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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玛稣一世

羅馬天主教會第37任教宗

教宗圣达甦一世（拉丁语：Sanctus Damasus PP. I；约305年—384年12月11日）原名Damasus，于366年10月1日－384年12月11日在位为教宗[1]。他主持了382年的罗马教会会议（Council of Rome)，确定了圣经的正典或官方清单。[2]他公开反对主要的异端（包括亚波里拿留派和马其顿主义），从而巩固了天主教会的信仰，并在他对耶柔米的支持与鼓励下，制作了圣经武加大译本。曾帮助调解罗马教会和安提阿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鼓励对烈士的崇敬。

教宗
圣达甦一世
Sanctus Damasus PP. I
罗马主教
位于城外圣保禄大殿的教宗达甦一世图像
就任366年10月1日
卸任384年12月11日（在位18年71天）
前任教宗立柏
继任教宗西理
个人资料
本名Damasus
出生约305年
罗马
逝世384年12月11日
罗马
参见其他以“达甦”为名号的教宗
达玛稣一世
的教宗敬称
参考敬称教宗阁下
语体敬称教宗阁下
宗教敬称圣父
身后敬称圣人

除了各种散文信件和其他作品外，达甦亦是拉丁诗歌的作者。艾伦·卡梅伦（Alan Cameron）将他为一个名叫Projecta（学者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大英博物馆的 Projecta Casket 可能是为她而制作的）的年轻女孩的墓志铭描述为“一张被标签和陈词滥调的纸巾，摇摇晃晃地串在一起，几乎没有挤进韵律内。”[3]达甦被描述为“第一个社会教皇”，[4]并且可能是一群西班牙裔基督徒的成员，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与西班牙裔狄奥多西一世关系密切[5]。

许多装在Gold glas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杯中的“达甦”图像可能代表了他，似乎是第一个幸存下来的当代教皇图像，尽管没法真正试图辨识其相似度。“达甦”与其他人物一起出现，包括可能是投影的父亲的弗洛鲁斯。有人认为，达甦或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委托并分发给朋友或支援者，作为“强要地安插他的主教身份在基督教景观中”的计划的一部分。[6]

他被天主教会承认为圣人;他的教会庆节日是12月11日。 [7]在东正教会，他的教会庆节日是11月13日。[8]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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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平适逢于君士坦丁一世皇帝的崛起以及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重新统一兴与再重新分裂，这与基督教的合法化以及后来在 380 年被采纳为罗马国家的官方宗教有关。

格拉提安的统治与达甦的教宗在位时间相吻合，形成了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因为在此期间（359-383），天主教首次在整个帝国占主导地位。在安布罗修的影响下，格拉提安拒绝[9]佩戴名为大祭司（拉丁语：Pontifex Maximus）徽章，因为对基督徒是不合宜的，故在不顾罗马元老院的异教徒抗议下，便从罗马元老院中移除了胜利女神祭坛（Altar of Victory）。格拉提安皇帝还禁止将不动产遗产留给维斯塔贞女的祭司，并废除了属于他们和教皇的其他特权。

早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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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圣达甦一世于公元305年左右出生于罗马。[10][11]达甦的父亲是安东尼乌斯，他成为罗马圣劳伦斯教堂（圣洛伦索）的神父，而他的妻子叫劳伦蒂亚。达甦的父母都来自卢西塔尼亚地区。达甦在他父亲的教堂里开始了他的教会生涯，担任执事，后来在那里他继续担任神父。这地方后来成为罗马的城外圣老楞佐圣殿（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

在达甦的早年，君士坦丁一世崛起统治西罗马帝国。作为皇帝，他颁布了米兰敕令（313年），该敕令给予罗马帝国各地的基督徒宗教自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李锡尼拒绝宗教自由而支援异教，引发了一场危机，导致公元324年的内战，使君士坦丁牢牢控制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这导致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中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并逐渐导致让该城市试图与罗马教廷的权威圣座互相抗衡。达甦当时很可能只有二十多岁。

当教宗利伯略于公元354年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放逐到韦里亚时，达甦是罗马教会的大执事，并跟随教宗利伯略流亡，随后他立即返回罗马。在教宗利伯略回来之前的时期，教会中的达甦在政府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12]

继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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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教会中，主教通常由神职人员和教区人民选举产生。虽然这种简单的方法在因迫害而团结起来的一小群基督徒中效果很好，但随著会众规模的扩大，为新主教的喝采其实充满了分裂，贵族和平民候选人之间的主张竞争和某种阶级敌意扰乱了一些主教选举。与此同时，四世纪的皇帝希望每个新的当选教宗都提交给他们批准，这有时会导致国家控制教会的内部事务。

公元366年9月24日教宗利伯略去世后，达甦在派系冲突中继承了教宗的地位。执事和平信徒支援利伯略的执事乌西济诺（Ursinus）。在利伯略流亡期间，在前上层阶级党员的菲利克斯（Felix）的统治下，支持达甦的参选。

两人同时参选（达甦的参选是在卢奇娜的圣老楞佐圣殿举行）。J. N. D. Kelly说，达甦雇了一伙暴徒冲进朱里亚巴西利卡，对乌西济诺的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残杀。[13] 汤玛斯·沙汉（Thomas Shahan）说，这场丑闻冲突的细节与怀有高度偏见的【Libellus precum ad Imperatores】（P.L.,XIII,83-107）有关，这是来自两位反达甦的教士（Faustinus 和 Marcellinus）向民政当局提出的请愿书。[14]暴力和流血事件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市的两位省长被要求恢复秩序，在第一次失败之后，当他们被赶到郊区并在西西尼努斯大教堂（现代的圣母大殿）发生了137人被大屠杀，省长将乌西济诺放逐到高卢。[15]辛西娅·怀特（Cynthia White）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共同建议省长普拉特萨图斯与达甦之间要达成交换条件，以确保他的当选并流放乌西济诺，以换取达甦对普拉特萨图斯在异教徒圈子中的支援权力。[16][17]当他返回时，还有进一步的暴力事件发生，而在乌西济诺再次被流放后仍继续有这些暴力事件。

另一个对此事件的古代叙述，盖斯塔（Gesta）（可追溯到公元368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它描述乌西济诺是利伯略的有效继承人，而达甦是扰乱异端的菲利克斯（Felix）之跟随者。该记载还记录了达甦煽动的武装部队闯入朱里亚巴西利卡，对聚集在那里的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残杀。在获得拉特兰大教堂的控制权后，达甦随后被任命为罗马大教堂的主教。然而，达甦被指控贿赂罗马的城市官员，故将乌西济诺和主要支援者流放，包括一些地方教会的长老。由于这次尝试，乌西济诺的一些（显然相当多的）支援者阻止了这个过程并救出了这些地方教会的长老，并将他们带到了利伯略大教堂（被确定为“西西尼努斯大教堂”），这是乌西济诺门派的表面上的总部。达甦随后下令袭击利伯略大教堂，导致另一场大残杀：“他们破门而入，在下面放火，然后冲进去......并杀死了里面的一百六十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接下来，达甦对一些逃往圣艾格尼丝墓地的乌西济诺的支援者发动了最后的攻击，杀死了许多人。[18]

耶柔米和鲁菲努斯（Tyrannius Rufinus）等教会历史学家拥护达甦。在公元378年的一次主教会议上，乌西济诺被定罪，达甦被无罪释放并宣布为真正的教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位前反教宗人士继续对达甦进行阴谋诡计，并试图恢复他对达甦处死的主张，但没有成功。根据安波罗修的说法，乌西济诺是米兰的亚流教派党羽之一。[19]

教宗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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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甦担任教宗的早年面临谋杀和通奸[20]的指控。爱德华·吉本写道：“达甦的敌人称他为"Auriscalpius Matronarum"，是女士们的耳垢。” [21]这些主张的中立性受到质疑，亦有人认为这些指控是由与亚流教派支持者的分裂冲突所引起的。

达甦一世积极捍卫天主教会免受分裂的威胁。在两次罗马主教会议（公元368 年和 369 年）中，他谴责了亚波里拿留派和马其顿主义，并派遣使节参加公元381 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一届会议，以解决这些异端邪说。 [22]

382 年罗马会议和圣经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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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达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了公元382 年的罗马教会会议，该会议帮助确定了经典或圣经的官方清单。《基督教会牛津词典》指出：公元 382 年，在达甦的统治下，可能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给予旧约和新约规范书籍的完整清单（也称为“格拉西亚法令”（Gelasian Decree），因为它是由格拉西亚（Gelasius）在公元495再颁发），这与在特伦特给出的列表相同。美国天主教神父和历史学家威廉·尤尔根斯（William Jurgens）说 ：“这条法令的第一部分在长期以来被称为达甦法令，涉及圣灵和七重恩赐。法令的第二部分更为人所知的是格拉西亚法令的开头部分，关于圣经的正典：De libris recipiendis vel non-recipiendis。现在普遍认为，格拉西亚法令中涉及公认的圣经正典的部分是在公元 382 年罗马会议的确定工作，格拉西亚在 5 世纪末对其进行了再次编辑，并在其中添加了目录被拒绝的书籍，即伪经。到了现在几乎普遍接受的是，达甦法令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是公元 382 年罗马会议法案的真实部分” [23]

耶柔米、武加大译本和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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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达甦任命耶柔米为他的机密秘书。最初被邀请到罗马参加为结束安提阿的教派分裂而召开的 382 年主教会议，为他使自己成为教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他的议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耶柔米在罗马度过了三年（公元382-385），与教宗达甦和基督徒领袖密切交往。耶柔米在公元409 年写道：“很多年前，当我帮助罗马主教达甦写他的教会信函时，并写下他对东西方议会向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24]

为了结束那个时期对西方文本的显著的分歧，达甦鼓励备受尊敬的学者耶柔米在希腊新约和七十士译本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古拉丁文圣经版本修改为更准确的拉丁文，从而产生了武加大译本。根据新教圣经学者FF Bruce的说法，武加大译本的完成是在西方修复圣经正典的关键时刻。 [25]尽管如此，正如天主教百科全书所说，

在拉丁教会中，在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对次经的性质有含糊的证据。一方面流行著对它们友好，另方面亦流行著对它们的权威和神圣性有明显不利，而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是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书的推崇会受到其确切地位的一些困惑所影响，其中我们注意到圣汤玛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很少有人明确承认他们的经典性。西方中世纪作家的普遍态度基本上是希腊教父的态度。这种现象在西方的主要原因是直接和间接地从圣耶柔米贬低的普罗罗格斯的影响中寻找。

关于伪经本质的重大学术怀疑和分歧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到了特伦特，[26] [27][28]这在公元1546年提供了第一个无误的天主教经典定义。 [29] [26]

耶柔米在达甦死后写的《 De Viris Illustribus 》中对达甦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说明：“他有出色的诗歌创作天赋，并发表了许多英雄式的简短作品。他在皇帝狄奥多西统治期间去世，享年将近八十岁”。 [30] 达甦可能是匿名的Carmen contra paganos （反对异教徒的歌曲）的作者。 [31]

耶柔米给达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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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柔米给达甦的信件表明他是彼得教座首要地位的例子：

然而，虽然你的伟大让我害怕，但你的善良吸引了我。我请求神父保护受害者，牧羊人保护羊群。远离一切骄傲的东西；让雄伟的罗马国家抽取。我的话是写给渔夫的继任者，对十字架的门徒说的。因为我跟随的领袖是基督之外的，我只用你的祝福来交流，那就是用彼得的椅子。为此，我知道，这是建造教堂的磐石！这是唯一可以正确食用逾越节羔羊的房子。这是诺亚方舟，当洪水盛行时，那些不在里面的人就会灭亡。但是，因为我的罪孽，我来到了叙利亚和未开化荒野之间的沙漠，由于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总是不能为你的主的圣洁祈祷。因此，我在这里跟随埃及的告解者，他们分享你的信仰，并将我脆弱的手艺锚定在他们大诡计的阴影下。我对维塔利斯（Vitalis）一无所知；我拒绝梅勒提乌斯（Meletius）；我和保利努斯（Paulinus）无关。不与你聚集的，就散去；不属于基督的人是敌基督。[32]

与东方教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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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教会以该撒利亚的巴西流代表，热切地寻求达甦的帮助和鼓励，以对抗明显胜利的亚流教派。然而，达甦对这位伟大的卡帕多奇亚教会圣师怀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在安提阿的米勒梯分裂（Meletius of Antioch）事件中，达甦与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的彼得二世一起同情保利努斯党（Paulinus II of Antioch），认为他们是尼西亚正统派的更真诚代表。在梅勒提乌斯（Meletius）去世时，他试图确保保利努斯（ Paulinus ）的继承权并排除弗拉维安（Flavian I of Antioch）。 [33]在任教宗期间，亚历山大的彼得二世在罗马寻求庇护，以躲避迫害的亚流教派人。达甦接见了他，后者支持他对抗亚流教派人。 [34]

达甦支持基督教参议员向格拉提安皇帝提出的将胜利女神祭坛（the altar of Victory）从参议院移走的呼吁， [35]并热切欢迎狄奥多西一世的著名法令“De fide Catholica”（公元380 年 2 月 27 日）， [36]它宣布彼得向罗马人宣讲并以达甦为首的教义成为罗马国家的宗教。 [37]

 
4 世纪晚期 Philocalus 的达甦铭文石碑复制品，位于君士坦丁时期圣阿涅塞富城外圣依搦斯圣殿大教堂下方的圣艾格尼丝地下墓穴中。

献给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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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甦还为鼓励对基督教殉道者的尊崇做了很多工作， [38]修复并建造了进入他们在罗马地下墓穴殉道者墓窟和其他地方墓窟的通道，并设置了带有他自己撰写的经文铭文的石板，其中一些幸存下来或被记录在他的警句里。 [39]

达甦重建或修复了他父亲以劳伦斯命名的教堂，被称为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 （城外圣老楞佐圣殿），到 7 世纪时，它已成为罗马烈士墓窟路线上的一个站点。达甦对罗马烈士的尊重也得到了传统的证明，根据该传统，教宗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建造了一座献给劳伦斯的教堂，就是达玛稣的圣老楞佐次级圣殿。

达甦当了十八年零两个月的教宗。他的教会庆节日是12月11日。他被安葬在他的母亲和姐姐旁边的“葬礼教堂......在亚壁古道（Via Appia）和阿尔迪蒂娜大街（Via Ardeatina）之间的某个地方”，确切的位置已经遗失。 [40]

自 2011 年以来，San Damaso Ecclesiastical University以这位圣人命名，这是一所隶属于西班牙马德里大主教区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中心，可以研究学习神学、教会法、宗教科学、基督教和古典文学以及哲学。

译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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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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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Pontiffs. Holy See. [2019-09-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09） （英语）. 
  2. ^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3. ^ Cameron, 136-139; 136 and 137 are quoted in turn
  4. ^ Cameron, 136
  5. ^ Cameron, 142-143
  6. ^ "DAMAS" on 4 glasses per Grig, 5 per Lutraan; Grig, 208-215, 216-220, 229-230, 229 quoted (examples illustrated); Lutraan, 31-32 and pages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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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Latin Saints of the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Rome. www.orthodoxengland.org.uk. [2022-10-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30）. 
  9. ^ McGuire, M. (1936). A new study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St. Ambrose.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22(3), 304-318.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0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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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Pope Damasus 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ww.nndb.com. Retrieved 13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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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Kelly, J. N. D. (1989).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pe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 34. ISBN 978-019213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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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apter 25, n.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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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Epistle cxx.10. [2022-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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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Epigrammata texts in Lati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Grig, 213, 215
  40. ^ Grig, 213 note 50
基督教会头衔
前任者：
利伯略 		罗马主教
366年－384年 		继任者：
西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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