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棄生
洪棄生(1866年12月17日—1928年),臺灣清末、日治時期重要古典文學家、詩人、史家。祖籍福建南安,彰化鹿港人,譜名攀桂,訓名一枝,表字月樵,臺灣割讓後,改名「繻」,字「棄生」,以字行。曾用「洪曰堯」,又有筆名「洪棄父」、「洪棄生父」。著有《寄鶴齋詩矕》、《寄鶴齋文矕》、《臺灣戰紀》、《中東戰紀》等[1]。
洪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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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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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 | 洪棄生 |
白話字 | Âng Khì-seng |
臺羅拼音 | Âng Khì-sing |
本名 | |
漢字 | 攀桂 |
白話字 | Phan-kùi |
臺羅拼音 | Phan-kuì |
表字 | |
漢字 | 月樵 |
白話字 | Goa̍t-chiâu |
臺羅拼音 | Gua̍t-tsiâu |
生平
編輯少時就讀彰化白沙書院,清朝光緒十年(1884年)以第一名入學生員,光緒15年(1889)中秀才。光緒廿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後,絕意仕進,不再科舉,遂潛心於詩詞、古文,把臺灣歷史與社會刻劃於詩文中表達反對統治殘暴行徑。
光緒廿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日軍入臺,與丘逢甲等擁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創臺灣民主國,同主抗日,被任為中路籌餉委員。旋即失敗,洪自署為清朝遺民,秉持春秋大義,嚴夷夏之防,閉戶讀書,潛心於詩文抗日,拒與日人合作,以示消極抵抗,一面以言行抗日,如不講日語、保留髮辮、反對改曆易服、以干支紀年,堅守民族正氣與自尊;一面以文筆抗日,創作詩文及史學作品,以犀利之文筆,詳實記載日軍佔領臺灣、義軍英勇抗日以及日本統治行徑,對當時民氣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1]。
光緒23年(1897)與蔡啟運、施梅樵等組織「鹿苑吟社」,藉吟詠唱和,抒發故國之思與亡國感,不僅延續漢文化,而且潛蘊抗日之志。1919年,蔡惠如、林幼春等正式成立「台灣文社」,發刊《台灣文藝叢誌》,洪氏被聘為評議員,並在刊物發表作品;1921年參加陳懷澄、莊太岳為發揚民族氣節所組之「大冶吟社」,受聘為顧問。除此之外,他也曾為「蓮社」社員以及霧峰林家客卿。1924年,連雅堂創辦《臺灣詩薈》,所刊登洪氏的作品,計有古詩、古文、《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等,皆為傳續文化於不墜而努力[1]。
作品
編輯洪棄生著作內容豐碩,方面偏重社會寫實外,亦有史評、政論、遊記、詠史、人物傳記、論學等,真實反映時代。多收錄於胥端甫所編《洪棄生先生遺書》[1]。
著有《謔蹻集》、《披晞集》、《枯爛集》等社會寫實詩為其重要詩集;文集有《寄鶴齋詩話》、《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制義文集》;專著有《八州遊記》、《瀛海偕亡記》、《中西戰紀》、《中東戰紀》,以《瀛海偕亡記》為代表名作。從這些作品可以瞭解洪氏在日治前後的內心世界及思想特質,尤其對故國之思與異類之憤表露無遺。洪氏的詩文風格大受日人據臺的影響,風格由清領時的溫柔婉麗,高雅古樸,一變而為激楚悲慨,沈鬱蒼涼[1]。洪棄生著作也多有批評西學(現代文明)之處,例如〈鐵車路〉一詩中,批評火車是「西人逞巧亦良危」,更認為「又況勞民復傷財,民窮財盡滋內患」。在〈鹿港乘桴記〉中,又批評日本人興建鐵道未經鹿港導致市況沒落。
洪在世時,堅持衣髮如舊,後雖遭日本警察強行剪去辮髮,仍留下「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為斷髮民,披髮欲向中華去,海天水黑波粼粼」、「長嘆無天可避秦,中華遠海總蒙塵,本為海島埋頭客,更變伊川披髮人。」等詩作[2][3]。
評價及影響
編輯在臺灣古典文學家中,他的作品堪稱各體精工,清辜鴻銘稱他的文學造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近人梁寒操稱他「對於古史時事、山川形勢,都有深刻的研究,切身的經歷,所以能夠發為遺民的哀鳴」;胥端甫則認為從他的作品可見到仁民愛物之思想精神,以及觸排異族之殖民統治。後人稱他為「真儒」、「君子人」與「貞士」,顯見他的人格及作品,已受到尊重與肯定,在臺灣古典文學史上,他被稱為「台灣詩史」,乃實至名歸,並非過譽。[1]
其子為作家洪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