1 Herwig(1980年),第114页
  27. ^ Herwig(1980年),第104-105页
  28. ^ Halpern(1995年),第66页
  29. ^ Halpern(1995年),第67页
  30. ^ Industrial Magazine(1907年),6,第65–66页,New Apparatus for Coaling Warships
  31. ^ 31.0 31.1 Gröner(1990年),第23-28、52-56页
  32. ^ Herwig(1980年),第111页
  33. ^ Gröner(1990年),第104-115页
  34. ^ Gardiner & Gray(1984年),第164-172页
  35. ^ 35.0 35.1 Herwig(1980年),第45页
  36. ^ Staff(2010年),Vol. 1,第7页
  37. ^ Staff(2010年),Vol. 1,第7-8页
  38. ^ Herwig(1980年),第262页
  39. ^ 39.0 39.1 Staff(2010年),Vol. 2,第14页
  40. ^ Heyman(1997年),第xix页
  41. ^ Herwig(1980年),第149–150页
  42. ^ Tarrant(1995年),第31页
  43. ^ Tarrant(1995年),第31–33页
  44. ^ Tarrant(1995年),第43–44页
  45. ^ 45.0 45.1 45.2 45.3 45.4 Staff(2010年),Vol. 2,第15页
  46. ^ Sweetman(1997年),第394页
  47. ^ Tarrant(1995年),第50页
  48. ^ Staff(2010年),Vol. 2,第11页
  49. ^ Tarrant(1995年),第58页
  50. ^ Tarrant(1995年),第62页
  51. ^ Tarrant(1995年),第63–64页
  52. ^ Bennet(2006年),第73页
  53. ^ Tarrant(1995年),第116页
  54. ^ Tarrant(1995年),第153页
  55. ^ Tarrant(1995年),第165页
  56. ^ Bennett(2006年),第106页
  57. ^ Tarrant(1995年),第177–181页
  58. ^ Campbell(1998年),第275页
  59. ^ Campbell(1998年),第274页
  60. ^ Tarrant(1995年),第263页
  61. ^ Halpern(1995年),第327页
  62. ^ Staff(2010年),Vol. 2,第35页
  63. ^ Massie(2003年),第683页
  64. ^ Beesly(1984年),第167页
  65. ^ Halpern(1995年),第214页
  66. ^ Staff(2010年),Vol. 2,第43页
  67. ^ Woodward(1973年),第66–67页
  68. ^ Woodward(1973年),第70–72页
  69. ^ Woodward(1973年),第72–73页
  70. ^ Woodward(1973年),第77页
  71. ^ Halpern(1995年),第213页
  72. ^ Halpern(1995年),第214–215页
  73. ^ Halpern(1995年),第215页
  74. ^ Halpern(1995年),第219页
  75. ^ Halpern(1995年),第376页
  76. ^ Halpern(1995年),第418页
  77. ^ Halpern(1995年),第419页
  78. ^ Halpern(1995年),第420页
  79. ^ Tarrant(1995年),第280–281页
  80. ^ Tarrant(1995年),第281–282页
  81. ^ 81.0 81.1 Tarrant(1995年),第282页
  82. ^ Herwig(1980年),第252页
  83. ^ 83.0 83.1 Herwig(1980年),第256页
  84. ^ Herwig(1980年),第254–255页
  85. ^ Herwig(1980年),第255页
  86. ^ van der Vat(1986年),第199页
  87. ^ van der Vat(1986年),第200–210页
  88. ^ van der Vat(1986年),第210–214页
  89. ^ Gardiner & Chesneau(1980年),第218-220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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