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弃生
洪弃生(1866年12月17日—1928年),台湾清末、日治时期重要古典文学家、诗人、史家。祖籍福建南安,彰化鹿港人,谱名攀桂,训名一枝,表字月樵,台湾割让后,改名“𦈡”,字“弃生”,以字行。曾用“洪曰尧”,又有笔名“洪弃父”、“洪弃生父”。著有《寄鹤斋诗矕》、《寄鹤斋文矕》、《台湾战纪》、《中东战纪》等[1]。
洪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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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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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洪棄生 |
白话字 | Âng Khì-seng |
台罗拼音 | Âng Khì-sing |
本名 | |
汉字 | 攀桂 |
白话字 | Phan-kùi |
台罗拼音 | Phan-kuì |
表字 | |
汉字 | 月樵 |
白话字 | Goa̍t-chiâu |
台罗拼音 | Gua̍t-tsiâu |
生平
编辑少时就读彰化白沙书院,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以第一名入学生员,光绪15年(1889)中秀才。光绪廿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后,绝意仕进,不再科举,遂潜心于诗词、古文,把台湾历史与社会刻划于诗文中表达反对统治残暴行径。
光绪廿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日军入台,与丘逢甲等拥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创台湾民主国,同主抗日,被任为中路筹饷委员。旋即失败,洪自署为清朝遗民,秉持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闭户读书,潜心于诗文抗日,拒与日人合作,以示消极抵抗,一面以言行抗日,如不讲日语、保留发辫、反对改历易服、以干支纪年,坚守民族正气与自尊;一面以文笔抗日,创作诗文及史学作品,以犀利之文笔,详实记载日军占领台湾、义军英勇抗日以及日本统治行径,对当时民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
光绪23年(1897)与蔡启运、施梅樵等组织“鹿苑吟社”,藉吟咏唱和,抒发故国之思与亡国感,不仅延续汉文化,而且潜蕴抗日之志。1919年,蔡惠如、林幼春等正式成立“台湾文社”,发刊《台湾文艺丛志》,洪氏被聘为评议员,并在刊物发表作品;1921年参加陈怀澄、庄太岳为发扬民族气节所组之“大冶吟社”,受聘为顾问。除此之外,他也曾为“莲社”社员以及雾峰林家客卿。1924年,连雅堂创办《台湾诗荟》,所刊登洪氏的作品,计有古诗、古文、《寄鹤斋诗话》、《八州游记》等,皆为传续文化于不坠而努力[1]。
作品
编辑洪弃生著作内容丰硕,方面偏重社会写实外,亦有史评、政论、游记、咏史、人物传记、论学等,真实反映时代。多收录于胥端甫所编《洪弃生先生遗书》[1]。
著有《谑𫏋集》、《披晞集》、《枯烂集》等社会写实诗为其重要诗集;文集有《寄鹤斋诗话》、《寄鹤斋骈文集》、《寄鹤斋古文集》、《寄鹤斋制义文集》;专著有《八州游记》、《瀛海偕亡记》、《中西战纪》、《中东战纪》,以《瀛海偕亡记》为代表名作。从这些作品可以了解洪氏在日治前后的内心世界及思想特质,尤其对故国之思与异类之愤表露无遗。洪氏的诗文风格大受日人据台的影响,风格由清领时的温柔婉丽,高雅古朴,一变而为激楚悲慨,沈郁苍凉[1]。洪弃生著作也多有批评西学(现代文明)之处,例如〈铁车路〉一诗中,批评火车是“西人逞巧亦良危”,更认为“又况劳民复伤财,民穷财尽滋内患”。在〈鹿港乘桴记〉中,又批评日本人兴建铁道未经鹿港导致市况没落。
洪在世时,坚持衣发如旧,后虽遭日本警察强行剪去辫发,仍留下“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为断发民,披发欲向中华去,海天水黑波粼粼”、“长叹无天可避秦,中华远海总蒙尘,本为海岛埋头客,更变伊川披发人。”等诗作[2][3]。
评价及影响
编辑在台湾古典文学家中,他的作品堪称各体精工,清辜鸿铭称他的文学造诣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近人梁寒操称他“对于古史时事、山川形势,都有深刻的研究,切身的经历,所以能够发为遗民的哀鸣”;胥端甫则认为从他的作品可见到仁民爱物之思想精神,以及触排异族之殖民统治。后人称他为“真儒”、“君子人”与“贞士”,显见他的人格及作品,已受到尊重与肯定,在台湾古典文学史上,他被称为“台湾诗史”,乃实至名归,并非过誉。[1]
其子为作家洪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