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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的里海远征

早期的罗斯人（864-1041）已沿着河流踏入里海周边[1]，除贸易外也进行武装袭击，其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伊朗、达吉斯坦与阿塞拜疆等地。罗斯人在9世纪时已经抵达瑟尔克兰（英语：Serkland）（Serkland），即是阿拔斯王朝；他们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买卖毛皮、蜂蜜与奴隶。最早可考的攻击事件大约发生在九、十世纪之交，913年，500艘罗斯船舰出现在戈尔甘一带，随后又有更多船只出现在吉兰与马赞德兰，掠夺了许多奴隶与货物；但他们在回程时遭到伏尔加河三角洲的哈札尔人击败消灭。

罗斯人的第二次远征发生于943年，他们攻陷了高加索阿尔巴尼亚（阿兰）的首都巴尔达阿（今属阿塞拜疆），在该城停留数月并将其洗劫一空，直到爆发瘟疫才使罗斯人退去。965年，基辅罗斯亲王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指挥了下一波袭击，击溃了哈札尔汗国，并为罗斯人打通了南北贸易路线，也改变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权力结构。罗斯人的袭击事件往后仍持续到1041年，最后一次是由维京人“远行者”英格瓦尔（英语：Ingvar the Far-Travelled）（Ingvar the Far-Travelled）所发起的远征，目标在于重新打通经里海前往波斯的商路。

背景与早期的袭击 编辑

罗斯人最早是以商人，而非战士的身份与里海周边的穆斯林接触。在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北部沃尔霍夫河以南10公里处建立了名为阿尔戴嘉（Aldeigja，今旧拉多加）的据点，作为进入拉多加湖地区的基地。从拉多加湖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经由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展开向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也与里海南岸的穆斯林接触[2]。9世纪末期的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他的《道里邦国志》中描述了来自伏尔加河的罗斯人，他们从哈札尔人手中购买商品，再越过里海，将蜂蜜、毛皮、奴隶贩售给穆斯林商人;[2][3]，也有少数罗斯商人也随骆驼商队前往巴格达，欧洲来的奴隶也身兼翻译[3]。

美国历史学家努南（英语：Thomas S. Noonan）（Thmoas S. Noonan）认为罗斯人早在8世纪后期便曾抵达巴格达；这一观点获得出土文物的支持，流通于波斯与阿拉伯地区的迪拉姆银币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彼得霍夫宫出土[4]，这些银币的铸造时间不晚于805年。而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作品中，“罗斯”被描述为一种“萨卡里巴”（Saqaliba），意指斯拉夫裔的奴隶。反诺曼派的学者以此为证据，将罗斯与斯拉夫视为同一概念，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遗绪；而支持诺曼起源的学者则认为，萨卡里巴泛指所有中东欧、北欧白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语意并不够明确[5]。

罗斯人有迹可循的第一次袭击大约发生于864至884年之间，为塔巴里斯坦统治者哈桑·伊本·札伊德（英语：Hasan ibn Zayd）统治期间，渡过里海的罗斯人曾对阿巴斯昆（英语：Abaskun）（Abaskun）东岸发动了不成功的攻击[6]，这次攻击的规模并不大[1]。第二、第三次的袭击同样发生于阿巴斯昆[5][7]，分别在909至910年、911至912年之间[1][5]。

913年的袭击 编辑

罗斯人在913年发动了首次大规模袭击，500艘船舰穿过哈札尔人的地盘，出现在里海南岸；为了确保哈札尔人不会找麻烦，罗斯袭击者答应分给他们一半的战利品。罗斯人沿着第聂伯河进入黑海，再由亚速海溯顿河而上，抵达哈札尔汗国的萨克尔要塞，让船只上岸后再经伏尔加河进入里海[1]。

罗斯人袭击了戈尔甘与塔巴里斯坦，将乡村地区劫掠一空[8]，当地政权对他们的驱逐并不成功，袭击者们继续在里海西南部的岛屿间出没。随后，罗斯人又攻击了巴库，甚至进入路程三天的内陆地区[1]，洗劫了阿兰、贝拉甘、希尔万等地[5][9]。袭击者除了抢夺一切财物之外，也将妇孺掳为奴隶；但他们的暴行随即传开[1]。他们在回程时即在伏尔加河三角洲遭到哈札尔人的报复，基督徒也在汗国的默许下加入战局；据阿拉伯史家马苏第所言，残余的罗斯袭击者都被布尔塔斯人与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收拾干净了[5]。

943年的袭击 编辑

据俄国古史《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所载，罗斯人在943年发起对里海的第二次大规模远征，此时也是伊戈尔担任基辅大公的时期（914-945）。在这一次行动中，罗斯人沿着库拉河上溯进入高加索深处，打败了萨拉里王朝的统治者马尔祖班·本·穆罕默德（英语：Marzuban ibn Muhammad）[10]，并占领了阿兰的首府巴尔达阿。罗斯人他应当地人保留自身信仰，换取对统治权的承认；罗斯人一度有可能在此长居[11]。但根据波斯史家米斯卡瓦伊（英语：Miskawayh）所记载，当地人很快地展开反抗，罗斯人试图将反抗者逐出城外，遭到拒绝后即发动屠杀，并勒索赎金。在冲突期间，双方虽然都曾试着谈判，但效果不佳[12]；罗斯人持续占领城镇长达数月[13]，并不断劫掠周边地区[14]。

巴尔达阿的灾难最终被痢疾解救了[15]，米斯卡瓦伊描述道：“罗斯人沉醉于种类丰富的水果，而这水果却带来瘟疫......他们（罗斯人）的数量开始减少。”注意到罗斯人陷入困境，萨拉里王朝的军队卷土重来，罗斯人的首领骑着驴子指挥作战，但仍被击败，损失了700名战士，只得退到巴尔达阿的堡垒中，并遭到穆斯林军队的包围。罗斯人乘着夜色逃出堡垒，一并带走了他们的战利品，包括珠宝、衣物、奴隶等等，停泊在库拉河畔的船只早已准备妥当[14]。穆斯林士兵入城后发掘了罗斯人的坟墓，拿走了放在坟墓中的武器[15]。

俄裔美国史学家乔治·韦尔纳德斯基（英语：George Vernadsky）指出，那位骑着驴子的罗斯人首领便是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奥列格在《往年纪事》中被记载逝于912年，但他的生平仍有许多模糊之处；在哈札尔汗国的史料“《谢赫特信札（英语：Schechter Letter）》”（Schechter Letter）的残篇中提及了罗斯人赫尔古（Helgu），这也是奥列格（Oleg）的古诺尔斯语拼写法之一，该文件中提及赫尔古在941年指挥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失败袭击（英语：Rus'–Byzantine War (941)）[16]，随后乘船前往波斯，并在该地逝世。另一方面，俄国史家列夫·古米列夫（英语：Lev Gumilyov）根据俄文、阿拉伯文史料对罗斯首领姓名的分析，主张这位骑着驴子的首领应是一位瓦伦吉安人领袖斯文涅尔德（英语：Sveneld）（Sveneld），他的富有曾在945年的《往年纪事》中被提起[17]。

哈札尔汗国解体 编辑

哈札尔人与罗斯人爆发冲突的起源并不清楚，目前有几项可能的假说：罗斯人有意独占伏尔加河的水路贸易，以免被哈札尔人收取关税；拜占庭的煽动也是可能的起因。拜占庭与哈札尔曾是盟友，但当拜占庭的罗曼努斯一世继位后，却开始迫害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根据《谢赫特信札》所述，哈札尔统治者约瑟夫一世为了报复，也对境内的基督徒如法炮制。为此，拜占庭便煽动奥列格（赫尔古）攻击哈札尔汗国.[5]。

哈札尔汗国为了因应罗斯人在943年的袭击，决定封锁伏尔加河水路可能也是刺激罗斯人的原因之一。在哈札尔人于10世纪中期留下的文件中，其统治者约瑟夫自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高加索穆斯林的捍卫者，以对抗入侵的罗斯人自任，他写道：“我必须和他们（罗斯人）打仗，如果我贸然放行，他们将会摧毁整个穆斯林的土地，一直推进到巴格达。”[18]更早期的掠夺纪录可能也加深了罗斯人与哈札尔人之间的嫌隙[19]。

965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与哈札尔汗国正式开战，大公请来乌古斯人与佩臣涅格人作为佣兵参战，以对抗哈札尔人强大的骑兵部队[20]。同年，以罗斯人为首的联军攻下了萨克尔要塞，并劫掠（尚未攻占）了汗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重镇刻赤[21]。到968、969年之际，哈札尔首都阿提尔陷落[22]；有位随后到访该城的旅人描写道：“罗斯人前来攻击，他们连颗葡萄甚至葡萄干都没留下，就连树枝上也看不到叶子。”[15] 旅行家伊本·霍卡尔（英语：Ibn Hawqal）则留下了萨曼达尔（Samander，在阿提尔以南）遭到罗斯人摧毁的唯一记录[23] 。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攻击使得哈札尔汗国的繁盛戛然而止，汗国的倒下也代表罗斯人掌握伏尔加河、顿河水路运输以及黑海北岸草原贸易的开始，这些原先都是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罗斯人的扩张也使斯拉夫移民大举进入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区，使原先的萨尔托沃─马雅基文化（英语：Saltovo-Mayaki）（由哈札尔、佩臣涅格、马札尔、阿兰、斯拉夫等族群混和而成）逐渐向斯拉夫人倾斜[21]。

晚期的攻击 编辑

987年，捷尔宾特的埃米尔麦蒙（Maymun）请来罗斯人协助他抵御当地的地方势力。这些罗斯人大多是职业的战士，分乘18艘船前来，并派出其中一艘前去侦察敌情。然而，该船的士兵遭到当地人攻击而覆没，罗斯人遂掠夺了附近的城镇马斯卡特（Maskat）作为报复。989年，当地教士要求麦蒙将他召来的罗斯佣兵皈依伊斯兰，否则将消灭他们，进而引发一连串内斗。最终，麦蒙遭到驱逐，并向罗斯佣兵们投降，但他在992年又重新上位[5]。

1030年，罗斯人袭击了希尔万地区，占贾的统治者也以高价雇请他们协助镇压贝拉甘的暴动，他们在事件落幕后返回北方。另一种说法指出，该批罗斯人在第二年卷土重来，但在巴库附近被击败驱走。1032年，另一批罗斯人前来攻击希尔万，附近的阿兰人与萨利尔人（Sarir）也加入他们的阵容，本地的穆斯林统治者在次年击退了这些掠夺者。这几批罗斯人的所属集团并不清楚，乌克兰裔史家奥梅尔扬·普里查克（英语：Omeljan Pritsak）（Omeljan Pritsak）认为他们在捷列克河河口附近建立基地，其大本营则位于塔曼半岛上的特穆塔拉坎（英语：Tmutarakan）；普里查克更提出，在里海周边活动的罗斯人也跟者乌古斯人介入了花剌子模的权力斗争[5]。

1042年，斯堪的纳维亚人“远行者”英格瓦尔（英语：Ingvar the Far-Travelled）率领一支拥有200艘船的大舰队进攻波斯，其兵力可能多达两万[5]，但其攻击并未成功。根据《远行者英格瓦尔（英语：Yngvars saga víðförla）》萨迦记载，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最后一次里海的远征始于1041年，可能与拜占庭和乔治亚的在萨西雷蒂（英语：Battle of Sasireti）的战争有关，作为佣兵的瓦伦吉安人也参加了该次战斗，但相关事迹已与传奇故事融合。

该次远征由来自瑞典的“远行者”英格瓦尔发起，他曾沿着伏尔加河而下，抵达瑟尔克兰（撒拉森人之地）。英格瓦尔留下至少26块卢尼石碑（英语：Ingvar runestones），其中23块位于瑞典乌普兰地区的梅拉伦湖附近，提及了与英格瓦尔一同前往瑟尔克兰的瑞典战士。此次远征的目的可能在于重新打通贸易路线，当时保加尔人与哈札尔人已不再构成威胁。英格瓦尔的兄弟留下的石碑指出他最后向东寻找黄金，但在瑟尔克兰逝世；在英格瓦尔死后，再也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试着打通波罗的海到里海之间的水路[15]。

波斯诗人哈卡尼记录了在1173到1174年间在希尔万的一场入侵战争，他将入侵者指为罗斯人、哈札尔人、阿兰人、萨利尔人等。当代历史学家彼得·戈尔登（英语：Peter Benjamin Golden）（Peter Golden）则认为这批袭击者只是普通的伏尔加河盗匪（英语：Ushkuiniks）；俄国学者帕霍莫夫（英语：Yevgeni Pakhomov）（Yevgeni Pakhomov）、米诺尔斯基（英语：Vladimir Minorsky）（Vladimir Minorsky）指出该次入侵应是捷尔宾特埃米尔伯克·巴尔斯·本·穆札法尔所教唆。根据米诺尔斯基的说法，巴尔斯并不受基辅方面控制，并征召了山中的布罗德尼奇人（英语：Brodnici）（Brodnici）助战，此部落的居民生活方式类似于近代的哥萨克[24]。

希尔万沙阿阿赫希坦一世（英语：Akhsitan I）（Ahsitan I）转向乔治亚求援，国王乔治三世（英语：George III of Georgia）应允派出援军，当时客居乔治亚的拜占庭皇族安德洛尼卡·科穆宁（1183年时继位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一世）也参与其中[24]；这支联军击败了入侵者，并夺回了夏巴兰（英语：Shabaran）要塞。乔治亚史料指出这些入侵者使用哈札尔人的语言，并未提及罗斯人[5]。

参见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Logan (1992), p. 201
  2. ^ 2.0 2.1 Brøndsted (1965), pp. 64–65
  3. ^ 3.0 3.1 Logan (1992), p. 200
  4. ^ Noonan (1987–1991)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Ru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6. ^ Abaskun, first recorded by Ptolemy as Socanaa, was documented in Arab sources as "the most famous port of the Khazarian Sea". It was situated within three days' journey from Gorga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aspian Sea was known as the "Sea of Abaskun". See: B.N. Zakhoder (1898–1960). The Caspian Compilation of Records about Eastern Europe (online vers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7. ^ Information about the Rus' raids comes largely from Muslim sources, which use the Islamic calendar. Because the years of the Islamic calendar do not map exactly to the years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 event dated to a certain year of the Islamic calendar may have occurred in either of the two consecutive years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8. ^ Gunilla Larsson. Ship and society: maritime ideology in Late Iron Age Swede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Uppsala Universitet,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2007 ISBN 9150619152 p 208
  9.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ume 35, Number 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outon, 1994. (originall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gitalised on 9 March 2010)
  10. ^ "Bardha'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1. ^ Logan (1992), pp. 201–202; "Ru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2. ^ Logan (1992), pp. 201–202
  13. ^ According to Yaqut, they stayed for a whole year. "Bardha'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4. ^ 14.0 14.1 Vernadsky (1959), p. 269
  15. ^ 15.0 15.1 15.2 15.3 Logan (1992), p. 202
  16. ^ Vernadsky (1959), p. 270; see also, e.g., Zuckerman 257–268; Christian 341–345.
  17. ^ The Kievan chronicle mentions that the fabulous richness of Sveneld's troops (druzhina) incited such envy of Igor's warriors that they attempted to levy tribute from the Drevlians for the second time in one month. The Drevlians revolted and killed Igor in 944 or 945. Gumilev suggests that, while engaged in his successful Caspian expedition, Sveneld did not take part in Igor's unfortunate raid on Constantinople, which ended ignominiously. This scenario also explains the glaring absence of Sveneld's name from Igor's treaty with Byzantium (944), as preserved in the Primary Chronicle.
  18. ^ "Khazar".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 ^ Christian (1999), p. 296
  20. ^ Christian (1999), p. 298; Pletneva (1990), p. 18
  21. ^ 21.0 21.1 Christian (1999), p. 298
  22. ^ See, generally Christian (1999), pp. 297–298; Dunlop (1954). Artamonov proposed that the sack of Sarkel came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Atil. Artamonov (1962), p. 428.
  23. ^ Ibn Hawkal also wrote that the Rus', "are the ones who of old went to Andalus and then to Barda." The earlier attack on Muslim Spain by "a nation of the Majus" [Muslim name for Zoroastrians and occasionally other pagans] is mentioned by al-Masudi. "Ru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4. ^ 24.0 24.1 Minorsky (1945), pp. 5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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