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历史

(重定向自日本漢字改革史

日本汉字历史的起源是汉字到日本的传入。最早的汉字一般认为是从佛经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在假名出现之后,出现了假名和汉字混用的日文,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动词。虽然日本没有像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废除汉字,也没有像大韩民国那般减少汉字的使用频率,但近年来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参差不齐,甚至有些高中生连汉字也不会写,只能用假名来代替汉字。

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被曾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但随幕府明治起,中国由盛转衰、日本民族意识抬头、和学兴起、西学传入,日本人开始思考汉字的优劣。

汉字衰落之时,日本社会纵然普遍认同文字改革的路向,但改革路向意见纷陈,有主张转用平假名罗马字,甚至转说英语法语,最后,减少汉字论和文言合一的方式得到实施,日本政府于1946年颁布《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限制汉字的运用,1960年代一度出现反思潮,再次放宽汉字运用。自17世纪的新井白石算起,日本汉字改革史已长达300余年。

汉字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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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国传到日本的确切时间点目前尚无定论,一个说法是汉字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百济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另一个是7至9世纪的遣唐使为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也把汉字带进日本。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

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本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煙草”代表“タバコ”(tobacc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语汉字英语

幕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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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于1902年成立日语调查委员会,一般被视作日本汉字改革的开端,但自幕府年代,随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文字改革已在酝酿。

日人接触西洋文化,可追溯至十六世纪中叶。1543年,葡萄牙人乘中国商船抵达日本,并先后到日本售卖军火,成为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先声。1549年,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开始在日本传教,即使往后传教士曾被丰臣秀吉驱逐,日本实施锁国政策,17世纪荷兰人亦再次获准到日本设立商馆买卖,往后江户将军德川吉宗放宽输入汉译洋书的限制,令一部分日本人得以修读荷兰语。

这股称为兰学的思潮下,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的新井白石最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表意文字。1713年至1715年,他写成《采览异言》及《西洋纪闻》两书,在《纪闻》中说:“字母仅廿余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汉之文字万有余,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往后他在《东雅》一书中,进一步批评日人过分使用汉字,令汉、和字主客颠倒。1719年,西川如见亦在《町人囊底拂》批评:“唐土之文字,其数多、甚难,为世界第一。外国之文字亦通达人用万事,无不足。”

往后数十年,带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汉字声音陆续浮现。从1785年起,本居宣长宣称中国、印度话乃不正之音,有别于由五十音构成的“皇国正音”,这些言论又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语得自神传。这段期间,日本文化界正争论遣唐使之前,日本上古是否已出现神代文字,以此力证日本文化并非在汉文中孕育,这些争议持续近百年,最后虽然神代文字多视为虚构历史,但反汉学的思潮已漫延。

1798年,裹本多在《西域物语》说:“支那之文字,仅行于东方之朝鲜、琉球、日本,北方之满洲诸国,西方之东天竺之内。西域之文字二十五,欧罗巴(欧洲)诸国、亚墨利加(美洲)诸国、亚弗利加(非洲)、东天竺南洋之诸岛、日本南洋之诸岛、东虾夷诸岛(俄国千岛列岛)、堪察加、北亚墨利加大国,皆用此记事。虽各国各岛言语各异,用二十五字无不可示之物。”

连串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回响,直至明治时代,这些论说才被视为先知先觉。到了1855年,大庭雪斋翻译《荷兰文语》时,在序中更扬言,日文本是优秀语言,因掺入汉字而被搅乱。在明治初年,首倡用罗马字取代汉字的南部义筹,据说就是看了此书后成为罗马字论者。

明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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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清朝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船队击败,消息传到日本后,不但令日本震动,文化界亦开始质疑汉字文明已不足持。废汉字、立新字,成为当时日本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汉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对废汉条件和程序未有共识;汉字知识亦由贵族把持,废汉字长期处于书生议论阶段。

在改革日本语的思潮中,应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争论焦点。此际日本实施大政奉还,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权,日人亦要从上古大和文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基础,民间出现一片复古热;但明治维新却同时大举引进西学,崇尚欧美文明。新旧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现多元路线:学者们或提倡假名,或罗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废除日语,转说英语;而罗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内,对于应采用哪种书写方法又有分歧。[1]

假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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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岛密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前两年前,前岛密向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奏《汉字御废止之议》,被日语学者视为首倡废汉字的第一人。1866年,前岛密透过开成所(今并入东京大学)的负责人松本寿太转奏“汉字御废止之议”,他说:“值此国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讲求救国之策,我的议论好像有点迂远,其实不然。救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有限的学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时代的宝贵光阴耗在认记汉字的音形上。少年时代应该是讲求事理学问的好时光,如今却为学习这种无用的古学而磨钝了精神感性,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2][3]

汉字影响普及程度的争论,不但影响日本本土,往后亦成为中国汉字改革的重要论据。前岛密说,这种想法是来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国传教士,威廉在咸丰年间曾到中国、日本,在中国时看见许多孩子高声朗诵古贤的道理,孩子虽然看不明,却仍死记这些艰深文字。中国本应地大物博,却落得国势萎靡、风俗野蛮、受西洋欺侮,他声称根源正在汉字。来到日本长崎后,威廉氏又指日本人弃用原有假名,转用艰深汉字,“顿觉不可思议”。

前岛密在该封上书,除了批评汉字“繁杂不便,宇内无二”,但他亦进一步批评日本的崇汉思想,指责日人历来只学四书五经,把日本古籍视为末学,呼吁国民抵制“魔语贼言”,他提出废除汉字救国,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过,前岛密呈上这封公文后,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结束幕府时代。1869年5月,前岛密转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议院呈上《关于语文教育之议》的建议书,再次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布立西式学校,一年后,前岛密再提出要采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

1873年,他眼见上议无效,决定直接上书天皇,他与山田敬三平野荣等人起草《兴国文(日文)废汉字之议》,提出废汉的步骤,包括以两年时间,召集学者,编订文法辞书;继后设立师范学校,为教师提供一年培训;之后派他们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启蒙社,发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闻”的报纸,强调以假名报道新闻,只有其数字仍以汉字编写。该报于翌年5月停刊。[4][5]

虽然前岛密的思想并无落实,但他1866年主张的“言文一致”,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主导思想。文字改革者纵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认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见出版《言文一致》一书,提倡我口写我手,列举大批文例,称为“言文一致体”,进一步掀起“言文一致”运动;继后还有林瓮臣在1900年组成言文一致会。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体”。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919年在《国文之将来》就说:“日本维新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字,到近年,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6]

在假名运动中,前岛密尝试从宪制内推动改革,另一名中坚份子化学家清水卯三郎则利用翻译及会社,推动改革。早于1860年,清水卯三郎已用假名翻译《英吉利语言》一书,71年亦发表《日语可用论》,支持假名写作,74年他进一步以假名翻译《化学梯楷》(舍密入门),并筹组假名之会。他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平假名市井村妇皆能明白,因此应大力推行。

往后,日本社会出现三个称为假名之友伊吕波会伊吕波文会的组织,不久三会合并,并聘请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当会长,该会认为不论和语汉语外来语,皆应以假名书写。1883年7月18日,假名会举行全体大会,有栖川宫亲王指称,用假名是要保卫国家颜面。假名会曾会员五千,出版《假名向导》杂志,并编撰仅用假名之字典,但新组成的假名会并亦未能平息会内矛盾。

当时假名派分成雪、月、花三派。有支持者认为一些假名不反映实际发音,建议修改;另一些要求增加假名数目;亦有主张按兵不动。目前假名的使用虽然没有重大转变,但在汉字上加上假名注音、直写假名等书写方法,正是受此会影响。[来源请求]

罗马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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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岛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罗马字会是另一重要势力。早于1581年,从西方抵达日本的传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机,以罗马字出版《圣经使徒行传》(1591年)、《口译平家物语》(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辞书,但当时罗马字主要在传教士之间流传使用。

1869年,29岁的南部义筹当时在昌平阪学问所修读汉学时,但同时修读过兰学,认为罗马字易学易用,并以文言文发表《修国语论》的论议:“学问之道,西洋诸邦为易,皇国支那为难,而皇国为甚。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读数百之书,通于数千之字,则不可,是其所以为难也。”

在崇洋、崇汉心态中,他指“和学”已沦为“歌词之具”,日本会被汉、英、佛(法国)、兰(荷兰)所磨灭;救国最简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国语”(以罗马字撰写日语),并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语,日后国人必先修国学,而后或汉、或洋,以国学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罗马字),亦不伤国体。[7]

1874年,介绍西方科学的《明六杂志》创刊,第一期刊载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写国语论》一文,尽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汉字翻译西方思想,但他呼吁使用罗马字代替难懂的汉字,他指“逢今之时运,文献既取自于欧洲”,而日本历来“巧于模仿,而短于自出基轴。”唯有转写罗马字,才可以令日语容易引入外国作品、言文同体、可以与数阿拉伯数字混用、国人学习亦较易。[8]

往后十年,主张罗马字的声音在各新兴刊物上出现,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发起罗马字会[9],并发行《罗马字杂志》,力主依据声音进行书写;该团体有两名外国籍会员充当了推行罗马字的中坚力量,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罗马字刊物。此时,日语改革运动开始步入建制,其影响也从文化界卷至政界。

期间,罗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时出现。南部义筹指,罗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韵学的原理,并指假名有50个,而罗马字只有26个,更易记忆。当时的假名亦不能标出浊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罗马字“万国通用”,令日人更易学习外语,以符合“广求知识于世界,博采万国之长”的维新精神。[10] 

罗马字派之中,又对应采用哪一种罗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斯·柯蒂斯·赫本于‘日英语林集成’(‘和英语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罗马字,被称为平文式罗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统一,如东京一词,平文式罗马字在往后就出现Tōkyō、Tokyo、Tôkyô、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写法。

1885年,田中馆爱橘按照音韵学理论设计“日本式罗马字”,较之平文式工整,并更能反映日本语的原音,其分别主要在拗音的表达之上,但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语使用者,翌年就被罗马字会否决。田中馆与罗马字会走向分裂,另组罗马字新志社,发行《罗马字新志》。

主张罗马字的意见在今天虽然并非主流,但受欧化风潮影响,当时罗马字会的势力较假名会更大,1887年会员人数达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国人。 [11]

新文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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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派与罗马字派的主张各走两极,造就新文字派之兴起,其中井上哲次郎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发表的《文字与教育之关系》[12]开宗名义说,日人今天并不那么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么令人讨厌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独立,才可让思想独立;本来罗马字十分可取,但这套字会伤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张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参照神代文字或罗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制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则由小岛一腾所主张,他于1886年发表《日本新字》,依照罗马字设计出24个新字,翌年再增至28个字。

这派议论颠峰时期,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战胜大清帝国,并从清政府夺得台湾,部分日人不但认为要拥有一套,还开始把日本语视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学德国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语教授上田万年亦对假名、汉字表示不满意,他认为日本应按照音韵方向,发展自己新的文字。[13] 1895年,他进一步发表著名的《国语和国家》演说,他说:“语言对于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于其同胞,如肉体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国语来比喻这个道理,日本语应该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来维持……言语不单只是国体的标识,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者,是所谓情深无比的母亲。”[14]上田万年强调国语的神圣性,认为其权威不可侵,并将“一国・一语・一民”定位成一个国家的体现。

往后,不同的新造字纷阵出现,从日本学生、学者、以至德国的学者,均有参与制造新文字,一些学者为了研究,更变卖田地,四处宣传其文字好处,但最终没有一套文字得到采纳。

转用洋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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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崇汉走向崇洋思想后,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极端:转说英语。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驻美外代大臣森有礼,1872年他发表公开信,希望以简化英语,变成日本的语言,并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这封信发给当时不少学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以较详细的回复建议,他应先考虑日本国情,并建议用欧洲文字(罗马字)以音标书写日文。 [15] [16]

此一论说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汉书(外语)作为官方语言,这番经验令森有礼认为,文字可以与语言抽离,而当时日本并未有真正的“日语”文体,“改用英语论”只是从汉语这种外语,转用另一种外语。[17]到了1870年代中期,这种论议已几近绝迹,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在1946年4月发表《语言问题》时论断,明治时代因没有采用英语,妨碍了国民吸纳文化,他当时进一步建议,日本应采用“世上最漂亮的语言”——法语做为官方语言,多年来引起文化界责难。

减少汉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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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意见争持不下,由福泽谕吉提出的减少汉字说,成为一种折衷方案。1873年,他编写小学教科书《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虽然汉字难学,但日文已累积不少汉字,难以一下子废取。他认为3000个汉字就可应付日常环境,提出先限制汉字运用,往后时机成熟,就可废除汉字。当时他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仅用了802个汉字。

1886年,他的学生矢野文雄继承有关学说,他承认假名虽然易学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识分子都会认为汉字较易辨认,他因此建议只要限制日人采用3000个汉字,就可解决汉字问题。他出任《邮电报知新闻》的主笔后,1887年表明该报除了小说和公告外,只会采用3000个汉字,并在汉字旁标上假名注音。

往后,不同论者尝试把汉字进一步减少,并要求政府每年颁布废除的汉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线此后跳不出这一派框架,成为往后主导的论说。[18]

汉字不可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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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废汉声音中,反对改革的论说亦不乏于耳。早于前岛密提出改用假名后,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评,这些议论漠视汉字有一大批贵族支持者,他们掌握汉字知识,朝廷上下以至士农工商都要听命于他们,若废除汉字,犹如打倒贵族。

1900年,井上圆了多次发表论说,整理成《汉字不可废论》一书。他质疑假名派或罗马字派忽视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汉字才可消减当中的问题,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丑、纣、诛;“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采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问题。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汉字之国,不少洋学家只到东京学了三年外语,就可招摇过市,但汉学正因为普遍,汉学家才要饱读诗书。

他一反其道,认为当时正是汉学带领日本走向维新。支持大政奉还的藤田东湖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全都是汉学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汉学为根,办理洋务。在各众反论中,他把天皇权威、忠君体国与汉字连成一线,并指否定汉学,等同动摇天皇权威。

这种论说触动了日本社会的神经,当时日本天皇的诏敕仍是以汉字书写,文化界虽有部分人士力陈平、片假名或罗马字的好处,但对于诏敕上的汉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后,诏敕与汉字更牵起政治风波,其中最知名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战时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国议会贵族院上表示废除汉字,但这一论说引起贵族不满。

当时日本步入二战,平生釟的废汉论被指有违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后,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论,但不久众议院委员深泽丰太郎亦责难平生釟,他被迫当众宣布:“至今为止(废汉字)的主张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还要继续研究。”同一年,多份杂志出现批判废除汉字论的文章。这件事距离前岛密上书《汉字御废止之议》,已经70年,但日本人对应否废汉字,仍未达到共识。

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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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1850个《当用汉字表》。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或是用同音、同义字代替,并颁行简化的新字体。于是产生以下情况:

  • 殘骸残がい
  • 附近付近

日本的汉字简化改革,最初导火线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教育使节团“建议”以日语罗马字全面取代汉字跟假名,与脱汉运动无关;以往日本最多以“常用汉字”规范汉字使用字数,而非简化汉字。

教育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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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附录,俗称“教育汉字”。经过1968年、1977年、1989年的追加与改订,现在共计1006字,从小一到小六,各个学年的分配为80字、160字、200字、200字、185字、181字。

常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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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个,见常用汉字表与JIS之对应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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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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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论日语中汉字的衍变〉 《中国西北大学学报》 中国西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 徐璐 页150-153
  2. ^ 汉字御废止之议 (日文)[永久失效链接] 前岛密 1866年
  3. ^ 《汉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页3
  4. ^ 《汉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页6
  5. ^ 汉字文化圈的脱汉过程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湾脱汉研究中心
  6. ^ 揭开“言文一致”底子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5-06-03. 容若 明报月刊 二零零五年八月号
  7. ^ 《修国语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南部义筹 1869年
  8. ^ 论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以《明六杂志》为中心进行探讨 张艳茹 邹晓翔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9. ^ 日本汉学的临界点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孙歌 中国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0. ^ 《汉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页14
  11. ^ 《汉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页17
  12. ^ | 文字と教育の关系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7-03-09. 东洋学艺杂志 1894年 日本国语问题协议会转载
  13. ^ | 上田万年の“新国字论”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7-03-09.
  14. ^ | 重新解析殖民地台湾的国语“同化”教育政策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7-02-25.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文化研究月报 2003年3月15日
  15. ^ "William Dwight Whitney", 作者:Thomas Day Seymou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5, No. 3 (1894), pp. 271-298
  16. ^ 北美语言科学历史协会通讯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爱丁堡大学John Joseph发表之The unilingual republic of the world一文 2003年11月
  17. ^ Pro and Con of Restoring Hanja from the Koreanists[永久失效链接] J. Marshall Ung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18. ^ 《汉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