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

瓦尔特·冯·赖歇瑙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瓦尔特·卡尔·恩斯特·奥古斯特·冯·赖歇瑙（德语：Walter Karl 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又译莱谢劳[1]，1884年10月8日—1942年1月17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战役，担任指挥要职。

瓦尔特·冯·赖歇瑙
1941年的赖歇瑙
本名Walter Karl 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
出生(1884-10-08)1884年10月8日
 德意志帝国巴登大公国卡尔斯鲁厄
逝世1942年1月17日(1942岁—01—17)（57岁）
 苏联乌克兰波尔塔瓦
墓地柏林荣军公墓
效命 德意志帝国陆军
 国家防卫陆军
 纳粹德国陆军
服役年份1902年－1942年
军衔元帅
统率国防部办公室
第7军
第4集群
第10集团军
第6集团军
南方集团军群
参与战争
展开
获得勋章骑士铁十字勋章
其他工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签名
经历年表
  • 1903年3月14日：以候补军官的身份服役于普鲁士陆军第1野战近卫战炮兵团
  • 1904年8月10日：晋昇少尉
  • 1912年8月18日：晋升中尉
  • 1914年5月：进入普鲁士战争学院就读
  • 1914年8月：于第1野战近卫战炮兵团任团级副官
  • 1914年11月28日：晋升上尉
  • 1915年：进入野战陆军参谋部
  • 1920年起：先后任职于第6军区司令部、第6炮兵司令部、第18步兵团第8机枪连连长
  • 1923年7月1日：晋升少校，转入柏林第3军区任参谋职务
  • 1927年春季：调至第1集群司令部
  • 1927年11月1日：任第5通信营营长
  • 1929年4月1日：晋升中校
  • 1929年秋季：任国防部通信监察部队监察处参谋长
  • 1931年2月1日：任第1军区参谋长
  • 1932年2月1日：晋升上校
  • 1933年2月1日：任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 1934年2月1日：晋升少将
  • 1935年10月1日：晋升中将，任第7军区司令
  • 1936年5月：出使中国
  • 1936年10月1日：晋升炮兵上将
  • 1938年3月1日：任第4集群司令
  • 1939年8月6日：任第10集团军司令
  • 1939年10月1日：晋升大将
  • 1939年10月10日：任第6集团军司令
  • 1940年7月19日：晋升元帅
  • 1941年12月1日：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
  • 1942年1月17日：因心脏病去世

赖歇瑙出身贵族家庭，但未如传统的普鲁士军人持有阶级偏见，被认为是非典型的军人。1932年经由叔叔介绍，赖歇瑙与希特勒结识，还违反军规加入了纳粹党，在希特勒整肃冲锋队与军队的纳粹化给予相当的帮助，后者两度想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但皆因其他陆军高级将领反对而作罢。

战争爆发后，赖歇瑙成了高级指挥员，担任了军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务。由于赖歇瑙时常对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提出批评，两人关系因而逐渐疏远，在第三次陆军总司令出现职缺时，反而是希特勒拒绝任用赖歇瑙。苏德战争期间，赖歇瑙曾发布了著名的“赖歇瑙命令”（Reichenau-Befehl），要求在其官兵屠杀苏联政委人员和犹太人，也曾推动联合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抗苏军，但也因被希特勒否决而未果。1941年底，赖歇瑙继任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职务，但于1942年1月17日因心脏病逝世。

生平

编辑

早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辑
 
摄于191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赖歇瑙（左二）与卡尔·丁姆（右一），正为1916年奥运比赛进行考察。

赖歇瑙于1884年10月8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卡尔斯鲁厄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恩斯特·奥古斯都·冯·赖歇瑙（Ernst August von Reichenau）是一名普鲁士陆军中将，其退役后以弹道学专家在一个著名的火炮制造厂任职经理，还曾担任杜塞尔多夫体育俱乐部协会的荣誉主席[2][3]，母亲则是西里西亚人伊丽莎白·格雷夫（Elisabeth Greve），下还有一个弟弟恩斯特·冯·赖歇瑙（德语：Ernst von Reichenau (Publizist)）[4]。赖歇瑙的父系家族曾因为军功而被拿骚大公封为贵族，但大公的爵位在1866年时又被俾斯麦公爵所废，因此赖歇瑙家族并非是一支历史悠久的贵族，既没有庄园领地和大量的财富，也没有受到普鲁士传统的束缚[5][2]。赖歇瑙的父亲退役后经商有成，拥有全德国最大和最成功的家具制造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日后被转为生产军火，直到1945年被盟军空袭所毁[6]。

1903年3月14日，高中毕业（德语：Abitur）后的赖歇瑙以候补军官的身份进入普鲁士陆军服役[7][8]，加入驻柏林的第1近卫野战炮兵团。1904年8月10日，晋昇少尉，随后被推荐进入战争学校（德语：Kriegsschule）就读[7]。1908年，24岁的赖歇瑙获准随同父亲前往南美进行商务旅行，这段经历使他日后相当强调语言和了解异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9]。1912年8月18日，赖歇瑙晋升中尉[10]。1914年5月，赖歇瑙被选上送入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接受总参谋部的训练[11][7]。尽管赖歇瑙是职业军人，但在体育活动上也颇为活跃，他是德国首都最大的运动俱乐部——“柏林体育俱乐部（英语：Berliner Sport-Club）”的突出成员，喜欢踢足球和橄榄球类运动，而在当时的社会气氛除了骑术、击剑和射击被视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必要条件外，其他的运动都被视为不良嗜好[2]，也因为被认为过度投入体育活动而被当作外人[9]，他还曾与卡尔亲王、西吉斯蒙德亲王和冯·卡茨勒中尉组队跑过400米接力赛，以48.1秒创军官最新纪录[12]。赖歇瑙也与“柏林俱乐部”总裁卡尔·丁姆（英语：Carl Diem）相当熟络，卡尔后来被选为举办于柏林的19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筹备委员会秘书长[3]。有鉴于美国在体育活动上的优异表现，德国奥运委员会组织一个以卡尔为首的研究小组赴美考察其优势，赖歇瑙也是小组成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2][1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赖歇瑙回到第1野战近卫战炮兵团任团级副官，同年11月28日晋升上尉[14]。1915年，他进入野战陆军参谋部（Generalstab des Feldheeres），年底又调至第47后备步兵师当后勤参谋，之后又曾于第6军军部和第7骑兵师师部工作，也曾在东线制定过坦能堡大捷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手下做事[6][7]。赖歇瑙在战争期间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霍亨索伦皇家勋章[7]。

战间期

编辑

迅速崛起

编辑
 
1933年，时任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的赖歇瑙。

1918年11月，德国求和，战争结束，而赖歇瑙以参谋军官身份服役于东部边防军（德语：Grenzschutz Ost），保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10][15]。1919年4月3日，赖歇瑙与西里西亚贵族亚历山德琳·马赞（Alexandrine von Maltzan）女伯爵结婚，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赖歇瑙的家族地位[9]，但赖歇瑙非常有女性缘，对妻子也并不忠贞[14]。

战争结束后德国成立了共和国，仅被允许保留十万人的陆军，赖歇瑙是其中的4000名军官之一，自1920年起先后任职于明斯特第6军区司令部和第6炮兵司令部[10]，任驻威斯特法伦帕德博恩的第18步兵团第8机枪连连长[16]。1923年7月1日，赖歇瑙晋升少校[17]，转入柏林第3军区任参谋职务[16]。1926年夏，赖歇瑙跟着德国军事访问团出访英国，回来后于1927年春季被调至第1集群司令部（Gruppenkommando 1）[16]，同年11月1日，再任驻斯图加特第5通信营营长[16]。1929年4月1日，赖歇瑙晋升为中校[17]。此次晋升后，赖歇瑙前往英国待了几个月，于1929年秋季回国，被任命为国防部通信监察部队监察处参谋长（Chef des Stabs der Nachrichteninspektion）。1931年2月1日，赖歇瑙转任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第1军区参谋长[16][注 1]，其上司——第1军区司令便是日后与赖歇瑙关系密切的维尔纳·冯·布隆堡中将[17]。1932年2月1日，赖歇瑙晋升上校[17]。

赖歇瑙早在纳粹党上台执政前就与其接触[19]，1932年4月，赖歇瑙的叔叔弗里德里希·冯·赖歇瑙（Friedrich von Reichenau，一位退休外交官和“海外德侨联合会”（Vereins für das Volkstum im Ausland）主席，同时也是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者）将他介绍给希特勒，两人密谈了一小时多，赖歇瑙决定加入纳粹党[15]，在当时军职人员加入政党是违反军队内规的。与他叔叔不同，赖歇瑙并非希特勒的崇拜者，他认为纳粹主义是用于打击共产主义的利器，并指望纳粹运动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和陆军的利益所服务[20][21]。之后，赖歇瑙介绍上司布隆堡给希特勒认识，布隆堡与赖歇瑙不同，容易受到比自己聪明和实际的参谋长所影响，很快就成了希特勒的支持者[16]。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布隆堡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英语：List of German defence ministers），他的参谋长赖歇瑙则在同年2月1日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Chef des Ministeramtes），这个地位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他目前的上校军衔，与部长布隆堡步兵上将、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恩-埃克沃德步兵上将和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同为当时国防部中最有权力的4个人[21][注 2]，也事实上成了纳粹党和德国军方之间最重要的联络员[16]。

1934年2月1日，在赖歇瑙与布隆堡的刻意操作下，持有反纳粹立场的哈默施坦因被强迫退休，陆军总司令的职缺空了出来[24]，赖歇瑙也在同日晋升为少将[10]。布隆堡说服希特勒任命赖歇瑙为陆军总司令，此项人事任命原属于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特权，然而由于身体状况不佳的缘故，一般人事权会委任给总理，但由于赖歇瑙军衔过低，资历也不足，仅因为与政党关系良好希特勒就想命其为陆军总司令，引起军中哗然，两位集团军群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与威廉·冯·里布更向希特勒表示无法在赖歇瑙下工作[25]。最后此事回到兴登堡总统处理，其甚感不悦，认为希特勒侵犯统帅权，他告诉副总理法兰兹·冯·巴本，若将军队交给此人指挥简直是笑话。布隆堡则告诉兴登堡若赖歇瑙不能获得总司令的任命，他将请辞国防部长职务，兴登堡则回应此职务具有政治意义，随时可以政治理由辞职，但身为军人无权向国家元首的军事权威挑战，否则形同抗命[26]。最终，兴登堡任命炮兵上将威尔纳·冯·弗里奇继任陆军总司令[27]。

“长刀之夜”

编辑
参见：冲锋队 (纳粹党)、长刀之夜和希特勒誓词
 
库尔特·达吕格、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

希特勒取得政权后，原用于作政治斗争工具——“冲锋队”反变成尴尬的存在，这个组织于1933年成为政府的官方组织，“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主张将其并入军队，并由他领导，但希特勒深知军队支持的必要性，“冲锋队”并不具备现代化武力的素质和价值，因此在1933年2月3日做了日后无意将两者合并的声明，使罗姆极为不满，时常向军方挑衅示威，希特勒时常劝阻罗姆，而又因考量与其的旧情迟迟不以强硬手段处理，直到罗姆准备发起政变的消息传出后，军方、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和普鲁士邦总理赫尔曼·戈林立即要求希特勒处置“冲锋队”，后者下定决心才派遣党卫队屠杀其领导人，在这过程中赖歇瑙扮演相当活跃的角色[28][29]。

早期赖歇瑙于东普鲁士任参谋长时与当地的“冲锋队”很友好，并视这个准军事组织为对抗波兰威胁的重要防卫力量[30]。出任部长办公室主任后，赖歇瑙便在国防部长、“冲锋队”和纳粹党之间进行一连串的合作谈判，他提出了一套“军国”构想，将所有青年都规范必须参与军事体育、役前培训以及役内军事化操练，赖歇瑙尝试与罗姆协商，让后者接管1932年成立的“国家青年锻炼委员会（德语：Reichskuratorium für Jugendertüchtigung）”，肩负起新兵训练的责任，并让军方为“冲锋队”成员提供短期军事培训，增加党和士兵之间的联系，并提供纳粹党向军队下级官兵宣传政治理念的机会。在赖歇瑙的构想里，未来军队将能展现出更为现代和务实的整体思维，而不仅是传统的作战专家的角色。赖歇瑙对“冲锋队”的友好态度还体现在他于1933年10月向战区司令部作出的指示中，内容也尽可能地考虑到“冲锋队”的利益[31][32]。

然而罗姆无意与军方合作，前者要求“冲锋队”必须具有动员和作战的能力，但军方只愿意让其承担训练业务。在军方作为唯一的“国家武装拥有者”的地位已受到威胁的情势下，赖歇瑙于1934年6月27日与布隆堡共同催促希特勒采取行动：必须剥夺“冲锋队”的权力，而所有会对纳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形成威胁、围绕在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身边的保守派精英也予以消灭。1934年6月28日，当巴本寻求觐见兴登堡总统时，布隆堡、赖歇瑙以及党卫队保安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调集了他们的部队进行戒备。6月29日，赖歇瑙打电话给希特勒，提出为避免军方卷入、由后者亲自处理冲锋队的建议，两人还同意封锁消息，不把清洗罗姆的事告知当时已重病缠身的兴登堡[33]。

 
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德军士兵大声念出出自赖歇瑙之手的誓词，宣誓效忠希特勒。

6月30日，“冲锋队”的领导班子在“长刀之夜”遇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多名保守派反对党成员，以及两位军方高级将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现役的费迪南·冯·布雷多夫（英语：Ferdinand von Bredow）将军（两者均为前国防部办公室主任）。事件发生后，赖歇瑙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将施莱歇尔称作罗姆“政变”企图的同谋者，谎称其持枪抵抗。历史学家海因兹·霍内（德语：Heinz Höhne）认为在1934年6月30日赖歇瑙、戈林以及党卫队头目共同决定了杀害目标人员名单。[34][35]

8月2日，兴登堡去世，而希特勒已在前一天透过《授权法案》兼并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而为了实现完全的独裁，他要求军队向他宣示效忠[36]。同日，由赖歇瑙亲自口授、由布隆堡命令军队宣誓的誓言正式启用：[37]

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及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

赖歇瑙和布隆堡希望透过向希特勒个人的效忠能巩固军队和后者的关系，将其与纳粹党分离，进而巩固军队在第三帝国中的权力地位[37][38]。

“布隆堡–弗里希丑闻” 至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编辑
 
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后于当地野餐，坐在希特勒右手侧的即是负责本次占领行动的第4集群司令赖歇瑙炮兵上将。

1935年9月30日，赖歇瑙辞去由国防部办公室主任改名的国防军办公室主任（Chef des Wehrmachtamtes）职务，由威廉·凯特尔取代之[29]。由于自己缺乏指挥营以上规模部队之经验，赖歇瑙凭着与希特勒和布隆堡的关系，跳过了更符合他资历和阶级的师级部队，10月1日，赖歇瑙晋升中将，同时接替威廉·亚当任第7军兼慕尼黑第7军区（德语：Wehrkreis VII (München)）（现时德国最大军区）司令。赖歇瑙不久后又兼任即将在柏林举办的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委员，还是柏林奥运村（德语：Olympisches Dorf (Berlin)）的创始者之一[39]。1936年5月，他代表国防军出使中华民国，一方面是对早先中国代表团访德的答谢，一方面也是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工作情形与中德合作之进展、积极予以强化和扩大，除了在场向中方领袖蒋中正提出建军建议外，亦承诺将试着上书希特勒反对日本侵华[40]。1936年10月1日，赖歇瑙晋升炮兵上将[10]。

1938年，赖歇瑙的上司布隆堡与陆军总司令弗里希先后因为娶了妓女和同性恋丑闻被迫去职，赖歇瑙袖手旁观、并未向前上司伸出援手，之后又请戈林、凯特尔等人提名他继任布隆堡的战争部长职务（1935年5月21日，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希特勒也有此打算，但伦德斯特再度表态，一旦希特勒启用赖歇瑙，他与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第4军司令威廉·李斯特、里布等陆军高级军官就集体辞职[41]。凯特尔也不喜欢赖歇瑙，他向希特勒评价赖歇瑙：“既不勤奋、又不能胜任，是只肤浅的三脚猫，也是个讨人厌的士兵，他的野心全在政治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42]”最终，希特勒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炮兵上将继任陆军总司令，并自兼战争部长，赖歇瑙则继任布劳希奇的第4集群司令职务，这支部队下属德国全部的机械化部队，而赖歇瑙本人也是机械化部队和装甲战的支持者[43]。

赖歇瑙在德国一系列外交冒险中担任了先锋，在德奥合并事件中希特勒派赖歇瑙和胡戈·施佩勒他认为军队中面容最凶恶的两人去恫吓奥国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之后指挥了第4集群于1938年3月开进奥地利[42]。1938年夏，德国与捷克爆发苏台德危机时，赖歇瑙的部队也已奉命准备担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主力[44]，而当时以贝克为首的陆军领袖们认为即将爆发欧洲大战，打算辞职抗命，有的人甚至策划了政变，只有赖歇瑙和第8军军长恩斯特·布施将军相信希特勒的判断，最终英法德意召开“慕尼黑会议”，和平解决战争危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

波兰与西线

编辑
 
波兰战役期间任第10集团军司令的赖歇瑙与希特勒，正在前线视察。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由此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赖歇瑙出任由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下辖的第10集团军（8月26日动员后由第4集群更名而来），下辖2个装甲师、3个轻装师、2个摩托化师和6个步兵师，涵盖了德军大部分的机械化部队，负责担任主攻，他的部队迅速突破波军的防线，先头的装甲部队在9月8日就抵达了维斯瓦河河畔，赖歇瑙是第一个跨越该河的德国将军，而且还是游泳过去的。9月11日，赖歇瑙将包围于拉多姆的波军消灭，这是二次大战第一个大型包围歼灭战，有6万名波军被俘。9月16日，第10集团军再协同第8集团军联包围波军“洛次（英语：Łódź Army）”与“波兹南（英语：Poznań Army）”集团军并加以歼灭，之后第10集团军前往布格河，抵达希特勒与斯大林约定的苏德新国境[46]。由于波兰战役中表现出色，赖歇瑙于9月30日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10月1日，再晋升为大将[46]。

波兰战役一结束，希特勒就打算即刻发动西线攻势，但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尔德都极力反对，甚至请被认为是希特勒较为偏袒的赖歇瑙去劝服，后者不仅认为冬季将会限制德军最重要的坦克和飞机的作战能力，也反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称此为“严重的犯罪”，并主张希特勒尽快与西方达成和谈[47]，但并无作用，反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恶化，连同其他观点上的差异，赖歇瑙与希特勒之间的心结一直到其去世都没有缓解[48]。1940年5月10日，德军发动西线攻势，赖歇瑙指挥于1939年10月10日由第10集团军改名的第6集团军，进攻荷兰和比利时，迅速消灭荷兰的抵抗能力，之后转向比利时。5月28日，赖歇瑙接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及军队的投降[49]。赖歇瑙之后再将部队调往南方，指挥8个步兵师、1个山地师和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下属4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师、2个党卫队摩托化师和“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进攻法国本土[50]。6月22日，法国投降。7月19日，赖歇瑙与另外11名将领被希特勒升为元帅[50]。

1940年底，德国与西班牙商讨进攻英属直布罗陀，第6集团军被选派为执行本作战——“菲利克斯行动（英语：Operation Felix）”的单位，赖歇瑙即身负行动总指挥之职，行动最终因西班牙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拒不参加而于1941年1月9日被放弃[51]。

苏德战争至去世

编辑
 
1941年9月，在苏联前线与下属奥托·斯塔夫（德语：Otto Stapf (General)）中将交谈的赖歇瑙。

1941年6月22日，尽管赖歇瑙曾尽力阻止，希特勒还是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赖歇瑙再度担任南方集团军群下属的第6集团军司令，负责进攻乌克兰[52]。赖歇瑙曾在8月底、9月初建议希特勒组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的辅助部队来对付苏军，但遭希特勒拒绝，赖歇瑙在最后一封信件中还表示德国正在丧失让传统上反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倒向纳粹主义的机会[53]。与此同时，赖歇瑙在苏德战场上授意施行大量暴行，他于1941年10月10日发布了一份后来被称作“赖歇瑙命令（英语：Severity Order）”的声明：[54][55]

这场战役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对布爾什维克-犹太体系……根据战争规律，东线的士兵不仅仅是战士，还是国家无情意志的传播者，他们还要为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复仇……根据这个理由，士兵们必须完全理解实施残酷行动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对犹太人畜生的惩罚。

赖歇瑙还要求部属全力配合党卫队杀人小队——“别动队”抓补处决犹太人和苏联平民的活动，后来他发现“别动队”处决大量消耗弹药已威胁到他的弹药储备后，赖歇瑙改向“别动队”指挥官建议杀死一个犹太人最多使用两颗子弹[56]，发生于1941年9月29日至30日、造成33,771名犹太人死亡的“娘子谷大屠杀”也被认为是赖歇瑙与“别动队”合作的结果[57][58]。时至1942年初，已有100万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平民死于第6集团军的控制区内[56]，体育史学家卡尔·莱纳兹（德语：Karl Lennartz）认为，若非赖歇瑙于1942年因自然原因死亡，他可能会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3]。

 
1942年1月23日，柏林举办的赖歇瑙国葬仪式。

1941年12月19日，由于莫斯科战役失败，希特勒撤除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的职务，有人提出让赖歇瑙继任，但遭希特勒以赖歇瑙“太政治化”为由否决，最终希特勒任命自己为新一任的陆军总司令，这是赖歇瑙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竞争陆军总司令职务失败[53][15]。与此同时，南方集团军群下属、由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占领了罗斯托夫，但却没能守住，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请求希特勒批准撤退，但后者不肯，伦德斯特便辞职，后由赖歇瑙继任集团军群总司令，但他一上任后又仅过24小时就命令部队撤退，再通报给希特勒，而这次后者接受了这个既定事实[59]。

赖歇瑙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间很短，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极力将反攻的苏军挡在米乌斯河一线。值得一题的是，在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作战的第46步兵师，因为受到两个苏军集团军夹击而撤退，但赖歇瑙对该师擅自撤退极为愤怒，下令逮捕上级的第42军军长汉斯·冯·施彭内克（英语：Hans Graf von Sponeck）将军，并宣布剥夺该师所有荣誉、禁止颁发勋奖章和禁止麾下官兵的晋升[60]。

1942年1月12日，赖歇瑙冒着摄氏零下6度的天气在晨跑，午餐后身体感到不适，他的参谋长曾听到赖歇瑙喃喃自语“该死！该死！”然后就倒了下去[60][61]。南方集团军群立即拍电报要求南方集团军群大本营军医福拉德博士从休假的德累斯顿赶来，希特勒获知消息后也亲自派飞机将赖歇瑙的家庭医生送往南方集团军群的大本营所在——波尔塔瓦。经过5天的抢救，赖歇瑙并未恢复意识。1月17日，赖歇瑙被架上飞机，预计送回德国莱比锡接受医疗小组的治疗，但途中赖歇瑙就已死亡。赖歇瑙常被认为是死于飞机坠毁，但根据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利茨（德语：Walter Görlitz）的说法，当时飞机紧急迫降到一处田里，赖歇瑙实际上死于心脏病[62][11]。波兰宣传机关大幅宣传赖歇瑙之死，由于他曾与希特勒有过争执、又曾惩罚在波兰施行暴行的党卫队，被当作是德国军方和希特勒互不信任的例子，甚至声称他曾策划推翻纳粹政权[62][11]。

1942年1月23日，德国在柏林军械库举行了赖歇瑙的国葬，由戈林主持，希特勒派了伦德斯特作代表，自己并未出席[63][62]。赖歇瑙被葬于柏林荣军公墓[15]。

评价

编辑
 
1941年9月赖歇瑙与希特勒于第6集团军司令部共餐，赖歇瑙是极少数敢于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直接闯入希特勒的晚宴的人物（只有纳粹高级官员和希特勒的一些老朋友才敢于如此）[64]。

赖歇瑙被认为是希特勒最有能力的一位元帅[65]，也是最特殊的一位[7]。尽管他的外表除了蓝色的眼睛外，拥有许多典型普鲁士军人的特征——俐落的短发、刻板的容貌，单边眼镜，冷漠而难以亲近的性格[7]，然而赖歇瑙的内在绝非普鲁士军官的典型，他极端厌恶传统主义、喜欢研究科学、跟平民交往（尤其是外国人）、英语流利、在家中也只讲英语，还翻译了大量英语军事著作成德语、他也曾与蒋中正之子蒋纬国共事过一段时间[6]，在塞克特时代严令军官与其他阶级往来的官兵关系下还有跟士兵们一起作运动的纪录[66]。赖歇瑙对待属下友好且颇具幽默感，但对于违纪者的处罚十分无情，并非一般的监禁、降级或额外的任务，而是予以枪毙[67]，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凡是要求部下勇敢和牺牲之处，赖歇瑙都以身作则，这使他很受部属的爱戴[68]。赖歇瑙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则是前后不一的，他在希特勒上台不久曾身着军装去参加犹太人的一战老兵聚会[6]，在1939年波兰战役期间还对党卫队在波兰犯下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并严令之后部队里禁止编入党卫队的部队，然而至苏德战争时他又成了强烈的反犹主义者[69]。

赖歇瑙被格利茨评论为德国陆军中最具革新意识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缺乏感情，有时甚至是一位冷血残忍的人[7]。历史作家连·戴顿（英语：Len Deighton）在其著作《第三帝国闪击战（英语：Blitzkrieg: 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中描述赖歇瑙：“为人冷静，善于算计，拥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能力率部队出外作战。他不仅比布隆堡聪明，而且生活经验也远比其他同辈更为丰富。……冯·赖歇瑙是第三帝国无情的缔造者之一。他在同事中的人缘并不太好，因此他们对他的一些评论并不客观。[64]”军事历史学家B·H·李德·哈特对赖歇瑙的评价则是“个性很强，极有进取心，注重实干，行事不多加思索，爱凭直觉。虽然他极有抱负，聪明能干，文化程度很高，甚至能吟诗弄文，但体魄强健，就像一个运动员。多年来他与希特勒过往甚密，自认为效忠于希特勒本人，而不是效忠于党派。[70]”

赖歇瑙在任第6集团军司令时与参谋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被认为是一个互补、理想的组合，保卢斯做事有条不紊、赖歇瑙则是诸事亲力亲为的独断领导，且讨厌办公室作业，两人的共事关系也相当不错[71]。1941年11月30日，伦德斯特辞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赖歇瑙继承其职务后，在1941年12月3日的一次素食餐宴上，赖歇瑙向希特勒提及其同时兼任集团军群司令和第6集团军司令职务过于繁重，推荐了保卢斯继任第6集团军司令。赖歇瑙知道保卢斯没有指挥过大部队的经历，但他认为可以一手引导后者度过最初的障碍。希特勒本人也颇喜欢保卢斯，因此在1942年1月1日保卢斯晋升为装甲兵上将，并在4天后以明显不足的资历接掌了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注 3]，然而赖歇瑙这位“庇护者”和“导师”在保卢斯完成“课程”前就于1942年1月17日去世[73][74]。值得一提的是，第6集团军日后在保卢斯指挥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苏军包围，在即将弹尽粮绝时赖歇瑙的名字又被人提及，当时保卢斯手下所有军长都要求不惜代价发起突围，第4军军长埃尔温·耶内克便告诉保卢斯：“赖歇瑙不会让部队继续留在这里的”，而后者严肃地回复：“我不是赖歇瑙”[75][76]，最终第6集团军向苏军投降而彻底覆灭[77]。

荣誉

编辑

资料来源：[78]

注解

编辑
  1. ^ 赖歇瑙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关系非常恶劣，历史学者萨穆尔·米查姆（德语：Samuel W. Mitcham）认为赖歇瑙从柏林被发配到柯尼斯堡便是后者所造成的，两人同样都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赖歇瑙无疑是更为优秀的士兵，而两人的女性缘都很好可能是其交恶主因[18]。
  2. ^ 在魏玛防卫军的体制下，德国军队有别于以往帝国时代总参谋部有统览战时一切权力、且与海军总参谋部互不协调的架构，国防部被布隆堡改组为统筹陆海军（1935年后加入空军）参谋组织的机构，使其密切协调，国防部长为三军总司令，原本的总参谋部则被凡尔赛条约禁止，改设为“部队室（英语：Truppenamt）”，但正走向没落，几乎成了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而赖歇瑙的国防部办公室主任职务，实际上就相当于三军参谋组织的首长，形同陆军的二号人物，而原本的总参谋长、现“部队室主任”（Chefs des Truppenamts）则成了国防部长、国防部办公室主任、陆军总司令（Chef der Heeresleitung，或又译作“统帅部长官”、“陆军总指挥”）下的第四号人物[22][23]。
  3. ^ 此前保卢斯只有在承平时期指挥过步枪连2年，如今要指挥兵员高达25万人的第6集团军[72]。

注脚

编辑
  1. ^ 傅宝真（1998年），第279页
  2. ^ 2.0 2.1 2.2 Barnett（1995年），第207页
  3. ^ 3.0 3.1 3.2 Lennartz（2006年），第27页
  4. ^ Neitzel（2003年）
  5. ^ Cahier
  6. ^ 6.0 6.1 6.2 6.3 Mitcham（2008年），第23页
  7. ^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张瀚涛（2017年），第841页
  8. ^ Mühle & Scriba（1999年）
  9. ^ 9.0 9.1 9.2 Barnett（1995年），第208页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Lexikon-der-wehrmacht
  11. ^ 11.0 11.1 11.2 ww2gravestone
  12. ^ 12.0 12.1 Lennartz（2006年），第29页
  13. ^ Barnett（1995年），第207-208页
  14. ^ 14.0 14.1 Mitcham（2009年），第179页
  15. ^ 15.0 15.1 15.2 15.3 Vermeer（2017年）
  16. ^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Mitcham（2009年），第180页
  17. ^ 17.0 17.1 17.2 17.3 Lennartz（2006年），第30页
  18. ^ Mitcham（2008年），第23-24页
  19. ^ Hürter（2007年），第130页
  20. ^ Mitcham（2008年），第24页
  21. ^ 21.0 21.1 张瀚涛（2017年），第842页
  22. ^ 刘怡（2005年），第64-65页
  23. ^ Gorlitz（1980年），第263-265页
  24. ^ Simkin（1997年）
  25. ^ Deighton（1996年），第50页
  26. ^ 傅宝真（2002年），第43-44页
  27. ^ Wheeler-Bennett（2005年），第301页
  28. ^ 刘怡（2005年），第52-53页
  29. ^ 29.0 29.1 Mitcham（2009年），第181页
  30. ^ Mitcham（2008年），第22页
  31. ^ Höhne（1996年），第182、208、224页
  32. ^ Mitcham（2008年），第24-25页
  33. ^ 刘怡（2005年），第55页
  34. ^ Höhne（1996年），第266-275页
  35. ^ 刘怡（2005年），第62页
  36. ^ 张瀚涛（2017年），第844页
  37. ^ 37.0 37.1 克肖（2005年），第409-410页
  38. ^ Höhne（1996年），第287页
  39. ^ Barnett（1995年），第210页
  40. ^ 傅宝真（1998年），第278-280页
  41. ^ 刘怡（2015年），第92页
  42. ^ 42.0 42.1 Lennartz（2006年），第32页
  43. ^ 张瀚涛（2017年），第846-847页
  44. ^ 张瀚涛（2017年），第846页
  45. ^ Mitcham（2008年），第134页
  46. ^ 46.0 46.1 张瀚涛（2017年），第847-848页
  47. ^ Barnett（1995年），第211页
  48. ^ 张瀚涛（2017年），第849页
  49. ^ Barnett（1995年），第212页
  50. ^ 50.0 50.1 张瀚涛（2017年），第852-853页
  51. ^ 苏真（1994年），第146-147页
  52. ^ 张瀚涛（2017年），第853-854页
  53. ^ 53.0 53.1 张瀚涛（2017年），第854页
  54. ^ 弗里茨（2017年），第97页
  55. ^ Wette（2006年），第284页
  56. ^ 56.0 56.1 Mitcham & Mueller（2000年），第76页
  57. ^ Wette（2006年），第112、114、124页
  58. ^ Berkhoff（2015年），第3页
  59. ^ 张瀚涛（2017年），第854-855页
  60. ^ 60.0 60.1 张瀚涛（2017年），第855页
  61. ^ Barnett（1995年），第213页
  62. ^ 62.0 62.1 62.2 Commission on Assisted Dying
  63. ^ Lennartz（2006年），第38页
  64. ^ 64.0 64.1 Deighton（1996年），第44页
  65. ^ Mueller（2007年），第92页
  66. ^ 傅宝真（2002年），第43页
  67. ^ 张瀚涛（2017年），第847页
  68. ^ 苏真（1994年），第149页
  69. ^ 张瀚涛（2017年），第853页
  70. ^ 李德·哈特（2011年），第68页
  71. ^ Mitcham（2009年），第19页
  72. ^ Barnett（1995年），第354页
  73. ^ Mitcham & Mueller（2000年），第76-77页
  74. ^ 格兰茨 & 豪斯（2016年），第25-26页
  75. ^ Tarrant（1992年），第143页
  76. ^ Mitcham & Mueller（2000年），第92页
  77. ^ 张瀚涛（2017年），第752页
  78. ^ STIWOT

参考书目

编辑

著书、论文

编辑

期刊

编辑

线上资源

编辑
军职
前任者：
费迪南·冯·布雷多夫（英语：Ferdinand von Bredow）少将 		国防部办公室主任
1933年2月1日-1934年2月1日 		继任者：
改名为国防军办公室主任
前任者：
改自国防部办公室主任 		国防军办公室主任
1934年2月1日-1935年9月30日 		继任者：
威廉·凯特尔少将
前任者：
威廉·亚当步兵上将 		第7军军长
1935年10月1日-1938年2月4日 		继任者：
欧根·里特尔·冯·肖伯特步兵上将
前任者：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炮兵上将 		第4集群司令
1938年3月1日-1939年8月26日 		继任者：
改编为第10集团军
前任者：
改编自第4集群 		第10集团军司令
1939年8月6日-1939年10月10日 		继任者：
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装甲兵上将
前任者：
无 		第6集团军司令
1939年10月10日-1941年12月29日 		继任者：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装甲兵上将
前任者：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 		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1年12月1日-1942年1月17日 		继任者：
费多尔·冯·博克元帅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瓦爾特·馮·賴歇瑙&oldid=8187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