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成办馆毒面包案
裕成办馆毒面包案（英语：Esing Bakery incident[a]），又名亚霖案（Ah Lum affair[b]），是英属香港开埠初期的一宗食物污染和中毒丑闻。1857年1月15日，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数百名居港洋人砷中毒，但无即时生命危险。当局在华商裕成办馆的面包发现含有砷，东主张霈霖[c]未几被控策划中毒案，后经陪审团裁定无罪。不过，张氏仍被民事索偿赔偿，以及被递解出境。此案责任谁属，背后动机究竟是清廷用心策划的恐怖袭击、破坏港商、战争罪行，还是纯属意外，至今尚无定论。
 裕成办馆（出自1857年《伦敦新闻画报》） | |
| 日期 | 1857年1月15日 |
|---|---|
| 地点 |  英属香港维多利亚城 |
| 起因 | 砷中毒 |
| 伤亡人数 | |
| 死亡 | 无人即时死亡，3人因后遗症逝世 |
| 被捕 | 57名华人 |
| 被告 | 张霈霖等十人 |
| 指控 | 施用毒药并意图杀人及谋杀[1] |
| 裁决 | 罪名不成立 |
是次案件在英国成为政治筹码，为首相巴麦尊勋爵在1857年大选期间争取支持。至于在香港，本案令殖民者惊惶不安，担心殖民统治摇摇欲坠，亦同时加剧华洋猜忌及洋人内讧。毒面包案的程度和潜在后果是大英帝国前所未见，殖民官员认为一旦在港洋人一夜间全数暴毙，后果堪虞。
背景 编辑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队长义律在穿鼻会议上要求清朝割让香港予大英帝国[5]。香港早期的殖民官员高度期望香港能作为英国影响全中国的门户，让英国的治政与中国的“机智兼进步神速的工匠”得以结合，亦有助将苦力运送至西印度[6]。不过，随着香港的华人人口急剧膨胀，加上华南海盗问题[7]，以及清廷持续敌视英廷[8][9]，皆令港英政府发现治港越来越难[10][11]。1856年，获英揆巴麦尊勋爵支持的港督宝宁，要求清政府就扣留港英华人拥有的亚罗号作出赔偿，但被拒绝，遂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2]。
战争在1856年下旬开打后，清廷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港发表一系列文告，下令华人应放弃为“洋狗”打工，又奖励杀死英法蛮夷的市民，被视为组织恐怖活动[13]。至于在清朝新安县，有人组成“沙井练勇”，反抗英人[14]。与此同时，居港洋人担心太平天国带来的中国社会动荡，会令香港境内华人犯罪率上升[12]。华洋关系非常紧张之际，香港政府在1856年12月和1857年1月制定紧急法律，向全体华人颁布宵禁令，赋予警方大量权力去拘捕和驱逐华人罪犯出境，并且可以在夜晚使用致命武力。眼见生活空间不断收窄，警方暴力日趋严重，富裕华人对政府的不满声音日复增加，华洋猜忌达致顶峰[15]。
经过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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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月15日，大量居港的欧洲人如常食用由裕成承包的早餐后，突然感到恶心、腹痛、头晕、呕吐，受影响的人数估计介乎300至500人。经化验后，发现裕成办馆所提供的面包含有大量砒霜[16]，含毒量之高令人即时呕吐，且足以致命[17]。虽然毒面包当时未造成命案[18]，但有三人在同年因砒霜的长期影响而逝世，包括港督夫人[17]。总医官欧廖士·夏兰领导的香港医生团队在维城广传讯息，提醒市民面包有毒，在呕吐后吃生鸡蛋[19]。
办馆东主张霈霖当日早上正巧与家眷在往澳门的轮船上，随即被怀疑是下毒凶手[20]。张氏之后在澳门水域的船上被扣留，翌日被带返香港；最终有52名华人因与案件有联系而被扣留[16]。包括律政司晏士地在内的大多洋人要求把张氏送上军事法庭[21]，甚至行私刑[22]，不过总督宝宁坚持要由陪审团审理[21]。
1月19日，警方告知当中10人会被送上最高法院接受审讯[d]，两日后警方进行初步调查。至于其他被捕者则被带至“交叉路口差馆”[e]的一个细小拘留室，该拘留室后又别称“香港黑洞”，该别称取名自加尔各答黑洞[20]。部分拘留者数日后被驱逐出境[16]，惟其余人等继续被拘留近三星期[24]。
最高法院开审 编辑
2月2日，本案在最高法院开审[1]。由于英国刑法从未有毒害整个社群的先例，因此当局难以选择合适的控罪[25]，最终张氏及另外九名被告被控以“施用毒药并意图杀人及谋杀殖民地医官丹士达”，当局亦拣选一位受害者代表控方[1]。另外晏士地为控方代表律师，必列者士和尊·地为辩方代表律师[26]。审讯由同为中毒案受害者的正臬司晓吾主持[27]。
审讯较聚焦张氏的人格而非中毒案，辩方强调张氏在华人社会中位高且富裕，无甚理由去参与此等非其本行的毒害计谋，认为被告是遭营商竞争对手所陷害。控方声称张氏财政窘迫，为钱而决定出卖自己，担任清朝间谍去摧毁香港[28]。
辩方又指出张氏的儿女都有中毒症状；律政司晏士地则反驳症状只不过是晕船浪所致[29]，并坚持即使张氏对事件不知情，“宁枉杀无辜，也胜于承认英国人的智慧和行动无法找出真凶”[30]。晓吾批评“枉杀无辜无助于伸张正义”[20]；而张氏本人则表明，若被裁定有罪的话，他希望当局按照华人传统和连坐法，将他和整个家族斩首[31]。2月6日，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五比一大多数裁定罪名不成立，并不接纳控方陈词[1]。
张氏递解出境 编辑
最高法院的裁决引起社会轰动，洋人极度不满张霈霖。总督会同行政局在最高法院审讯期间决定，无论裁决结果如何，张氏都应被无限期拘留[32]。张氏获判无罪后不久，警方藉紧急法律和“可疑人物”为由，将其拘捕。《华友西报》编辑威廉·德伦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张霈霖作出损害赔偿，最终获赔1,010元[33][f]。另外在当局能够处决张氏前，署任辅政司必列者士就已经答应华人社区提出的请愿，让张氏完全处理身后事后，会让他和平离开香港。张霈霖最终获释，在8月1日离开香港，放弃自己的生意[32]。另外亦有一说法，是指全港英人不满张氏无罪释放，港府因而将其递解出境[35]。
德伦不满张氏成功离开香港，遂迁怒于必列者士，不断在报章以必列者士营私舞弊为由大肆攻击。其后必列者士以刑事诽谤罪控告德伦，成为香港开埠后首宗报业诽谤官司。结果法官认为他“措词激烈，涉及私德，损害必列者士名誉，诽谤现任官吏。……此事非关过失，实为故意”，判他诽谤罪名成立，罚款100英镑[36][37][f]。
分析 编辑
责任谁属 编辑
现代学者就中毒案责任谁属至今未有共识，历史学家颜德固力陈是清朝官员的指示下投毒，而简·莫里斯则形容张氏是出于爱国主义而发动孤狼袭击。有文献写道，两名办馆工头在面包投毒后，马上逃离香港，而张氏并不涉案[27]。至于张氏家族在大清朝廷命令下所撰写的《诰授通奉大夫沃生张公传》，则强调毒面包案完全是一场意外，是因为准备面包时候的疏忽所致，绝非意图投毒[38]：
时工役众多，日无暇晷，有某役因不慎误投杂物于面粉，西人售食悉皆晕眩颠倒。 时咸丰丙辰秋，英法入寇粤城，朝廷有事兵戎，英人因疑公受命以谋已者，遂执公欲置诸法，公卒能感以诚信，立解讼藤。
卢氏和麦诺连在2015年发表的调查文章，将合理的推论分为三大类：张氏或其一位员工受清朝官员指示而投毒、张氏商业对手投毒来陷害张氏、中毒案纯粹意外[39]。他们表示，当时的化学分析并不支持意外论，而张氏家族记录提及“某日，一名工人不小心将一些‘奇怪东西’掉落面粉”，不过当时只有在面包发现大量砷，而面粉、酵母、糕点、以至桌上的刮屑均未有发现。若果化验结果是正确的话，这意味面包要在被投毒后的短时间内烤焗[17]。除此以外，二人力陈毒面包案似乎是精心策划，首先中毒的只有西式面包，而华人一般不会进食，有可能是针对特定群体；而且，砒霜能在中国大自然中找到，加上能迅速发挥效用，是下毒的最佳选择[19]。
1857年6月，《香港政府宪报》公开由“沙井练勇”领袖陈桂籍胞弟陈芝廷写给兄长的一封被截获信函，通知香港的中毒案。但由于该信件引用的是二手报告，因此他们不太可能直接投毒[40]。
中毒情况 编辑
总医官欧廖士·夏兰初步化验面包等办馆的物件后，将结果记录下来：
（关于中毒的）首个警告后不久，我尝试匆忙查明面包内有什么。之后白福医生也过来，而我和他都确信是砒霜。翌日在辅政司的要求下，我们更仔细分析每一块面包，结果全部都有砷的存在。……我们发现，每一磅的面包有近一打兰的砷，普遍是砒霜，而一打兰等于六十英厘[g]。……16号下午，有一名警员给了我两个罐，一罐是14号晚上用的酵母，另一罐是制造酵母的材料，以及一些面粉、办馆的糕点、从碟上刮下来的面团、和锡模内的糕点。我在那些物件中没有发现砷或其他金属类毒药的踪迹[41]。
部分有毒面包被密封后送往欧洲，由化学学家福德烈·雅宝[17]、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和苏格兰外科医生尊·伊和·梅利作详细检验[42]。梅利经化学分析后发现每磅面包有62.3英厘亚砷酸（即含毒量8.9‰），他对如此大量的砒霜只造成数人死亡感到有趣[42]；李比希则发现每磅有64英厘（即含毒量9.1‰），他猜测由于受害者在消化砒霜之前已经将其吐出，所以未有大量人被毒死[42]。
直至现在当时的面包为何含有大量砒霜仍有争论，其中一个说法是因为裕成办馆购买的面粉在轮船运送的时候，被同仓的一批砒石所污染[43]。
后续及回响 编辑
英国国内 编辑
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支持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会通过谴责动议、提前举行大选[44]，而裕成办馆一案消息传回英国时正值1857年大选[45]。为激发选民对巴麦尊和战争的支持，伦敦《晨报》大肆抨击中毒案，夸张地形容事件是“中国禽兽所做的丑陋恶毒之事、前所未见的背叛。……因所作之事极其败坏……而未能得逞。”报导又狠批行凶者是“有害动物，披着人皮的野兽（和恶魔），完全没可取之价值”[45]。同样支持巴麦尊的《环球报》刊出一封伪造信件，当中张氏承认他“欣然接受总督（叶名琛）的命令”而投毒[46]。至于张氏脱罪的消息要到4月11日才传到伦敦，但此时巴麦尊已经胜选[47]。
5月22日，身在伦敦的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形容华人精心策划，在批发点的洋人面包中投毒，“简而言之，如其像有礼的英媒般去道德判定华人所作的可怕残暴之事，我们最好认定这是一场为了家园的战争，一场为了维系中华民族的全民战争，包括所有傲慢的偏见、愚蠢、无知、和迂腐的野蛮行为”[48]。
亦有英格兰人否认香港发生过中毒案，下议院议员托马斯·佩朗律·汤臣指控事件是虚假宣传的一部分、纯属捏造，斥责当局试图以此合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49]。大部分人质疑事件的真确性是源于张霈霖的姓名，因为十九世纪的英国面包师通常会将明矾混入面团中令其变白，恰巧矾与张霈霖的英文均为“alum”[b]，因而成为笑柄[50]。卢氏和麦诺连表示“一个叫做‘张亚霖’的面包师本来已经搞笑，但一个叫做‘张亚霖’的面包师被控在自己的面团中投毒就搞笑得有点假”，殖民地部的一名官员在有关张氏的报告中亦写道“想必是个假名”[51]。
香港境内 编辑
毒面包案的程度和潜在后果都是大英帝国史上前所未见[52]，殖民官员认为一旦恶计得逞的话，在港的洋人有机会在一夜间全数暴毙，后果堪虞[20]。
莫里斯形容事件“戏剧性实现了黄祸”，加剧香港华人与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53]。事后社会人心惶惶[54]，港英政府大规模搜捕并递解华人出境[55]。警方亦招揽多100名警员，一艘商船亦用作在香港海域巡逻。港督宝宁奏请英廷派出五千名士兵驻扎香港[54]，又公告华人继续宵禁，而且中国船只不得进入香港300码（270米）海域，有需要时更可动武[56]。陈芝廷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记录下了香港事后的情况[57]：
……英夷现在十分迷惘，他们每日发一公告，两日就公布三套规例。晚上出门的人都出得快回得快；八点钟后不得外出……
裕成办馆最终关门大吉，洋人转到湾仔西南的英商乔治·都爹利买面包[58]，历史学家黎祖·嘉文伦形容他是“殖民地其中一个最狡猾的骗子”[37]。但就在同年3月6日，都爹利饼家的货仓遭到纵火，可见华洋依旧敌视[58]。同月，有传有人打算以2,000元收买都爹利饼家的一名员工，在饼干面团中混入安眠药，但传闻的真确性无从稽考[25]。接踵而来的还有牵涉必列者士、晏士地、德伦和其他港英高官的一系列丑闻，同样关乎华洋种族关系，史称高和尔事件[59]。
张霈霖离开香港后去到澳门和越南生活，收入不菲，之后更成为道衔、兼办招商局务[60][h]，在1900年逝世，终年70岁[27]。至于有毒面包因含有大量砒霜而得以防腐，部分被收藏在最高法院首席按察司办公室的一个储物柜内，直至1930年代[53]。
备注 编辑
- ^ “裕成办馆”常被误译为“裕盛办馆”[2]，又名“裕昇店”[3]，除译作Esing外，亦名ESing、E-sing或E Sing。
- ^ 2.0 2.1 张霈霖的英文名有不同写法：张姓可写作Cheung或Cheong，其别名“亚霖”可写作Ah-lum、Ah Lum、Ahlum、A-lum、Alum、或Allum。
- ^ 3.0 3.1 张霈霖又称“张亚霖”、“张阿霖”[4]。
- ^ 十名被告为：张霈霖[c]、张亚超（Cheong Achew）、张亚协（Cheong Aheep）、张亚错（Cheong Achok）、张亚满（Cheong Amun）、林亚苏（Lum Asow）、谭亚连（Tam Aleen）、方晏义（Fong Angee）、方亚速（Fong Achut）、张伟江（Cheong Wye Kong）[23]。除张霈霖外，其余被告的姓名均为音译。
- ^ 原文为Cross Roads police station，可能是一号差馆（波斯富街和礼顿道交界）、五号差馆（皇后大道中与惠灵顿街交界）、或九号差馆（坚道附近）。
- ^ 6.0 6.1 港英早期社会有不同货币流通，包括英镑、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圆[34]。
- ^ 一打兰相等于1⁄8金衡制盎司（3.9克），一英厘等于1⁄7000英磅（0.065克），此代表面包的含毒量为8.9‰。
- ^ 《南华早报》误作“consul”（即“领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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