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日记
《蒋经国日记》是蒋经国的私人日记，记录了1937年到1979年年底之间的大量私人相关文字。
2004年底，蒋方智怡将日记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暂存50年[1]。2019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国史馆、蒋友梅及蒋孝严的家属共同宣布，预计2020年2月3日公开日记复本，推进近代史学术研究[1]。
2020年6月19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该日记于蒋经国任职总统期间之部分为国有文物，应由国史馆管理，其余部分则为蒋家后人共有[2]。2023年7月11日，经一系列的判决和中华民国国史馆与蒋家的和解，美国加州圣荷西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两蒋日记等文件所有权将归于台湾国史馆。[3]2023年9月14日，全部日记已自美国空运抵台，交予国史馆管理、应用。[4]
背景
编辑蒋经国日记由蒋经国从1937年自苏俄返回中国直到1980年，以毛笔书写；后期日记由于糖尿病视力模糊，字写得很大，但字迹端正。
日记流转
编辑暂存胡佛研究所
编辑2004年底，蒋方智怡将蒋中正与蒋经国私人日记原稿（合称“两蒋日记”）移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暂存50年。胡佛研究所档案室主任ElenaDanielson表示，他们现在所收藏手稿档当中属于中国近代史人物已经有一百多位，而两蒋日记只是暂借保管，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郭岱君，五年前受聘于胡佛。据郭说，胡佛和蒋家协议：两蒋日记只是“存放”（deposit）于胡佛，但并不“拥有”（own or possess）这些日记，将来不排除日记迁往中国领土（Chinese territory）之可能。胡佛研究所设立的“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国民党档案、蒋中正、蒋经国日记、中华妇女联合会档案等。
移交国史馆
编辑对于两蒋日记的所有权争议，经2020年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及2022年台湾高等法院的判决，法院认定蒋介石及蒋经国任职总统期间文物与相关政府机关档案资料及蒋方智怡捐赠微缩胶卷属国有财产应属中华民国所有，非总统任期文物由蒋家家属“公同共有”。2023年7月11日美国加州法院亦判决斯坦福大学应于60日内移交两蒋日记予台湾国史馆，最终在2023年9月14日经空运抵台，交由国史馆管理、应用。[5]
日记部分内容
编辑1941年
编辑9月10日日记写道：“太阳、空气、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中国人一般的习惯都不太愿意去接近他们，所以身体天天的坏下去。”[6]
1945年
编辑10月25日日记写道：“回忆往日之生活与事业，东西奔走，迄无一成，尤觉慨然。”[7]10月27日日记写道：“晚睡前，小立阳台，人初静，风乍起，东望明月上升，树枝摇曳窗前，心中不知所思。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8] 10月31日日记写道：“吾人虽恨日本侵略，但对日本一般平民，应以人道待之”[9]
11月3日日记写道：“人生在世，必须正直大方，服务人群，不可使人厌恶。”[10]11月6日日记写道：“处变贵乎镇定，且定亦必由变而来。余自觉镇定功夫，已有进步，但心君仍不自泰；室中菊花盛开，室外阳光温暖，本属大好时光，而无意欣赏，此即修养不足之征象也。”[11]11月8日日记写道：“见其仆人，奴颜婢膝，联想今日社会正将好人变坏矣。”[12]11月9日日记写道：“近日尝思一个年青人所最难做到者，即无论何时何地，不因胜利而昏迷，不因失败与难关而吓退也。自问亦远难完全做到。且近来发现自己，依然不够稳重，又常矜自己之能，此为事业方面之危机；而对人一有不好印象，即不愿与之往来，亦不愿加以劝告，此更为知人用人之大病。”[12]11月10日日记写道：“余语气似过爽直，或有开罪人之处。近日心中烦忧，胃口不好，每餐不能多食。事忙时尚无烦恼，一有空闲，烦忧毕至。自思心绪烦闷而意志坚强，此两种力量何能同时存在乎。”[13]
1947年
编辑3月17日写道：“初来台湾，一切都感到新奇。”[14]
1948年
编辑8月26日日记写道：“早起后阅读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要求职业的。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15]
9月26日日记写道：“一星期来，因为工作环境的复杂，以及每天所处理的问题之多，脑子是相当的紧张。尤其是目前的情况，差不多半天都不能离开岗位，可知一切都没有上轨道。”[16]
10月5日日记写道：“做成一件事，无论大小，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只要有勇气，总是可以成功的。”[17]10月9日日记写道：“看出环境之艰困，此时此地，必须沉着，否则必将失败。”[18]10月13日日记写道：“一方面为了应付每天所发生的紧急事件，要伤很多的脑筋，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很多根本问题，真是相当吃力。但是事至今日，只有拼命到底。”[19]10月14日日记写道：“内心沉痛万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们后死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20]10月26日日记写道：“我们今天办理繁重工作，必须忍耐。”[21]
11月2日日记写道：“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22]11月4日日记写道：“近日在工作艰苦之中，甚为知己朋友之同情而感动。”[23]
1949年
编辑2月3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八田易山[与一]在赴海南岛船上被美机炸死，其妻闻讯之后，即在嘉南大圳送水处自杀，此亦值得记之。”[24]
5月18日：“[自澎湖]回到台北与妻儿聚首，此时此地见面，更有一番感慨，我们将要长期流亡了。”[25]
5月19日：“在台湾各地，处处可见日本人的用心，自问实在太惭愧了。”[24]
10月6日日记写道：“今日为中秋佳节，如果是太平盛事，人们必在家园共享天伦之乐。今则世乱时危，已无这等清福。”[26]
12月31日日记写道：“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事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事急寇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27]
1951年
编辑11月30日：“最近所破获的匪谍多是年轻的台湾人，为这批青年而非常可惜，他们可能是为了救国的一般热情，而结果走入歧途，我们未能教育他们，不能不说应负责任。”[28]
1954年
编辑4月3日：“我的个性是‘直想直做’，从来亦不知道转弯，如此性情，实不宜从事情报工作，今天为了国家，为了父亲，而担负情报责任，亦只好尽心尽力去做。”[29]
10月30日日记写道：“继春为人忠厚……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30]。
1960年
编辑6月11日(对雷震案的评论)：“海外少数政客与台湾之流氓地痞，相互利用，目前在企图组反对党，办刊物，叫‘民主’口号，挂‘自由’招牌，从事于反政府的活动。”[31]
1968年
编辑9月26日日记写道：“我可用人，而不为人用，此为外交运用之要点。志清意坚，至为重要。”[32]
1970年
编辑3月9日日记写道：“勇儿以因公务受伤之理由，办理退学与转学之手续，明知此为欺人自欺之作，但是事实如此，如何使我不自感惭愧耶。”[33]:204
7月25日日记写道：“要安定社会，先要安定经济。”[34]
1975年
编辑1月1日日记写道：“悔恨无益，来者可追。”[35]1月11日日记写道：“富裕生腐化，久安失斗志”[36]1月14日日记写道：“坐于 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37]
2月17日日记写道：“接章女来信说：‘最近这里天天下雨，虽然切望着阳光的出现，但大地又多么需要著这些雨水的洗涤与滋养。在人的生活中，不亦正是如此吗？生命的滋长并不靠美满的现实。’诚哉斯言。”[38]
3月15日日记写道：“余备尝人间之讽刺、侮辱与打击。唉！往者已矣，来者多难，是可预料者也。余将坚忍以承担之。”[39]3月25日日记写道：“总之，政治应以国利民福为依归。”[40]3月26日日记写道：“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41]
3月25日日记写道：“看见文儿似疯非疯之病态，至感厌烦，不过我一点亦不可怜他，因为这是他自作孽也。现在要以很多钱去养一个废人，消耗公费公物，自感惭愧，对老百姓无法交代。”[33]:209
4月29日日记写道：“能自不迷惑，何人能惑之；自不惊吓，何人能吓之。无私无我，方寸不乱，天下可定。成败生死不计，则天下尚有何事可畏。”[42]
5月6日日记写道：“在忙碌中可稍忘心中之痛苦，只有奋发图强，才能报答 父亲于万一。”[43]
6月18日日记写道：“今所可忧者，并非外来之冲击，而是内在的问题”[44]6月19日日记写道：“社会进步繁荣，其副作用乃形成一种苟安而腐败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可怕的现象，因此，务必从加强心理建设和改革生活做起，吾人能不谨慎、小心、勤奋、努力乎。”[45]
7月12日日记写道：“‘自净其意’，自己慧眼不够，希望能自净心意之谓也。天地间有许多事要自己去体会，以求能进入正定而恍然大悟。”[46]7月27日日记写道：“一般人民要有申诉困难的机会，青年人要有就业的机会，解决困难，增加就业，乃是当务之急。”[47]
10月5日日记写道：“首重良知，大众利益岂能求得人人满意，把握原则而不变，对准目标而不移，如此做去，那就够了。人民是可爱的，坏的是极少数，如果执行政策，处处敷衍，必是一无成就、一无是处。”[48]10月26日日记写道：“时代和人类的共同之事，吾人能够朝正确的正确的方向去做，作最大的努力，其他的事，则可稍缓，事事唯求心之所安而已。”[49]
11月1日日记写道：“今日为多事之秋，对于人物与事物之判断，必须力求冷静沉着，不要忧愁，不要惧怕，不要烦恼，不要疑惑，每人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50]11月12日日记写道：“勇敢而稳重地站起来，明辨是非之理，看轻生死之道，则天下无难事矣。”[51]11月30日日记写道：“天下决无万全之事，总在尽其心、尽其力，今曰处理经济问题亦复如此。要帮助工商业，就必须大量发行通货，通货万一膨胀，则物价必定上升，影响大众生活，引起社会不安，所以决定暂不采大量发行通货以刺激生产之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主。凡事如能双方兼顾最好，否则必须权衡轻重利害。以政治而言，必须以照顾大众之利益为主也。”[52]
12月6日日记写道：“应多设法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诤言，而不要听别人的鼓掌、欢呼和夸赞，要知夸赞听得多了，可以使人‘不省人事’，失去知觉，而终致偾事。”[53]12月22日日记写道：“为农历冬至，早起向 父灵行礼致敬。”[54]12月25日日记写道：“决心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今后除了自己的工作外，更要为社会培养人才，厚植国力，这是最难亦是最重要的事。”[55]
1976年
编辑9月8日日记写道：“美自由派人士即是共产集团用来伤害美国及其友人的一股力量，亦是借刀杀人之一法，恶毒如共产份子者，天下无出其二哉。”[56]
1977年
编辑11月19日（中坜事件当日）：“难道只有选举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会中，或许选举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为先的社会中，选举反而成了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又不能不办。”[33]:72
11月25日：“十九日公职人员选举之挫败(亦可以说失望)，乃是字从政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自知此次失败包含了极严重的不利于党国的危机，至于决策与准备方面，我过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轻视反动力量之发展，对于提名之候选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轻信‘干部’言，木已成舟，后悔莫及。余对选举之失败应负全责，惶愧交感。一月来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但是我绝不示弱而退却，否则正中敌人之计矣。余所痛苦者并不在败余敌人，而是党内同志(失意)竟以幸灾乐祸之冷笑以论此一痛苦之失败。”“吾人应从此一伤痛的失败中详加检讨：(一)党的作风落伍；(二)党的基层组织已经腐烂；(三)党的干部腐化而且自以为大；(四)民众把党看作是压迫他们的机构，根本谈不上服务。”[33]:72-73
1978年
编辑10月6日日记写道：“情报调查机构，尤其是司调局，滥用职权，陷害无辜，假公济私，且仍有刑审之事存在，听了之后，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我心愧疚之深，实非言语和文字所可以形容的。这些干部中的败类，危害国家之大，再不允许其存在，应从多方面设法来加以铲除，否则后患无穷矣。”[57]
1979年
编辑3月18日：“诚心善意派勇儿赴纽约拜寿反被怒骂而返，断非我始料所及。如此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借题发挥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小孙身上，如何不令余痛心？数天来为此而日夜寝食不安。在公务方面的负荷已经够重了，而又加上如此家难，实在够受了。如无平日之修养，恐难再忍受了。孔家之阴魂一天不消灭，我蒋家就没有一天安宁了。”[33]:224-225
11月3日：“朴正熙于廿六日被刺而死，死得奇怪，是一个大谜。美国正式声明此事与其无关，无异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政府之愚蠢到此程度实在可笑。政治外交是多么残酷无情，可不慎乎？伊朗国王被迫离国，尼加拉瓜苏慕萨之下场亦如此，继之为萨尔瓦多总统下台逃亡，到朴正熙被自己人所刺，一连串的事件都是相连的”。[33]:78-79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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